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朝在灭亡以前，将钱塘江边上的一个县钱唐县升级为钱唐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钱唐设郡。钱唐在战国以前没有名称。秦始皇统一以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初设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会稽郡的治所设在原战国吴国的都城吴县(今江苏苏州)，下属二十六个县之一就是钱唐县。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出巡南方，曾至钱唐，临浙江，并准备从这里渡江北上会稽。由于江面上波涛凶险，只好溯江西行一百二十里到今富阳一带江面狭窄处渡江。钱唐附近较早出现的名称还有武林山和余杭县。余杭县在今富阳北。古代“杭”有舟船的字义，东晋时人顾夷认余杭县就是在秦始皇渡江北上会稽时，曾在此舍杭登陆，因此被立为县的。
钱唐县的治所，据南朝宋朝做过钱唐县令的刘道真说，钱唐县境逼近钱塘江，钱唐县在灵隐山下，当时刘道真还见到了残存的遗址。所说的灵隐山指的就是武林群山，那么县治可能就在灵隐寺一带的山下，也可能是在群山南侧逼近江流的山下。不论它在何处，总之它是不在现在西湖的东边，而是在西湖的西边。西湖是一个泻湖，远古时期它是一个海湾，经过长期的沙土淤积而封闭成湖。湖水东面的低浅平原更要晚到西湖形成以后，才有可能出现。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新时器时代良诸文化遗址，也是坐落在现在西湖西北的山脚下。
东汉时原会稽郡分置为吴郡和会稽郡两郡，钱唐县隶属于吴郡，治所仍在吴县。东汉到南北朝时期钱唐县的治所逐渐从山脚向西湖以东的平原上迁移。西湖古代称为钱塘湖、上湖，到这时它才位于县治的西面，成为名符其实的“西湖”。为了保障县治不受海水的冲淹，东汉在钱唐县治以东一里多的地方修筑了一条防海大塘。人们传说这条防海大塘是用招募的办法建成的，每运来一斛土石给钱一干，所以这条大后就被称为“钱塘”。这个传说并不准确。实际上钱唐是在唐代时，由于“唐”为国号，才在“钱唐”上加“土”旁而成为“钱塘”的。不过钱唐自从东迁平原地区以后，它的兴盛就与西湖密切相关，它的安危存亡又与防海大塘密切相关，则是确实的。
隋朝统一以后，废除郡制，实行州县二级制，于是改唐钱郡为州，因附近有余杭，所以取名为“杭州”。杭州的治所在钱唐县，后杭州又重新设置为余杭郡，治所仍在钱唐县。这是钱唐第一次出现杭州的名称。隋代的杭州州治在凤凰山下的柳浦，即现在的江干一带，在现在杭州市的南端。
五代十国时期，原唐朝镇海节度使、杭州人钱镠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称之为“西府”。吴越国共传五王，历时七十二年。
靖康之难以后，宋高宗逃到江南建立南宋王朝，绍兴二年(公元1132)定都杭州，称之为“临安”。南宋王朝共传九帝，历时一百五十三年。
杭州是历史上吴越和南宋二朝的都城。
中国古代从唐朝中叶开始，全国经济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杭州虽然是一个后起的城市，但却很快就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
江南经济的开发比北方要晚，但也逐渐有所发展。长江下游的钱塘江流域和太湖地区在战国时为吴国和越国的所在地，二国曾经先后称霸中原，在经济和文化上迅速向中原各国靠近。楚国的两个大夫申公巫臣和伍子胥先后投奔吴国，将车战等技术传给吴人。吴国也派了著名的公子季札前往北方鲁、齐、郑、卫、晋等国学习礼乐文化。楚国又有两个有才干的人范蠡和文种投奔越国，帮助越国强盛起来。吴国还开凿了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运河邗沟，以便于和中原交往。西汉初期，诸侯国吴国地域广阔，有三郡五十三城。吴国的煮盐、冶铁、铸钱业都很发达，国家富足，以至不需向百姓收取赋税。到了东汉，牛耕方法逐渐从中原向江南传播，养蚕和纺织也逐渐发展起来。东汉末年北方陷入战乱，大量的北方人南迁到了江淮流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东吴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与曹魏、蜀汉三足鼎立的政权。在东吴时期，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较东汉时又发展了一大步。永兴(今浙江萧山)精耕细作的稻田一亩可产米三斛，丹阳(今安徽宣城)一带已在开湖造田。史书中记载有些地方没有人播种就生长出了良种稻谷，在孙权的年号中有一个年号叫做“嘉禾”，就是由于天赐嘉禾而改元的。东吴出产一年可成长八次的“八茧蚕”，永安和诸暨(今浙江诸暨)的丝质很好，一般吴人都喜爱穿绫绮制成的衣服，只有织锦东吴还赶不上蜀国。东吴的造船业发达，大的江船有上下五层，可容三千人。黄龙二年(公元230)，一支万人的东吴船队曾经到达夷洲，即现在的台湾。司马迁所说江南“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情形至此已经有所改变。
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又起，北方人口再一次大量南迁，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的繁荣。吴郡、吴兴、会稽(或丹阳)这“三吴”的农业发展最快，已成为江南主要的产粮区，“一岁或捻，则数郡忘饥”。三吴的造船业、青瓷业和藤纸业都闻名于世，商业也非常活跃。北朝的经济实力虽然雄厚，但商业化的程度以及手工业的精巧已稍逊于南朝。史书中称当时南方“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无怪乎从瓜步之战以后南朝就没有人出来主张北伐收复中原了。
隋唐时期南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很快，但在唐朝中叶北方爆发了安史之乱，北方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南迁，推动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北方经济却受到了战乱的严重破坏。所以到唐朝后半期南方经济就开始超过北方，都城长安所需要的粮食几乎全要依赖于江南。唐肃宗时江南每年向长安漕运谷物一百余万斛，租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十居其九。唐后期的丝织品也主要依赖南方，越州和宣州的丝织品种已达数十种之多，质量也已超过北方在唐前期居全国之冠的宋州和亳州。这时期的杭州已很繁盛，其程度紧随苏州之后。唐代著名文人李华说：杭州“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说明当时的城市贸易已很兴旺。
北宋实际上不是一个统一政权。北宋的政治中心在开封，在北方和西北它和辽、金、西夏时和时战。经济上则与唐朝后半期一样仰仗于江南，每年六百多万石的粮谷以及金帛等物千里不绝地沿着汴河运抵开封，时称“竭三吴以奉西北”。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75)的安史之乱，一方面是唐王朝由极盛到衰败的转折点，一方面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南盛北衰的转折点。而宋王朝的南迁则标志着北方经济地位的下降和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完成。
但是这时全国的政治重心仍然留在北方。如果说在南宋的临安和金国的燕京各有一个地方性的政治中心，那也是北方的政治中心处于主动地位，南方的政治中心处于被动地位。
东晋时期祖逖和桓温的北伐都没有结果。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东晋八万军队打败前秦二十五万军队，东晋险胜，结果也只是解除了北方的威胁，而谈不到向北方主动进攻。宋朝宋武帝刘裕时夺得了青、兖二州和关中，拥有黄河以南地区，疆域是东晋南朝时期最大的。紧接着宋文帝即位，宋朝国力强盛，出现了“元嘉之治”，然而事有不巧，宋文帝在公元424年即位，同一年北魏太武帝也即位了，二人都是英明有为的君主，真正是棋逢对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宋文帝分兵两路进攻北魏，东路主力在滑台被北魏战败，西路孤立无援被迫退还。同年冬太武帝向宋朝反攻，北魏大军一路越过彭城、吁眙，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扬言要渡江夺取建康。江淮间受到北魏的骚扰，赤地千里。沿江七百里紧急备战，府库消耗一空。瓜步之战以后，北方对南方重新处于攻势地位，直到隋朝统一南朝。东晋时，北方士族逃避战乱纷纷南渡到了南朝，宋齐梁陈四朝都有文臣投奔或投降北方，并且受到重用，比较有名的如刘芳、王肃、颜之推、庾信等人。这些人投奔北方不是因为北方的文化更为发达，而是受了北方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吸引。
唐代中后期和五代时期的政治中心始终停留在范阳(即幽州、今北京)、太原一线。安禄山一身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在唐朝五十万军队中占了二十万。唐后期幽州卢龙节度使、魏博节度使和相卫节度使被称为“河朔三镇”，在各藩镇中兵马最强。五代时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十国中的北汉四朝都在太原起兵，而后南下争夺中原。两宋的情形和南北朝十分相似。公元979年，宋太宗亲自率军攻打幽州城，十五日不能下，辽国援兵大至，横击宋兵于高梁河上，宋兵大败。公元986年宋太宗再次分三路进攻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至幽州迎战，在岐沟关打败曹彬，杨继业在朔州战死，宋军败回。此后宋朝就在北部边境采取守势，甚至不惜蓄水淹没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姑(今天津塘沽)的九百里耕地。澶渊之盟以后，北宋每年向辽国输纳岁币。绍兴和议以后，南宋延续这一做法，每年向金国输纳岁币，并且称臣于金国。所以，从唐朝中叶以后，全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向南迁移，与此同时政治和军事重心也向北迁移。经济和文化重心从长安、洛阳迁移到南京、杭州，政治和军事重心迁移到北京。在此以前，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重心一直都处在中原的洛阳或关中的长安，东西走向，呈一条横线，政治重心、军事重心、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这几个点重合为一。在此以后，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和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就分处江南和华北两地，南北走向，呈一条纵线，政治、军事重心和经济、文化重心分离。在地理上连接着这南北两端的就是京杭大运河，北京的政治军事优势沿此而南下，控制着广大的江南地区；杭州的经济文化资源沿此而北上，扶持住京师和京畿。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在中国中古以后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像钱镠建立的吴越国，前后七十余年间没有战争，对百姓的赋敛较轻，经济持续发展，在十国中差不多是治理得最好的。人们说它“邑屋华丽，十万余家，闽商海贾，可谓盛矣”，又说它“地方千里，带甲十万，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但是北宋在灭亡它时，却丝毫不费力气，“顿首请命，不烦干戈”，只靠使用政治压力便可不战而胜。蒙古灭亡南宋的情形也与此相类似。有两位南宋人各写了一部记述杭州的著作。一位自称为西湖老人，写了《西湖繁胜录》，备载杭州的嬉戏游乐，繁华靡丽，然而清朝人整理此书时却嘲笑说南宋自从绍兴和议达成之后，就不再去想收复中原，士大夫们只知道流连歌舞，啸傲湖山。另一位自称为灌园耐得翁，写了《都城纪胜》，认为杭州山水明秀，民物康阜，比原来的汴京超过了十倍叫。又说杭州的市店最初已可以和汴京相比，经过一百年的经营以后，已比汴京超过了十几倍。然而清乾隆帝在阅读此书时却批评说宋朝自从南渡之后，半壁仅存，而君臣们却沉溺于游乐，不图收复，日夕留连西湖歌舞，“岂知剩水残山已无足恃”。并写诗说：“一线南迁已甚危，徽钦北去竟忘之。
正当尝胆卧薪日，却作观山玩水时。”后人的批评嘲笑有道理，南宋人自己的夸耀也有道理。后人说杭州剩水残山已无足恃是从政治、军事上说，南宋人说它山水明秀民物康阜是从经济、文化上说的。吴越与南宋的兴衰以及两种不同观点的论争，都可以从全国政治、军事重心与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北分离上得到解释。
吴越在隋唐州城的基础上修建了西府城。西府城有子城、夹城、罗城三重。子城为宫城，在凤凰山下，有南北二门。夹城周围五十余里。罗城为外城，周围七十里，因形状像一个腰鼓又称“腰鼓城”。灵隐寺是东晋名僧慧理创建的，吴越时前后扩充了一千八百多间屋字。其他著名佛教建筑有梵天寺、六和塔、保俶塔等。南宋都城临安有内外二城。内城即皇城、宫城，又称“大内”。建在凤凰山上，北起凤山门，南到江岸，东到候潮门，西到万松岭，周围九里。有四门，正南门为丽正门，共有三重，门上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巍峨壮丽，光彩耀目。宫城内有大殿三十座，堂三十三座，阁十三座，斋四座，楼七座，台六座，亭十九座。正中文德殿俗称金奎殿，殿高一百尺，殿基二丈余，上设金漆雕龙宝座，蟠龙金柱，金龙藻井，是举行朝廷大典的地方。其后垂拱殿有五间十二架，以及两座侧廊、四座侧堂，是皇帝朝见百官的地方。在宫殿后面有一座后苑，模仿西湖景致精心建成，中间的宫中大池是一个人工小西湖，湖上有万岁桥，全部用汉白玉砌成。
外城的规模与吴越时的罗城差不多，南到吴山，北到武林门，东邻钱塘江，西邻西湖。四周筑有城墙，开十三门，门外建有瓮城或在门上修有门楼。经过凤山门、朝天门、中正桥有一条南北大道，称为御街，又称天衔，是外城的中心大道，用三万五千块巨形石板铺成，长一万三千五百多尺，宽二百步。另一条南北大街后市街在御街西面。几条东西走向的大街荐桥街、三桥街等与御街互相交错。街道中间有坊、有厢，为市民居住区，但已没有了坊门和坊墙，南宋城市生活比汉唐活跃得多，已不禁夜。
杭州人口稠密，北宋时人口不到十万户，南宋初孝宗时已达二十六万一千余户，五十五万二千余口。到南宋末年更激增到三十九万一千余户，一百二十四万余口。《都城纪胜》中记述杭州人烟的稠密，说宫城以外的东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都行走不尽，各可比一座较小的州郡。吴自牧的《梦梁录》中也说到自西湖以东，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窒塞，足见当时城市的繁盛。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望海潮》一词中歌咏杭州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欧阳修写的《有美堂记》中也说杭州是：“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而唐代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北宋苏轼出任杭州知州时，还都带有贬黜的含义。前后相比，杭州真有沧海桑田的巨变。
杭州的造船、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酒、食品等业都很发达。其中雕版印刷业在吴越时就很兴盛，吴越国王钱弘俶和僧人延寿曾印制佛经六十八万二千卷，纸质洁白，线条明朗，文字精美，印刷清晰。北宋时刊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书，还曾专门送到杭州楼版。南宋时国子监重新刊刻群书，作为范本颁行各地，各府衙也多组织刻书，印刷业大盛。官刻本书籍做工严谨细致，信誉很高。私家书坊刊刻各种名人文集及笔记小说和佛经佛像，讲究刀法和墨色，刀法要圆，墨色要香淡，也很有特色。
杭州的商业四通八达，远到大食(今阿拉伯)、占城（今越南中部），奇珍异宝无所不至。城内的市店有早市、夜市，以及各种各样的专门行市，如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珍珠市、丝锦市、生帛市、冠市、衣市、花市、肉市、米市、鱼行、菜行、菱行等等。饮食业中各种茶坊、酒肆、面店遍布全城，各种名目的吃食不计其数。
杭州人的游乐，首推西湖和钱塘江观潮最具特色。西湖周围三十里，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号称“绝景”。苏轼上书请求疏治淤塞，说西湖的重要如同杭州人的“眉目”。在西湖上停泊着不下数百条船只，大小不等，大的长五十余丈，可容一百余人。都是雕栏画栋，运行平稳，如坐平地。无论春夏秋冬，都有人租乘游玩。游人所需物品，船上应有尽有，早晨登舟饮酒，晚上乘兴而归，只要有足够的钱，就有足够的便利。有数不清的历代文人游览西湖，作诗赞叹，南宋时在西湖还成立有专门的西湖诗社，主要由杭州的士大夫和流寓杭州的文人组成，其中多出名士。歌咏西湖的诗中，数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诗写得最美，林升的《题临安邸》诗最为深刻。苏轼的诗说：“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西湖比作西施，后人因此又称西湖为“西子湖”。林升的诗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把当时人们的迷醉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
钱塘江观潮也是杭州的绝景。潮水刚从海中涌出时，仅如银线。既而渐近，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吞天沃日，气势极其雄伟。每年八月间潮水最大，从八月十一日起就开始有人观潮。到十六日至十八日，杭州人倾城而出，车马纷纷，从庙子头到六和塔沿岸，家家楼屋座位都被租赁一空，直到八月二十日才渐渐稀落。杭州的年轻人还有弄潮的习尚，海潮来时百十人为一群游到潮头，手中高举锦缎彩旗，或者手脚扎着五色小旗，在潮头翻滚，极其惊险。弄潮归来，如果不被淹死，就会受到天街上打鼓奏乐的隆重欢迎。苏轼的《咏中秋观夜潮》诗写道：“万人鼓噪骇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生动描绘了观潮时波澜壮阔的动人景观。
在杭州城内，最为吸引人的要数“瓦市”，又称“瓦舍”。“瓦”的意思是野合易散，瓦舍就是杭州人及时行乐、放荡不羁的处所。瓦舍中演戏作乐的地方叫做“勾栏”。杭州城内共有南瓦、中瓦、上瓦、北瓦、东瓦五瓦，其中以北瓦规模最大，有十座勾栏。勾栏中日夜不停地演出杂剧、评书、杂耍等民间艺，其中很多表演水平达到了极高的境地。勾栏可以模彷演宫中的十三部教坊乐曲，而他们主要表演的杂剧却是宫所没有的。这些杂剧表演生动活泼，内容多是一些滑稽可而又有鉴戒作用的世情政事。有时皇帝将艺人召到宫中表，艺人们就大胆向皇帝表达谏铮，皇帝明白艺人的用意，并不怪罪，但也并不改悔。评书也是小说和史书真假参半，公正忠义的人物就饰以端庄的相貌和语调，奸邪有罪的人物就饰以丑陋的举止，寓褒贬于其中。讲史书可以铺叙历代争战，很受人们欢迎，但是最见功力的要数讲小说。讲小说的人能用隐喻的手法将一朝一代的兴亡一语点破，虚虚实实，入木三分却不犯禁忌，说的是古，其实又是今，所以讲小说的人最让人敬服，也确实需要有见识和胆量。在勾栏中当然还有无数美貌有才艺的女伎，吸引着众多的风流弟子前往，买笑追欢，流连忘返，不到倾家荡产不止。普通人自然也一样喜欢这些女伎，有时候女伎们还可以三五成群沿街走唱，称为“赶趁”。赶趁只使用几种简单的乐器，唱歌的声音是清细轻雅，叫做“浅斟低唱”。这种风格很受人们欢迎。
杭州的民俗起初由于有大量从北宋汴京迁来的居民，风气与汴京相似，也是很讲义气，气量宽厚，乐于帮助新来的外乡人。衣饰器物讲究新鲜清洁，世风也很淳朴。有些年轻人不守规矩，奇装异服，斗美夸艳，还常受到人们的指责。
杭州的文化仍首推雕版印刷，公私刻书的书局书铺多达二十家，刻印了大量书籍，质量都居上乘。北宋时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也是杭州人，杭州的印刷水平之高可谓由来有自。两宋印刷业的中心集中在三处，一是两浙，二是福建，三是四川。两浙之中又以杭州最为发达。叶梦得《石林燕语》中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印的书多读书的人也就多。《都城纪胜》说杭州人读书之盛，“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杭州的文学也很兴盛。朱彝尊在编辑《词综》时说，世人说到词必定先要称道北宋，然而词到了南宋才开始工巧。北宋时期重要的词人已大多是江南人，到南宋时江南人所占的比重更大。史书中说宋朝以词赋取士，而闽、浙两地的词赋最为有名，“独檀四方”。闽、浙两地在全国最为富饶，家有百金不在富人之列。加以太平无事，于是人人读书。做父亲兄长的以儿子弟弟不读书为过，母亲妻子以儿子丈夫不学习为耻。苏轼在江南时，说江南人“皆争作诗赋”。洪迈说七闽二浙与江东江西，“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北宋时重要词人晏殊、晏几道、欧阳修、张先、柳永、黄庭坚、秦观、周邦彦都是江南人。其中周邦彦是杭州人，宋徽宗时任徽献阁待制，提举大展府，精通音律，所作词典丽雕琢，被称为“词家之冠”，有《片玉词》传世。南宋时重要词人陆游、杨无咎、张元干、张孝祥、范成大、姜夔、高观国、吴文英、朱淑真、张炎也都是江南人。其中朱淑真和张炎是杭州人。朱淑真是著名女作家，能画，通音律，作品多含幽怨，词句伤感，有《断肠词》传世。张炎的词工巧典雅，有《山中白云集》传世。杭州人在宋代文学的兴盛中占有一席之位，而不是杭州人的江南人大多也到过杭州，留下许多歌咏杭州的作品，为杭州文化的兴盛做出了很大贡献。
北宋理学家吴师仁、西昆体诗人钱惟演、自然科学家沈括也都是杭州人。
绘画到五代两宋时期异常繁荣。北宋初在宫廷中成立了翰林图画院，南宋时图画院在杭州重建，大批原北宋图画院的画家纷纷南渡，来到杭州，如李唐、李迪、刘宗古、张择端、马祖兴、苏汉臣、朱锐等等。画家和文学家不同。文学家可以一边做官，一边写作诗文，不限时地，写成以后也不急于刊印。而书画却是一种高级的鉴赏品，南宋时最优越的绘画场所就是京都临安。所以许多画家都集中居住在杭州，旷日持久，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杭州人。
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并称为南宋四大画家。刘松年和夏珪是杭州人。马远祖籍河中(今山西永济)，但自幼生长于杭州，曾祖、祖父、父亲、伯父、兄长都是画院画家，他自己也历任画院待诏。李唐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北宋画家，但也南渡到了杭州，继续担任画院待诏。所以马远和李唐二人实际上也都是定居在杭州的杭州人。李唐擅长画山水，也擅画人物和牛，所画山川用笔峭劲，尤好作长图大障，气势雄伟。刘松年也是画院待诏，画学李唐而又有所创新，画有南宋《中兴四将像》等。马远多才多艺，而以山水画最长，所画作品简率峻刻，淋漓洒脱，构图时常常只在一角边画出山水，留出无尽的想像，极有意境，因此人称“马一角”。夏珪是宋宁宗时的画院待诏，擅用秃笔带水作大斧劈皴，简劲苍老而墨气明润。又常常只作半边之景，因此人称“夏半边”。
其他杭州画家，皇族赵伯驹的山水人物，赵伯啸的花禽，马和之的人物佛像，李富的人物道释等，也都十分有名。吴自牧说：杭州的“湖光山色之秀，钟为人物”，所以杭州的人物中也多出秀士。
南宋画家经常选择西湖风景作画，画面上以四字题名概括画面，著名的“西湖十景”就是油画家们概括出来的。这十景就是：
平湖秋月
断桥残雪
南屏晚钟
花港观鱼
二潭印月
苏堤春晚
雷峰夕照
曲院风荷
柳浪闻莺
双峰插云
相关文章：秦淮绿水
子夜吴歌：南京——中华古都和古风觅寻之九（张京华）
南望陇坻
北通大漠：武威——中华古都和古风觅寻之八（张京华）
被山带河
天府金城：长安——中华古都和古风觅寻之七（张京华）
北却戎翟
东通三晋：栎阳——中华古都和古风觅寻之六（张京华）
播植百谷 先王遗风：岐周——中华古都和古风觅寻之
五（张京华）
洙泗弦歌 好儒备礼
：曲阜——中华古都和古风觅寻之四（张京华）
志高气扬
大国之风——临淄——中华古都和古风觅寻之三（张京华）
金池夜雨 汴水秋声：开封——中华古都和古风寻觅之二（张京华）
巨商大贾
文治武功：洛阳——中华古都和古风觅寻之一（张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