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一书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是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通“辩”，因此“古史辨”之“辨”字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以致当时的编者和后来的学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学术史的发展相关联。
为《古史辨》（第一册）题写书名的，是北大教授沈尹默先生，而为此书命名的，应当是编著者顾颉刚先生。顾颉刚说：“两年前，我在《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里发表辨论（原文如此）古史的文字时，朴社同人就嘱我编辑成书，由社中出版。我当时答应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在后来的追述中也说：“我们觉得可以开一个小书店了……大家说我和别人讨论古史的文章可以出一本《古史讨论集》，于是《古史辨》诸册就陆续问世了。”（《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当时顾颉刚甫得大名，他对于此书的编著权向无争议。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说，关于此书题名，钱玄同曾有不同意见：“他（指顾颉刚）将此书定名为《古史辨》，当时钱玄同认为此名不合适，担父亲未改，在致钱氏信中说：‘我所以不换去者亦有故。因为我所作的各种文字，凡收入此编者，其目光皆在于古史。’”似二人之分歧在前两字“古史”上。（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因为钱玄同的专长是经学，“一身受了章太炎和崔适两人的相反的思想的影响，于今、古文家都不满意”，（《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13）在与顾颉刚编《辨伪丛刊》时，曾提出编《伪书辨证集说》及分设“诸子”与“群经”二部分的意见，（钱玄同《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古史辨》第一册P40）表明了他注重经学的特点。然而顾颉刚为什么在书名中使用了一个单字，以及沈尹默怎样为此书题写书名，并不见于记载。此书虽然包括了各种不同意见，但题为“古史辨伪”仍然未尝不可；如果说要与曹聚仁编《古史讨论集》避开，题为“古史辩论”也是可以的。使用一个单字的做法是出于有意还是出于偶然，已不得而知，但是单字较之复合词更多歧义，是显而易见的。
李学勤先生曾说：“王国维先生所以叫《古史新证》，就跟《古史辨》之名有关。因为你是叫《古史辨》，我是叫《新证》，这正好是一个补充。”[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J].中国文化研究，1999（1）.]对此，本人曾撰文修正（《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载《史学月刊》），理由之一就是“古史新证”与“古史辨”在字词上不相对应。
许冠三先生说：“颉刚古史学的要旨并不限于疑古和辨伪，考信方面且是后来居上。他大致是1928年前重疑，三十年代尚辨，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六章《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出版）“疑”、“辨”同义而小有区别。所谓的“疑”，殆指整体的疑古思想而言；所谓“辨”，殆指具体的考辨书史而言。可知一字之差，却可以反映出治学路向的重要变化。
历览经常为古史辨派学者征引的学者著作，题名各有不同，大略有“疑古”（刘知几《史通·疑古篇》）、“正讹”（胡应麟《四部正讹》）、“辨妄”（郑樵《诗辨妄》）、“伪书考”（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通考”（
姚际恒《九经通考》，其中包括“存真”、“别伪”二类）、“疏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考证”（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考信”（崔述《考信录》）、“征信”（章太炎《征信论》）、“伪经考”（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古学考”（廖平《古学考》）等等。但就古史辨派学者所侧重的内容而言，基本不出“辨伪”和“疑古”二义。“辨伪”和“疑古”二语虽有书、史的区分，但含义相近，学术界早已视为同义语。由学派言，古史辨派就是疑古派；由学术史言，辨伪学史就是疑古学史；由社会影响而言，辨伪运动就是疑古思潮。（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但是“辨”字由于与“辩”字通假，所以又有“辨论”的含义。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谈到此书性质时，使用了“辨论”（原文如此）、“讨论”、“辨明”、“辨证”、“辨伪”、“怀疑”、“疑窦”、“伪造”、“造伪”、“推翻”、“破坏”等词语，其中使用得最多的是“辨论”和“讨论”。在这篇《自序》自传前的5页中，使用“辨论”一词就有6次，使用“讨论”一词有12次（书名1次除外）。而这两个词语的含义是基本上相同的。所以“古史辨”之“辨”主要就有“辨伪”和“讨论”两种含义。
顾颉刚最初正是将《古史辨》的性质表述为“讨论”的。顾颉刚在《自序》的结尾说：“末了，我再向读者诸君唠叨几句话。第一，这书的性质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里面尽多错误的议论。”（P103）又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说：“《古史辨》第一册，是我与胡适、钱玄同、刘掞藜等讨论古史的函件和文章，以‘禹’为讨论的中心问题，兼及历代的辨伪运动。”（P21）胡适在介绍《古史辨》时也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P334）在1935年景山书社印发的64开本《古书辨、辨伪丛刊总目》中，《古书辨》第一册的提要说：“本册为顾颉刚与胡适之、钱玄同、刘掞藜诸先生讨论古史的函件，以禹为讨论的中心问题，兼及于历代辨伪的运动。”
另外，在《古史辨》第二册收入的Arthur W.Hummel
的两篇英文文章，对《古史辨》一书的翻译，使用了“Discussions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的英文名，Discussions也是“讨论”之意。
但是，在刘起釪和顾洪的文章中，是将“古史辨”之“辨”解释为“考辨”的。刘起釪说：“在《古史辨》中，体现出顾先生一生治学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即：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考辨历史地理（《禹贡》学研究），以及作为考辨古史的辅助和佐证而进行的民俗学研究（民间故事、歌谣、神道、会社、风俗等）。”（刘起釪《古史续辨·序言》，P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顾洪说：“《古史辨》是一部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真伪、探究神话传说面目的论文总集，并由此产生了现代史学界的重要流派――古史辨派。”（顾洪《探求治学方法的心路历程》，载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考辨”一词与“考据”含义相近，此处则是“辨伪”或“疑古”的代称，但是不使用“辨伪”、“疑古”而使用“考辨”，大约也有含糊其辞的用意。
然而这种含糊特征其实还是来源于顾颉刚先生的。因为就在上引《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结尾，顾颉刚又说：“第二，我个人的工作，不过在辨证伪古史方面有些主张，并不是把古史作全盘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讨论出结果来。”（103）如上所引，《古史辨》最初的书名正是《古史讨论集》，并且1925年夏由曹聚仁编、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顾颉刚先生称之为“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辩论古史的文字”“抢了去”的有关文章汇编也叫《古史讨论集》（《自序》P1）。由此可以推测，顾颉刚为此书题名为“古史辨”确乎是有意推敲，使之兼有“讨论”与“辨伪”的二重含义。就汇编函件而言，此书的性质是讨论的；就顾颉刚自己的工作而言，此书的性质则意在辨伪。
《古史辨》第一册共分上中下三编，中编以著名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为首篇，这篇书信写于1923年2月25日，节选后于同年5月6日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公开发表，随即引发出激烈的反响和争论，形成了持续半年的公开讨论。这一时期各家意见纷呈，从形式上说正是一种讨论的性质。但是在公开讨论之前，以1920年11月胡适的《询姚际恒著述书》为首篇，在胡适与顾颉刚、钱玄同以持续了两年多的信函来往，这些信函收入《古史辨》的上编，共有35篇之多。信函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就是“辨伪”。
顾颉刚曾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12)
姚际恒著有《九经通考》170卷，其中《存真类》135卷，《别伪类》28卷，末附《古今伪书考》。胡适致顾颉刚的《询姚际恒著述书》，正是他一生从事史学辨伪的触发点。很快，由搜求、辑录姚际恒的辨伪著作，顾颉刚便有了系统“辑录辨伪文字”的计划。最初的计划是整理出版《辨伪三种》，即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和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时间是1920年12月15日。（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P13）计划得到了胡适的赞同，胡适并且建议“加入别的新发现的跋文著作”（胡适《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P15），到1921年1月25日，顾颉刚就修改计划，决定整理出版多卷本的《辨伪丛刊》了。（顾颉刚《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辨伪丛刊》中，原无名称，由后人另加书名的两种书，张西堂辑点的《唐人辨伪书语》和白寿彝辑点的《朱熹辨伪书语》，也都以“辨伪”为名。此后的信函来往大多是围绕着《辨伪丛刊》进行细密深入的研究，包括胡适著名的《自述古史观书》（P22）和顾颉刚“必可使中国历史界起一大革命”（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P36）的预言都出来了。所以胡适在介绍《古史辨》时又这样说：“因为这个原故（指标点《古今伪书考》），他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伪学者相接触，于是我们有‘辨伪丛刊’的计画。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P336）
“辨伪”与“讨论”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讨论”正如顾颉刚自己总在申述的，是不易于得出结果的过程。在《古史辨》的编写过程中，始终有人向顾颉刚先生提出疑问：“你们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顾颉刚“屡次老实答到，‘现在没有结果。……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问题的开头呢，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又说：“我以为一种学问的完成，有待于长期的研究，绝不能轻易便捷像民意测验及学生的考试答案一样。……责备我的人们，请息了这个想念罢！我是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了！”（《古史辨》第二册《自序》P3）又说：“古史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有同志们继续出下去。”（《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27）顾颉刚先生的意见以及《古史辨》的编写，确乎反映了学术研究的真实规律，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顾颉刚自己也因此在人格、学格上倍受赞誉。李学勤说：“而顾先生这个人呢，胸怀极其宽广，他特别能够包容，”[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J].中国文化研究，1999（1）.]（专门的研究有周明武《顾颉刚疑古辨伪所体现的学格人格略论》，载《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6期。）特别要指出的是，在顾颉刚先生求学时期，即曾有过“是非兼收，争论并列”的治学态度。1916年，顾颉刚先生休学在家，即曾有编辑《学览》的计划，顾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入手的，所以他说：“凡名览者，如《吕览》、《皇览》、《御览》，皆汇集众言以为一书，非自成者也其义则在博学明辨，故不以家派限。……吾辑此书，比于学术之史，故是非兼收，争论并列。”（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30）。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总是没有结果，也不符合人的心理定势。细绎其意，“讨论”一语其实也含有推托、无奈的因素。特别是顾颉刚先生性格耿介直率，事业心极强，具有“打碎乌盆问到底”（《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5）的精神，所以就他自身的愿望来说，他是不可能不追求结果的。顾颉刚先生曾在笔记中写道：“辨伪运动已经起了三次了：1.宋代……2.清代……3.现在――我们；不知将来如何失败。也许这次可以成功了！”（《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三次辨伪运动”P241）特别是顾颉刚先生一生坎坷，学术研究受到种种客观与人为的限制，“受了太多的不公道，受了太多的冤气”，（彭林语，见“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纪要，载《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京华出版社、中国书店联合出版，2001年）所以，由“讨论”一语所隐含的无奈之情，其实也是随处可见的。
“辨伪”一语与此不同，它包含了明确的判断。在顾颉刚先生看来，与“辨伪”相针对的是“造伪”，如说“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第一册《自序》P42）“作伪”、“伪作”、“伪造”等语，已见于宋代以来的著作，但并无一律。顾颉刚先生的习惯则是使用“造伪”一语，更突出了事情的人为性质。他说：“至于在造伪的原因上看，有的是要‘装架子’，……有的是方士骗皇帝，求利禄，……有的是为抢做皇帝而造的符命。有的是学者的随情抑扬。有的是学者的好奇妄造。”（顾颉刚《论伪史例书》，《古史辨》第一册P29）又说：“我认为古史的传说固然大半由于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自然的演变，但却着实有许多是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25）
与“造伪”相对的就是“辨伪”。在1920年12月15日以后的信函来往中，顾颉刚先生是大谈“辨伪”的。他既为“辨伪”做了定位，说：“我的性情还是近于史学的；因为想做史学，所以极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我搜集史料，所以要做‘目录学’；为审定史料，所以要‘辨伪’。”（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古史辨》第一册P26）也区分了两种“辨伪的事情”：“（一）考书籍的源流，（二）考史实的真伪。”（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古史辨》第一册P26）或辨伪工作的三方面：“所谓辨伪，大约有三方面：一是（辨）伪理，二是（辨）伪事，三是（辨）伪书。”（顾颉刚《答编录〈辨伪丛刊〉书》，《古史辨》第一册P32）。
胡适最初（1920年12月18日）在对顾颉刚提出他有编写有关“学史”的想法时，提的是“订疑学”或“订疑学小史”，说：“略述‘订疑学’历史，――起王充，以至于今。”（胡适《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古史辨》第一册P15）这件事也是顾颉刚先生同时在考虑的，在1921年1月，顾颉刚已经提到要“做成《古史考》”了。（《论伪史例书》，P28）不久又规划“将来我自己想做三种书：（1）《伪史源》，（2）《伪史例》，（3）《伪史对鞫》。”“我为要做这三项工作，所以立了三册笔记簿，标题《伪史源》、《伪史对鞫》、《伪史例》，总题为《伪史考》。”（《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P36）（《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3）后来到1935年，顾颉刚将他所写的《崔东壁先生遗书序》节选后，题为《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发表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后又收入《古史辨》第七册。此后又经王煦华先生增补，题为《中国辨伪史略》，附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1998年上海古籍重印本书后出版。最终是使用了“造伪”和“辨伪”的词语。（据郑良树说，最早为“辨伪学”这门学问安上名号的是曹养吾。见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论古籍辨伪的名称及其意义（代序）》P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曹养吾的《辨伪学史》写于1926年10月，发表在1928年5月东吴大学的《水荇》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后收入《古史辨》第二册。）
而“辨伪”一语对顾颉刚先生而言，则与“攻倒”、“推翻”、“破坏”等词语实际上具有相同的含义，而与“建设”一语相针对。如顾颉刚先生说：“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8）“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3）“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50－51）其实，在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的主要提法就是“推翻非信史”，为此一连提出了四个“打破”：(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99?01)在《古史辨》中，这种含义激烈的词语是随处可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与“辨伪”的主题是联系着的。
“1930年前后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研究”时，曾有编“四个考”的规划。他说：“我想编四个考：（一）辨古代帝王的系统及年历、事迹，称之为《帝系考》。（二）辨三代的文物制度的由来与其异同，称之为《王制考》。（三）辨帝王的心传及圣贤的学派，称之为《道统考》。（四）辨经书的构成及经学的演变，称之为《经学考》。这四种，我深信为旧系统下的伪史的中心；倘能作好，我们所要破坏的伪史已不能支持其寿命。我很想作成之后合为《古史考》，与载零碎文字的《古史辨》相辅而行。”（《古史辨》第四册《顾序》P4）根据文义可知，这里所说的“考”、“辨”仍是“辨伪”、“破坏”的意思。而所说《古史辨》的“零碎”，则应当是指它汇编了众人的讨论而言。至今也有学者认为《古史辨》是一部工具书。（俞兆鹏主编《中国伪史概观》P53：“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古史辨》是一部资料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所以，编写这样一部辨伪的专书，使之与《古史辨》并行，这才是顾颉刚先生所最向往的本意。
顾颉刚为什么要使用这样一个含糊而双关的词语作为《古史辨》的书名，就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公开发表以后的巨大影响以及多方面的压力有关。当时的压力主要来自二个方面。第一，来自学者的压力。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前，已有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提出激烈的批评意见。《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夏禹，顾颉刚说：“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这个说法立即招致了刘掞藜、胡堇人和柳诒徵的强烈批评，甚至钱玄同也不赞同。所以，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顾颉刚随即声明，“我上一文疑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与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设。”（《古史辨》第一册P118）但是学术界关于顾颉刚“禹为动物”的讥议并没有停止，所以到五年以后他为《古史辨》第二册写《自序》时，仍不得不为自己申辩，说：“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见第一册二二七页)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古史辨》第二册《自序》，P3）然而，据王学典等的研究，顾颉刚对于自己“禹为动物”的判断，认为他“并没有停止对禹的神性的思考。50年代初期，他在笔记中记下了孙诒让和司马相如的一些议论，指出‘禹之为虫，又得一证’。以后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顾颉刚对‘禹’的怀疑至死也没有放弃。”（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P6）那么，顾颉刚放弃假设的声明，可能确有迫于压力的因素。
第二，来自社会和政治的压力。主要是戴季陶和陈立夫。顾颉刚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文中说到，他曾因为编辑《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受到南京国民政府弹劾一事。此事虽发生在1929年（据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P79），但编辑教科书是从1922年12月就已经开始了（P75），而且顾颉刚的观点和他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时一样，都是不提“盘古”，在“三皇五帝”前加“所谓”，表示并不真实。（《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18）所以，这两件事给顾颉刚所带来的压力是连带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发表正如顾先生所说：“哪里想到，这半封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多数人骂我，少数人赞成我。”（《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17－18）在编辑教科书一事上，（1929年）已经发行的教科书遭到了禁止，北平《新晨报》还以《国府严禁反动教材发行》为题作了报道，（据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P79）顾颉刚先生气愤地称之为“这是我为讨论古史在商务印书馆所撞出的祸，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19）连带着《崔东壁遗书》（影印本）出版时，“北平某文化机关的图书馆，主其事者不许购入”。（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二，中华书局1988年P17）据顾颉刚先生引述，当时戴季陶的理由是：“说‘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得了！’又说：‘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19）教科书一案当时政治上的处置确实过于激烈，但是戴季陶的两条理由，前者有军阀割据与北伐刚刚成功的背景，后者主要是认为学术应当与社会实际分开，现在来看应当说是对应着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准的，所以，当时社会带给顾颉刚先生的压力之大，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据此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事业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时，顾颉刚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1923年5月6日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之前，顾颉刚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辨伪”与“讨论”二义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