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栎阳是战国初秦献公和秦孝公的都城。
栎阳城在今陕西临潼东北。在栋阳的西面有周人的旧都岐周、丰京和镐京，西面可沿渭河出函谷关直达广阔的中原，北面可渡过黄河沿汾水到达魏国赵国，也可直接到达黄河以西远至河套的广大地区。司马迁说栎阳的地势是“北却戎狄，东通三晋”。
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秦国迁都栎阳。迁都的第三年正月，秦献公生了儿子秦孝公。第十五年栎阳城中桃树冬天开花，第十七年天上降下金雨。第二十年和魏国在石门(今陕西三原北)作战，斩首六万。第二十二年和魏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作战，虏其大将公孙痤。第二十三年秦献公死，秦孝公即位，时年二十一岁。
魏国的大将公孙痤，魏国史书中说他是魏惠王的太子。《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到秦献公和魏惠王在世时，魏国有一位宰相名叫公叔座。痤和座古代同音，同时同地不应有这样的巧合，公孙痤应该就是公叔座，以太子居相位，有事则率兵出征，是当时的惯例。公叔座被虏到秦国，并没有死，后来大概又放回，做了宰相，最后病死在魏国。
公叔座府中有一位贤能的门客，本是卫国的远族公子，名叫公孙鞅。公叔座知道公孙鞅有才干，但还没有来得及向国君引荐。病重时，魏惠王亲去问侯，并且询问说：“你如有不幸，谁可做魏国宰相？”公叔座说：“我府中的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是奇才，愿君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默然无语。临离开时，公叔座摒退众人对魏惠王说：“君王如果不任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不要让他出境。”魏惠王答应了。魏惠王走后，公叔座召来公孙鞅，说：“我先尽心国君，然后尽心臣下。今天国君问我谁可以任宰相，我说你，国君看来不答应。我就告诉国君如果不用就杀了你，国君答应了。你可以赶快离开，以免被国君抓住。”公孙鞅说：“那个国君既然不能听从你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从你的话杀死我呢？”就没有离开。魏惠王离开公叔座家，对左右侍臣说：“公叔座病得太厉害了。真可悲，竟然想让寡人听从公孙鞅的，岂不是昏乱！”魏惠王是战国初著名的善于任用人才的贤明君主，但他却失去了这次重要机会。
秦孝公在即位的第一年就下令求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公孙鞅西入秦国投奔秦孝公，倍受重用。秦孝公八年，秦国攻取了魏国的少梁。十年，公孙鞅亲自率兵攻降了魏国的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国被迫迁都大梁，黄河以西土地尽失，魏惠王为此倍受困辱，后悔说：“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公孙鞅离开卫国，人称卫鞅。在秦国，为相十年，主持变法，秦国富强，周天子为秦王加封爵为伯，各国诸侯毕贺，卫鞅因功受封於、商之地十五邑，因此又称商鞅，人称商君。
秦国为嬴姓，史称秦人的祖先伯益在虞舜时担任虞官，因功赐姓嬴氏，然而秦国人又自称其更远的祖先出于颛顼。嬴姓是炎帝族的姓氏之一，在今山东境内古代东夷居住地有许多嬴姓国家，都是炎帝族的后裔。颛顼则是黄帝一族，是轩辕黄帝的嫡孙。查秦人所说更远的祖先，原来是颛顼的后代玄孙女女修，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就批评说秦入以母族而归祖于颛顼不合理义。
秦人的历代祖先全都擅长畜牧狩猎。伯益担任虞官，掌管山川草木和驯服鸟兽。传说女修吞了家燕的卵而有孕，生了伯益的父亲皋陶。伯益的儿子大廉号称“鸟俗氏”，他的玄孙孟戏和中衍都是人首鸟身。擅长驯鸟同时也擅长御马，中衍担任商帝太戊的御者，伯益的另一玄孙费昌则担任商汤的御者，帮助商汤在鸣条打败了夏桀，都被商朝封为诸侯。到周代，造父又担任周穆王的御者，为周穆王驾车西游昆仑，见西王母。国内有乱，造父驾车东归，长驱一日千里，因功被封于赵城，其地在今山西霍县南，造父一族由此改姓赵氏，为战国赵国人的祖先。秦国人的祖先非子这一支也曾跟随造父居住在赵城，后来非子迁居到犬丘，今陕西兴平东，为周孝王养马，因功被封于秦邑，号称“秦嬴”，其地在今甘肃清水北，因有秦水源出秦谷而得名。
秦人的祖先有时居于中原内地，但更多的时候是处于戎狄之间，僻居四境。费昌的子孙有人住在夷狄，中衍的玄孙中橘在西戎。非子起初居住在犬丘，在济水和渭水之间，后来封到秦邑，更是远到陇山以西了。非子的后代秦仲就号称“西垂大夫”，西垂的意思就是西境边陲，其地在今甘肃天水西南，较秦邑又西了一些。
到秦襄公时，秦人正式建国，被封为诸侯。西周末年，申侯发动叛乱，联合犬戎杀死周幽王，西周结束，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秦襄公派兵平乱，并护送周平王东迁，立了大功。周平王因为周朝实际上已不能控制关陇地区，所以就势将它封给了秦襄王。周平王和秦襄王盟誓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这一年是周平王元年、秦襄公七年(公元前770)。
秦人的发展过程和周人一样，都是从戎狄中分化出来的。起初他们的生活状态本与戎狄并无二致，尔后则受到中原内地的较大影响，一面速迅向中原靠拢，一面与戎狄绝裂，极力抵挡戎狄来自西面和北面的侵扰。周人由幽南迁到岐周，又东迁到丰镐。秦人的发展与周人如出一辙，但更为曲折。秦人由陇山以西逐渐向东发展，越过陇山，又沿渭水节节而下，前后共迁都十一次之多。开始是在西垂、秦邑、犬丘，而后到了汧(今陕西陇县)、平阳(今陕西宝鸡西北)和雍(今陕西凤翔南)、最后到了泾阳(今陕西泾阳)、栎阳和咸阳，一次比一次靠近东方。秦人因为西周东迁而获得了极好的发展机会，起初他们到达了周人最初的居住地，但秦人并不满足，随着力量的逐渐壮火，他们再向东谋求发展，渡过黄河，越过崤山和函谷关，从而进入中原。最后以其锐不可当之势，吞并六国混天下。
周人如此，秦人又如此，有了一次，再来一次。第一步得关中，第二步就得天下。如果周平王知道灭亡周朝的就是秦人，不知道会怎么想。既得陇，复望蜀，势在不得不为，似乎已成历史的必然。周秦两代自西向东的发展构成了先秦历史的大势，构成了先秦文化重心东西纵贯的一条轴线。周秦王业成功的经验足以成为千秋金鉴，供后人思索揣摩。
中原的农耕文化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周边的游牧民族。但吸引是一回事，统一又是另一回事。十分奇怪的是被吸引的是游牧民族，统一中原的也是游牧民族，而不是中原高度文明的国家。商周之际，是周朝取代了商朝而不是商朝据有了岐周；战国之际，是秦国吞并了齐、赵、魏而不是齐、赵、魏占据了秦国。
周人虽是黄族后裔，但居于戎狄之间，中原即以戎狄视之。商人称周文王为西伯，周文王自己也称周为西土，自称周人为西土之人。秦人不论是黄族还是炎族，中原也都以夷狄视之，秦穆公时秦国开地千里，国境东到黄河，与晋国联姻，又多次打败晋国。但直到秦孝公时，秦国都不能参与中原各国的会盟，更不能出任盟主。秦孝公说由于秦国僻在秦陇，所以“诸侯卑秦”，对待秦国以“夷狄遇之”。秦穆公死时，用了一百七十七名大臣殉葬，中原各国就看不惯。
其实西周以后，当时人们看待华夏族与夷狄族已不再以黄、炎血统划分，而是以农耕和游牧的生产方式来划分。春秋时期的滕国、薛国、洙国是东夷国家，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是狄人的国家，都参与中原各国的会盟，与各国接触频繁。而燕国、吴国都是姬姓，楚国为颛顼的后代，由于地处偏僻，农耕水平不如中原，就都和周、秦一样曾被中原视为夷狄。新旧华夷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转变正是在周人和秦人的努力之下突破和实现的。从前是夷狄，只要农耕文化发展了，现在就可以不再是夷狄，这一点由于周秦王业的成功而迫使人们不得不接受下来。周人秦人统一了天下，致力于农耕，就不再是夷狄了，相反，倒是农耕发达的商人和齐、赵、魏等国人更多地暴露了农耕文化所具有的侈靡繁缛的弊病。
秦人的王业从秦襄公开始，到秦孝公时初具规模。
商鞅到秦国以后，借助宠臣景监求见秦孝公，和秦孝公说了很久，秦孝公不时入睡，不听。商鞅走后，秦孝公对景监发怒说：“你的门客是个妄人，何足任用？”景监报怨商鞅，商鞅说：“我对国君讲帝道，国君不醒悟。”过了五天商鞅再次求见，秦孝公瞌睡得轻一些了，但仍听不进去。商鞅走后秦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商鞅。商鞅说：“我对国君讲王道，国君不领会。”商鞅又去求见，秦孝公表示出赞赏，但还没有决定重用商鞅。商鞅走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门客挺好，可以和他谈谈了。”商鞅对景监说：“我对国君讲霸道，国君似乎要采用了。你能再让我见到国君，我知道该怎么说了。”商鞅又求见，秦孝公和商鞅交谈，不觉跪坐着的双膝到了前面坐席上，听商鞅讲了几天都不厌倦。景监对商鞅说：“你用什么说动了我们国君，我们国君高兴极了！”商鞅说：“我对国君讲帝道，效仿夏商西周三代，国君却说：‘太久远了，我等不及，好的国君应该在自身这一代就显露功名，我怎么能时时忍耐一直等到数十百年以后再建成帝业呢？’所以我就对国君讲强国之术，国君非常喜欢。不过秦国虽可以富强，它的文德却也难以和商周相比了。”
商鞅开始在秦国变法。他说秦国行的是“戎狄之教”，就集中了中原齐鲁晋魏各国的治国方略予以改造。商鞅的法令以严明、深刻闻名，刑赏所及，即使贵为公卿、亲如父子也在所不免。传说商鞅在渭水岸边讲述他的变法主张，讲完以后连渭水的颜色都变红了。商鞅的老师尸佼和鬼谷子、荀子等人都是战国法家一派最著名的老师，鬼谷子教出了孙膑、庞涓、张仪和苏秦，荀子教出了韩非和李斯，尸佼教出了商鞅。他们的主张是要用法律做为天平，平量社会的一切功罪。当然，法律本身的制定也要正确、稳固。用法律平量一切，那么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就都没有了，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天王老子也都一样。所以司马迁说像商鞅这样的人，都是“天资刻薄人也”。不过他们也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头脑清醒，逻辑性极强，不像儒家那样善于诡辩。商鞅在秦国规定，凡是尽心务农的人，收的粮食织的布帛多，就免除赋税徭役。凡是从事商业或做事懒惰的人，就抓走他的妻子儿女到官府为奴。法令简洁明快，百姓们遵行时也不会感到不便利，长此而往，秦国不可能不富强。商鞅还规定，凡是有功的人就抬高他的社会地位，给予荣耀，无功的人既使家庭富有也不尊重夸奖，长此而往，民间的风俗好尚不能不带动起来。法令初行时许多人说不便利，商鞅坚行不移。三年以后，百姓称便。十年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家给人足，山无盗贼，道不拾遗，人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国人对法令大为喜悦。开始曾说不便利的人来表示说法令很便利，商鞅对他们全都予以处罚。他既不听坏话，也不听好话。商鞅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说老百姓目光短浅，国家之君要为他们的长远利益做主，好比孩子身上生了毒疮，大人为他剔除他就疼痛拒绝，可是会健康成长，大人不为他剔除他倒暂时安稳，可是终会夭折。商鞅不像儒家那样认为人类性善，他认为人性好利，并无所谓善恶。为人造车的人不是想让人人都舒适富贵，而是想就此谋利。为人造棺木的人同样也是要谋利，他盼望人人早死，只是为了有更多的人买棺木，而不是性恶。他这话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人性好利，压抑它不对，使它改变得很善良也不对，商鞅的做法是顺应人性，顺应人人自私好利的天性使它为国家服务。百姓好利，国家就奖励他们，百姓富了，国家也就富了。商鞅的做不能说不聪明。商鞅悬赏南门徙木，三丈之木从南门搬到北门，不能算难，五十斤铜的奖赏相当五家中等人家的资产，不能算少，商鞅兑现了，表明了他的信用。太子犯法，商鞅处置了太子师公孙贾、太子傅公子虔，两个人的姓氏表明他们是王族公子，商鞅处置他表明了他的胆量。秦朝的名声后来被秦始皇、秦二世的急政暴政搞坏了，其实秦朝也有让天下百姓生活美好的最初愿望。秦朝的刻石中提出“皇帝之功，勤劳本事”、“擒灭六王，永偃戎兵”、“普天之下，专心辑志”、“奸邪不容，务皆贞良”、“禁止淫泱，男女洁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所说比孔子的大同、小康之世还要美好。
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营建了咸阳城，秦孝公十三年迁都咸阳。秦国定都栎阳共二世三十五年。对栎阳城遗址先后发掘，第一次发据出三条街道、六个城门，第二次发掘出三个城门、十三条街道。全城呈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长2200米。发现了冶铁作坊遗址，另在文物中已知有三为栎阳制造，说明栎阳还是秦国冶铁和兵器制做的重要基地。还发现有战国晚期铜釜，内装八枚金饼，其中一枚用阴刻篆书写着“四两半”字样，当是显贵或富商大贾所遗留。司马迁说栎阳“亦多大贾”，说明这里的商业十分发达。
秦国迁都以后直到汉代，栎阳仍是有万户之家的大城。楚汉时项羽封王，以秦国旧臣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后来汉王刘邦也都于栎阳，为时二年。刘邦定都长安后，他的父亲太上皇居住栎阳，死后葬于栎阳北原。东汉时光武帝封景丹为栎阳侯，共三世。
从栎阳迁都到咸阳，表明秦国已完成了由陇山进入关中的第一步，将要开始迈出由关中东出中原的第二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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