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岐周是周人的发祥地。
岐周位于今陕西扶风、岐山二县北部交界地区。岐是山名，岐周因为是在岐山脚下，也可以称为“岐下”。岐也是水名，古岐水即今祁家沟河。岐周在岐山南侧，岐水北岸，“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岐周由岐山和岐水又都可以称为“岐阳”。周是古地名，最初是指一片平坦易于耕种的土地，称为“周原”，周人在此发迹后，周又成为族名和国名。周原在岐山南侧，岐水南岸，有时候岐周城也可以称为周原，或者单称“周城”。到春秋战国时期，此城就常被称为“岐周”，是合岐与周两方面而称。如《墨子》中说：“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地方百里。”《孟子》中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总之，岐山、岐下、岐阳、周原、周城和岐周，所说的都是一个地方。
周人的始祖名弃。弃的父亲是帝喾，他是轩辕黄帝的曾孙，姓姬。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得姓的有十四人，姬姓名列第一。弃的母亲是姜嫄，她是有邰氏部落的女儿，是帝喾的元妃，姓姜。从她的姓氏和所属部落可知，姜嫄是炎帝族的后代。依照黄炎二族世代通婚的传统，帝喾的四妃都是炎族人。黄帝族擅长游牧狞猎，而炎帝族擅长农耕。
弃一出生就被弃置在有邰氏部落，所以取名为“弃”。弃在有邰氏部落长大，自幼熟习农事，掌握了炎帝族的农耕技术。帝尧、帝舜听到他的名声，就举拔他担任农师，掌管播种百谷，封他“后稷”的名号，让他恢复姬姓。有邰部氏部落已在邰地建国，邰地在今陕西武功西南。帝舜又重新将弃封在邰地，到唐代时，邰城尚有后稷及姜嫄祠的遗址。弃虽有了“后稷”的称号，但他的农耕技术并非来自自己的发明。他虽被封在邰地，但那里原就是他的外家有部氏部落的封国。所以在弃这一代，周人自己的文化还显不出什么特色。弃的身世从他母亲是帝喾的元妃关系来看，他和帝喾是父子。而依史书记载，姜嫄是在野外踩到了巨人的脚印而生了弃，所以弃和帝喾的关系并不亲近，大概仅仅属于黄族血统而已。所以在弃死后，他的子孙失去依托，只好寄身到西北较为荒凉的地方，处于戎狄之间，重新回到游牧状态。而周人后来追溯自己的祖先时，也只是追溯到弃为止，不再上推到帝喾。
在弃之后，他的第三代孙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于耕种。公刘死后，他的儿子南迁到了豳地，今陕西彬县西北，周人之兴自此开始。
周人在此地居住了十世，此地的位置远不如前的邰地， 周人不断地受到戎狄的侵袭。到古公亶父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再次南迁，就到了岐周。在岐周，古公亶父放弃从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痛改戎狄之俗，开始营建屋室城廓定居下来，积德行义，从事农耕。《诗经·大雅》中的《绵》篇专门颂扬此事，说古公亶父“曰止曰时，筑室于兹”，用绳取直，用版筑墙，修了宗庙，立了外郭皋门，又立了正门应门。诗中还称赞周原耕地的肥美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说苦菜种在那里也成了甜的。周原的“周”，本义为一整块田地。周原是炎族、姜戎的旧居地，是自夏、商以来已有的旧称。古公亶父到了周原以后，借用原有的旧名，始将自己一族称为周人，将自己的部落称为周国。
古公亶父在周人中被尊为太王。他的长子太伯是吴国的立国之君。第三子名季历，季历的儿子姬昌就是周文王，时称西伯。姬昌被商朝封为诸侯，任为三公。周人迅速发展自己，吸收商朝的先进文化，同时开始有计划地灭亡商朝。从弃到古公亶父共经历了十三世，《诗经》中说：“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从古公亶父到周武王，又经过三世，周人就翦灭了商朝。史书上说周朝“王瑞自太王兴”，从游牧转为农耕，从杂处戎狄之间到淹有天下，古公亶父是一大关键。
周人并没有自己发明农耕，族中却出了一位农王“后稷”；周人在灭商时，文化远不如商人发达，力量远不如商人强大，最后却取代了商朝，并以文教和擅长稼穑著称。西周东周前后建国长达八百六十余年之久，给予了中国历史以巨大影响。在先秦的众多典籍中有四篇农书：《上农》、《任地》、《辩土》、《审时》，保存在《吕氏春秋》一书中。“上农”就是“尚农”，即崇尚农业。篇中说，“古先圣王”的治国策略，总是先务于农。说务农不止是为了多收获粮食，更可贵的是由务农而产生出来的精神风尚。篇中举了三项务农的好处，说：百姓务农就生活朴实，朴实就易于驱使，易于驱使边境就平安，君主就尊贵；百姓务农就性情厚重，厚重就缺少私心，缺少私心国家的法令就确立不移，全体百姓的力量就易于专一；百姓务农家中的财产就繁多笨重，繁多笨重就不会轻易迁居，至死都不会有其他念头。如果不务农而去从商，则有三项坏处：从商逐利的人就不易于号令，不能率领去作战；从商就喜欢迁居，往来不定，国家如有危难，就先要逃避远方，没有守土的决心；从商就讲求智谋，讲求智谋就难免欺诈，对国家法令议论纷纷，以自己的是非混淆国家的是非。所以篇中说，要教导百姓敬守时令，爱惜时间，要让百姓们做到专心务农，“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这种观点简直是尖刻无比，如果听任这样的安排，人们从事农耕，就如同上了一架循环运转的大机器，个人的价值和乐趣丝毫也显现不出来。然而篇中所分析的却又那样条条是道，有理有据！这就是先秦农家的思想，它的认识清醒正确，它的论述冷峻无情。这些话就是让现代人来读，也不免要引起内心的惊惧。先秦的百家九流中，道家、儒家、墨家、法家是综合的学说，兵家、医家、农家是专门的学说，农家和兵家、医家同样充满了实用和功制的色彩，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些独特而重要的学术领域。而战国时期的农家思想，就是在周人重农传统的影响下产生的。《上农》等四篇农书自称他们所主张的重农观点是原于“古先圣王”的“本教”，篇中还提到和引用了古代的一部农书《后稷》，《后稷》不是炎帝柱所作，就是周人的祖先弃所作。汉初司马迁在叙述关中地区“好稼穑，植五谷”的风俗时，仍然说这是“犹有先王之遗风”，所说的先王也是指周人的历代祖先。
周人对他们的农耕生活，用诗篇来热情歌咏。《诗经·七月》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收了枣又收稻米，酿出酒来，祝贺人们长命百岁。又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泰稷重镠，禾麻菽麦。”泰和稷先后都熟了，后面还有谷麻豆麦。《诗经·丰年》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丰收之后，有许多黍米、稻米，粮仓高大，收获的粮食以万计、以亿计、以亿亿计。这些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农业的繁荣景象和周人对于耕稼的喜悦爱好。诗篇给人的印象好像耕稼带给人的并不是辛劳，而就是快乐。
周人在农史上以井田制著称，井田制创始于商代，但是周人却把它发展得最为完善。井田制是把九百亩耕地划为一个“井”字，由八户人家一起耕种。每家各耕种周围上的一块，又合力耕种中间的一块。周围的八块是私田，中间的一块是公田，收获上交国家，这叫做“八家各耕百亩，同养公田”。在一百亩公田中，平均每家各摊十亩，那么这种劳役地租的地租率就正好是十分之一。公田中余下的二十亩做为八家营造庐舍之用，平均每家各得二亩半，足够用了。当然，庐舍中央还会真的有一口水井。人人有地种，人人有房住，百亩私田不少，十亩地租不多，中间是房舍，四周是道路和灌渠，方方正正，整整齐齐，这样的制度确实已很完美。井田不仅是一种劳动制度，也是一种生活制度。每一块井田就是一座方圆九百亩的小村落，八户人家平均每家六人，村中就有四十八人。这些人相互保护，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渔猎相分，嫁娶相谋，具有浓郁的人情色彩。《诗经》中就有大量的诗篇描写到当时制度下人们家庭生活中的集体宴乐和青年男女间的自由恋爱。
周人在耕地的开辟上也建有大功。以前各诸侯的封国虽然遍布全国，但最初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周围所能控制的地区有限，各诸侯国之间有大片荒凉的陈地。楚国在初封时期，号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郑国初封时，也是自启宇土，“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姜戎的封地甚至是“孤狸所居，豺狼所嗥”的那样一种状况。到后来，周人将这些荒地都开辟出来了，战国时苏秦就曾经说，魏国庐舍的稠密，田地的广阔，中间都没有放牧牛马的地方。从前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农业点，现在发展成几大块成片的农业区，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战国时期再度出现了全国统一的大趋势。
农业生活是繁琐细微的。周人建国，一建八百余年，正是这种繁琐细微的东西支持了周人的统治。农业生活看似简朴单一，其实却孕含着极强的韧性和耐力。千百年来，从事农耕的内地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周边游牧民族的侵袭，种田的农民打不过在马背上长大的牧民，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征服，但最后，又一次一次地将游牧民族同化，迫使游牧民族接受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国的文化本质上就是农耕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在农耕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周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周人的文化就像老子所说的，柔弱如水，但却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像孟子所说，是仁厚的王者，王者不战而得下天，百里而王，千里而霸，天下无敌，莫能抵御。
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不同，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其他三大文明古埃及、古印度和两河文明，都产生于大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有大片的肥沃耕地和便利的水源可以利用。中国古代的自然条件，既没有肥沃的耕地，也没有便利的水源，有的只是黄土高原的原生黄土和华北平原的次生黄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句话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其实古代黄河两岸并不利于人们居住，古代先民无一不是选择大河的支流、或者支流的支流居住的。在关中，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广泛分布在黄河的支流渭河以及渭河的支流泾河和洛河两岸。从新石器仰韶文化中的西安半坡遗址到周人居住的周原、丰镐，都是在无法利用河水灌溉的情况下而面对黄土。
幸而黄土高原的黄土在它细密的结构中，具有一种毛细管般的孔隙，能将土壤底层的肥力吸上地表，只须天上有不多的降雨。不然的话，这片土地绝难在千百年中持久地保持肥效。而且黄土土质疏松，只用木制的耒耜就可以翻动。又幸而中国有原生的小米，这种作物既耐干旱，又易于储存，而且富于营养。
古代的粮食作物总称“百谷”或“五谷”，帝舜任命弃时就说：“尔后稷，播时百谷。”百谷中主要有粟、黍、稷、大小麦、麻，菽、稻等等。像玉米、薯类以及棉花、烟草都是元明时期传入的。麦虽是外来的，但早在商代以前已传到华北。粟也泛称禾、谷，现在北方称为谷子，去皮后俗称小米，是食用最多的一种粮食。黍现在北方称为糜子，俗称黄米，颗粒与粟相近，性粘，味甘美，是最受欢迎的一种粮食，祭祀和酿酒的主要原料。稷的颗粒比粟为大，味比粟为差，但耐旱能力比粟、黍更强。西周时期的粟、黍已有许多不同品种，比如秬和秠是黑黍，秠是一实二米。糜是赤苗，又称赤粱粟，芑是白苗，又称白粱粟。先熟的黍稷叫镠，后熟的叫重。粟黍之中品种好的就称为粱，与膏、稻并称为膏粱或稻粱。其实粟、黍和稷都是相近的作物，都耐干旱，也都颗粒微小，实际上都是“小米”，共同组成一个“小米群”。在整个先秦时期，小米群一直是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从这个角度上说，先秦北方的文化其实可以叫做“小米文化”。古代北方的环境艰苦，但又没有恶劣到不能生存的程度。气候干旱，但又没有干旱到使黄土无法自生肥效和使小米群都不能生存的程度。这样的环境，就培养出了中国古人艰苦耐劳的性格。他们清醒，自信，意志坚定，百折不回。他们敬服天地祖先，但更信赖自身的努力，锲而不舍，自强不息。这就是小米文化、小米精神。世界上其他三个环境优越的古代文明都中断了、灭绝了，只有中国的古代文明一息长存，繁衍无穷。
周人一向以文德著称，这就是周人的文德。
岐周城由于是周人发兴之地，建有先王的宗庙，周人尊称它为“宗周”。天下所宗，王都所在，故名宗周。据说古公亶父时，周人受到戎狄的攻打。想得到周人的财物，古公亶父给了他们。想得到周人的土地和百姓，周人很愤怒，想要迎战。古公亶父说：“百姓立我为君，是要让我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现在戎狄前来攻打，是为了得到土地和百姓，百姓跟着我和跟着戎狄，有什么不同。百姓想要作战，是为了我的缘故，百姓们父子战死而我却仍做国君，我不忍心。”于是古公亶父只带上自己的家人从豳地来到岐周。改游牧为农耕，积德行善。豳地的周人自愿归附他，扶老携幼跟着来到岐周。远方其他部族的人听说古公亶父仁德，也多来归附。此后周人就留下一个传统，一旦民众不服，就首先是君主反躬自省，务修文德，相信只要自己的德行足够高洁，自然就会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岐周城自古公亶父定都到周文王迁居丰邑，共经历了三世，一百年左右。据考古发掘，在今陕西扶风、岐山二县北部交界地带，西起王家沟，东至召陈、任家村，北自凤雏村北、下务子村，南至刘家、庄李村，都发现了西周遗址，东西长、南北宽各六里左右，当即岐周城址所在。在城址北部今凤雏村发现一处房基，有南北向的门道、前堂、过廊和东西对称的门、厢房，总面积1469平米，当即古公亶父的庙宇。按照周人五庙之制，当时在古公亶父庙宇周围还应当有后稷、周文王等四人的庙宇，组成一个宗庙区；在宗庙区的西边应当是庙社，即土地神庙，《诗经》中称之为“冢土”。朝廷和周王的寝宫在宗庙和社庙的北面。在遗址东部今召陈村发现一处建筑群遗址，共十五座房基，当为西周贵族集中居住的另一个中心区。迁都丰邑以后，岐周城被封为周公旦的采邑，在召陈村还发现一处大型建筑遗址以及许多涂了红绿颜色的石磬碎片，当为周公旦的庙宇。周公旦的寝宫“大师宫”也应在这一带。城址中还发现了很多古公亶父时期以及西周中晚期的房址、窑穴、墓葬，发现了冶铜作坊、制玉作坊、制陶作坊和骨器作坊，发现有甲骨卜辞和大盂鼎、大克鼎等许多青铜器。一些出土器物的铭文上记载着它们的归属，可知当时岐周城中居住着虢氏、裘氏、微氏、克氏、梁氏等较大的家族。古公亶父时周人开始分别族人的贵贱而另行居住，也开始设立简单的官职。
在岐周城址的周围发现有一些乡村聚落的遗址。《论语》中说夏禹、后稷都是“躬稼而有天下”。史书中称周文王、武王“无不务农事”。古公亶父、季历、周文王三代国君亲自率领族人在周原上耕稼，勤勤恳恳，务在节俭，笃修仁德，焕发着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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