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并不是最古老的，却以五千年的传统从未中断为世界所罕见。巴比伦文化最悠久，但巴比伦国家早已夭折；印度的婆罗门文化极其辉煌，可创造文化的雅利安人却不是本土居民；埃及的文化渊源甚古，但历经希腊化、罗马化，直到17世纪伊斯兰化，已与古代面目全非；玛雅的天文数学无与伦比，可这盛极一时的文化早已被湮没，留给后人千古不解之谜。在这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化是炎黄子孙立足本土的创造，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历历可考的文物遗址，无不说明它代代相承，五千年一系。尽管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有过徘徊和停滞，在近代又遭遇衰微的挫折，但不论是盛世和衰世，先秦儒学、汉代经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学，层出不穷，每一种学派的出现，都表现出文化上不断吸收吐纳，推陈出新,这是中华文化具有坚韧而顽强生命力的明证。

一、中华文化富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错觉，以为凡是传统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融有丰富的外来文化因素。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交通不便，旅程艰险，都挡不住人们对商品交换的渴望，步行马载，跋山涉水，传播文明的种子，改善物质生活的事例，屡屡不胜枚举，最古的史藉《尚书》记述:“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现在人们常吃的黄瓜、菠菜、茄子、西红柿、玉米、西瓜等等都是古代的“舶来品”，在《诗经》中记载的二千多年前的数十种蔬菜瓜果，大都在历史发展中淘汰。中国是最早发明丝织品的故乡，远销古罗马的丝绸，价钱比金子还要贵重，但是中国人穿用最多的棉布原料棉花，则是传自异邦，到元明才普及。先秦的人们还席地而坐，后来坐上椅子，睡在床上，屋上盖的琉璃瓦，园林中各式各样的塔，餐桌上的烙饼，以及纳凉用的折扇等等日用器物，都是受惠外来文化，为中国人所享用。

如果说吃穿用是通过商品交换，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那么在精神生活中非商品性的创造，如宗教、艺术和学术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物质生活上的享用，不可抑制地要求满足精神上的需要，物质的、精神的几乎联翩东渐。胡琴、琵琶并非国产，戏曲器乐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是从西域移植的，先秦的华夏古乐大都已失传。如果没有印度佛教艺术的引进，就不可能有敦煌壁画、大同云冈石窟、乐山大佛的辉煌成就。玉兔月宫的神话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那个白毛、红睛、长耳朵的可爱形象，乃是先民从罗马野兔驯养中培育的家生品种，而白兔与月亮相联系的构图是来自印度庙宇的壁画。时下著书立说常用的章节体，自汉魏以后形成。先秦的诸子典籍，体大精深自不待言，但著述体裁除了文学作品和训诂以外，基本上是语录体或叙述体，行文笼统，脉络不清，佛教的输入带来经论中条分缕析的传统，促使著述体变革，形成章节体，沿用至今。佛教的哲理和思辩对民族智慧有莫大的影响，最雄辩的事实是，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正统思想的理学，是融汇儒、佛、道三家学说而形成的儒学新流派，西来的印度学说对构造理学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古人有句名言:“东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虽然它的本意是强调“理”的普遍意义，但也体现了兼容并蓄的精神，只要具有“理”的真谛，不管是来自西方或东方，都可尊为圣人，奉为楷模。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去世后，明神宗特赐坟地安葬，这是王侯功臣才能享有的荣誉，有人为此问相国叶向高说:“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 ”叶回答说:“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 毋论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葬地矣。”一名外国人在中国享有这么高的待遇，是因为圣人不分内外的思想在中国深得人心。中国人对生化万物的天，覆育万物的地，孕养生命的祖，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四者同祭。在民间信仰中，儒家的孔子、佛家的释迦牟尼，道家的老子并祀于一堂；佛寺、道观、孔庙遍设各地，相安相容。信儒的信道又信佛屡见不鲜，《红楼梦》中贾府为秦可卿发丧，和尚、道士、儒官、尼姑，各色俱全。“万物并育而相容，道并行而不相悖”成为士大夫治学处世的传统，能集大成者称之为大学问。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在意肤色和种族的差别，只注重礼义的教化和认同，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等等，表明中国文化的兼容精神可上可下，无粗无细，兼采并容，富有汇众流而入大海的恢弘气魄。

唐代是一个开放性的朝代。《新唐书. 五行志》记述，天宝年间“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时人称为“时世妆”，元稹的《法曲》咏:“女为胡妇学胡妆，使为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著名的大唐雅乐更是揉合中外古今之作，据《旧唐书. 音乐一》记述: “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白居易咏诵胡旋舞的诗篇《胡旋女》，流传至今，传诵不衰，可见胡乐、胡舞、胡服风靡一时。印度的佛教在唐代拥有很大的势力，韩愈的辟佛，不仅不能摧抑佛教，反而促成中国式的教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兴起，佛教经典在中国保存之多，连印度本土也望尘莫及。西方的景教在唐代拥有数万教民，连战功赫赫的大将郭子仪也入教成为信徒，伊斯兰教在唐代开始在中国立足。从印度、欧洲、阿拉伯、犹太地区传进中国的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火袄教等等相继在泉州建立寺院，土的洋的教派林立，互不干扰，被后世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海陆丝绸之路联结东西方文化，敦煌文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伟大成果。中外贸易尤为发达，在广州的外商云集十万之众。在长安留学的外国学生有三万多人，《新唐书》记载，在长安增辟的学生宿舍有一千二百多间，“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唐代出土的黑人陶俑，从体型、肤色、发式、五官的特征来看与非洲的黑人维妙维肖，中国艺人非有长期的观察，不能创作出如此逼真的形象。长安是驰名世界的国际大都会，胡风盛极一时，这使近代学者惊叹: 唐代印度化了! 其结果不仅没有使汉文化化为印度文化，反而促进汉文化发展到新阶段，造就了辉煌的唐代文明。一部《全唐诗》有二千三百余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一姓王朝能拥有这样多的诗人名垂史册，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冠绝千古，脍炙人口。科举制在唐代的确立，开创了朝廷选官向社会开放的传统，庶民、布衣可以通过考试，平步青云，促使天下英才俊杰纷纷归附中央，刷新官僚体制。这不仅比唯门第出身而任官的九品中正制进步，也远比欧洲贵族的世袭制具有世界领先的优越性，国计民生的许多部门如印刷、医药、冶金、建筑等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光华四射。唐文化不仅是我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中古世界东西方各国所不能企及的文化高峰。

汉文化在民族强大时是如此，在衰落时也并不枯萎。蒙族征服中原而创立的元朝，汉人是三等居民，南人更是生活在最低层，蒙人、色目人高踞在汉人南人之上，肆行种种压迫，其结果不是被征服者同化，而是被征服者却把征服者同化了。汉文化由于吸收了异族和西域文化又有新的发展，从元代兴起的歌诗元曲，与汉赋、唐诗、宋词同享盛名，饮誉后世。元代的戏剧远播欧洲，被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所推崇，关汉卿位列世界文化名人，令后人高山仰止。元代的科学技术是中国科技史上的最高成就，郭守敬的天文测算和天文仪器的制造，王祯对农业技术的总结，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革新等等都在科技史上名垂千古，驰名世界的四大发明，是从元代传向欧洲，指南针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造纸印刷术有助于人文思想的普及。人称中国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和传播，这不是过誉之言。

中国文化对异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涵摄力是举世无匹的，兼容精神正是文化吸纳能力的充分表现。在世界上堪称内聚力最强的犹太文化，在犹太人失去祖国，客居他乡，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情况下，以不可思议的顽强性，抵制外邦文化的同化，保持犹太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绵延不绝，不可不谓世界文化史上罕有的现象。但是这个不被任何国家同化的犹太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却被中国文化所消融。在唐宋时期就有大批犹太人经波斯、印度进入中国，聚居在开封的犹太移民有七大家族，其姓氏皆由皇帝赐予，声名显赫。他们有专设的教堂和希伯莱学校，严格按照犹太教规生活作息。然而留存在开封的犹太寺院，高悬的对联却是: “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圣贤源头。”完全接受了儒家信条，犹太后裔至今已鲜为人知。主张走出家庭信奉上帝的基督教，进入东罗马帝国，促成了东罗马家族制的崩溃，但是进入中国不仅没有动摇中国的家族制度，基督徒却服从了中国的家族制，接受了祭祖的仪典。佛教的僧伽制度本是背离家族的，僧侣都是走出家庭，摆脱亲情而遁入空门的信徒，进入中国后，增添了超度亡亲的盂兰会并成为佛教最大的盛典。与家族本无关系的佛教奥义，成为维系家族的重要力量，反映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汉化，完全接受了儒家传统。

这种涵摄不只是简单的同化，又往往是经过中华文化的吐纳和改造，创生新的形态，使中华文化更为多姿多彩。从西域传来狮子造型的原本形象，是有翼膀的，凶悍的百兽之王，佛教以它作为佛法的象征，使人产生震慑而畏惧的宗教心理，可在中国工匠手里却改变了性格，如今在雕塑和舞蹈中常见的模样是勇猛而又柔顺，威严而又和善，雄狮舞绣球，雌狮戏幼狮，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与原初形态大异其趣。又如佛教中管领一方的天神称为“尊天”，诸天神各有来历，大多出于南亚次大陆的神话传说，后来为佛教吸收，成为佛法的护持者，进入中国后不断汉化，到近代已与当初面目全非。大梵天在印度的形象是，有四个头，面向四方，有四只手分别握着经典、莲花、匙子、念珠或孟钵，汉化后成为手持莲花，稳健练达的中年帝王相。帝释天原是褐色的、善于变化的天神，汉化后成为英俊少年，有的还塑造成如花似玉的美后。最著名的莫如观音大士，在本土印度是挺胸凸肚的男身，进入中国后变成笑容可掬的女菩萨。送子观音的出现，表现西来的佛教信仰不仅在偶像崇拜方面发生变异，更重要的是赋予送子作为佛的天职，以儒家崇尚的多子多孙作为佛对世人的祝福和恩赐，充分表现了佛的伦理化。所以从中国文化史上考察，任何文化进入中国则中国化，中华文化正是缘此不断纳新，生生不息。

二、来自封闭政策的悲剧

中国封建社会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皇权高于一切，政权对文化有直接干预的作用，文化政策上的开放与闭锁，对中国文化的盛衰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是，当世界上出现更高的文明资本主义文化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却由开放转向封闭，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排外，不求更进，能容纳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封建文化伴随封建生产方式的没落出现颓势，固步自封的心态和封闭政策如影相随，相互促退，形成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世界先进国家沦为落后的行列，是从明清之际开始的，明清的封闭政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郑和下西洋为例，明初的出航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是世界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不论此行的动机是出于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还是宣扬明王朝的德威，从后果来看，从本土走向远洋，不能不视为开放性的行动，但是由于明代的闭关自守，官员没有开放的心态，使得这次在海外赢得极高声誉的航行，在国内作为弊政，遭到取缔。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反映下西洋并不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是满足统治者一时的政治欲望，致使开放的行动没有开放的政策和心态来保障和支持，从而招致失败。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谗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乾隆皇帝80寿辰，英王乔治第三派遣特使带着科学器材、天文仪器、军械模型、乐器钟表等工业产品前来贺寿并要求通商。乾隆的回话是，天朝德威远播，万国来王，种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拒人于千里之外。更可悲的是，把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品视若珍奇宝玩，予以玩赏或鄙薄，这固然与妄自尊大的天朝观念有关，究其实质又并非完全出自文化上的原因。以钟表为例，这是工业生产发展后珍惜时间效益的产物，走向工业化的国家能普遍采用先进的计时工具，然而生活在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受到小农经济生活的制约和薰陶，并不能发现时间的真正价值，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自耕自食，自织自穿，就地生产，就地消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地球的自转，自然安排生产劳动，晴天多出力，雨天就可以少出工或不出工，只要不违农时，按节气春耕秋收，逢上风调雨顺就能获得好收成。缓慢的生产节奏，形成松懈而不紧迫的生活步调，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养成的时间观念也必然是粗线条的。古人敲更报时，一夜五更，每更约两小时，粗放而不精确。人们约会时间，惯用吃顿饭，抽袋烟来约略估算，这是因为生产和生活都无需争分夺秒。所以中国古代有世界最发达的天文学，却不能普遍使用计时准确的机械钟表。18世纪末英国的钟表已普及到平民之家，在中国却沦为王公贵族的奢侈品，做成玩具、佩饰、纽扣，用以炫耀自己的身份财富。在土地是衣食之源的小农社会，财富主要表现为土地，任何聪明灵秀之士，也不能超越一定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阶段，发现钟表的真正价值，更何况不识人间烟火的帝王贵胄! 在欧洲工业化初期，错过了与欧洲通商，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时机。

封建统治者唯我独尊，孤陋寡闻，不识世界发展的大势，几乎成为封建社会末期朝政的痼疾。20世纪初年慈禧太后施行新政，购买机器，教习宫中妇女织造，其主旨根本不是从生产着眼，而是要公主、福晋、命妇通过织毛巾杂物，“俾知物力艰难之意”，进行三从四德之一德“妇工”的教育。在封建社会形态中以封建关系和观念组织生产，即使用上进口的机器，也不能培育先进的生产意识。陈旧的生产关系和闭关自守的国策相结合，肇致天朝至上的的世界观愈益膨胀，而殖民主义的跌蹄又无情地践踏了帝国的最后尊严。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变革的大潮，愚顽不化的统治心态，使昔日的汉唐风度丧失殆尽。龙文化失落兼容和综合的主体精神，也就失去昔日的光彩。龙，成为帝王威仪的躯壳，陡有其表。僵化的封建体制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迫使民众不得不用革命手段把皇帝拉下龙椅，推翻封建王朝。

三、以更博大的胸怀走向新世纪

封建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清代统治者的闭目塞听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光照青史的汉唐风度，推动中华文化繁荣昌盛的兼容综合精神和开放政策却蔚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启发今人思考，古人尚有此博大的胸怀，作为建设中国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有海纳百川的精神。

事实上，当我们在言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时，早已用全人类的眼光来看待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正是这西方文化体系中的精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毫无疑义具有阶级性和时代性，但是文化又与政治经济不同，还具有人类性和普遍性，文化形态高的必然要向文化形态低的地区和民族发生流动，形成不可抵挡的潮流。它能横贯历史的时空，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中发生潜在的作用，也能超越国界到异域发扬光大。唐代的禅宗在故乡衰落，在日本却得到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出自西方，却赢得东方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人民大众的信仰；美国开发西部的牛仔装，在20世纪却风行全世界。文化正是具有人类的共识性和共娱性，才成为不同国别和不同民族相互沟通、交流不可替代的重要领域，不同国别和民族的民众也得益于日益广泛和密切的文化交流，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世界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文化世界化的发展大趋势，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这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注释中特别指出“世界文学”这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所以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世界文化”。列宁也用过“国际化”的概念，他在《民族问题提纲》中指出:“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一切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就越来越趋于国际化了。”他们都从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文化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了观察文化国际化的大视野，这是汉唐风度不能追及的现代气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上的对外开放，首先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是西方文化这最活跃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从精神领域引起人们思维方式、伦理观念、价值判断、社会心理的一系列变化。世界商品市场的开发和运转，已把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地球村。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愈来愈广泛的交流和认同，消费生活国际化的大趋势，正在改变社会的面貌。所以对外开放，实际上不能不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宽泛的开放，无视这一事实是不现实的，有选择的导引却是可能的。封闭的闸门一打开，水急浪涌，泥沙俱下，混进某些腐朽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即使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也有良莠混杂的情况。所以对待西方文化盲目追求或视若洪水都不对，对待传统文化妄自菲薄或夜郎自大也不行。两种文化的碰撞，交融和激荡，正是谱写社会主义文化高歌的前奏，是又一次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最佳时机。

原连载于2000.4.《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