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文从党的建设，政治独立、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自信、文化创新、文化复兴、文化竞争力与精神文明建设，国家安全，人民外交与国际社会，国家统一，危机管理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关于当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八重紧要性。
关键词：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民族复兴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是一个民族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生存之本。没有民族精神，就没有民族认同；没有民族认同，就没有民族凝聚；没有民族凝聚，就只有民族衰亡。中华民族在近代曾经沉沦过，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工业中华和知识中华的崛起，真正有赖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存、精神重生和精神培育。邓小平在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曾经谈到，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中国人要团结起来，要振作起来。[1]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他认为，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而完整的延续下来。拥有5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2]的确，历史的中国曾经给我们以盛世和辉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至今熠熠闪光；近代的中国曾经让我们忧惧和彷徨，但不竭的民族凝聚力力挽狂澜，使我们得以图存救亡。然而，从历史中国到现代中国，从农业中国到工业中国，时代的主题逼迫我们不仅要传存这种民族精神，我们还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我们需要新时代的新民族精神。当前，中华民族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里，由小农经济、土地经济、劳力经济、小康经济向工业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发达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空前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共存，没有民族精神的动力支持、魄力呵护和信仰提升，要完成这样繁难的事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本文提出当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八重紧要性。
一、这是强化党的凝聚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建党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历史悠远、疆域辽阔、国情复杂、正面临着社会急剧转型的大国，在这样一个大国，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能抗各种风险、顽强拼搏的政党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富有感召力和创造力的政党，这样一个政党需要团结和凝聚最广大的和最优秀的中华儿女来共同参与，因此不仅数量上，而且质量上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迫切要求我们党通过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来增进人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回顾历史，党的一大时，全国党员只有50多名，到党的八大时，发展为1073万名，党的十二大时上升为3900万，十五大是5800万党员，十六大是6600多万。这体现出党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得以冲破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与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密不可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就一贯高度重视通过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来发展和教育党员。结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６４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等等。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3]
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结合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反复强调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充分表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4]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忠实代表，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是维系这个政治核心的超强纽带。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是通过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得以贯彻和体现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于经受新世纪、新形势的考验，保证全社会的高度稳定，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这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维护政治独立、维持政治稳定、构建政治文明、推进民主建设的需要
现代民主政治是建基于现代民主意识之上的，而现代民主意识又是建基于现代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之上的。没有现代民族精神，就根本谈不上现代民主政治的。现代民主政治涵有二义：一是在国际上的主权独立和平等；二是在国内方面的主权在民。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独立和政治民主。二者通气连声，一体两面。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莫利兹奥·维罗里教授从民族主义二重性的角度来看待民族精神的，他认为：“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中心的地位”，“它首先意味着，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传统和生活方式自由发展。”
民族主义“可以非常有效地支撑一个国家的独立要求”，但“它也应该接纳多样化和多元化，接纳一个国家内的多元文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语言等。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国家，应当允许其某些国民有权作出选择，允许他们不支持那种理想化的文化统一理念，而保留自己的看法。”[5]这第二方面也就意味着对本国国民实行民主。维罗里在他的专著《热爱祖国》的第一页中阐述了他对“民族”和“国家”的理解，维罗里认为，民族是由一致赞同团结、而不赞同分离的社会成员构成的；而所谓的国家，则来源于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同一生活环境中的这些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如果这样来理解国家和民族，那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员应该能分享共同的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族意识和关于同属一个共同的国家的认知，应该是支持民主政治的。因为，民族意识可以成为使社会成员团结一致的精神源泉。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团结一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团结一致的意识，民主政治是无法运作的。没有社会成员的团结一致，一个政府也许仍然可以运作，但是民主政治肯定运转不良。[6]没有民族精神的支撑，就没有政治认同，没有政治认同，就没有民主政治。
中国现代的民主政治认同必须牢固地建立在民族精神的壤基上，这就要求我们还要从民族精神的传统方面来理解和建构现代民主政治认同。一说起民主，人们就自然想起古希腊的“德谟克拉西”，就知道那是“五四”运动的文化精英们从西方请来的“德先生”。殊不知早在中国的儒家元典里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天下为公”、“保民而王”、“政在养民”、“得之丘民为天子”的思想。这种“重民”、“贵民”、“保民”、“民本”、“公天下”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民主，或者说“东方古典式民主”或“亚细亚式民主”。《礼记》上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唐太宗说的“君主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明太祖所说的，对老百姓，“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这都可看作“亚细亚式民主”或“中国古典式民主”的不同诠释。当然，这些民主思想距离现代民主还很远。但为什么它不能是中国现代民主的壤基或灵根呢？绝不能因为现代西方民主与中国古代民主相距甚远，就把中国的民主传统一味抹杀，更不能因为中国出现过专制而抹煞中国的民主传统。要知道西方的“德先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民本”思想和民主传统也能够与时俱进。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政治运作模式，并且这种政治模式能够有效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就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坚决地贯彻于其中。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政治运作和政治发展必须也只是可持续的，民族精神正是政治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中国的现代政治认同正在日趋成熟，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正在稳步发展，这一切既立足于市场经济的稳步推进上，也立足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上。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为了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改革开放为人权进步创造了条件，人权进步为改革开放增添了动力。如果把两者割裂开来，以为中国只注意发展经济而忽视人权保护，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正如贵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指出的“真正的个人自由，在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贫者无自由”。[7]
三、这是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驱动经济高效、中速、低耗、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代的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需要协调和平衡，没有牺牲，就没有新生；没有付出，就没有创造。总有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要受损，乃至消失，总有新的利益群体要争夺与之相当的权利。转轨的社会就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和整合的社会，就是一个不断遭遇阵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特别需要民族精神来疏导和化解，这种社会还只能以取得不断的进步来保持经济社会的动态平衡，以发展的成就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以发展的成果构建更高的发展平台，以发展的基准引领更好的发展方向，在不断的发展中创新发展。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不得不被置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只有通过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够化解发展问题上和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才能够把发展摆在一个必胜的前景中。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确实，正是有了这种民族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得以释放，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得以走出传统村落，进入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25年间中国创造的巨大财富，不仅使13亿中国人基本解决了温饱，基本实现了小康，而且为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所有这些进步，都得益于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苦著称于世”。胡锦涛2002年12月6日在西柏坡的这番讲话，是对作为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勤劳勇敢精神的一个概括。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解决13亿人的问题，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也走了一些弯路，失去了一些机遇。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发展自己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还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的诚信精神。中国是诚信大国。“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知识经济、循环经济和文化经济时代中国更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在中国文明史上有许多发明创造。任何发明创造都起于创新精神。《礼记·大学》所言“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唐代学者刘禹锡所言“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唐代学者韩愈所言“唯陈言之务去”、“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这是两千年来中国人对创新的不息追求。千百年来，就是这些创新精神激励着中国人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一贯鼓励创新精神，反对窒息创新的“党八股”、“新八股”等等，主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正如历史学家齐世荣教授所言，创新是中华民族发展和崛起的不竭动力。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中华民族要保证自身的经济高效、中速、低耗、可持续发展，没有民族精神的支撑，就可能会误入大生产、大消耗、大消费、最终是大破坏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华民族并不反对“求富”、“逐利”，一定程度上甚至“耻穷”、“贱贫”，如《论语·泰伯篇》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发展要适度，要贯彻“以人为本”和“天人合德”，要讲求“中道”，“天人合一”，“以义驭利”、“因义成利”，“义利合一”，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人与社会也要和谐发展，甚至人的物质自我与精神自我之间也要和谐发展。今日西方学术界和政治社会领域兴起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反思现代化理论、重写现代性理论等无不是对发展的过度和极限问题进行深刻反省的救偏药方。
四、这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促进文化复兴、增进文化竞争力、推进文化交流、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要增进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温情和了解，对它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有清晰的认识，对它涵蕴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在今天的活力、动力和凝聚力的作用有真正的洞察，以此为基础，我们就能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激活民族文化的生机，培育民族文化的创新点，凝聚民族文化的精华，加强民族文化对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的支持，全面推进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在此，温总理有很好的表达，他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9]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不仅有力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长期统一和强盛，而且是今日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和进行文化创新的丰富资源和智慧宝库。
当今的世界是个竞争激烈的经济社会，中国的国运、中华民族的未来地位、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不得不系于中华民族的国际竞争能力。这种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军事竞争力等硬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硬实力的可持续性和持久性，这往往又不得不计较文化、道德、精神文明等软实力。软实力可以保障硬实力的有效维持和进一步提升硬实力的质量和效果。然而，软实力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从未成年人抓起。中共中央5月10日至11日在京召开了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央从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对于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10]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从未成年人抓起，要持续不懈地抓下去。发展心理学家麦克勒兰德认为，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经济走势和创新活力系于该国对青少年培养的方案和预期。看一个国家的未来，就看该国的教育和社会心理。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认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新的重要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大力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切实改进学校德育工作，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道德实践活动，积极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广大未成年人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热爱祖国、积极向上、团结友爱、文明礼貌是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精神世界的主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从未成年人抓起，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是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又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我们要从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高度，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积极应对挑战，加强薄弱环节，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采取扎实措施，努力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新局面。有大批具有高尚道德、锐意进取的中国少年，才有不断崛起、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少年中国”。民风是国貌的真实反映，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擎柱。
五、这是信息时代有效维护非对称、非常规国家安全的特殊需要
信息时代，信息流在全球涌动，这是一个全面开放和自由交流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是不行的，那不仅违反人性，而且导致落后。因此，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已经跨越了传统的常规时代，而进入了超常规时代，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是非对称的，军事安全尽管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但非军事安全的地位日益凸显，如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技术安全和文化安全等，已经成为新兴的国家安全的主要载体。前苏联的崩溃在一定意义上实际是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的丧失，而不是军事安全和技术安全的失败。因此在非常规或超常规国家安全领域里，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任何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面对并不太平的世界，面对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繁重任务，我们须臾不可或缺这种来自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11]在当前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占据经济、科技和军事的优势，而且到处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占领别国的文化阵地，消解别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社会主义中国要高度重视这一严峻挑战。[12]尤其要教育好我们的青少年，不可掉以轻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业已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为广大未成年人了解世界、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我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不能低估。
六、这是增进人民外交、促进国际和平、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确保国际社会稳定、健康、有序发展、坚决反对国际强权和霸权的需要
中华民族在悠远的历史长河里，强盛的国力、辽阔的疆土、开放的心态、淑世的精神，使中华民族逐步养成了一种深沉的历史外交智慧，“和而不同”、“平天下”、“为万世开太平”、“亲仁善邻”、“天涯若毗邻”、“多元一体”等精神，就是这种历史智慧的结晶。正如温总理所言，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我呼吁，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这样，我们的子孙就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世界里。[13]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支撑。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不在于有肉体，而在于有精神。没有民族精神就是没有了国格。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在国际上是没有地位的，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瞧不起。反之，民族精神高尚的国家，即使身上没穿名牌，别人也会肃然起敬。中华民族历来不乏和平精神和开放精神，当然也具有反抗侵略和强暴的斗争精神。中国人崇尚“和为贵”，认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国际关系犹如人际关系，应该在充分尊重对方的人权和国权的基础上处理一切关系。中国受过很多国家的侵略，中华民族是饱尝战争苦头的民族，我们深知和平的可贵。因此中国决不做超级霸国，中国决不会侵略别国，中国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势力的任何形式的霸权和强权，当然，中国也并非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民族，中国人历来富有“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但中国人寻求的是“求同存异”、“共赢”和“共同繁荣”的局面，而不是“风景这边独好”或“一枝独秀”的“压制性”发展。从长期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民族并非一个闭关锁国的民族，而是一个具有开放精神的民族。汉代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西交流的通道。晋、唐的法显、玄奘等高僧，不畏艰险去西方寻求经典，带来了南亚的佛教文化。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商人和教士的东来，导致西亚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明代三宝太监郑和，率庞大船队七次航海，远达非洲。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早之长，超越了哥伦布。郑和扩大了与南洋、西洋、中东和非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王勃“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毗邻”的胸怀，毛泽东要把昆仑山“一截赠欧，一截遗美，一截留中国”的气魄，便是中国开放精神的写照。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强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从门外把新中国的大门锁了起来，不让我们走出去。“春色满园关不住”，今天，中国在深度地融入全球化，全球化也在丰厚地回报中国。
七、这是巩固祖国统一成果、加快祖国统一步伐、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需要
中华民族的历史生存和现实存在，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凝聚力的逐步增强，端赖于它的团结精神、爱国精神和大一统精神。当前中华民族还面临着巩固祖国统一成果、加快祖国统一步伐、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严峻形势和光荣使命，时局追迫我们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当作一项最紧要的任务也是长期须常抓不懈的战略任务。中国历来崇尚“友谊第一”，提倡以团结为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统一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二以上，不团结，闹分裂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其趋势是越来越团结。元、明、清三朝统一的局面连续长达六百余年。团结、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站在历史高度俯瞰世界，中国的这种团结、统一远非任何大国所能相比的。
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长期统一和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的古代爱国主义虽然主要是文化爱国主义和王朝爱国主义，但却植下了今日的主权爱国主义和政治爱国主义的灵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培育现代爱国主义精神，正是今天爱国主义的真谛和爱国者的使命。早在《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七》有“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千百年来，这一直是国人行为的准则。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大一统的向心力，有精忠报国的典范，有爱国主义的传统，而且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近代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就是团结和凝聚了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去争取独立、解放和富强。发扬爱国主义传统，我们就一定能提高民族总体素质和民族凝聚力，真正达到包括国内各兄弟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繁荣、大发展、大一统。
中华民族对国家分裂行为的制止、香港和澳门统一大局的落实和巩固、台湾地区统一的实现，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平等地位的确立，没有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没有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没有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的巩固，没有民族宽容和民族谅解的实现，都可能只是一句空话。“回归6年来，香港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日益增强。在香港与内地频繁交流的今天，国家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激发了香港人的民族自豪感。”香港人大代表邬维庸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不仅接受、而且自豪自己是中国人。”[14]
八、这是应对和化解各种自然和社会危机、动员社会管理资源、有效进行危机管理的需要
现代社会既是一个开放社会，又是一个系统社会，更是一个全球化社会，或全球化的系统社会。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社会联系空前地加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社会风险也空前地蕴藏、累积、活跃，我们其实正在进入一个日益强化的风险社会，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社会。当今世界，对公民人权的极端重视正在日益提醒政府当局关注公民可能遭遇或正在遭遇的各种风险，而成功地应对风险的能力正是检验政府对风险的敏感感应和化解能力，这种能力往往被称为危机管理能力，这是考验一个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可信度的重要指标。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跟体制的动员能力和国家的社会感召能力密切相关，体制的动员能力与体制的可操作性与完善性有关，体制的可操作性与国家的社会感召能力体现着政府的理想动员能力与现实动员能力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正是民族凝聚力的强弱的度量指标。要提高政府的现实动员能力，就要求政府不仅有良好的体制架构和体制运作力，还要有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因为民族凝聚力不仅可以弥漫性渗透于体制架构和体制运作力之中，而且还可以单独发挥作用。民族凝聚力的强度则与民族精神的渗透力度有关，可以说，没有对民族精神的不断弘扬和培育，就没有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和加固。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当前社会应对和化解各种自然和社会危机、动员社会管理资源、有效进行危机管理的迫切需要。
当面对1998年的特大洪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爱滋病的大规模发现等严重的自然或社会灾难，一个民族应当表现出怎样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来加以应对，这是检验中华民族风险应对和危机管理能力的生死斗争，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尤其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民族凝聚作了一场严峻而深刻的检阅。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非典”，最终使中华民族度过了这场殊死劫难。吃一堑，长一智。劫难过后，我们加倍认识到弘扬民族精神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必须要长期坚持不懈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我们才有可能成功应对以后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风险和突如其来的高强度危机。居安要思危，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弘扬民族精神，不仅对战胜当前的非典型肺炎疫情，而且对整个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经历这场与非典型肺炎斗争的考验，中华民族固有的“愈挫愈奋、坚韧顽强、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并将获得新的发展。香港人大代表邬维庸认为，爱国、爱港、爱家是香港人疫后重建的原动力，爱国心、民族情是形成这股凝聚力的源泉，有了这一切，就能抵御任何风险和侵袭。邬维庸说，有了归属感、自豪感，才能有成就感，大家觉得吃苦也是情愿的。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机构都是同样的重要。[15]民族精神不是万能的，对于各种自然和社会风险，更多地要靠体制和管理来化解，但是，民族精神始终是体制和管理有效运作的真正保障。
注释：
[11] 《求是》评论员：《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求是》200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