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南京城北依舟山和玄武湖，南临秦淮河，东据钟山(今紫金山)，西有冶城山和石头山。诸葛亮出使东吴时，驻马石头城观看山川形势，称赞南京城说：“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后南京城就以地势险绝而知名。其实南京城地势的险要并不是绝对的，历史上六次重大的渡江统一战争赤壁之战、晋灭吴之战、淝水之战、隋灭陈之战、建炎三年（公元1129）金兀术攻打南宋的战争和咸淳十年(公元1274)蒙古灭亡南宋的战争中，只有两次南方取得了胜利。南方和北方相比，南方的特点主要不是勇武粗犷，而是纤细温润，繁华艳丽。自春秋晋楚争霸，晋国乐师师旷吹律歌咏八风，说“南风不竞”，认为楚国对晋国不会有伤害，从那时起南方就很少以强劲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影响北方了。
江南也曾有过尚武的时期，战国汉初江南人剽轻易怒，吴越争霸出自江南，西楚霸王项羽出自江南。汉武帝时李陵率五千士卒孤军深入居延海以北一千余里，与匈奴连战八日，所率士卒全是江南丹阳(今安徽宣城)人。三国东吴的开国君主孙坚和孙策、孙权父子勇武过人，时人赞叹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但是江南的风气从南朝到南宋就出现了由尚武到崇文的极大变化。江南的文化学术可以影响北方，但在政治和军事上江南却要从属于北方。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写道：“王竣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在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江南的龙蟠虎踞和长江天堑就黯然失效了。南朝时江南出过两个有粗犷豪放风格的诗人吴均和何逊，唐人杜确在为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诗集作序时，把岑参比做吴均何逊，其实二者相差甚远。岑参的一生曾经五次入戎幕，两次出塞，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尽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而吴均在梁武帝侯景的叛军围困了南京城时，朝廷上下因为他的诗文多有慷慨军旅之意，就向他请教御敌之策。吴均怯怯不知所答，举天才说：“愚计以速降为上计。”实在是一大笑话。
江南气候温暖，雨水丰润，物种繁多，司马迁说江南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食物丰饶，人们吃稻米饭，喝鱼羹，这都是一般北方人享用不到的。农民不用精耕细作，只靠刀耕火耨也可以有收获，甚至不种粮食，只靠采集瓜果蛤类也能生存，所以江南没有受冻挨饿的人。按照司马迁的描述，江南真是一片温厚养人的土地。气候温暖，春天来得早，夏天来得长，人的情感也更加纤细多情。春秋时北方有一部《诗经》，对青年男女的爱情陈述得很随意，男女私情不加掩饰。到了战国南方就有了楚辞，后来也汇集成书，最著名的楚辞作家就是屈原。楚辞不仅不加掩饰地陈述了男女私情，而且居然以美女比君主，以香草比君子，把君主与臣下的从属关系也看成是类似于男女私情的那样一种感情，这就很为北方叹为观止，而且效法不及了。南朝梁朝时将军陈伯之叛投北魏，被任为平南将军，都督淮南诸军事。丘迟是梁朝临川王的记室，临川王率兵征伐北魏，要丘迟写信劝陈伯之回来。丘迟在信中描述了江南时国的风光，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陈伯之读了信，感怀不禁，果然率众八千人又归还梁朝。江南的风景一经丘迟写出，就足以令人移情，即使在两军阵前仍可奏效。这种情形在北方是不多见的。
和北方相比，南方就以春晨夏夜、丰草长林和艳丽多情为主要特色。
南京城是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前后共三百余年之久，所以人们说它是“金陵自古帝王州”。不过在南京城所建立的王朝全都是割据的王朝，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王朝在定都南京城以后，可以对全国进行强有力的控制。明朝是个统一的大王朝，但它定都南京的时间很短。如果按公元1378年决定定都南京和1403年决定迁都北京算只有二十五年。如果按公元1386年建成南京和1421年实际迁都北京算，也只有三十五年。金陵的帝王气象是一个偏安小帝王的气象。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楚威王灭亡越国，在今南金设置了金陵邑。秦始皇灭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汉献帝时又改秣陵为建业。公元222年孙权建立吴国，定都建业，历时五十九年。公元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改建业为健康，传十一帝，历时一百零四年。南朝从公元420刘裕代晋建立梁朝到陈朝灭亡，共二十四帝，历时一百七十年。隋唐时期在今南京设有蒋州、丹阳郡。五代十国时南唐重又建都南京，称江宁府，南唐共持续三十八年，后统一于北宋。明代明成祖朱元璋和建文帝定都南京，明成祖时迁至北京。
孙权先在今南京的长江岸边建立了一座石头城，城周七里，西面城墙即依据江边的石壁建成，形势险峻。城门在北、东、南三面，城内设有粮仓和武库，在石头城最高处设有烽火台，可以和沿江一千里远的军事防线进行联络。当时石头城是东吴军队特别是水军的重要军事重镇。
随后孙权又在鸡笼山、覆舟山下建立了建业城，取建功立业的意思。建业城前临秦淮河，后倚玄武湖，城周二十里。城市建筑大体仿照东汉洛阳城，城墙用土堆成，但城门是用竹篱编制的。建业城中部偏北是宫城，称为后苑城，又称太初宫，内有神龙正殿和临海殿。后主孙皓在位时在太初宫的东面建了昭明宫，大小规模和太初宫相似，但更加豪华，梁柱都经精工雕镂，墙上绘有大幅壁画，楼观、土山和水渠多用珠玉装饰。建业城的中心是一条南北大道，称为御道，全长五里。御道南端就是正南的城门宣阳门，门外正对着秦淮河上的著名浮桥朱雀航。秦淮河上共有二十四座浮桥，河两岸的市区和平民居住区是建业城中最为繁华和热闹的地方。东吴最著名的文臣张昭以及大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都住在城南。二陆为东吴豪门世族，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名将。但二陆却擅长文辞，陆机著名的《文赋》写于刘勰《文心雕龙》之前，上承屈原以来南方崇尚文辞的传统。他说作品的产生是感于景物。“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这也符合江南文人的一惯主张。
建业城中还修建了江南地区的第一座佛寺建初寺，遗址在今中华门外报恩寺一带。
东晋的建康城是在东吴建业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而成的，基本上保持了建业城的原貌。城墙改用砖砌，城门增加到十二个。皇帝住的宫城称为健康宫，周围八里，正南的宫城门称为大司马门，也叫章门，是大臣们上奏表章的地方。宫城内有大小建筑三千五百个，最主要的宫殿是太极殿。此外还有清暑殿、御花园等。东晋时还增修了石头城，用大砖修筑了坚固的城墙。淝水之战前又在城南修筑了高楼，以便了望，称为“入汉楼”，汉指天汉，即银河。
东晋还在建康城的东南修筑了东府城，作为宰相办公的地方，城周围共三里。在建康西南又修筑了西州城，作为州刺史办公的地方。在建康城北郊的幕府山上修筑了白石垒，又称“白下”，作为石头城外的另一军事重镇。
南朝时在东晋建康城的基础上再加扩建。建康宫又称“台城”，被加修为三重，周围八里，正南对着宣阳门。南朝宋朝时在宫城中修造了正光殿、玉烛殿和紫极殿，齐朝时修建了芳乐殿和王寿殿。在宫城内还建有十几处园圃，规模最大的是东北隅的华林园和覆舟山下的乐游苑。华林园内有许多山水池圃和几十座殿堂楼观，齐朝在园中景山上修建了一座景阳楼，内悬大钟。陈朝在园中修建了临春阁、结绮阁、望山阁三阁，各高数十丈，木料多用香木。在乐游苑中有正阳楼、甘露亭等建筑。这些宫殿园囿宏伟华丽，装饰精美，常常是以麝香涂壁，以锦幔、珠帘为屏障，其精艳为东吴所未有。修筑这些宫殿园囿时使用了大量的徭役工匠，日夜督促劳作不休，南朝的奢侈也达到了最高限度。
都城周围共二十里，呈四方形。内有南、北等四市，儒学馆、玄学馆、文学馆和史学馆四馆。梁朝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他没有在宫城中修建众多的宫殿园囿，却在都城中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东晋时城内有三十七所佛寺，到梁武帝时已增至七百所，所有佛寺都十分宏大华丽。同泰寺在宫城北面，寺内建有九层宝塔，六座大殿，十余座小殿，金像银像各十尊。同泰寺的遗址在今鸡鸣寺一带。瓦官寺在都城西南，寺内的瓦官阁高三百四十尺，直入云霄。建康城外栖霞山上的栖霞寺也在这前后陆续增建，山壁上凿刻的佛像多到五层，最大的佛像高五丈，使栖霞寺又有千佛岩之称。
到梁武帝时期，建康城内的人口从东晋初的四万户增加到二十八万户，人口超过了一百万。城区的范围西起长江，东到倪塘，南到石子岗(今雨花台)，北过蒋山(今紫金山)，广达四十里，成为南北朝时全国最长的一座城市。南京城虽然不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直接影响北方，但是在政治上它至少是江南地区的中心，在经济上它的发达和繁荣远远超过北方，在文化上它自西晋承接而来的典章制度更能代表汉魏文化上的正统。
对于江南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北方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虽然倾向北方，但江南的“衣冠正统”仍时常使北方统治者感到压力。在一般北方文士以至隋唐等后人看来，江南是文辞的渊薮，南京城中的一事一物都值得百般歌咏，流连忘返。
北方注重儒学，以至一般文士只读经书，不晓文辞。南朝颜之推到了北朝，向诸儒介绍王粲的文集，刚一开口就受到驳斥，说：“文集中只有诗词铭诔，怎么能与经书相论？而且先儒之中也没听说有王粲这个人！”直到很久以后，北朝才知道诗词铭诔也是很优美的文体。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文士中最有名的只有崔浩和邢邵二人略有辞彩。而南方的文士，杰出的有鲍照、谢灵运、谢脁、沈约，其次有颜延之、孔稚圭、梁武帝(萧衍)、王融、江淹、任昉、丘迟、何逊、吴均、徐陵、阴铿、陈后主（陈叔宝）等。颜之推、王褒、庾信、刘昶、萧悫也都是南朝的名文士，后来投奔到了北方。南朝还汇编了一部辞赋总集《昭明文选》，和一部诗集《玉台新咏》，收录了大量古代至梁时期的诗文作品。南齐的刘勰写成了《文心雕龙》，梁朝的钟嵘写成了《诗品》，都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诗文评论著作。这一方面北方是无可比及的。
江南注重文辞的另一方面是乐府民歌的发达。江南民歌有吴声、西曲两大部分，吴声产生在建康一带，西曲产生在荆、郢一带，大部分都出自无名商贩、船户和其他平民之手。内容多以恋歌为主，形式多为五言四句，短小清新，富于想像。主要的歌辞名有《吴歌》，《子夜歌》、《采莲曲》、《西洲曲》、《长干曲》。如《子夜歌》就是由一名叫子夜的女子最早唱出的，而《长干曲》则主要描述长干(在今南京市)一带江边女子的生活和感情。有一首《西洲曲》唱道：
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
又有一首《子夜歌》唱道：
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
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
这些诗句配着动听的曲调，使用通俗的语言，夹带着江南的方言和俗称，生动再现了江南普通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相比之下，北方的民歌虽有《陇头歌》、《敕勒歌》、《李波小妹歌》和《木兰诗》等优秀作品，但是数量要比南方民歌少得多。
唐代诗人最喜欢写诗歌咏南朝，由此也可以看出南朝文字对后人的巨大影响。
长江流经东梁山和西梁山向北，到南京再折向东。李白《望天门山》诗写道：“天门望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就是指这段江水。在秦淮河入江处有一个白鹭洲，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写道：“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现在白鹭洲已与江岸合拢为沙洲坪。
建康城北面的玄武湖当时叫做“北湖”，有时军队在湖上演练水军，所以又称“习武湖”、“饮马塘”。在城与湖中间有条十里长堤，东起覆舟山，西至都城。堤岸景色秀丽，游人众多，唐代诗人韦庄在《台城》诗中写道：“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六朝的盛事虽然过去了，但天光水色依然长在。
朱雀航东面的乌衣巷，是东晋最大的士族王导和谢安的府邸。王导是东晋初辅佐晋元帝在江南立足的宰相，谢安是淝水之战的指挥者，二人在东晋流下了许许多多的风流故事。唐代诗人刘禹锡感叹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南朝寺院众多，瓦官寺落成时，僧人设大会请朝官布施，当时布施最多的到了十万钱，大画家顾恺之说自己要布施一百万钱。他要僧人准备一面新墙壁，用一个月时间画了一幅维摩诘的像，告诉僧人说凡是看画的人第一天要布施十万，第二天五万，第三天随意。开寺那天，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光彩耀目，“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怜悯和敬仰，结果只几天就布施到数百万钱。在瓦官寺，维摩诘像和师子国(今锡兰)所赠玉佛像以及名匠所雕的五座佛像被合称为“三绝”，可见当时佛事之盛。唐代诗人杜牧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追忆的这一盛况。
最让唐朝人感怀不已的要算秦淮河了。秦淮河的两岸市井纷繁，灯火万家，河面上画船来往穿梭，其中众多的酒店和歌舞妓吸引着大批的游客，充满了歌舞升平的欢乐气氛。杜牧的《泊秦淮》诗要算是众多歌咏秦淮河的诗作中用意最为深刻的一首了，诗中说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能够把地方的民间文化和天下兴亡大事联系起来，实在是很深刻的见识。
江南人生活自由、达观，甚多温情，结果也导致了南方的奢侈和文弱。南朝的士族子弟务为清高，不切实际。从军作战则不能骑马，致力耕稼则不识五谷。梁朝的士大夫都脚穿高履，出门坐车，入门有人扶持，没有人骑马。宣城王喜欢周弘正，送给他一匹三尺高的矮种小马，能骑着在果树下行走，名为“果下马”。周弘正骑这样的马，人们却认为他放达。有一名尚书郎骑了一匹正常的马，反而受到弹动。建康县令王复从未骑过马，听见马嘶吓了一大跳，说：“正是虎，何谓马？”长年的贵族生活，养成了士族子弟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习尚，看似斯文华贵，其实骨脆肤柔，不堪行走，体衰气弱，不耐寒暑。大多数人已经不读书了，即使是读书的人也往往流于形式，内容上却十分空洞。《诗品》中说当时“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诗文虽作得很苦，但大都不堪治国，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南朝贵族从生活到文化都越来越走向衰落。
颜之推《颜氏家训》中说到别离同是南北方人所看重的，但是南方人在钱别时总要执手哭泣，而北方人则不屑于此，临行道别，即使心中感慨，也要欢笑分手，双目明亮无泪。这件小事也说明了北方人刚强和南方人柔弱的差别。梁朝文士江淹有一篇《别赋》，开篇就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又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文中提及别人的留恋，则有“闺中风暖，陌上草熏”，“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等句，恰是南朝贵族生活的写照。文章写得虽好，感情虽动人，但若说文章脆弱则也足够脆弱的了。韩非曾经说过，一家人如果平日总是互相关怀，问寒问暖，一旦有灾乱，最先破败的一定是这家人。一家人如果平日总是互相督促，严厉呵责，一旦有灾乱，均能自保的一定是这家人。南北朝的情形正与此相类似。
梁武帝末年将军侯景发动叛乱，率兵包围台城。士族子弟无力应付仓猝而来的事变，死了很多。台城中原有十余万人，城被攻陷时只剩下两三千人。城内建筑也多被摧毁，金陵几乎已成为荒城。著名文人庾信逃到了北方，后来追忆这段可怕的往事，写了《哀江南赋》。赋中说：“大盗移国，金陵瓦解”，“天道周星，物极不反”，“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最后提出疑问说：“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金陵的王气果然将要竭尽了。侯景之乱持续了三年，后经陈朝稍有恢复，但却无法挽回大局。只过了四十年，到公元589年隋兵南下，南朝就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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