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史学界有两大工程引人瞩目，那就是夏商周工程和清史的编纂，这两大项目恰恰是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头一尾，可谓头尾工程。以这一头一尾相比较，起点有限，而终点无穷，因为夏以前属史前阶段，尚未进入文明社会，不在工程之列。清王朝早已终结，但余响不绝。人们常说传统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明清文化的影响，清王朝不仅在时间上与现代社会最靠近；作为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型，也是从晚清起步，时下流行的唐装，其实与唐代并无关系，倒是从清装脱胎而来；最大的古代建筑群，是明清留下来的故宫；各种火爆的戏说影视剧也以清代居多，如此等等，足可以说明清代的文化遗存已经融入中国人的生活血脉，无处不在。所以阐明封建王朝的终结远比文明社会早期的研究更为重要而复杂。
史学界的这一重任，势必引起同是人文学科的文学界和哲学界的关注，中华文明的开端与末代王朝史的修纂，其成果对推动和丰富文学和哲学的学科建设将有深远的影响。当前在京、沪两地正在召开的“清史编篡体裁体例研讨会”及其在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史学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前进。
就史学体裁体例来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调研和讨论，不仅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从新史学建立以来，近百年来的第一次。这百年来，史学研究就其内容来说，不断地推陈出新，新史论、新史料层出不穷，研究的规模也有空前的壮大，然而就其体裁而言，从章节体流行以来，变化甚小，这种状况已引起史学理论研究者的思考，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史学家史专家瞿林东呼吁:“
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对历史内容的表达形式上，多数著作采用了章节体，而对丰富的传统史书体裁研究、借鉴得不够。对于这样一个缺陷，是无须讳言的。”然而呼应者寥寥，这说明体裁的创新尚未引起史学研究者的重视，由纂修清史引发的体裁研讨，是中国史学进入21世纪的一项重要建树。
中国史书有非常丰富的体裁，不论是学案、会典、艺文、方志、还是史评，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综观各类史书，主要以编年体、纪传体和本末体为三大主干。编年史导源于孔子的《春秋》，
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集大成；
纪传体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尔后为历朝正史所继承；《通鉴纪事本末》创于南宋的袁枢，它以事件为中心，开创追溯本末的新史体，在明清有很大的发展。这三大体裁各有长短:
编年体，时序明晰，要事精选，一目了然，但简于叙事，多有阙疑；纪传体，网罗一代风云人物，包举大端，巨细无遗，但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本末体，事有终始，源委具备，但孤立成章，事不相属，有失综合贯通。凡此种种，古今史家多所辩难或补正，但各种体裁并行不悖，谁也不能取代谁，谁都有辉煌的成果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
从史学史上考察，史学体裁随着内容和写作宗旨的不同，不断地有所演进。然而就传统的体裁模式来说，发展也相当缓慢。从编年体到纪传体经历了四、五百年；从纪传体到编年体长达千年，从编年到本末也有一百多年，在相对静止的传统社会，史学体裁的变化也是滞重的。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急剧的变化和西方文化的涌进，肇成几千年未有之巨变，史学研究的观念和内容都起了空前未有的变化，为了推动史学革命，一些新史学的提倡者提出建构新史学体裁的设想，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运用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阐明历史；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的四种体例撰写历史，他们都力图在继承纪传体和本末体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融合传统体裁的优点加以推陈出新，然而他们以国学大师的声望和造诣，率先提倡的新体裁却并未能通行开来，所以这种尝试对后人虽有启发，却不能说是成功之举。与此同时，当时声名并不显赫的两位史学家运用章节体却大获成功。一位是柳诒徵参照日本《支那通史》为蓝本，撰写的《历代史略》，打破沿袭已久的纲鉴本末体例，改为条理分明的篇章，按朝代顺序编写各朝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如生产、官制、礼俗、学术思想等各类专题，篇中有章，因事立节，各相统摄。另一位是后起的学者陈庆年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些读物都是在西方著作影响下采用的新型章节体，由于这种体裁便于教学和初学者掌握要领，受到读者的欢迎，由此成为定式，流传近百年，于今不衰。
史学体裁的多样化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理解的多种方式和表述方法。章节体一面世就以条理分明，融会贯通的优越性脱颖而出，较之传统体裁具有跨越专题，便于综合的长处，这是在新史学兴起和读者平民化的情况下产生的新形式，然而这一体裁也有它的缺点。章节体按时序对历史的主要人物、事件和专题加以综合，大多作纵向发展的研究，可是历史本是多方位、网络化的发展流程，既有纵通也有横通。专注主要线索往往缺少侧面的揭示，有了纵通往往忽略了横通，尤其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章节体也难以充分表现各个侧面的起伏跌宕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再说，史学是以求真为本务，传统的体裁不论是编年、纪传和本末，都以求实为要旨，撰写者要加以评论的，往往附以“太史公曰”、“赞曰”、“评”，或在文末再行评述，力图使作者的言说与史实作区分。章节体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撰写方式，这有便于融汇贯通，综合分析的长处，却又容易召致以论带史，使历史失真，为保持叙史的客观性，往往需要严格的注释规范，以争取最大可能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任何一种史学体裁都有局限性，章节体也不例外。
在章节体的运用中，也有误区，那就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章节体在大陆几乎一统天下，凡有专著非章节体莫属，若有以编年撰写的专著，惯以资料用书论处，尤其在学术管理部门，几乎只认可章节体的学术性，有意无意地眨低或排斥其他体裁的运用，肇致体裁上的模式化、凝固化，半个多世纪以来鲜有创新。改革开放后，史学体裁也经受海外史学的冲击，前有《万历十五年》，后有《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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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它们都以大陆罕用的体裁、内容和文体，使人耳目一新。事实上大陆的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努力，时下流行的思想家评传，就可视为纪传、学案体的传统与现代章节和评论的融合，《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一书按年系事，追踪热点，考察本末，进行综合性的评述，是集编年、本末与评论为一体的探索。然而对体裁的继承和创新却从未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和研究，这是当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体裁是表现内容的形式，它受制于内容又是内容的载体，从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优秀的形式可以将内容发挥得更为圆满，使史学表现方式更加多样化，使读者更乐于阅读。怎样优化体裁，再现和阐明中国历史变迁的万千气象，那就需要因事制宜，择优选用，扬长补短，综合创新，建立富有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清史纂修的启动是一个可贵的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