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赵文化》的再版后记里我已经说到初学历史曾认定史学的最高境界在于撰著新史，其事既不可得，退而求其此所以有写河北古代历史变迁的计划，有个案研究的用意，后承辽宁教育出版社沈放、赵中男二先生将提纲采纳进《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并督促成书，所以本人涉猎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完全可说是得沈、赵二先生之赐。《燕赵文化》之后，前年承北京广播学院、去年承北京社会科学院邀请，参加有关地域文化的研讨会，今年又承洛阳大学教务处邀请主讲“中国地域文化”课程，故此稿的编写，亦当与上述三家单位专家学者的奖掖有关，在此特别提出感谢了！
前曾追随余敦康先生受业，讲习三礼，力诋记诵之学。余谓读史当自“想见”入手，使古人如在目前，此心即是彼心，凡古人所遭逢之艰难困苦亦即是吾人之艰难困苦。昔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又称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祗回留之不能去云。此余所以著此“古风觅寻”之由也。惟因事起仓促，行文颇失简易，谨望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抱龟子二零零二年元月二日于洛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