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三

看完傅国涌先生的《傅斯年一生的选择》一文，心里有些沉甸甸的，感觉也有必要说上几句话。

傅斯年先生是山东省聊城市人。后学不才，忝列为其同乡，并多少读过一点傅先生的书。2002年8月，本人曾和聊城师范学院的一位朋友，一同踏访过傅先生的故乡，并于次日拜访了另一位聊城文化名人季羡林先生的故乡。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两位先生在当地政府和百姓中的影响，可谓是判若天渊：傅先生鲜有人知，而季先生正如日中天。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总是留待后人把玩品位。千年更替世纪转换前后，傅先生在大陆不再寂寞，可谓其彼时生也荣，此时其死也不哀。然而，历史虽有沉淀，但在大陆，思想界学术界对傅先生的认识似乎还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就拿傅国涌先生的这个小文来说，尽管极大彰显了傅先生的人格魅力，但对傅先生的介绍显然不够全面，而且这个介绍似乎还和傅国涌先生本人的思想设准有些关联。  

斯人已逝，自然不能再为自己张口作什么辩护。傅先生已经成为一个被动而又无奈的历史符号，由于其自身意义丛集，是非功过自然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作为诸多历史符号中的一个，后人对傅先生的界说当然需要清晰概要，但却不能不尽量全面些。2003年9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傅斯年全集》，今年2月袁伟时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傅斯年其人其文》一文对《全集》进行推荐，并把傅先生从“五四运动总指挥”（学生运动领袖）、“史学研究领导者”（历史学家）、“北大‘功狗’”（大学校长）、“台湾‘大炮’”（社会体制批判者）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袁良骏先生认为袁伟时的介绍有为贤者讳的嫌疑，遂于今年4月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一文，对傅先生提倡全盘欧化，过分崇拜西方文化以及激烈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做了些介绍。这个补充介绍可以说是必要的，有助于人们全面地了解傅先生。   

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任何作为历史符号的人物的解说，人们都可根据自己的了解程度和体任水平作出自己的判断，无须强求统一，也很难做到全面。强调全面，总是难免以个人的片面代替他人的片面。今年4月，在张岱年先生羽化登升之后，汤一介先生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认为张先生是国学大师，而陈明先生则认为张先生不是国学大师，并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汤、陈二人的不同解说，同样昭示了历史符号界说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因此，我在这里虽认为傅国涌先生对傅先生的介绍有些不全面，却也不想大而划之地再提出什么自以为是的介绍——对傅先生关注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些只言片语的介绍的。  

说傅先生是位出色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乃至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这点没有想必人们没有什么大的分歧。但傅国涌先生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不知道这样的结论从何而来。其一，观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傅斯年全集》，可以看到，傅先生尽管涉猎过一些自由的有关问题，但从没有对自由的历史、概念、制度、理想和社会实践层面做过系统阐释和深入发挥。从这个角度而言，傅先生即使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是“典型的”。其二，傅先生一生批评不义体制和丑恶现象的“大炮声”轰鸣不断，为人敬佩景仰。但这种批评并不是自由主义者所自负的专利。中国近现代，激进反传统主义者鲁迅、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文化保守主义者粱漱溟等人都作过并不逊色于傅先生的类似批判，但他们却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道理，如孟子直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和批评当时君主“杀人盈野”，但不能说孟子就是自由主义者一样。因此，我们与其说傅先生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毋宁说他是位典型的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  

当我们把一个意义丛集的历史人物或说文化符号强行地简单地填写入某一主义或思想的历史谱系中时，很可能会遮蔽历史的真实性和思想的复杂性。中国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的呼声一度被历史的喧哗所淹没，这个传统有所挫折和中断。当代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历史的人，往往为了弥补这种中断的遗憾，并重新续接这种中断和壮大这个阵营的声势，而饥不择食地把一些本身充满吊诡性和复杂性的历史文化人物强行纳入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谱系之中。顾准、张中晓、遇罗克等人，乃至是原本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陈寅恪，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人为挖掘出来并夸大神化的一些个案。  

傅国涌先生是一位擅长自由叙事的人，他边缘行进，多有思索，一直为我所钦佩。但他是不是对傅先生也做了上述意义上的挖掘和神化呢？我以为是多少有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