张京华
摘 要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之初开始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并系统提出了“战国秦汉造伪说”，成为顾颉刚先生一生疑古辨伪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 顾颉刚 古史辨 考古学 辨伪学 古史建设
一、从“古史辨”到“古书辨”，从“破坏与建设”的学术分工到“破坏就是建设”
《古史辨》第二册中篇讨论孔子，第三册讨论《周易》和《诗经》，第四册讨论先秦诸子，第五册讨论两汉今古文经学和阴阳五行说，第六册继续讨论先秦诸子。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六册来看，从古史讨论变为古书讨论的倾向已很明显。在第四册《顾序》中，顾颉刚先生说到他有编《古史材料集》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三编：甲编——旧系统的古史；乙编——新旧史料的评论；丙编——新系统的古史。其中甲编题名《古史考》，包括：（一）《帝系考》；（二）《王制考》；（三）《道统考》；（四）《经学考》。〔1〕（《顾序》）（P4）据文中新系统、旧系统之语可知，子题目中所说的《古书考》仍只是对于传世典籍的整理。同书中罗根泽的《自序》中也有一个写《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计划，包括五个题目六条子目，即：（一）人的研究；（二）书的研究：（1）文字内容的研究：（校注、通释、标点、索引4种）；（2）著作年代的研究；（三）学说的研究：（1）侧重人者：（个人的研究、派别的研究、历史的研究、比较的研究4种）；（2）侧重学术者；（四）佚子的研究；（五）历代人研究诸子的总成绩：（1）子学考（2）历代人眼光中的子学。〔1〕（《自序》）（P4－14）从中也可印证出这一倾向。
《古史辨》的第三册主要讨论《周易》和《诗经》，是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所编。顾颉刚先生曾说：“这一册书的根本意义，是打破汉人的经说。故于《易》则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于《诗》则辨明齐鲁韩毛郑诸家《诗》说及《诗序》的不合于《三百篇》。”〔2〕（《自序》）（P1－2）并且表示：“燕大的待遇很优……可以每日埋头写作……所以第三册编得较好，有一贯的精神。”〔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22）其中在涉及到考古学的问题时，顾颉刚先生有一段比较重要的话，重申了他先破坏后建设的观点。他说：“近来有些人主张不破坏而建设。话自然好听，但可惜只是一种空想。我们真不知道，倘使不破坏《易十翼》，如何可把《易经》从伏羲们的手里取出来而还之于周代？倘使不破坏汉人的《诗》说，又如何脱去《诗序》，《诗谱》等的枷锁而还之于各诗人？如不还之于周代及各诗人，则《易》与《诗》的新建设又如何建设得起来？”〔2〕（《自序》）（P2－3）
顾颉刚先生又说：“这一册里，十分之九都是讨论《易》和《诗》的本身问题的，关于古史的极少。也许有人看了要说，‘这分明是“古书辨”了，哪里可以叫作“古史辨”？’……这些工作做完的时候，古史材料在书籍里的已经整理完工了，那时的史学家就可根据了这些结论，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许多发见，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上古史》了。所以我编这一册书，目的不在直接整理古史。”〔2〕（《自序》）（P4－5）到了80年代，顾颉刚先生并追述说：《古史辨》第三册“是专门研究《易经》和《诗经》的。其中心思想是破坏《周易》原来的伏羲、神农的圣经地位，而恢复它原来的卜筮书的面貌；破坏《诗经》的文、武、周公的圣经地位，恢复它原来的乐歌面貌。有人因此说‘古史辨’变成‘古书辨’了，是一种怯退的表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古书是古史的史料，研究史料就是建筑研究历史的基础。由‘古史辨’变为‘古书辨’，不仅不是怯退的表示，恰恰相反，正是研究向深入发展的表现。”〔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22）等于是接受了古史辨派所作的研究工作就是“古书辨”的说法，同时，文中虽然承认考古学在编撰新的《中国上古史》时具有“加上许多发见”的意义，但实际上仍是认为从典籍中重新整理的古史材料就是“正确的《中国上古史》”的“基础”。书史不分，考古学的实物印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与此同时，顾颉刚先生又提出了古书的“移置法”。他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例如《易传》，放在孔子时代自然错误，我们自然称它为伪材料；但放在汉代就可以见出那时人对于《周易》的见解及其对于古史的观念了。……荒谬如谶纬，我们只要善于使用，正是最宝贵的汉代宗教史料。逞口而谈古事如诸子，我们只要善于使用，正是最宝贵的战国社会史料和思想史料。……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2〕（《自序》）（P8）对顾颉刚先生的“移置法”曾有学者给予高度评价，本文认为顾颉刚先生将古代典籍整体“移置”的做法是可以商榷的，不过此处所要指出的是，通过“移置”的概念，顾颉刚先生所常言的“破坏与建设”的分工变成
“破坏就是建设”了。因为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说法，破坏并非销毁，只是移置，而移置就是建设。
因之在稍后不久，1933年出版《古史辨》第四册时，顾颉刚先生就有破坏与建设是一事之两面的说法了。他说：“所谓考年代，也就是辨去其伪托之时代而置之于其真时代中。考年代是目的，辨真伪是手段。……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1〕（《顾序》）（P18－19）这样一来，从逻辑上就可以认为，考古学是建设，辨伪学也是建设，从而改变考古学主于建设、古史辨主于破坏的一般看法。考古学的意义完全落空了。1934年，在《古史辨》第五册的《自序》中，顾颉刚先生甚至开始以当代考古学的发现作为例子来假设汉代刘歆的伪造古文经，并说考古发现一定要有经典上的印证才会有“大价值”。他说：“若在那时，单说‘古东西，好材料’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拍上一个偶像才能收号召的力量。例如殷虚甲骨，不要说时代待考，须要说这是武丁举了傅说之后，祭祀上帝祖宗，傅说亲手刻上去的；新郑铜器，不要说是从无名氏的墓里挖出，你不妨说这是子产死了之后，家人把他日用的东西拿来殉葬的：那就有了经典上的大价值了。”〔4〕（《自序》）（P6－7）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前提下，顾颉刚先生开始撰写以战国秦汉学术史为中心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篇长文。
顾颉刚先生自1921年开始标点、整理《崔东壁遗书》，1936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1934年春夏间，顾颉刚为《崔东壁遗书》写了序言，但是没有写完。1935年9月，顾颉刚将这篇序言的战国秦汉部分共十三节发表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上，标题为《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后又发表在《古史辨》第七册，文字略有修改。1983年，《崔东壁遗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此文由王煦华先生续写，改题为《中国辨伪史要略》。此文从整体上提出战国秦汉曾出现“造伪运动”或流行造伪的“时代思潮”，进而得出“古人缺乏历史观念”、“二千年来学术界乌烟瘴气”的基本估计，形成了顾颉刚先生的“战国秦汉造伪说”。
在这篇长文的《附言》中，顾颉刚先生解释说，在1921年古史辨派产生时，考古学还只有一点点；到1935年“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时，他仍然可以自守“中古期的上古史说”一个家派而不受影响。“中古期的上古史说”是“移置法”概念下的一个术语，意谓以往所认为的上古时期的上古史，经过“移置”之后，都只是中古时期的上古史。因之这一概念在时间上就涵盖了上古和战国秦汉两大阶段。顾颉刚先生说：“以前中国的上古史材料只限于书本的记载，记得我在幼时就把马骕《绎史》看作上古史的全部，恐怕那时存在这心理的不止我一个人吧。我开始辨古史是在民国十年，那时中国的考古工作只有地质调查所做了一点，社会上还不曾理会到这种事，当然不知道史料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时唯物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我在那时，根据《六经》诸子，要推翻伪古史而建设真古史，我自己既觉得这个责任担当得起，就是社会上一般人也都这般的承认我，期望我。从现在看来，固然可笑，但论世知人，知道了那时的环境是怎样的，也就不必对于我作过分的责备。其后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我常想，也常说，我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我只望尽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5〕（《附言》）（P210－211）
1935年大约是顾颉刚先生最感自信的时期，这一年在他与童书业合写的《夏史三论》中，他以辨伪学决定着古史研究的气概，指出考古学是依照无谓的传说做遗址的发掘，断言考古学不可能找出真实的证据。文中有辨伪学“使他们难过一回”、“请诸君原谅了”和“惭愧我们不是艺术家”等语。文中说：“近来曾有人对我说，‘你们再不要考古史了，给你们一考什么都没有了！’料想这文发表，又要使他们难过一回。我们除了抱歉之外，再有什么话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罢！若是你们所有的也是书本上的材料，而且是战国以下书本上的材料，那么除了用这样方法整理之外是没有更适当的方法了。除非你们说历史的目的是不在求真而在求美，才可保留着这些有趣味的故事给人们欣赏去。惭愧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不肩着这项任务，只得请诸君原谅了！”〔6〕（中册）（P196－197）
1936年，顾颉刚与杨向奎的合著《三皇考》又发表了。顾颉刚在《自序》中为自己最初的“破坏”重新作了注解。他说：“我因为自己觉得把这件事认识的真，所以民国十一年就在《努力周刊》附刊的《读书杂志》里对于三王的第一代（禹）和五帝的末二代（尧舜）下一番破坏――其实不是破坏，乃是把关于他们的传说作一番系统的建设。”（古史辨第七册中编P45）
二、以考古成果证成“战国秦汉造伪说”
1937年1月，《古史辨》第六册出版时，冯友兰先生作《序》说：当时“颇有人以为疑古已不合潮流”，但他“希望疑古一派的人仍然继续努力，作他们的审查史料的工作”。至1959年，吴泽先生将冯序所说的“潮流”继续解释为“考古工作也迅速地开展起来”的“舆论压力”，并认为顾颉刚先生“在这附言中，流露出退却的情绪”。〔7〕本文认为，在顾颉刚先生提出“战国秦汉造伪说”时期，他对考古学的进展仍保持了敏锐的感觉，但如说他已有退却的情绪则未必。因为就在1935年，在考古学界具有盛名的郭沫若仍不能对殷商以前的历史作出积极的估计，只是说：“照现在由地底发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学上所得来的智识而论，大抵殷商以前，只还是石器时代，究竟已经有没有文字还是问题。”……《尚书》中“夏代只是笼统地说一个大概，商代则进论它的比较详细的事迹，尤其是《无逸》与《君奭》两篇，叙殷代的史事，颇为详尽，而于夏代则绝口不提，可见夏朝在周初时都是传说时代，殷朝才是有史时代。《多士》上周公的一句话也说得很明白，便是‘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册便是文献，便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史录，只有殷的先人才有，足见殷以前是没有了。单是根据这项周人的记录，我们要断定夏代还是传说时代，可说是不成问题的。断定夏代为传说时代，并不是说夏代没有，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8〕（P303－304）所谓夏代是“笼统、大概”、“传说时代”、“有是有的”及“一点史影”等说法，极为模糊。
而到1938年，杨宽先生所作《中国上古史导论》，也对虞夏古史继续置疑，说“迩年吾国考古之学，已由试探工作而进于研究，殷商文字已得实物之证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累年发掘殷墟，所获甲骨文字至夥，而虞夏之文字迄今未有发现，殷商以前为先史时代，已为国内外一般史学家所公认，是不特三皇十纪之古史传说来源为可疑，即五帝虞夏之古史传说，亦同为可疑矣！”〔6〕（上册）（P74）杨宽甚至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也提出了置疑，同时对陈钟凡、丁山二人给予了批评。他说：“自王国维创二重论证之说，以地下之史料参证纸上之史料，学者无不据以为金科玉律，诚哉其金科玉律也！然此二重论证之方法，惟殷史因殷墟卜辞之出土乃得为之，（但卜辞多断片，若干文字之研究至今犹多未能论定，仍不得广为证明。）夏以上则病未能。近人或以山西西阴村之发现为夏民族之遗址，（如陈钟凡《中国古代艺术上的图腾》，刊《现代史学》二卷三期；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刊《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皆证据薄弱，仅因与夏民族之地域传说相合而谓即夏民族之遗址，实近武断！”〔6〕（上册）（P66）
与此同时，另一考古学者陈梦家先生也对殷商以前古书完全不能确认。在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文后，附录《“说夏”补》一文之前，有一段顾颉刚先生所作《附记》，其中说：杨宽“否认夏代之存在又不期同于陈梦家先生所论（陈说见其所著《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二十期）。陈先生主夏史全从商史分出，因而不认有夏之一代，取径虽与杨先生有异，而结论则全同。按商之于夏，时代若是其近，顾甲骨文发得若干万片，始终未见有关于夏代之记载，则二先生之疑诚不为无理。”〔6〕（上册）（P291－292）
实际上，顾颉刚先生在撰写《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长文中，不但没有受到考古学界舆论压力的影响，反而更加自如地引证了许多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来证成他的“战国秦汉造伪说”。以下试举二例。
（一） 依据殷墟发掘论证武王克商时，周人“没有历史观念”。
文中说：“当他成功之后，《史记》上说他‘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周本纪》），《逸周书》上说他‘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以及麋鹿牦豕等约一万头（《世俘》），他掠夺的只是些鼎彝，宝玉，牲畜，而不是殷商的历史材料。固然这种传记百家之言也许是靠不住的，武王也许肯不注重实利；可是现有的证据已足够证明这些记载了。安阳的殷墟，在三十年中发现了四五万片的甲骨卜辞，近年经中央研究院大举发掘，连宗庙宫室陵墓的遗址也找出来了，然而地下挖出的遗物只有大量的甲骨和瓦片，而铜器和玉器乃至少。这不是铜器和玉器已全被抢光了吗？因为周人有致用观念，所以把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又因为他们没有历史观念，所以想不到开办一个‘故宫博物院’。”〔6〕（上册）（P2－3）
像“铜器和玉器已全被抢光”以及“想不到开办一个‘故宫博物院’”这样的推论，无疑是考古学者始料不及的。
（二）依据甲骨文论证“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6〕（上册）（P23）
文中说：“自从甲骨卜辞发现以来，从里边寻得了‘高祖夋’和‘
于夋’诸文，研究的结果知道夋即是帝夋（作者按：原文如此，当作帝俊），也就是帝喾（王静安先生说），而帝喾就是命玄鸟下凡的上帝，简狄乃是下界的女子，二者有神和人的区别。”〔6〕（上册）（P19）
自注中所说“王静安先生说”出自王国维《殷卜辞中先公先王考》，对这篇在考古学界极负盛名的文章，特别是对于“帝俊”的考释，当时学者多有不同意见，也提出了不少批评。如杨宽1941年2月《上吕师诚之书》就指出：“当前古史之研究，最大之难题，为殷墟卜辞之学犹未能建立成一体系，其章句训诂固在在成问题，其所识之字亦多以意为之，未能坚人之信也。王国维于‘
’字，初释为‘夋’，谓即帝俊，既而因证帝俊之即帝喾，乃又改释为‘夔’，谓与‘喾’音同，又与‘夋’相近，究何所见而云然耶？王氏为学尚称审慎，其末流乃举古史上之问题，一一以卜辞穿凿附会之。”〔6〕（下册）（P381）
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发表之后4个月，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与杨向奎先生合写的《三皇考》一文也出版了。顾先生在《自序》中再次使用考古学的资料来证实古代没有黄金时代的观点，依据殷墟甲骨文资料，得出了“那时的产生只是牧畜，渔猎，那时的文化只是祭祀，占卜，他们的地域是这样小，他们的社会是这样简单！”的推论，进而反驳“《商书》，《商颂》、《史记·殷本纪》及《竹书纪年》等书”是“想像中的商代”，“岂但‘传疑’，直是作伪！”他说：“最使人们的古史观念改变样子的，是考古学，他们挖出许多地下遗物，从古人的用器来证明当时的文化，更使人没法反抗。我们说古时是黄金时代，但他们偏偏把蛮野的古代显示给我们看，于是原来的古史立刻改变了样子。”PP43－44
“康（有为）、夏（曾佑）二氏立说后，为什么没人理会呢？政治关系固是一端，而另一端则因没有考古学的辅助，力量不厚。自从清末发现了殷虚甲骨，到民国初年罗振玉氏大加鼓吹，集合了许多拓片，著作了许多论文，于是大家认识了商代的文化。本来我们所有的商代历史的智识是从《商书》，《商颂》、《史记·殷本纪》及《竹书纪年》等书里得到的，想像中的商代，虽没有周代的‘文’，一定很像个天朝的样子。哪知拿甲骨文字来看，那时的产生只是牧畜，渔猎，那时的文化只是祭祀，占卜，他们的地域是这样小，他们的社会是这样简单！就在这个时候，地质调查所发掘了仰韶遗址，出了不少的彩陶，没有一个文字，随着挖出来的没有一些铜器，这文化是我们在古书里完全没有瞧见过的，又是一种面目。大家说，殷虚是铜器时代的初期，而仰韶是石器时代的后期。这样一再的大发现，就把我们从向日的儒家道家的历史观念里托了出来，知道书本的记载确是大有问题。岂但‘传疑’，直是作伪！”〔6〕（中册）（P44－45）
关于商代疆域的狭小，顾颉刚先生早在1925年《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中已有论述。其中引证“近来考古学家从出土的铜器上研究，知道他们已经游牧到直隶的保定了”的推论，〔9〕（P2）出自王国维先生的《商三句兵跋》。但是王国维同文中“商人于古营州之域，夙有根据”的推测，以及《北伯鼎跋》中认为“邶之为燕”、地在直隶涞水的判断，顾颉刚先生却没有引证，其倾向性尤为明显。
参考文献
〔1〕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M].上海：开明书店，1941.
〔7〕吴泽.“五四”前后“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J].历中教学研究，1959（4）.
〔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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