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武威是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北凉的都城，当时称做姑臧。十六国时建立凉国的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合称“五凉”。前凉为汉人张寔所建，建国六十年。后凉为吕光所建，建国十七年。北凉为匈奴人沮渠蒙逊所建，建国十八年。南凉为鲜卑族人所建，都城迁到青海乐都。西凉为汉人李昺所建，都城在甘肃敦煌。五凉的活动中心均在武威、张掖、酒泉及青海乐都一带，也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上。
河西走廊唐代有凉、甘、肃、沙四州，汉代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以前为西域大月氏国所在地。古代称玉门关、阳关二关以西的地区为“西域”。汉代西域的西界在葱岭以东，即今帕米尔山结以东，唐代西域的西界则跨过了葱岭，远到中亚。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南面的昆仑山以北和北面的天山南北，有许多西域国家，最初有三十六国，后分至五十余国。大月氏是西域各国之一，它本来居住在二关以东的敦煌、祁连一带，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有骑兵十万人，势力强盛，很看不起匈奴，结果被匈奴袭破。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了大月氏，老上单于将大月氏的首领斩首后，用他的头骨做了饮器。大月氏于是避开匈奴向西迁徙，经过大宛，到达妫水(今阿姆河)流域定居下来，征服了在那里居住的大夏人。
匈奴也就是先秦时期的山戎，是神农、夏禹的后代。匈奴与大月氏的风俗相同，逐水草而居，没有定处，活动在塞北广阔的草原上。但是西域各国大多是定居在水草丰美的塔里木河支流上，有城郭，有田产畜产。定居的民族打不过部牧的民族，于是在大月氏西迁以后，西域各国都臣服于匈奴，匈奴右部的日逐王在那里设置了僮仆都尉，向各国收取赋税。
公元前127、121、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和霍去病三次大举进攻匈奴。霍去病从陇西、北地出兵，过焉支山、居延海，到达祁连山，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缴获了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迫使匈奴浑邪王杀死休屠王以后归降汉朝，汉朝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当时称为河西四郡。
河西四郡的形势，正像一条狭长的通道连接着关陇和西域。这条通道从东南向西北倾斜着。南面是祁连山，北面去合黎山，通道夹在两山中间。通道的两头，南有琵琶山（今乌鞘岭），北有阳关、玉门关。在和平时期，河西四郡正是主绸之路中最为关键的一段，各国商人和物品不断地经由敦煌东来西往。在战争时期，河西四郡就成为控制西域和保卫关陇的重要根据地。
由河西四郡进则可以控制西域，退则可以保卫关陇。国力强大时，就大力加强河西的力量，由此进入西域。看一个王朝是不是强盛，能否立足河西控制西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汉武帝时国力强大，它就不能不去开拓河西和西域。唐朝国力强大，它在西北地区的开拓更是卓有成效。九个节度使中，河西节度使驻在武威，陇右节度使驻在乐都，有兵马五万。六大都护府中，安西都护府驻在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都护府驻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有兵马五万。全部五十万兵马，有二十万到了西北。而它所控制的疆域，由碎叶(今托克马克)、怛逻斯(今江布尔)直到咸海，由乌浒水(今阿姆河)流域的吐火罗各国直到疾陵城(今扎博勒)而与波斯(今伊朗)接壤。汉光武帝平定了关陇以后移兵巴蜀，说：“既得陇，复望蜀。”以关陇和巴蜀的形势，在关陇立足之后，稍有余力，必然是要进而经营巴蜀，陆游诗说：“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战国秦国、东汉、三国魏无不是由关陇进入巴蜀从而实现全国的统一。而河西、西域也正有着与“得陇望蜀”相类似的情形，既得河西，必望西域。不是贪心使然，而是地理形势使然，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所不同的是，关陇和巴蜀的形势，由关陇进入巴蜀势同顺水推舟，轻而易举，但从巴蜀进入关陇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艰辛，十分不易，像诸葛亮六出祁山始终未建功效，就是由于他不得形势之便，无力回天。河西和西域的形势，由河西进入西域容易，由西域进入河西也很容易。也就是说，关陇一般不用担心来自巴蜀的威胁，但河西却不能不担心来自西域的威胁。在国家强盛的时候，河西是进兵西域的根据地，而在国力微弱的时候，河西就成为防守西域保卫关陇后方的一座门户。国家在长安定都，保卫长安的门户一重又一重。陇坻是第一道门户，是关中所谓“四塞之固”的门户。河西四郡是第二道门户，是关中的外围屏障。葱岭是第三道门户，帕米尔山结这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把中国与中亚隔为东西。在这三重门户内外，中原内地的农耕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不断地展开攻防战争。汉武帝时攻破了匈奴右部，占领河西，征服西域，当时称这一战略为“断匈奴右臂”。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汉武帝没有打败匈奴，那么就是匈奴人断了汉人的右臂，汉武帝以前高祖、吕后、文帝、景帝时期，实际上就是匈奴人断了汉朝的右臂。右臂断了，虽不至有性命之虞，但已够不上是强健。
东汉初年，国力衰弱，无力保有西域，西域各国主动前来归附，愿各派王子到洛阳做人质，并说汉朝如果不能派驻都护和兵马，则各国“诚迫于匈奴”，意思是只好依附匈奴。光武帝回报各国说：现在都护、兵马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竟未能答应西域的请求，失丢了一次宝贵的机会，使得西域各国又依附了匈奴。东汉明帝章帝时期曾经一度控制了西域，那也是在“不动中国，不烦戎士”的情况下，依靠班超个人的智慧勇敢，以及“以夷狄攻夷狄”的策略来实现的。整个看来，东汉不仅无力像西汉那样控制西域，甚至连河西地区也让羌人占领了，所以东汉王朝始终也没有强盛起来，积贫积弱，兵连祸结，百姓牢骚满腹，算不上是一个强健的国家。国家的强盛与否与河西、西域的关系真是密切。一旦国力微弱，都城外围的门户就一重重的丧失，先是葱岭，然后是河西。如果连关陇也丧失了，匡家也就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东汉丧失了西域、河西，失去京都的外围屏障，所以也就只好改在洛阳建都，实际上是向中原内地收缩。收缩到洛阳以后，就以关中、崤函作为都城的又一道屏障。屏障虽有，但国力却较西汉衰弱得多了。由此可见东汉国力的强弱与迁都有很大的关系，迁都又与河西四郡有很大的关系。
唐朝的情况也可与东汉相印证。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动荡，唐朝最初放弃的也是西域，紧接着就是河西。叛乱爆发后，唐玄宗立即改任原安西都护高仙芝为东讨副元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前往洛阳平叛，驻守在安西北庭的将士就被冷清一旁，不闻不问。安西、北庭的将士们在张义潮的领导下独自坚守了三十五年，唐朝还以为他们早已经战死沙场了。高仙芝和封常清死后，唐玄宗又改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先锋兵马副元帅，调回河西陇右等地兵马共二十万人镇守潼关，河西陇右兵马一调走，不出几年，河陇十余州的土地全部为吐蕃攻陷，西域被隔绝，而长安自然也就经常处在吐蕃军队的威胁之下。长安与河西、西域的关系真可以说是唇亡齿寒、辅车相依了。唐代诗人张籍的《凉州词》说：“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就是表达对武威的思念。武威从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被吐蕃攻陷，到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六十年了还没有收复。
河西四郡的水草肥美，祁连山上的雪水融化以后汇集成道道河流，较大的有谷水、弱水和冥水，聚集成休屠泽、居延泽和冥泽等湖泊。河渠纵横，阡陌相连，有“塞北江南”之称。所以汉朝从匈奴手里夺到河西以后，匈奴人受到了很大损失，著名的匈奴民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就是传唱的这件事。
武威在河西四郡中处在最南端，南临金城(今甘肃兰州)和秦州(今甘肃天水)，当地的民谣有“金张掖，银武威，秦十万”之称。武威城本为匈奴所筑，称为盖臧城，汉人讹称为姑臧。城址不呈方形，有头、尾和两翅，共七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形状像鸟，所以又称“鸟城”。形状又像龙，所以又称“卧龙城”。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曾有诗说：“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武威南面有一处灵泉池，又称灵云池。因为武威靠近胡地，所以这处池水被修造得十分壮观华丽，为的是向胡人夸耀，镇慑胡人的傲气。池畔亭台参差，落差很大，人在其中游赏，不时需要俯视或仰看。唐代诗人高适曾经有一首《泛灵云池》诗写道：“江南仍塞上，舟楫在军中。夕阳连积水，边色满秋空。”城外的建筑如此，城内的建筑也可想而知。
西汉时武威郡有十县，一万七千余户，七万六千余口。东汉时有十四县，一万四千余户，三万四千余口。唐代有五县，二万四千余户，十二万余口。唐初三藏法师玄奘西去印度取经，路过武威，称赞武威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左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玄奘在武威讲经，“时开讲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宝，稽颡赞叹。”西夏时修建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也说：“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可见古代武威的繁盛。
武威的古代文化遗址，首推城北二里的雷台汉墓，共出土各种器物二百三十一件。其中最珍贵的一套铜器是铸造精美的武装行列，有四十五个人像，十四辆战车，三十九匹战马。尤其是队前的一匹奔马，长尾高翘，昂首嘶鸣，三足腾空，足踏飞燕。这件“马踏飞燕”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是汉代人在武威的开拓进取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武威还发现许多汉代的医简，也是最珍贵的文物。距武威四十里的南塔有唐代弘化公主墓。弘化公主是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远嫁给吐谷浑首领诺葛钵的，死后葬在了武威。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首领松赞干布路过青海时，弘化公主和诺葛钵前去边界亲自迎送，依依不舍，一直送到柏海(今扎陵湖)。吐谷浑是中国古代一个很有生气的游牧民族，活动在青海、甘肃一带，在武威喇嘛湾至今还保存着吐谷浑先祖的莹墓遗址。武威城中心有唐代修建的大云寺和铜钟，“大云晓钟”为著名的“凉州八景”之一。武威城东南隅的文庙是一处十分宏伟的建筑群，建于明代。建筑群的西部以大成殿为中心，前有泮池，后有尊经阁。东部以文昌祠为中心，前有山门，后有崇圣祠。在河西四郡中，武威城的历史最为攸久，有“古意盎然的凉州”之称。
前凉开国君主张寔是安定〈今甘肃泾川〉人，家中世代以儒学知名。他的父亲张轨是个文武全才，年少时就聪明机敏，很有名望。晋末天下有大乱的趋向，张轨就想去割据河西，自己占了一筮，得霸者之兆，大喜，就请求做了凉州刺史。当时鲜卑族在河西叛乱，河西一带寇盗纵横，张轨一到武威就斩寇盗首级万余，杀死鲜卑首领若罗拔能，俘获十余万口，一时威望大震，被公推为河西霸主。在武威立住脚后，张轨极力推崇儒学，建立学校、学馆，选择世家弟子五百人入学读书，在文人中很有影响。西晋的秘书监缪世征和少府挚虞二人夜观星象，聚在一起私下商议说：“天下方乱，避难之地唯有凉州。”此话传出以后，各地的名臣、文士纷纷前往武威投奔张轨。张轨还大规模重修了武威城。张轨死后，其子张寔继任为凉州刺史。张寔和张轨一样文武并用，以武守文。史称张寔“学尚明察，敬贤爱士”。当时在西晋的都城洛阳流传着一首歌谣说：“凉州大马，横行行下。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河陇一带自古以来就以尚武闻名，西汉时有选拔六郡良家子从军而名将多出其中的说法，又说“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六郡之中陇西、天水、安定、北地都属凉州刺史部管辖，与河西四郡相邻，这首歌谣就是在称赞张寔时河西的武功。在长安还流传着一首歌谣说：“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中原大乱以后，关中也在所难免，唯有河西地区平安无事，一方面抵住鲜卑族的侵袭，一方面却不参予中原的纷争，有时还可腾出余力支援西晋王室，深得王室的敬重。
张寔的弟弟张茂虚靖好学，能断大事。儿子张骏十岁能属文，十八岁主持政事，尽有陇西之地，兵马强盛。二人在张寔死后相继继任，也都能文能武。张茂还再次大规模修建了武威城，建灵钧台。张骏则在武威城南另建一城，建谦光殿，以五色图画，以金玉装饰。在谦光殿的四面又各建一殿，东面的叫宜阳青殿，南面的叫朱阳赤殿，西面的叫政刑白殿，北面的叫玄武黑殿，于春夏秋冬四季分别居住。
吕光是略阳(今甘肃庄浪)人，原为前秦苻坚的将领，受命率领七万兵马、五千铁骑平定西域。西域平定以后，吕光想留在西域称王，在龟兹遇见了著名的僧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劝他说：“此凶亡之地，不宜久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要他东还河西。吕光听从了，用二万头骆驼载了西域各国的珍宝、奇伎、异戏以及珍禽怪兽共一千余件，还有骏马一万余匹回到河西，入居武威，自任为凉州刺史。苻坚被姚苌杀死以后，吕光大哭一场，建号称王。吕光的为人不乐读书，但宽简有大度，性情沉毅，他能听从鸠摩罗什的忠告和对苻坚尽忠，说明他不是一个粗略的武人。
沮渠蒙逊是临松〈今甘肃张掖南〉人，原为吕光的大将。虽是匈奴人，但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博览群书，通晓历史天文，为人英武有远略，而且又善于权变，是一个兼通文武、足智多谋而又务实的人物。吕光对沮渠蒙逊感到惊奇，心存畏忌，他就经常攸游饮酒，自我韬晦。一次吕光南征，沮渠蒙逊的两个伯父沮渠罗仇和沮渠麴粥商议起兵占据武威。沮渠麴粥说：“我们奋臂一呼，凉州不难平定。我们一向受到吕光的畏忌，恐怕迟早要被他杀死。”沮渠罗仇不同意，说：“你说的虽有道理，但我们一家世代以忠孝治家，宁可别人负我，不可我负别人。”不久二人果然都被吕光杀死。送葬的那天，亲朋部属参加的有一万余人之多。沮渠蒙逊哭着说，要自保河西，不让两位伯父含恨黄泉，众人一致赞成。于是沮渠蒙逊起兵，自称凉州牧，起初居于张掖，不久迁至武威，建号称王。
沮渠蒙逊修缮武威的宫殿，加修了四面的城门。汉魏时期匈奴族汉化程度较深的杰出人物有三人，其一为汉武帝时的金日磾，其二为十六国时汉国的开国君主刘渊，其三即沮渠蒙逊。刘渊和沮渠蒙逊都是既保持了匈奴族的勇武，又吸收了汉族的智谋和才学，兼有两族文化的优点，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有些方面他们的才干和识见甚至超过了汉族中的杰出人物。
西凉国的开国君主李暠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人，北凉时任敦煌太守，后建号称王，初居敦煌，复迁至酒泉。李氏世为凉州大族。李暠年少好学，性情沉稳、机敏、宽和，通晓经史，尤善文辞，所作有《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等篇。他还曾学过武艺和《孙子兵法》。李暠虽然没有定都武威，但仍在河西四郡之内，他的才学修养无疑又使张轨以来河西文武并重的风气更进了一步。在张轨、沮渠蒙逊、李暠等人的带动下，河西终于成为全国著名的文教兴盛之地。论武，河西足以自保，并且还有余力荫庇各地前来逃避战乱的人。论文，中原经过五胡十六国的长期丧乱，文人丧尽，文物图籍散失，学术文教已难独居正统，而河西却是在独放奇葩。五胡十六国时期，武威一带前后一百余年间虽然也不免有些纷扰，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还是要略胜一筹。武威秩序安定，经济丰饶足以自给，商旅发达，许多中原的世家大族和文士能臣都前来投奔，一般汉地流民前往躲避战乱的也相继不断。特别是五凉的各代君主多为文武全才，张轨和李暠都是汉族世家，本身即以儒学文词著称，所以能够推崇文教，设立学校，讲求儒学。其他君主如吕光、吕光的旧部段业、南凉的开国君主秃发乌孤和沮渠蒙逊等人，虽都不是汉族人，又不读书，但仍能欣赏汉族文化，举用汉人担任官吏。所以河西虽然受制于胡人，但汉族文化却并不因此而沦丧。
河西人才倍出，这些人不但给五凉添加了光彩，而且在北魏统一了北方以后，进一步影响了北魏。隋唐以后，又进而影响了隋唐。凉州人宗敞前往后秦都城长安，后秦称他的文才可比“魏之陈、徐(陈琳、徐干)，晋之潘、陆（潘岳、陆机）”。后秦君主姚兴惊叹说：“凉州小地，难道还有这样的人才！”天水人赵逸天性好学，年过七十手不释卷，有诗赋五十余篇，起初在后秦任著作郎，后在北魏任中书侍郎，太武帝拓跋焘在白虎殿命百官赋诗，见赵逸所作诗序，“称善久之”。安定人胡方四涉猎史籍，文彩可观，在夏国任中书侍郎，有《统万城铭》、《蛇祠碑》等文，闻名于世，后入北魏为中书侍郎，所作书表深受太武帝的叹美，朝中名士崔浩等人都敬重他。安定人胡叟以诗文见称，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人程伯达读了他的诗以后说：“凉州虽然地居戎狄，但自张轨以来，便有华夏之风。”敦煌人宋繇到酒泉拜师求学，闭室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书无不综览，吕光时仕为郎中，段业时仕为中散常侍，李暠、沮渠蒙逊时连任高官，但仍讲学不辍。沮渠蒙逊平定酒泉时，得到宋繇家藏的书籍数千卷，叹道：“我不高兴战胜了李氏，而喜欢得到了宋繇。”让宋繇担任吏部郎中，掌管委任官吏。沮渠蒙逊临死，又将儿子托付给宋繇。北魏统一武威以后，宋繇到了北魏都城洛阳，死在那里。敦煌人张湛好学能文，最初随沮渠蒙逊任职，后归北魏，很受司徒崔浩的赏识。崔浩称他和金城人宗钦、武威人段承根“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崔浩推荐他为中书侍郎，他坚辞不就。宗钦少而好学，博览群籍，有儒者之风，著名河西，最初在北凉任沮渠蒙逊的中书侍郎，后到北魏任拓跋焘的著作郎，与名臣高允赠诗问答，甚见褒美。段承根机敏好学，有才思，受到崔浩的赞赏，推举他做了著作郎。敦煌人阚駰祖父、父亲都是有名的武士。阚駰博览经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以及诸子的著作可以过目成诵，注有《易传》，撰有《十三州志》，并行于世。沮渠蒙逊任阚駰为秘书考课郎中，派给他三十名文吏，专门校勘经籍，共刊定诸子著作三千余卷。北魏统一武威后他也到了洛阳。敦煌人刘昞十四岁跟随儒师郭瑀读书，后隐居不仕，开业授徒，有弟子五百余人。著有《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注有《周易》、《韩非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后任李暠的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沮渠蒙逊的秘书郎，北魏时任为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被称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金城人赵柔年少时以德行才学知名河西，在北凉任金部郎中，后到北魏任著作郎。敦煌人索敞精通经籍，曾随刘昞一起讲授门徒，后至北魏任中书博士，京师大族及贵戚子弟都敬畏他，弟子官至尚书、郡守的有数十人。武威人阴仲达少以文学知名，后至北魏任秘书著作郎，与崔浩同修国史。
元代史学家胡三省评价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后秦君主姚兴曾想吞并南凉，派尚书韦宗前去观察虚实。韦宗回来后说：“凉州虽是残弊之余，但风化未颓，未可图也。”由此可见当时河西地区政治的兴盛和文教的发达，实在是历史上一件罕见的盛事。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因此高度评价说，河陇地区在中国的文化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性质。河陇虽然地处偏僻，却保存了汉代中原的文化学术，使它在中原历经东汉末、西晋及北朝的长期丧乱以后，仍不至失传，最后在北魏统一了中原以后，又传回中原。如张湛等人用《左传》卦文解释《周易》就是汉儒古义，刘昞注《人物志》重申才性同异之说以及程骏认为老庄抱一顺性不为虚诞重申周孔名教与老庄自然合一之说，都是魏晋学术的核心，但在五胡十六国时的中原内地都已成为无人知晓的绝学。由此可知当时河陇一隅的文化学术，是上续汉魏西晋学风，下开北魏隋唐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是五百年间延绵不绝的一脉，隋唐混合型文化中的一个源流。这蔚然独立的一源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不可淹没的一大功业。
武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向是起着西北门户的作用，然而它在保卫中原内地的同时，还曾有过这样一次保护中原文化的特殊贡献，这就不能不让人更加敬重和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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