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镇，是西周、春秋、战国时齐国的都城。
齐国的文化很有些特色是历史上其他文化区域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首推汉唐，唐因袭汉，汉因袭秦，都定都长安。汉代的统治，以王政杂于霸道；汉代的礼仪，以周礼杂于秦仪。汉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因袭秦朝，而秦朝的文化则多渊源于齐。就是在汉代和唐代齐地的奇才辩士和豪杰人物也都颇为活跃，独步一时。
秦以前，中国历史上两个极重要的朝代殷商和西周，也都和齐地有关。殷人是一个足迹很广的民族，《诗经》中说：“相士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殷人的祖先，诗句说他曾经在海外作战，讨平诸侯。在殷墟，曾经出土了不少内陆所没有的鲸骨、海贝和大龟。卜辞中也记载着殷人征讨过东方的“人方”（夷方）。商代的最后一个君王商纣王帝辛是一个很有才勇的人，史书上称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他就曾出兵征讨沿海的东夷，得胜而归。可惜商纣王好酒好色，最后被周人推翻了。西周也与齐地关系密切，它的开国功臣姜尚来自齐地，周公旦曾经出兵征讨东夷。《左传》上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说商纣王虽然征服了东夷，但也为此耗尽了国力，因此商朝的灭亡应该看作是由征服东夷引起的。商朝征服东夷而国家灭亡，周朝征服东夷而国家兴盛，可以说如果没有沿海的东夷的作用，商朝和周朝的历史都将大大改变。
再往前，齐地还是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的所在地，龙山文化就以1928年首见于山东章丘的龙山镇而得名。它比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略晚，距今四千八百至四千年左右。仰韶文化的标志是彩陶，龙山文化的标志则是黑陶。有一种黑陶的高柄杯，四壁薄如蛋壳，制作技术十分高超。夏代和商代的文化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传说中黄帝和炎帝的活动可能就与龙山文化同时。黄炎之战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首先，黄帝和炎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每一个中国人都称自己为“黄炎子孙”。其次，黄帝和炎帝是两个远古部落，这两个部落其实一直在打仗，先打了阪泉之战，黄帝战胜了炎帝，又打了涿鹿之战，黄帝杀死了炎帝族中的首领蚩尤。炎帝族姓姜，起源于青藏高原，后来进入中原，擅长农耕，文化上比黄帝族先进，发明了天文历法，比黄帝族先到达中原。黄帝族姓姬，起源于陕西黄土高原，当时还是一个游牧部落，文化较炎帝族落后。然而先进的文化最初总要被落后的文化所征服，因为落后的游牧部落更擅长于作战。黄帝又称“有熊氏”，他驱逐熊熊虎豹狐狸向炎帝开战，征服了炎帝。这种征服自然还不是后来出现的歼灭战争，而是臣服。炎帝族向黄帝族称臣，尊黄帝族为君，黄帝族任用炎帝族的人为大臣，娶炎帝族的女子为妻，采用炎帝族定居的衣食住行方式，变游牧生活为农耕生活。在文化上黄帝族不能不深受炎帝族先进文化的影响，落后的文化实际上又反过来被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再次，黄帝族起初远不如炎帝族人多，根基巩固。阪泉之战黄帝就打得十分将就，“三战，然后得其志”。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稳定，黄帝族尽量贬低炎帝族的文化地位，逐渐将炎帝族驱赶到四周，甚至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原始的生态环境中重新采取牧猎的生活方式，这时黄帝族就自称是“华夏”，表示自己居中、伟大，而将炎帝族称为“夷狄”。炎帝又称“神农氏”，是发明农业的始祖，黄帝族对此很害羞，就选了自己族中一个学会了农耕的后代弃，担任农师，称为“后稷”，意即“农王”。炎帝族的习俗中有腊祭，祭礼的是自己的后稷炎帝柱，后来黄帝族在腊祭时就用弃取代炎帝柱成为后稷。由于黄帝族居于统治地位，有关炎帝族的传说逐渐中断，而流传下来的史书《尚书》、《左传》、《史记》等等无一例外都是黄帝一族的史书，在记载上掩盖事实，年代一久假象成真，后人就只知道弃是后稷，黄帝族较炎帝族文化先进，华夏仁德夷狄暴虐，而不知其他了。
黄炎融合这段历史的真真假假，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中国历史上外患从来不断，融合的过程也就周而复始重复不穷。历史上匈奴、羯、氐、羌、鲜卑五胡以及契丹、女真、蒙古、满清各游牧民族的南侵和入主中原，无一不是走的黄帝征服炎帝这一模式。而被黄帝族驱赶到四裔的炎帝族的后代，这整个先秦时期，最重要的聚居地就是齐地。由此可见齐地的重要。
西周的开国功臣姜尚就是炎帝的后代，姓姜，世代居住在东海之滨的东夷之地。他的祖先在尧舜时曾经担任四岳大臣，后来因功封于吕，以封地为姓，改姓吕。吕即莒，春秋时有莒国，在今山东莒县、胶县、日照一带。此外又有莱国，在今黄县一带；邾国，又称邹国，在今邹县一带；小邾国，又称郳国，在今滕县一带。商周之际则有蒲姑国，在今博兴；奄国，在今曲阜。这些古国也都是炎帝族的后代。
吕尚曾经臣事商纣王，并游说各国诸侯，见多识广。但他这一族到他时，已经衰微，和普通平民一样。吕尚生活贫困，曾在朝歌屠牛，在孟津卖饮。他又前往西周，无由自达，就在渭滨垂钓。周文王将去畋猎，占卜，卜文说：“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获霸王之辅。”结果就遇到了吕尚，一交谈，大为惊喜，说：“先君太公曾经说过，会有圣人前来周朝，周朝因而兴盛。这个圣人就是你吗！我们太公盼望你来已很久了！”于是就称吕尚为“太公望”，立他为师，尊称为“师尚父”。这时吕尚已经七十岁了。他帮助周朝推翻商朝，屡出奇计，外人往往秘不得闻。周文王死后，吕尚继续辅佐周武王，武王灭商，以吕尚功劳最多。分封宗室功臣时，吕尚为首封，封于营丘，国号为齐。后代凡是讲论奇计、阴谋、兵法的，就都归宗吕尚为始祖。
齐国是个大国，负山带海，自泰山东至琅邪，北至海，地方二千里。古人曾经认为天下的中心在齐地，称齐地为齐州。齐即脐，意为天之脐，即天地的腹心，在临淄东南有个湖就叫天脐池，或叫天脐渊。到后来才又以豫州为天下之中，称为中州。齐国最强大的时候，地界东到海，西到黄河，北到今山东无棣与河北盐山交界，南到今山东临朐、沂水的穆陵关。因为是大国，周王室授给齐国以征伐大权，五等诸侯、九州之伯都得以征伐。
营丘即临淄，因其城临于淄水而得名。临淄城从吕尚时开始修建，有大小二城，大城为外城，小城在大城中西南角，为宫城。大城有十三个城门，有鹿门、龙门等，正南门为稷门，对着门外的牛山和稷山。
西周时有天子都城方九里、公侯都城方七里、子男都城方五里、大夫之邑方三里的制度，但是临淄无论大城小城都远远大于这一规定。临淄大城周围五十里，墙高四丈。城中的街坊称为里，有“鱼里”，“庄里”、"岳里”等。城中的道路，北部二条东西向的大道称为“庄”，能容“六轨”即六辆马车并行，陈桓子曾在这里运走大夫庆封的一百车木材，实地测量这条大道宽15米。中部一条东西向的大道称为“康”，比“庄”更宽，可以陈师列阵，实地测量为17米。“康庄大道”后来就演化为称谓宽阔平坦道路的成语。
在“康”、“庄”两条大道中间，就是临淄城中最繁华的中心地带“国市”。《左传》中说齐国大夫晏婴的住宅接近国市，每天早晚“湫隘嚣尘”，生动描绘了国市狭小拥挤的热闹景象。
城中的建筑，宫城中有公宫，宫内有“太公之庙”和内宫。太公之庙即祭祀吕尚的祖庙，又称为“大宫”。内宫正殿称为“路寝”，又称“大寝”，殿门上画着虎，所以对着殿门的宫门称为“虎门”。在外城的南门附近，还有一座寿宫。此外还有章华台、长庲、箐室等。外城的建筑，春秋时期有闾里三百，为平民所居。在外城周围，北面杏唐之门外有一处杏园，为植杏之所。西南面申门外有一处申池，分布在申门两侧，由临淄西南寒泉的泉水流积而成。
临淄的人口，春秋初管仲把市民划分为二十一个乡，每乡二千户，共四万二千户，二十一万人。战国时苏秦说临淄中有七万户，仅可以出征的男子就有二十一万。到汉武帝时，临淄人口达到十万户，每户五人，共五十万人。相传春秋以前的城市，“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战国时，一般城市就是“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但临淄的人口却多到五十万人。战国末年长安的人口有十二万户，洛阳有十万户，临淄的人口即以七万计，在战国各国中也算名列前茅了。《韩非子》中记载说：齐景公和晏婴游于少海，柏寝之台，回望自己的都城，赞赏说：“美哉！泱泱乎！堂堂乎！”“泱泱大国”这一成语即由此而来，当年临淄的繁华兴盛，是无论谁经过都要赞不绝口的。
临淄的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司马迁物：“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褚少孙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临淄城所在，东临淄水，西依系水，北为平原，南有牛山、稷山，为鲁山余脉。其地东至海，西至中原各国，南经莒至吴越，北经燕至辽东，东北至莱，东南至即墨，西南至鲁，条条大路畅通无阻。
临淄的商业发达。齐国虽然土地广阔，但地势低平，多盐卤，所以自姜尚时起就确定了重商的政策，发展鱼盐和桑麻纺织业，“极技巧，劝女功”。到春秋初齐桓公时，管仲将临淄中的平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各类分别聚居，不相混杂，工之子仍为工，商之子仍为商。工商业被特别保护起来，而且具有了与士农同等的社会地位。司子迁称：齐国人“多文彩布帛鱼盐”、“冠带衣履天下”。主父偃称：“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齐国由于重商而富强的局面一直保持到战国齐威王、宣王时期。
临淄的学术发达。齐地的文明之高，大概在炎帝时已成传统，而姜尚即以博学多闻担任了周文王、周武王两代的国师。春秋时齐国留下两部古书，一部是管仲的《管子》，一部是晏婴的《晏子春秋》。《管子》书中主要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学说就是道家、儒家和法家三派，而其中的两派都源流于《管子》。战国时的法家人物尸佼、商鞅、鬼谷、申不害、慎到、吴起、孙武、李斯、韩非，一个比一有才干，其实都不及管仲丰富精辟。管仲聚集了许多文士在临淄讲学，在稷门外开辟了稷下学宫。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重新兴盛，所招延的各国文学游说之士更多，有数百上千人，著名的有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齐宣王把他们当天下贤士看待，不让他们理事，专门从事议论，但仍封他们为列大夫，为他们修建了“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居住。直到五胡十六国时临淄城外古讲堂基柱犹存，稷下之学的繁盛是空前绝后。
临淄人的风貌“志高气扬”，临淄人的性格“宽缓多智”。可马迁称临淄人是“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临淄的位置居天下形胜，土地平，海水更平，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样的山水形胜自然培育了人们宽缓阔达的性格。江河容百川，百川又归宗于海。在炎帝、姜尚时，齐地的文明、智略已堪称宗主，又经过管仲和齐宣公的渲染，齐人的智谋和技巧已是人所共认。司马穰苴是齐国人，孙武、孙膑是齐国人，都是著名的兵法家。淳于髡是齐国人，田骈、接子、吁子是齐国人，驺忌、驺衍、驺奭是齐国人，孟轲也算得上是齐国人，这些都是名动一时的学者、辩士。战国末期，齐国有豪侠公子孟尝君、大将田单、奇士鲁仲连。秦朝的大将蒙恬祖先是齐国人。汉初，为韩信献奇策的蒯通、自刭而死的义士田横是齐国人，为刘邦排定朝仪的叔孙通、劝刘邦定都长安的娄敬是齐国人。汉武帝时大臣公孙弘、主父偃是齐国人，名臣、辩士邹阳、严安、终军是齐国人。邹阳曾经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智，韩魏时有奇节。”齐地长于谋辩的风气真是源远流长。
“地重，难动摇”是说齐人性格沉稳。齐人还怯于众斗，勇于持刺，这是由于齐人一向富庶使然。大抵如果国家穷困，地势狭险，人民性格就简朴，急躁，国家易于把人民组织起来，冲锋陷阵，不顾生死，就像战国秦国那样。而如果国家富足，百姓从事商业的很多，人民就比较有主见，不会简单地听从国家的召唤，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齐国的军队虽不如秦国的勇猛，但齐国中的每一个个人却要比秦人有勇有谋、意志坚强。而在太平年间，齐国人真是最能生财，又最能享乐。苏秦是战国时一个著名的纵横家，最擅于夸张，但他的话却十分生动。苏秦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云，挥汗成雨。家殷而富，志高气扬。”临淄人光是吹拉弹唱就有八种式样，民间生活真可谓多姿多彩。孟子曾经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乐，君孰与不乐？”普通百姓富足了，国家才真是富强了；普通百姓快乐了，国家才真正是一个快乐的国家了。像临淄这样的情景，齐国确确实实是一个“泱泱大国”了。
临淄作为姜氏齐国的都城，共经历了十九世、三十君，时间在六百年以上。后来从陈国来的田氏取代姜氏自立为君，临淄作为田氏齐国的都城又经历了七世、七君，历时一百六十六年，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灭亡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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