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提 要：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童书业、杨宽等人为主体的古史辨派，在20年代到40年代二十余年的时间内，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顾颉刚先生一生有志于经学研究，他推崇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又认同今文家的辨伪观点，主张古史研究以至于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的研究都要由经学入手，所以虽然他不是经师，但确实是走了经学的路子。由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来看，古代史学中本有“记言”与“记事”二种传统并存。由“记言”就发展出注重史鉴史论、强调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一派，由“记事”就发展出注重良史实录、注重文字训诂、强调实事求是的一派，二者都属中国史学中最优秀的学术传统，是则两是、非则两非。顾先生将古史辨派最初的疑古辨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的设想引入经学范畴，有“以今文打破古文、以古文打破今文”及“超今古文”之说，实际上则两难成立，在今古文两方面均少有创获，反而连经学所据有的高度也难于保持，致使其学术研究很快下滑到史料学的层面。
一、不是经师而走了今文家派的路子
1935年，在改题出版的《汉代学术史略》的《附言》中，顾先生说到了在考古学和唯物史观盛行之后，他对于“推翻伪古史而建设真古史”的责任应否继续担当的问题，认为此后自己的工作是“只望尽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1〕（《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PP210－211）
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童书业、杨宽等人为主体的古史辨派，在20年代到40年代二十余年的时间内，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
关于顾先生与经学今古文的关联，学术界曾有若干讨论，有“他不愿意人家称道他是‘经师’”及“顾颉刚是‘今文经师’吗？”等说法，可见其关系的密切。
杨向奎先生为顾先生弟子、古史辨派的成员，早在50年代对胡适思想及古史辨派的政治批判中，杨先生即已提出顾先生走的是公羊学派的路，说：“顾颉刚教授治学的方面相当广，他治过民俗学，民间歌谣，中国古代地理，以及中国古代史等，最主要的还是古史学和经学。他不愿意人家称道他是‘经师’，而喜欢说自己是史学家，事实上他是‘通经治史’，走的是‘公羊学派’的老路，并不是干干脆脆的史学家。”〔2〕到1980年，杨先生又著文重申了这一观点，更加细致地指出《五德》一文用的是今文学派的方法，说：“《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是一篇内容丰富自成体系的历史论文，但它的影响不如《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它似乎没有在前文的基础上再向前一步，它只是重复过去的老路，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又来和刘歆作对。如果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受有胡适一派考证方法的影响，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却是经今文学派的方法，一切委过于刘歆。”〔3〕由此也可印证，虽然杨先生前文是在政治批判的背景中写出的，但至少在顾先生与今文经学的关系问题上，杨先生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真实观点。而杨先生的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从一开始就和顾先生有学术来往的师友多有这种认同，如钱穆先生在1931年就提出了“顾先生治古史，却不当再走上这条路”的铮告〔4〕（《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P626）。
王煦华先生是顾先生1978年以后的助手，曾经为顾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及附录的《中国辨伪史略》作导读，但在经学问题上也认为顾先生的主旨是今文家言。王先生说：“顾先生不是今文家……但在这个问题上（指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却全承袭了今文家……但所谓刘歆改造之说，终究是清末今文学家有所为而发的一偏之论，常有意轻忽事实，流于武断……所以刘歆伪造《左传》之说必不能成立。……顾先生这书的主旨终究是今文学派一家之言。”〔5〕（P326）
在此问题上，徐中舒先生提出了另外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徐先生引用了顾先生早期的学术观念和发表于1980年的最晚近资料，一方面说明顾先生不可能是今文学家，另一方面又指出了顾先生沉于经学的事实，认为顾先生未能正确认清今古文经学的实质。徐先生说：“过去有人说《古史辨》出于今文学派，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不足为凭的。顾先生虽然说过：‘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然是受《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但我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顾先生要以科学方法考订古史，在学问上要建立一个真伪是非标准，他怎么能相信今文家这些怪诞不经之说呢?”“顾先生对今文家自欺欺人，认识得如此清楚，但是他最后写《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还说：‘今古文问题，这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那里说得上过去。’他对二千年来古史传说敢于作彻底的怀疑而对于今古文的问题终不能作科学的公平的裁判，这完全是受了钱玄同先生‘今古文两者都难凭信’的影响。钱先生因为不相信王国维先生《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进退失据，既不知古文之足信，又怎么能判断今古文的是非标准呢!
”〔6〕顾先生对钱玄同始终盛赞有加，直到建国前夕仍有专函称赞钱玄同治学“实为超今古文的”，同时对其个人生活与狂狷性格予以赞赏，并表示愿意为其传记作补充。〔7〕（《钱玄同先生》）（P324）而徐先生则将顾先生不能正确对待经学的原因归于钱玄同的影响。
本文认为，顾先生不是经学传统中的经师，但是他对经学研究比较关注，也倾注了较多精力，他推崇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又认同今文家的辨伪观点，所以虽然他不是经师，但确实是走了经学的路子。
首先，顾先生一生在经学领域倾注了大量精力，投入了特别多的关注。据《顾颉刚书话》所载《颉刚拟作书》一条，顾先生“十余岁即有志治经学，迄今已略识途径，拟将皮锡瑞《经学通论》加以注释，其不合处则加以纠正，成《经学通论补正》一书。倘能自作一《经学史》，当然更好”〔8〕（《颉刚拟作书》）（P282）。二十岁时，顾先生到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开始听章太炎先生在国学会的讲演，深受影响，表示“愿意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9〕（《自序》）（P26）。不久，又上崔适的《春秋公羊学》课，开始点读《公羊传》和《春秋繁露》，〔10〕（《自序二》）（PP13－14）对崔适“尊敬其人”、“益加怜悯”。〔7〕（《记崔适先生》）（PP321－322）其后，顾先生又结识了晚清经学传人钱玄同先生，顾先生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9〕（《自序》）（P49）三十岁时，顾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背景即完全从经学出发，正如顾先生后来所追忆的：“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9〕（《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12）
至于顾先生十余岁时便已有的作《经学史》的愿望，他始终没有放弃。1928年12月25日，顾先生在写给杨宽先生的信中，曾透露出希望与他合作撰写《经学史》的意思，其中说到他有“集合十人，工作二十年”的决心：“现在治文字学与历史学者甚多，而治经学者殆无其人。经学到将来固不成其为一学，但在其性质尚不十分明了时，则必须有人专攻，加以分析。如廖平、皮锡瑞然。物希为贵，我甚望你向这条路走。我想，应做之事有几项……（六）作‘经学史’，为系统之叙述，以显示历代经学家之真相与其价值。此若干种工作，必须集合十人，工作二十年方可，我和你可先引其绪。如工作成绩能得好评，将来之成功可预期也。”〔7〕（《经学清理工作》）（PP296－297）
1949年至1951年前后，顾先生身处鼎革之际仍潜心标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皮锡瑞《五经通论》，有“
现在研究经学人士寥寥可数，只沈凤笙、张西堂数君。予苟不为，则康崔之绪即断，故此后研究工作，必倾向经学，庶清代业绩有一硕果也”[1]；
“我辈生于今日，其所担之任务，乃经学之结束者而古史学之开创者。……必将经典弄清，中国文化史方能写作，否则识其外层而不能解其核心，于事仍无益也”[2]〔11〕（P235）。1951年9月，顾先生还曾致信给他的老友王伯祥，洽商撰写《经学史》及在开明书店出版注释本《五经通论》一事，说“承兄奖借，令编《经学史》，此事弟极所乐为，且已立一骨干。……皮鹿门《五经通论》，抗战期中曾为标点分段，拟略加注释，……是亦《经学史》之前奏曲也。”〔7〕（《经学史》）（PP294－295）
约在此前后，顾先生还专门写有《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一条笔记，论述经学的重要及他研究经学的自信，说：“中国古史问题，予能发难而不能竟事，盖学力与材料俱受限制也。惟今古文问题，则旷观宇内尚无视予为更适宜于作结算之工作者。经学纠纷至复杂，非一般人所能分析，而予则差幸略有修养，一也。清代后期，研究此问题者不少，材料已备，能集合之则易于得结论，二也。近人尊视古物，亦以其事径捷，无多牵缠，而惊经学为繁琐，相率以不谈今古文问题为高招，而予则既受业于崔觯甫先生，复问学于钱玄同先生，深知此为不能不解决之症结，有工作之勇气，三也。”又说：“现代学者，无论治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皆欲跳过经学的一重关，直接从经中整理出古史来（如王静安先生即其最显著之一例）。此实存舍难趋易之心。”〔7〕（《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PP291－293）
钱穆先生曾说：“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夫治经终不能不通史。”〔12〕（《自序》）（P6）而顾先生的主张则是古史研究以至于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的研究，都要由经学入手，由此亦可看出顾先生对于经学的倾重。
其次，在写《五德》一文时，顾先生对康有为、崔适等今文家表现出明显的推崇。在治学方法上，顾先生主要是来源于经学的。他说：“他(钱玄同)兼通今古文而又对今古文都不满意。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
[3]〔13〕（《序》）（P4）又说：“从历史上看，今文家先起，古文家后起。然而古文家经过一番修补，并不是真正的古文，乃是汉魏六朝时人用了他们自己的思想改造过来的。今文家则是从孔子的思想慢慢地演变过来，后来又与方士相结合，满脑子是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的想法。所以这两大派是各有其优点和缺点的。钱玄同一身受了章太炎和崔适两人的相反的思想的影响，于今、古文家都不满意，他常对我说，这两派对于整理古籍不实事求是，都犯了从主观成见出发的错误。”〔9〕（《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P12－13）
在观点和结论上，顾先生也对今文家表现出明显的认同。如说：“我深信一个人的真理即是大家的真理。《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他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的路。”〔4〕（PP537－538）“自清代学者重提出了今古文问题之后，作最严正的系统的批评的，首推康长素先生的《新学伪经考》。”“康有为为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为自己的变法说的护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打破新代出现的伪经传又是一件事。”〔4〕（P552）又说：清代今文家“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刘歆一个人，年寿有限，精力有限，要他伪造许多书自然不可能，但这个古文学运动是他于校书后开始提倡的，是他于当权后开始推行的。……清代今文家在这一方面，议论虽有些流于苛刻，而大体自是不误。”〔4〕（《跋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PP631－632）
《五德》一文发表后，钱穆先生写了书评。书评发表后，顾先生为之写了跋文。跋文后钱穆先生加有注文，注文后顾先生又再加按语。二人于此可谓反复辩难了。
钱穆先生这篇评论共三节，结尾并归纳出十个问题，而全文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指出顾先生治学方法与今文家派的类同。钱先生指出：顾先生“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为知己同调。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认其为一流，而顾先生也时时不免根据今文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为自己的古史观张目。这一点，似乎在《古史辨》发展的途程上，要横添许多无谓的不必的迂回和歧迷。”
〔4〕（P621）“《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那篇论文，便是一个例子。无论政治和学说，在我看来，从汉武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也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而今文学家的见解，则认为其间定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改换。顾先生那篇文章里，蒙其采纳我《刘向歆王莽年谱》里不少的取材和意见，而同时顾先生和今文学家同样主张歆、莽一切的作伪。”〔4〕（P621）又说：“若根据上列见解，顾先生原文所引各种史料及疑点，均可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加以说明，不必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于刘歆一人。”〔4〕（P630）“何以今文学家定要说刘向云云尽是刘歆假托，而把刘向以前的一切证据一概抹杀，要归纳成刘歆一人的罪状呢？遵守今文家法的人如此说，考辨古史真相的为何也要随着如此说呢？”〔4〕（P628）“今文学家本承著乾嘉正统经学而来，他们要讲家法，他们要上复汉经师专门名家的风气，他们因此摆脱不了门户之见，也尚不失为经学家一种本色，至于顾先生治古史，却不当再走上这条路。”〔4〕（P626）
二、经学今古文传统
顾颉刚先生在1926年主编出版《古史辨》第一册，1927年和1929年即分别在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编写《中国上古史讲义》和《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几年之内写出《五德》一文和《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所以，就顾先生一方面而言，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研究很快就由胡适先生所倡导的实验主义方法转变成为今文家言。但是，由于顾先生一方面推崇今文家，一方面又是“以今文打破古文、以古文打破今文”，有所谓“超今古文”之说，而非从学理上真正领会其学术精华，所以实际上则是对于今文家和古文家两方面都缺乏创获，使得40年代以后古史辨派很快下滑到了史料学的范畴。
由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来看，古代史学中本有“记言”与“记事”二种传统并存。《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刘知幾进一步论述说：“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准的。其于事也则不然。……《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又说：“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14〕（《疑古》）由“记言”就发展出注重史鉴史论的一派，由“记事”就发展出注重良史实录的一派。自有史以来，这两派的风格在典籍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可谓平行发展。但良史实录本是由史官的职守上规定出的书例和原则，而史鉴史论则是从史学的功用的所谓百家皆以明道的总纲，所以史鉴史论一派严格说尚在良史实录一派的层面之上。《孟子·离娄下》载孟子之语：“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无论是孔子以布衣的身份“窃取”王官之位而整理《春秋》，还是司马迁受父遗命承袭太史令职位，所继承的都是兼有史鉴史论与良史实录的双重传统。孔子编纂《春秋》兼有官学与家学双重意义，〔12〕（《孔子与春秋》）（P279）司马迁编纂《史记》也兼有子家与史家的双重特点〔15〕。由注重史鉴史论，就有强调微言大义、明天人之际的观念；由注重良史实录，就有分辨鱼鲁豕亥、强调实事求是的观念。公羊、谷梁为孔门弟子，所以更加注重史学中的史鉴史论传统，重在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一面。左丘明的身份是“鲁太史”、“鲁君子”，于孔子为师友，所以更加注重史学中的良史实录传统，重在为《春秋》补充史料。至于秦火以后，儒家所传典籍有今古文两种字体，只是形式上的差别而已，传授者各据家学，而才高者则往往兼通今文古文。平心而论，无论微言大义、经世致用，还是实事求是、良史实录，都属中国史学中最优秀的学术传统。
由此而论，顾颉刚对于戴震等的古文家一派，确实较少继承，更无超越。
在《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有《〈春秋〉与〈左传〉》一条，说道：“《春秋经》的立场是完全站在封建制度上面，所以看名分极严，实力如何是不管的。《左传》的立场是完全站在当时实力者的方面，不管名分只论实力，目光势利，一切就成败立论。”〔7〕（《〈春秋〉与〈左传〉》）（P202）所说实即今文与古文异同，可惜顾颉刚未能从正面加以领会。顾颉刚虽然有学习今古文两派的经验，特别是在今文经方面“走的是‘公羊学派’的老路”，用的是“经今文学派的方法”，但在今文家讲求微言大义、经世致用方面并无多少领会，在古文家实事求是、良史实录方面也少有创获。仅由顾颉刚所常说的“拿今文打破古文、又拿古文打破今文”模式，已可推知他在古文方面难以建设，在今文方面也同样难以建设了。
关于经学今古文二家各自恪守的精义所在，这里仅略举出钱穆及胡适先生曾经称引的二例作一说明。
钱穆先生于1954年发表有《孔子与春秋》一文，文中“专拈一件事来作实证”，引《汉书·雋不疑传》汉昭帝时假卫太子事件，雋不疑收捕之，帝及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义者”一段。钱穆先生摘录较简，兹据《汉书》照录如下：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后赵广汉为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于吏民，至于朝廷事，不及不疑远甚。”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廷尉逮召乡里知识者张宗禄等，方遂坐诬罔不道，要斩东市。一云姓张名延年。
钱穆先生评论说：“这在当时，真是一出惊动人心的大事。卫太子忽然出现了，整个王室和朝廷谁也想不出办法来。一个京兆尹，他只要根据孔子《春秋》，便胆敢毅然拿太子来判罪。此一事，岂不可说明孔子《春秋》在当时的力量？可见为汉制法，也决不是当时一派博士经生的空头话。纵说孔子并非为汉制法，但汉廷法制有许多却是根据孔子《春秋》而建立。”〔12〕（《孔子与春秋》）（P283）钱穆先生的评论是要说明二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春秋》在汉代具备判断是非的效力；第二，《春秋》之学确有超出儒学、史学而升至政治层面的“《春秋》大义”。在此一点上，除《汉书》本传已引述有赵广汉的评语外，《后汉书·儒林传》载孔融荐谢该书还有“隽不疑定北阙之前，夏侯胜辩常阴之验，然后朝士益重儒术”一语可作旁证。
胡适先生于1919年写有《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一文，其中举出戴震《与王内翰凤喈书》考证《尚书·尧典》“光被四表”的“光”字本应作“横”、转写作“桄”、脱误作“光”的例子：
《尚书·尧典》“光被四表”中的“光”字，蔡沈解为“显”，孔安国解为“光，充也”，是依据《尔雅》。《尔雅》中有“桄”字，说：“桄，颎，充也。”郭璞注：“皆充盛也。”《说文》说：“桄，充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光”字无音切，于“桄”字说：“桄，孙作光，古黄反。”孙愐《唐韵》说：“桄，古旷反。”但“桄”字不见于《六经》。《礼记·乐记》有“横”字：“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郑玄注：“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经典释文》说：“横，古旷反。”《大戴礼记·孔子闲居》也有“横”字：“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郑玄注：“横，充也。”戴震由此判断“桄”本当作“横”，而音“古旷反”。他说：“疏家不知其义出《尔雅》。《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天下’、‘横于四海’是也。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霩广远之义。”
二年后，钱大昕和姚鼐各找出了一个证据：1、《后汉书·封异传》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2、班固《西都赋》有“横被六合”。七年后，他的堂弟戴受堂又找出了两个证据：3、《汉书·王莽传》有“昔唐尧横被四表”。4、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有“化溢四表，横被无穷”。许多年后，他的弟子洪榜和段玉裁又各找出一个证据：5、《淮南子·原道训》有“横四维而含阴阳”。6、《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东京赋》有“惠风横被”。今本作“惠风广被”为后人妄改。
戴震论述说：“后人不用《尔雅》及古注，殆笑《尔雅》迂远，古注胶滞，如光之训充，兹类实繁。”“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必袭取师师相传旧解，见其奇古有据，遂不敢易尔。……余独以谓病在后人不能遍观尽识，轻疑前古，不知而作也。”又说：“述古之难，如此类者，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仆情僻识狭，以谓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兹，信古者亦在兹。”
胡适先生评论说：“假使这个光字的古本作横已无法证实了，难道戴震就不敢下那个假使了吗？我可以断定他仍是要提出这个假设的。如果一个假设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没有旁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但他终究只是一个假设，不能成为真理。后来有了充分的旁证，这个假设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4]〔16〕（《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P193）
戴震生当乾嘉之世，与考据大家钱大昕、王引之、王鸣盛等为师友，读经重《说文》、《尔雅》，精于训诂，但亦有《孟子字义疏证》，“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梁启超语）〔17〕（P29），论学讲究“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但也主张辨伪识真，“儒者何以识古今之真伪？”
〔18〕（P88）
戴震初学时，曾有穷问塾师一事，历来为学者所称道。据王昶《墓志铭》，戴震“十岁受傅，受《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几何时？’，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
顾先生在由王煦华先生续补的《中国辨伪学史》第十八节《清代的辨伪》中，曾引述此事，同时评价说：“可见他幼时有这等的怀疑精神，但何以长成之后，他只为汉学的大师，没有一点疑古的成绩呢？实在那时信古的空气已压倒了疑古了。”〔13〕（P236）另在顾先生的读书笔记中，曾讲到戴震“压折”任大椿一事。乾嘉学者任大椿，二十二岁治《三礼》之学，由疑孔、贾两《疏》进而疑郑《注》，又进而疑《仪礼》及《传》为王莽、刘歆所附会，其钻研之勇与魄力之大，实有开一代风气之才。而戴震却斥之为“思而不学”、“贼经害道”(详《戴东原集》卷九“与任孝廉幼植书”)，遂使这一具有疑古能力的人不敢再走此道，而少年时代的写作亦随之湮没无传。“以是知辨伪思想，无代蔑有，特为不适宜之时代环境所压折，乃若有时有、有时无耳。予若不处五四运动时代，决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决无人信，生不出影响也。适宜之环境，与少年之勇气，如此其可宝贵也。”〔19〕(卷九)（P6616)
实际上戴震在考证“光被四表”一例上，是强调了“疑古者在兹，信古者亦在兹”的。
意为在此问题上，既可疑古，又可信古。但疑古有不知而疑，信古有不推求而信；疑古有阙疑之疑，信古又有推求而信。由推求证实而信古，于学者为上策。必不得已，由阙疑而信古，于学者为中策。既不知，又疑古，于学者为下策。戴震提出“以谓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表明他的主张是宁可“信古而愚”，也不要“不知而作”，为一种“不知为不知”与“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同时他又提出“但宜推求”，表明他敢于积极地提出假设。所以胡适先生要特别举出此例，表彰他的假设。因为假设有假设的价值，所以提倡“大胆的假设”。但如果没有经过证实，假设只是假设。只有经过证实的假设才是真理，所以又需要“小心的求证”。假设和求证二者既密切照应，又有明确区别。
到1946年，胡适先生又在《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中提出“考证学与刑名讼狱”具有“历史关系”，“文人审判狱讼的经验大概是考证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来源”。他一方面表彰清代刑名家汪辉祖的例子，提出在考证学上也要有“据供定罪，尚恐未真”之说。另一方面又以西方法律传统中的“两造辩护人”相比较，提出“近代国家‘证据法’的发达，大致都是由于允许两造辩护人各有权可以驳斥对方提出的证据。因为有对方的驳斥，故假证据与不相干的证据都不易于成立。”〔16〕（《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PP282－284）在评价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上，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西方怀疑论通常把尚无证据的事物当作是未知的，只是怀疑自己的认识能力”，而崔述等人“则是把尚无证据的事物当作是假的，尽管大胆地否定研讨对象的真实性，却从不怀疑自己的认识能力。”〔20〕（P277）由此而论，在对待古史问题上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出发点，其一为假定有罪，其一为假定无罪。而按照“据供定罪，尚恐未真”之说，甚至已被部分证实的问题，由于可能尚有多种复杂因素相关联，仍不能作出最后判断。
在顾先生的读书笔记中，有《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一条，说：“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箕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8〕（P254）在古史辨派兴起期间的学术史上，“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最显著的实例莫过于王国维先生通过卜辞中所见殷商先公先王名号证实《史记·殷本纪》并进而推测《夏本纪》的真实可信了，如钱穆先生所说“司马迁为《殷本纪》，序列自契至汤十四世，今安阳出土甲骨颇多为之互证者；马迁《夏本纪》又载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与自契至汤相当。马迁论殷事可信，何以论夏事不可信？马迁记殷事有据，何以记夏事独无据？马迁之所睹记，其不复传于后者夥矣，若必后世有他据乃可为信，则是马迁者独为殷商一代信史以掩其于夏、周之大为欺伪者耶？”〔21〕（《附录·钱穆序》）（P1048）顾先生提出“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这条原则反之亦成立，然而顾先生的疑古辨伪实际上恰又在“以一部分之伪证全部皆伪”，最终达到的是一种“时到现在，谁都知道古代史有问题，谁都知道古代史的一部分乃是神话，并非事实。甚至有人著中国通史，不敢提到古史只字”〔22〕（童书业《自序二》）（P1）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原则是从“假定无罪”的前提出发的，而“以一部分之伪证全部皆伪”是从“假定有罪”的前提出发的，二者有着根本差别。
由此而论，顾先生对于戴震等的古文家一派，确实较少继承，更无超越。
顾颉刚先生虽然有学习今古文两派的经验，特别是在今文经方面“走的是‘公羊学派’的老路”，用的是“经今文学派的方法”，但在今文家讲求微言大义、经世致用方面并无多少领会，在古文家实事求是、良史实录方面也少有创获。仅由顾先生所常说的“拿今文打破古文、又拿古文打破今文”模式，已可推知他在古文方面难以建设，在今文方面也同样难以建设了。
钱穆先生论汉代至清代经学的演变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则必其有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汉儒治经学，不仅今文诸师，同随此潮流，同抱此精神，即古文诸师，亦莫不与此潮流精神相应和，乃始共同形成其为一时代之学术焉。……晚清经学，有主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主张今文经师之所说，既多不可信。而主张古文诸经师，其说亦同样不可信，且更见其为疲软而无力。此何故？盖今文古文之分，本出于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12〕（《自序》）（PP5－6）又说：“既不尊一家言，又不重王官学，把西汉《公羊》家此两种经师都放松了，此即成为后起之经学。其实这样来研究古经籍，则‘经学’也只成为一种‘史学’了。……清儒经学，却另是一新途向。他们既不重政治，又不重教化，把自身躲闪在人事圈子外面来讲经学，虽说他们的训诂考据，冠绝古今，其实是非宋亦非汉，他们纵有所发明，却无关于传统经学之大旨。”钱先生所例举的清代三人，其一为章学诚，其二为龚自珍，其三即“引起”“近代的疑古运动”的康有为，〔12〕（《孔子与春秋》）（PP290、299、307）其为针对古史辨派而发无疑。其中阐释西汉今古文本为一体，后世以门户偏见区分为二，然而是则两是、非则两非的见解，极中要害。
顾先生常说的要将经学引入史学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正相反，古史辨派最初的疑古辨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在顾先生这里是被引入了经学的范畴，同时由于顾先生“超今古文”理想的不能成立，反而就连经学所据有的高度也难于保持，致使这一派的史学研究很快就下滑到了史料学的层面。
三、由经学下降为史料学
梁启超先生评价晚清今文学派，于其师康有为重在论述《春秋》三世之义，著作则只论《孔子改制考》而不及《新学伪经考》，于廖平等人更是直言其所短。梁启超是由怀疑精神与思想革命的角度而对今文学派作出肯定的，也就是说，晚清今文家虽然具有儒家经学一线承传，甚至也可以与西方思想建立种种关联，但其学理实不足以具述，而其意义亦已超出学术之外。梁启超先生说：“今文家言，一种之怀疑派也。二百年间支配全学界最有力之一旧说，举凡学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门为耻者，而忽别树一帜以与之抗。此几一动，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后之人乃竞起疑之；疑之不已，而诡之论起焉；诡之论多，优胜劣败，真理斯出。故怀疑派之后，恒继以诡辩派；诡辩派之后，而学界革命遂成立。”又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自珍）、魏（源）。而二子皆治今文学，然而今文学与新思想之关系，果如是密切乎？曰是又不然。二子固非能纯治今文者，即今文学亦安得有尔许魔力？欲明其理，请征泰西。夫泰西古学复兴，遂开近世之治。谓希腊古学，果与近世科学、哲学，有不可离之关系乎？殆未必然。然铜山崩而洛钟应者，其机固若是也。凡社会思想，束缚于一途者既久，骤有人焉冲其藩篱而陷之，其所发明者，不必其遂有当于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自能震耸一般之耳目，而导以一线光明。此怀疑派所以与学界革命相缘也。”〔23〕（《近世之学术》）（P127）
梁启超先生于1904年对晚清今文经学的论述，也可以借而评价古史辨派及顾颉刚先生。
虽然胡适自称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不是理论，但是它实际上可以导出自己的价值判断。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受到新文化思潮以及胡适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影响，所从事的整理国故和疑古辨伪实际上带有明显的思想革命的意图。1923年12月，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先生提出推翻非信史需要打破四个观念：“(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7〕（《答刘胡两先生书》）（PP99—101）。与此相关联的是，在此前后，顾先生经常使用“攻倒”、“推翻”、“破坏”等词语来说明他的治学方向，如说：“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9〕（《自序》）（P48）“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9〕（《自序》）（P43）“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9〕（《自序》）（P50－51）等。加之在个人性格特点方面，顾先生也屡屡提到，“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骜不驯的”〔9〕（《自序》）（P8、79），“我是一个生性倔强的人”〔9〕（《自序》）（P55），“我是一个热烈的人”〔9〕（《自序》）（P33），“我是一个多愁的人，而且是一个敢于纵欲的人”〔9〕（《自序》）（P98），“我爱好山水，爱好文学，爱好政治活动”〔9〕（《自序》）（P16），“我的野心真太高了”〔9〕（《自序》）（P33），“我的根性是不能为他人作事的”〔9〕（《自序》）（P51），“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9〕（《自序》）（P81），等等，很难相信顾先生所说“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7〕（《自序》）（P25）、“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9〕（《自序》）（P29）等语确乎具有学术独立抑或职业原则的含义。
古史辨派本是在学术争鸣中产生创立的，在1926年1月《答柳翼谋先生》中，顾先生提出了“从此以后，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不立一真，惟穷流变’”〔9〕（P273）的观点，表明了古史辨派治学方向一个不小的变化，但也还不失为实验主义的一个主张。然而到了1930年前后，顾先生个人面对学界的种种议论，开始反复强调他学术分工的主张。
所谓学术分工，开始时是辨伪学与考古学的分工，也就是史料研究与实物研究的分工。在1930年8月出版的《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顾先生说：“我以为学术界中应当分工……中国的考古学已经有了深长的历史，近年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着实不少，丰富的出土器物又足以鼓起学者们向建设的路上走的勇气，我不参加这个工作决不会使这个工作有所损失。至于辨伪方面，还没有许多人参加，头脑陈腐的人又正在施展他们的压力，如果我不以此自任，则二千数百年来造作的伪史将永远阻碍了建设的成就。”〔24〕（《自序》）（P4）又说：“我们先把书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学上的发见，这不是应当有的事情吗？”〔24〕（《自序》）（P5）“所有我的工作，在消极方面说，是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使得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在积极方面说，是希望替文籍考订学家恢复许多旧产业，替民俗学家闢出许多新园地。”〔24〕（《自序》）（P7）在顾颉刚先生看来，辨伪学和考古学是非常不同的两个领域。考古学的研究是有局限的，在某些方面，例如三皇五帝的事迹，考古学就永远不可能找出证据。而辨伪学的研究是可以独立开展的，在某些方面，例如尧舜禹的事迹，辨伪学可以拿出唯一的证据。辨伪学是基础，而考古学是第二位的；辨伪学可以不依赖于考古学，而考古学却一定要依赖于辨伪学；要先有辨伪学的成就，然后考古学才能获得成就。
如果说顾先生的这一观点确实具有考虑了专业不同特点的合理性，而到30年代初史观派兴起并逐渐进入史学主流时，顾先生所重申的分工观点就略带有些自守的倾向了。在1933年，顾先生说到：“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25〕（《顾序》）（P22）1935年，顾先生又说：“以前中国的上古史材料只限于书本的记载，记得我在幼时就把马骕《绎史》看作上古史的全部，恐怕那时存在这心理的不止我一个人吧。我开始辨古史是在民国十年，那时中国的考古工作只有地质调查所做了一点，社会上还不曾理会到这种事，当然不知道史料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时唯物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我在那时，根据《六经》诸子，要推翻伪古史而建设真古史，我自己既觉得这个责任担当得起，就是社会上一般人也都这般的承认我，期望我。从现在看来，固然可笑，但论世知人，知道了那时的环境是怎样的，也就不必对于我作过分的责备。其后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我常想，也常说，我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我只望尽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我以为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可走，而我所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1〕（《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PP210－211）
当《古史辨》出版到第三册时，学界已有“古史辨”变为“古书辨”之叹了，〔26〕（《自序》）（P4）同时顾先生自己也屡屡说起“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26〕（《自序》）（P7、3）等意思。虽然在后面几册《古史辨》的编纂上，顾颉刚先生邀请了学界更多名流如钱穆、冯友兰、张西堂、吕思勉等人参加主编或撰写序言，其中不乏肯定之语，但是隐约委婉的批评也随处可见。甚至到50年代初，尚有学者称顾先生为
“流露出退却的情绪”。〔27〕
和20年代初“在史学上称王”、“所据的地位在中央”〔24〕(傅斯年《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P298）的状况相比较，古史辨派的学界中所处地位与所发生的影响都已大不相同。但是就顾先生个人的研究而言，却是正当其疑古辨伪研究的高峰。如果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仅只提出了若干纲领和假设，则此一时期完成的《五德》及《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二文方始标志着他“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的全面建立。然而就在顾先生顺利进行他“结束经学”工作的时候，他却是以史料学、考据学的面貌出现在学界中的。无论从实验主义的角度还是从今古文经学的角度，这当然不是顾先生所期望的。对于极具个性的顾先生来说，这实在只是他学术自守的最低“下限”而已。
顾先生对于《尚书》的研究，自古史辨派创立时起，前后持续数十年（参见《顾颉刚书话》《颉刚拟作书》、《尚书》整理、《尚书》学工作计划等条），有学者称其“《尚书》诸篇校释译论”颇有王国维“风格”，并据此提出顾先生一生治学为“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28〕（第六章《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P182）但是到50年代初，当胡适及其实验主义方法受到政治性的批判，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研究也被确定为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时，顾先生一面极力坚持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一面再次将其学术研究解释为史料学或考据学。当时学术界包括顾先生部分好友在内的积极努力，是将古史辨派的“上限”提高到史料学的层面，目的在于对顾先生给予政治保护，但从顾先生一面，却仍然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下限”。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古史辨〉与史料学》一条载有方诗铭对古史辨派的评价：“诗铭云：‘史学该和史料学分开。在建立新史学上，《古书辨》固然负不了这个任务。但在建立史料学上，《古史辨》仍然有它的需要。’”〔7〕（《〈古史辨〉与史料学》）（P248）顾先生称此语“似颇公允”。据方诗铭所说，当时对顾先生的评价尚有属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买办资产阶级之说，相比之下史料学的定位已是十分宽容的了。又据《顾颉刚书话》中与上文蝉联的《考据学为史料学基础》一条：“诗铭又云：‘凡是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发展出来的，新史学自当由旧史学中发展出来。而旧史学之方法为考据，故考据亦当批判接受。’”顾先生于引文后加按语说：“考据学者，史料学之基本方法也。”〔7〕（《〈古史辨〉与史料学》）（P269）可知当时他自己也是使用的史料学的术语。
1956年11月，胡绳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所谓‘古书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虽然整理文献的结果会有助于了解古代历史，但是当然不能把上述命题当做古代历史本身的规律。《古史辨》的编者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古史辨》第3册顾颉刚先生自序中指出，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其实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这只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这个意思我们以为是对的。）”〔29〕（P145）到1993年5月在苏州召开的“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胡绳又重申了这一观点。[5]〔30〕顾先生一生治学前后两次降格情景虽异，其学术归止则完全相同。
参考文献：
〔1〕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J].文史哲，1952（3）.
〔3〕杨向奎.论“古史辨派”[J].中华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4〕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6〕徐中舒.经今古文问题综论[J].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册）[C].成都：巴蜀书社，1990.
〔7〕顾 洪.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8〕钱谷融、印永清.顾颉刚书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 顾 潮.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2〕钱 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3〕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4〕程千帆.史通笺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张京华.子家司马迁与史家司马迁[J]（待刊）
〔16〕胡 适.读书与治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
〔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8〕江 藩.国朝汉学师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
〔20〕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1〕顾颉刚.崔东壁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2〕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M].上海：开明书店，1941.
〔2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4〕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5〕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6〕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7〕吴 泽.“五四”前后“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J].历史教学研究，1959（4）.
〔28〕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上册) [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29〕胡
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J].胡绳.枣下论丛（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30〕胡
绳.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100周年[J].学习与探索，1994（3）.
注释：
[4]
胡适《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发表于1919年1月、1920年9月、1921年4月《北京大学月刊》，后改题《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收入《胡适文存》，内容也有修改。
相关文章：论胡适“缩短”“拉长”两阶段的古史观——古史辨派研究之
八（张京华）
试论顾颉刚先生的评价及其方法论问题——兼评廖名春先生的《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古史辨派研究之七（张京华）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古史辨派研究之六（张京华）
顾颉刚与考古学——建国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古史辨派研究之
五（张京华）
顾颉刚与考古学——提出“战国秦汉造伪说”时期——古史辨派研究之四（张京华）
顾颉刚与考古学——提出“层累说”与创立古史辨派时期——古史辨派研究之三（张京华）
“疑古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古史辨派研究之二（张京华）
《古史辨》辨名——古史辨派研究之一（张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