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国文化基因的思考
在谈论“文化基因”这一话题之前，我们须先讨论一下“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
人类文化由原始的旧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的电子、信息时代，其内涵已经无比丰富，以至对文化的界说也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从广义上说，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全部内容都可以说是文化。但就一般而言，我们把社会生活分作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二是政治；三是文化，从而把文化看作与经济、政治有别的全部精神生产的成果。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文化与政治、经济相比较，具有特殊的、更为深远的影响力量。
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是文化的积累性和文化的变革性。每一代人都会在继承前人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知识内容，这是文化的积累性；同时，文化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发生变化和革新，这是它的变革性。当我们考察历史上的文化积累和变革时，我们会发现一些相对稳定、长期延续的内在要素，它们在文化积累中一再被肯定，在文化变革中也仍然被保留，我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为文化传统。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民族的文化类型和特点。每一民族的人民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有其一定的语言、知识、好尚、信仰、礼仪、习俗、制度、规范等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学习、传授等耳濡目染的方式，产生出共同的文化心理，形成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的凝聚力。
对于文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化传统”的层次上是不够的，因为对于文化传统的认识，很容易产生两个弊端:一是罗列现象，以偏概全，以末为本；二是容易把文化传统看作可以由人们随意创造，也可以由人们随意去、取的东西，以前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关于文化体用的争论等等，往往出现上述弊端而不自觉。
文化研究的深入，需要我们进入文化基因的层次，所谓“基因”，是借用生物遗传学的术语（英文是gene），这种研究不是着意赞美“元典”创造者的伟大心灵和崇高境界，而是研究这些元典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和过程，从中发现隐藏在历史现象后面的必然性的东西。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在中国这是先秦诸子的时代。而一般的哲学史、思想史也总是从这一时代开始，并盛赞轴心时代思想家的“原创性”。但是，中国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学说并不是凭空、随意的创造。在孔子之前，作为观念形态的德、礼、孝、仁等概念就已存在，而这些概念的产生又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需要我们把研究的触角伸向前轴心时代，深入于中国文化基因的研究。
文化也象“资本”一样有其“原始积累”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开始它的创作（对“资本”而言，则称“炒作”）活动。中国轴心时代的开启，是由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所内在决定的。它是既往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的首次大综合，这种综合由于诸子百家视点不同而呈现出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特点。当然，这也是春秋时代长期灾难现实刺激的产物，所谓“苦难出真理”，当时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动荡，而这恰成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契机。孔子等先哲出于对生命与制度的深切焦虑，设计出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教导人类作出明智的文化选择，因此他们的许多思想又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为主导。在我们看来，儒学之所以处于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与其说是历代统治者的扶持，不如说它符合中国文化基因的内在逻辑。
文化的“基因”，与生物遗传学所说的“基因”不同，它不能直接成为科学实验的对象，而只能通过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它。因此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是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本文将力求用这种方法来整合、展现中国“轴心时代”形成的条件和过程。
二、中国史前各文化阶段的分期
摩尔根将史前史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前两个时代又各自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其划分方法是综合文献、考古，以一些重要发明为依据的。
依摩尔根的分期，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人类的童年时期，为了在大猛兽中间生存，人们不得不住在树上；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人们懂得使用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并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使用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已经能用石斧等工具制造独木舟和木屋等。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渔猎转入畜牧业，其特有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野蛮时期的中级阶段，人们知道了除铁之外的一些金属加工，但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此时人们已懂得谷物的种植。
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以上是摩尔根对西方史前各文化阶段分期的大略。
有关中国史前的情形，古文献所载多系传说性质。严格意义的历史学是无徵不信的，但中国有可以徵信的历史不过三千多年，三千多年以上的历史便归为传说时代，传说中固然有许多粗率、虚妄的成分，但“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只有我们多用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我们便可以从传说中探寻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由于有这些信息，我们对远古以来人类发展的各阶段的本质特征，可以有所了解。这也正是传说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古代传说中还有一个可贵的特点:它不是采取创世纪的神话形式，而是取一种历史进化论的态度，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由蒙昧向理性、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它关于上古社会的描述，与今日历史科学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往往暗合。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传说由来有自，很可能是由上古时代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将摩尔根的史前的分期方法作为一个参照系和座标，对中国史前各文化阶段试作分期。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原封不动的照搬摩尔根的分期标准，但他提出的分期标准还是可以作一大致的参照。[1]
下面来看我们对中国史前各文化阶段的分期。
中国古代传说的“有巢氏”大致相当于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中国古代传说的“燧人氏”大致相当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韩非子·五蠹》说：“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古史考》说：“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民人大说，号曰燧人。”
中国古代传说的“伏羲氏”（或曰“庖牺氏”、“炮牺氏”、“宓羲氏”）大致相当于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
《尸子》说：“宓羲氏之世
，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世本辑补·作篇》说庖牺之臣芒作网、罗。《白虎通·号》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新语》说：伏羲时代“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这些传说资料当是渔猎—采集时代的反映，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的后期阶段。
中国古代传说的“神农氏”大致相当于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人们最初种植谷物可能是用作家畜的饲料，后来人们肉类食物不足，谷类逐渐成为人们食物的重要来源。《白虎通·号》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新语》说：“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逸周书·佚文》说：神农“作陶冶斤斧，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之实。”《世本辑补·作篇》说神农之臣垂作耒耜等，这些资料当是中国农耕文明初期的反映。
中国古代传说的“黄帝”时代大致相当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亦即华夏文明的蕴酿期。传说黄帝时代有很多重要发明，如《新语》说：“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鸟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汉书》说：“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世本辑补·作篇》说：黄帝之臣“沮诵、仓颉作书”，“伯余作衣裳”，“化益作井”[2]等。《管子》一书载伯高对黄帝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拾遗记》说：“昆吾山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史记》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
中国的文明时代大约是从夏代开始的。传说鲧治理洪水九年失败，其子禹复治水十三年，反映了上古人民连续数十年导江河、疏沟洫协力治水的事迹。鲧、禹治水与随后早期国家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联系。当时，禹平水土，可能出于公共事业的物质需要，观地定赋，任土作贡，殊方各进。随着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的增强和财富的迅速积累，私有制和早期的国家也就相应产生了。《说苑》载：“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庄子》载子高对禹说：“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这些资料虽然具有传说的性质，但与今天历史科学所了解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时期是相当吻合的，它大体反映了古代私有制产生、国家机器初备时的情形。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摩尔根所述古代社会各文化阶段作为一个连续系列，把中国古代传说的各文化阶段也作为一个连续系列，两相比较，我们发现两者惊人的对应与一致，而绝无紊乱与错互！难道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么？显然不是。这里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国古代传说所反映的是上古时代的史影，有其真实可靠性。如果我们把这些传说完全看作后人的杜撰，而忽视其应有的价值，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这里我们所应注意的是，我们不应将上古圣王理解为某个个人，而应理解为一个时代。《尸子》说神农氏传七十世；《春秋命历序》说黄帝传十世，少昊传八世，颛顼传二十世，帝喾传十世，而后尧、舜继之。上古之世，年代无徵，不可强知。上述说法或记述异闻，或载于《纬书》，不足深信。但假如我们将伏羲氏、神农氏、五帝时期分别作为渔猎—采集时代、农业时代、部落联盟或酋邦[3]时代的象征和标志，那将获得新的意义。因为根据现代考古学，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时代的大致年代，中国的定居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前，距今六千五百年前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粟子，距今七千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稻谷。以时间推之，中国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时期年代距今约七千年至五千年，此期（或更早些）大致属于中国早期农耕时代，从而亦大致相应于中国古代传说的神农时代。接此之后中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属于早期铜器时代，距今约五千年至四千年，大致相应于黄帝到尧舜，即司马迁所说的五帝时代。而禹夏进入文明时代，我们根据文献所记夏、商、西周的积年推算，大约距今四千年。若以一世为20～30年来计算上述《尸子》、《纬书》所载古圣王所传世数，则黄帝至舜五十世，即兴起于禹夏之前一千至一千五百年；神农氏七十世，约兴起于黄帝之前一千四百年至二千一百年。所算得的年代与现代考古学所估定的仰韶、龙山文化的年代大体暗合。凡此皆说明古代文献有关上古时代的传说，对于我们了解史前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通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古代民族在史前各文化阶段的分期比较，我们知道二者基本上是对应、一致的；在文明进程上也差不多是同步的。
但是，中国进入文明的路径和特点却有所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三、中国古代的人口和地理气候环境
华夏先民在上古时代就已面对两大问题:一是天下万邦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多灾的环境不断地向人们的挑战。这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条件决定了华夏文明走向的最初选择。下面我们来对中国古代人口和地理气候环境问题作一初步了解。
在研究古代人口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现代中国人口与世界人口的比例，1982年中国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全国人口已达10·32亿，占该年世界45·85亿人的22·5％。[4]
下面我们对上古世界人口的估数与中国人口的估数作一比较，
据估计，世界人口在公元前4000年约为8，500万人（同上），这个数字应该包括中国当时的人口在内，然而我们并没有关于此一年代断限的中国人口资料。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数字。但我们仍不妨将它作为一个参照数。
历史文献中记载中国最早人口数量的，可以追溯到夏禹之时，即公元前21世纪。据《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禹平水土为九州，人口约
1，355万人。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当时中国幅员没有现在这样大，禹夏时所谓的“九州”，大致范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二是其所言人口也是一个估数，不可确据。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华夏地区人口渐众的史影。
上面两个估数由于不在一个年代断限，不好直接比较。但是如果考虑到下面的事实：纪元前人口增长率极低，基本上长期维持在生死平衡状态的增长率水平；并且就一般而言，世界各地区人口增长率的提高大致是同步的；而由于后来中国幅员扩大、民族融合的因素，古代中国人口与世界人口的比例一定较现代为小，等等。我们可以认为以上两个估数，虽然是很不确定的，但还是可以互为参照，有一定的可信度。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看，中国在三代以前，部落众多，较早的古籍《尚书·尧典》讲“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用民》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新书》说：“大禹之治天下也，诸侯万人。”对于“万邦”、“万国”字样，我们当然不可过于拘泥，不能将“万”视为实数。但既言“万”而不言“千”、“百”，则其时部落之数当亦在数千之上。
从当时的人口分布看，中国上古时代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一些区域人口已相当密集，形成人口压力，导致频繁的人口迁移，以调整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如
《逸周书·五权篇》所说：“人庶则匮，匮乃匿。”
人类大约在一万年之前就开始了农业生产，中国是最早栽培农作物的地区之一。远在七八千年之前，中国先民就在黄河流域种植了粟子，在长江流域种植了水稻。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工具简单原始，农业耕作只能限于土质松软的冲积平原地区。因而，中国人口便自然而然地集中于黄河流域。吴申元先生说“夏、商、周三代值得注意的是频繁的人口迁移。史称夏后氏十迁、周人七迁。殷人的迁移则更加频繁，仅史籍可征的就有十六次。傅筑夫先生认为，殷人迁移无常系旧都邑不能继续生存，必须改营新的区域。解决粮食问题，维系种族繁衍，是当时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自上古至春秋时代，中国人口集中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人口极少。在黄河流域中，以‘三河’为中心，北至太原、中山，东至大海，与西方之关中，以及蜀和广、汉两郡之区域，为当时人口最稠密之区域。”[5]罗琨先生则将上古人口稠密区与现代村落作一比较，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密集地区已接近了近现代人口稠密区，在一些地方的密度几乎可以和现代村落相等。如陕西西安附近，每个现代村落差不多都建在古代遗址上；河南浚县大赍店一带的淇水沿岸，现在有15
个村落，截止到60 年代初，已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聚落规模而言，60
年代河南洛宁韦寨村是当地最大的村落，它全部建在一个仰韶文化遗址上，相距不远的西王村老寨，仅占二十余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西北角的一部分；在陕西渭水流域，仅仰韶文化遗址就发现有95处，有的已形成120万平方米的大型村落。虽然这些聚落有些不是同时存在，而是先后建成使用的，但也可见距今六七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已日渐繁荣起来。”[6]
如上所述，在华夏族即将迈进文明社会的门坎之际，已经有那么多的人口，分成那么多的部落，并且比较相对集中地生活在黄河流域。而他们在不可避免地面对许多社会矛盾之外，还要面对相当严峻的自然生存环境的挑战。
下面让我们来看上古中国人所面对的自然生存环境的挑战。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将文明的起源归结为环境与人的“挑战”与“应战”：这是两个条件的一种特定结合，从环境条件而言，它对人的生存并不太有利，从而构成对人的生存的“挑战”，而从人的条件而言，一个社会集体能发挥其潜在的创造才能而作克服环境困难的“应战”，有了这种互相交替的“挑战”与“应战”，才能发展成为文明社会。汤因比分析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说：
“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从种族上看来，好象同南方和西南方广大地区上的居民——从黄河到雅鲁藏布江之间，从西藏高原到东海和南海——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这样一片广大的人群当中，有一部分人创造了文明，而其余人却在文化上毫无所有，我想这个理由也许是他们虽然全有潜伏的创造才能，可是由于某些人遇到了一种挑战，而其余人等却没有遇到的缘故。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知识，我们还无法确定那种挑战的具体性质。”[7]
汤因比的看法是有见地的。黄河流域是古代中国文明的摇篮，是中华儿女的母亲河。中华文明之所以在这里诞生，并形成其自己的特点，就在于这里的艰苦环境向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提出了挑战，而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为了生活而顽强斗争，回应了环境的挑战，从而也创造了文明。
下面我们进一步来了解黄河流域的环境条件，现代著名科学家竺可祯研究黄河流域即华北地区历史上的气候变迁，得出结论说：
“按诸气候上的通例，凡雨量愈稀少者，其每年之变率愈大。……一地方雨量之变率，视其平均雨量差之大小而定。所谓雨量差者即将各年雨量与当地之平均雨量相比而得之较差也。……中国雨量之平均变率……长江中部为10％，至华北则约有35％。因一地方农作物之选择须以当地之标准雨量为依归，若雨量之增减达25％则作物已受伤害，若达40％则将无收获可言。……据中国历史上所载，自公元初以至十九世纪，其间在华北境内发生之旱灾980次，水灾650次，此皆历史上著名之天灾也。……
世界上人口稠密之区并无一地，其雨量变化性之大有如华北者。此外人之所以称中国为灾荒国也。”[8]
上已言及，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工具简单原始，只适合在冲积平原上耕作。从土壤条件而言，应该说黄河流域是有其优越性的，这是黄河流域人口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从气候条件而言，其变化性就太大了，以至水灾、旱灾频仍，而水灾、旱灾就一般性而言，都不是局部性的。这种情况就需要动员社会集体的力量灌溉抗旱、筑堤防洪。因而古代中国在农业生产工具长期未改进的情况下，社会的组织规模却先已达到了相当进步的程度。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黄河流域气候条件的挑战，是向居住在那里的人民集体的挑战。而古代中国文明的伟大创造首先是它的社会组织，其它的技术发明尚在其次。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