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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通书的流行与风水术的民俗化——以闽台洪潮和通书为例[1]


陈进国

内容提要:先秦以来,择日(也叫选择)与风水(也叫堪舆)一直是流行于中国民间社会的两种重要的数术,对民间社会之“事生事死”的文化消费活动起着强势的范导作用。无论是“奉正朔”的皇历还是“民间所用”的通书(先秦叫日书),都是这两种数术的主要载体之一,但后者更堪称是民间社会实用文化的一种权威解释文本。本文尝试以至今在中国东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影响最大的洪潮和通书为例,着重探讨民间通书的流行对近世中国风水术的民俗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曾敏锐地提出:中国文明是种“连续性的文明”,保持着“民神杂糅”的特点。本文或可称是欲对此观点做种粗浅的印证。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讲,先秦以来以数术方技之学为主的知识传统的长期延续,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传统中国所谓的“国家”与“社会”一直呈现并维系着一体化的局面,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分离或对立。从皇历到通书之发展,深刻地反映官方与民间在文化传统上更为强烈的连结。而官民共信的风水习俗无疑是这种文化整合过程中的重要象征资源。

陈进国,1970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主题词:通书   风水  连续性    民俗化

先秦时期,由于同属“究天人之际”之学,堪舆术同选择术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堪舆、选择也一直是“官学”的一部分,用以占卜时日吉凶和决定举事宜忌。可以说,重视趋避宜忌的堪舆与择日传统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

较早的仪礼典籍《周礼》曾记载了“春官宗伯”、“地官司徒”、“夏官司马”等官员的职责,他们的活动其实都与堪舆、历算事有一定的关联。按《左传.桓公十七年》记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即后来从事堪舆与选择的日者。汉以来的帝国统治者以事关国是(如国祭祀及丧娶事)为由,更是特别重视堪舆、选择活动。如《史记.日者列传第六十七》载汉武帝聚会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问事。《汉书.数术略》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后汉书》卷二五载东汉日官主“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唐敦煌文书亦将“阴阳人”(堪舆、选择家)与官员职名并列。[2]宋朝设有“司天监”,将一些风水名家纳入其中(如杨惟德、吴景鸾等风水名家都曾被授司天监监正),担负相度风水、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等事。元朝更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各路衙设“阴阳学”,“括天下阴阳户口,仍立各路教官,有精于艺者,岁贡各一人”,“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3]明清两朝除继设地方阴阳学以掌管“阴阳人”外,中央的“钦天监”各科(如清有漏刻科、时宪科和天文科)亦集中各地阴阳、选择才隽,以逢国有内外宫室营建、师旅、冠婚择日、郊祀候时、陵寝择地时备用。

由于历日安排向来被统治者视为象征着正统的权威,乃治理大一统帝国所不可或缺(所谓的“奉正朔”,天命所授),故历朝的司职堪舆或选择的官员,一般都主导着历书(皇历、官历)的编撰权。据黄一农先生研究,为了适应民间社会择日的需求,唐朝政府已开始雕印官颁历日(皇历或黄历),并附上行事宜忌等内容。宋元以来的政府皆曾颁布律例,以处罚私造、盗印或贩卖历日者。但唐宋以来,民间因利私印官历,屡禁不止。直至清乾隆十六年(1751),政府才同意民间翻刻宪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始奉旨废除禁例。[4]

对于普遍百姓而言,历日的宜忌吉凶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但官历的内容毕竟较为简略,不能兼顾各地的风俗习惯,根本无法满足民间社会的实际需要。从出土文献看,战国秦汉时期,中国民间已有流行“日者”所造的《日书》,以历法配合禁忌,供人选择时趋吉避凶。《日书》亦多堪舆术的内容,如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有建除、土忌,乙种有门忌、月忌(室忌)、四时啻等禁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室忌、门忌、土日(土事或土功)及宇池方位的吉凶等。[5]

随着择日术的发展,至迟在元代,以“通书”为名的选择术书籍已广为印售,基本可分为“理论型”和“实用型”两大类,前者总结和阐发堪舆、选择的理论知识,较为高深,非一般百姓所能懂,时效性较长;后者具体说明各年度从事各事项的时日吉凶,较为浅显,故流传也最广,时效一般只有一年。实用型通书的编造,一般要以理论型通书为基础。[6]乾嘉以降,由于编纂通书不再有违法之虞,许多选择家更是纷纷树帜出版以己名或堂号为标志的实用型通书。事实上,通书与皇历并无本质性的区别,“通书”基本是“发明皇历之隐微”,只是形式上更加的民间化和通俗化罢了,所谓“皇历,经也;通书,传也。传以疏经,非任意妄作,徒新耳目也”是也。[7]当然,因时代的变迁和语境的转换,无论是皇历还是民间通书,在术语和用法上都跟《日书》有所差异,却基本继承了出土《日书》的“驱避宜忌”事项。可以说,“通书”只是先秦“日书”传统的近世变体罢。

同古代《日书》相比较,近世以来的皇历及民间通书都收入了更多的风水宜忌内容。清朝皇历《钦定协纪辨方书》属理论型的历书,乃针对民间通书的“讹袭谬见”修订的,就相当重视风水术的利用。如卷三十三《利用一》,就录有“选择要论”、“杨筠松造命歌”、“疑龙经”、“论造葬”、“论补龙”、“论扶山”、“论立向”“论相主”、“论开山立向与修山修向不同”、“论修方”、“论修方兼册向及中宫”、“论用盘针”、“罗经图”、“定方隅法”等条目。至于民间流行的各类实用型通书,为了适应识字不多的基层民众需要,更是将跟选择相关的风水知识写得较为通俗易懂。因此,实用型通书其实是基层民众获取风水常识的重要平台。由于年度实用型通书发行量甚大,且基础内容变异不大,对于民间社会崇信风水的风气,自然多具推波助澜之功效。在风水术走向民俗化的历程中,我们无疑不能忽视通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秦汉以降一直有北方汉民迁徙进入闽中,北方的选择宜忌传统自然也跟着传入。特别是在宋元之后,择日作为蔚为贵盛的风水理气派的组成部分之一,也获得了有效发展的市场空间,明清尤盛。例如,宋元时福建建阳一直是中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其书肆历史之长,刻书数量之多,可谓独冠全国。入明以后,随着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建阳刻书业也呈兴隆之势。建阳各书肆堂号曾刊刻了大量的选择书籍,如

《新编历法大旨阴阳理气大成通书》(余泗泉萃庆堂万历二十九年刻)、

《新刊理气详辨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余象斗双峰堂万历年间刻)、

《五刻理气纂要详辨三台便览通书正宗》(余仰止崇祯十年刻)、

《新刊玉函全奇五气朝元斗首合节三台通书正宗》(余仰止崇祯十年刻)、

《新镌皇明司台历法立福通书》(明熊秉宸种德堂刻)、

《钦天监明传秘指日用通书》(明叶贵山近山堂刻)、

《新锲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大全乾集》(陈国旺积善堂崇祯年间刻)。[8]

由于地利的关系,明嘉靖年间建阳县儒学尊经阁所藏四百多部藏书中,与选择术相关的就有《魁本百中经》、《关煞百中经》、《万年一览》、《大百中经》、《台司妙纂》、《通书大全》、《历府通书》、《克择便览》等,[9]足见择日也深受当时“官学”的重视。

而入清以来,连城四堡书坊刻书业亦得到快速发展,曾刊刻了不少东南地区市场需求量较大的择日用书。如马屋一带曾大量刊刻《永宁通书》、《永吉通书》、《协记通书》等,大批营销商将这些通书销往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四川、山东、云南等地。[10]这种情况亦可从清雍正元年(1723)科臣黑硕色的奏请申禁事见出端倪:“江南、浙、闽等省民间所用历日,多系无印私历及通书等。今薄海内外莫不遵奉正朔,岂宜令私历公行,请将各省私历徧行严禁,令布政司将用印官历交与贸易人发卖,则民间俱有官历看,通书、私历自废。”[11]《温陵脞牍》也提到清代泉州择日之风盛:“凡建筑、婚丧、修舍、醮神、作醮、拜忏,均命克择家择日,初生小儿剃发亦必择日行之。”[12]

毫不夸张地说,明清以来民间社会崇信风水之风日炽,与通书的普及不无关系。

笔者尝试以在东南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泉州继成堂洪潮和通书(已有二百余年历史,被称为择日南派)为例,以期管窥通书的流传与近世风水信仰民俗化的密切关系。

清代以降,“术数之家,更相推衍,吉凶祸福,不无矛盾。而一二克择者流,又泥无稽之神煞,愚庸众之听闻,宜忌混淆,是非倒置。星学之道,愈晦而不彰矣”,故乾隆年间官方“采西洋新法,著《协纪辨方》暨《数理精蕴》诸编,集古今之大成”,[13]试图破尽世俗术家选择附会不经拘忌鲜当之说,使阅览者咸得晓然于趋吉避凶之道。虽然《钦定协纪辨方书》等皇历一直为后世选择堪舆家奉为圭臬,“然其书颁行虽久,或则闻之而弗及见,或则习焉而不能察,无怪乎克择之家,互相抵牾,迄无定论也”,[14]因此,福建民间各种通书其实大行其道。洪氏的继成堂通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家。

关于洪潮和其人其书,同治《重纂福建通志》载:“洪潮和,字符池,精通星学,著通书,滨海数十郡及外洋无不购之。子彬海,能习父业。”[15]洪氏姻亲吴焕彩《<继成堂趋避通书>序》则称:“元池洪先生,世以堪舆克择著名。购书京师,考订粤南,乙卯(按:乾隆六十年)下廉温陵,与余时相考证。观其所造通书,原原本本,一遵《协纪辨方》、《数理精蕴》,与宪书无不吻合。洵趋避之津梁,而吉凶之著鉴也。”[16]吴氏之序作于嘉庆丙辰年(1796)端午月,故洪氏很可能是在同年开始编撰《趋避通书》的,随后在泉州发行。[17]

从现存的洪氏通书记载来看,嘉庆至道光年间,长房洪彬海(学海)和二房洪彬成、三房洪彬淮都继承父业,主要在泉州集贤铺海清亭开张继成堂择日馆,选造日用通书。据笔者访谈所知,二房曾回同安祖家置业,其后裔亦有回泉城择日为生者,但并未成气候。泉州继成堂基本是由长房(洪潮和——洪彬海——洪正中——洪堂麟——洪应奎——洪翥鹍、洪再畴、洪焜耀、洪鹍腾、洪翥罴、洪翥鸑、洪翥鹤)和三房(洪潮和——洪彬淮——洪正信——洪堂燕——洪銮声——洪永言——洪集熙)主持。民国年间,长房和三房因利益关系发生矛盾,[18]洪应奎及其数子在民国15年后就迁至泉州金鱼巷开业。洪应奎之长子洪翥鹍后来又迁至厦门中山公园西路钟楼边嘉禾药房内开业。在民国38年前,长房和三房皆声称代表洪潮和继成堂择日正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择日业被视作“封建迷信”,泉州洪氏长房及三房后裔基本荒芜了祖传术业,亦很少以此谋生。今泉州城内继承洪氏长房通书业较有名者,则是洪氏来孙洪英林所授生李丰成(宁德人),编有《李丰成大通书》刊行于市,并已自觉地借助科技手段来推销自己的“文化产业”(如通过电子网络)。[19]

自继成堂择日馆开张后,其发售的通书、春牛图在福建民间社会的影响日渐扩大,以致发行不久就有窥利盗版者。如笔者所见民国初年度三房继成堂通书残本,[20]就录有一则道光七年(1827)六月晋江县发布的示禁文,谓“嘉庆十年十一年间,被刻匠施雕串漳州城内聚文楼等书店假冒翻刻……混造发往各处散卖,累害不休”,至道光六年(1826),又“萌故智,串谋漳州城内文林号书店翻刻通书。其书皮及每帙中线刊列刻‘继成堂洪潮和长□□□□造’假冒字号,发往台湾各处销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洪氏通书在泉州、漳州、台湾都有较强势的市场需求。民国4年12月,晋江县知事应长房洪应奎之要求示谕民众,谓洪应奎所造历书与奉颁官历推算相符,“流传至今二百余年,所有推造民间日用历书分秒必究,未尝丝毫坊舛错”,而民间其它通书有关民国乙卯年月建推算有误,要“各界各宜慎用,切勿误会”。[21]洪应奎亦自称:“本馆历来推算月份节气未尝舛错,政府在案与保护之告示盈箱满箧。因限于篇幅,不及备载,兹检出乙卯年十二月告示列于卷首,俾知本馆历书是有根据之著作物也。”[22]民国15年,晋江县知事也应三房洪銮声、洪永言之请出布告,称三房发行的通书及春牛图推算与宪书吻合,倘有“奸徒无耻假冒翻印鱼目混珠希图渔利”,定当严究不贷。[23]这些足见洪氏各房通书获得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可,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而在洪潮和祖籍地同安,至今老百姓甚至还将洪氏通书当成是避邪去煞的圣物。如马巷洪厝及临近乡村建厝举行上梁、点梁、安屋仪式时,必备之物包括通书一本。[24]

据民国初年继成堂三房刊发的函授招生广告称:该馆开馆后薪火相传已有七代,“雅慕虚名来馆参学,接踵而至”,[25]此并非虚言。这些早年来馆参学有成者,大都被列入“参校门人”当中。[26]在宣统二年(1910)之前,由于交通及邮电业不甚发达,该馆主要以面授的形式传授选择和堪舆知识,但每年的参学人数并不固定。有鉴于“外地诸君或因路途窎远,或以山水迨遥,川资旅费虚耗不少,兼之伙食住宿诸多不便”等因素,继成堂于宣统二年始设函授科。民国初年三房的广告曰:该年度欲招收函授生20名,学制一年,学费每月捌圆。另招面授科10名,半年毕业,学费一百六十元。速成科10名,四个月毕业,学费二百元。[27]而长房洪应奎和洪翥鹍所设择日馆,更设有太乙遁甲函授科和普通择日科,年限一年,“完全毕业后,除给予毕业证书外,加给‘国粹哲学士’此荣誉称号”。[28]按继成堂定例,该堂毕业生员可随地开设日馆,并将尊名逐年列在该堂年度通书页内。继成堂堪称是闽南民间择日师及堪舆师的速成培训基地。其参校门人则是闽台民间社会风水术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关于洪氏通书在东南一带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从现存一些版本的“参校门人”列表中略知一二。如嘉庆二十一年度(1816)通书所隶参校门人62位,其中57人籍属福建,泉州府24人,兴化府24人,永春州4人,福州府4人,延平府1人,浙江温州府4人,台湾鹿港1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房参校门人累计达229位(嘉庆二十一年参校门人名单几乎全部收入),浙江增为7位,台湾地区增至21位,漳州府出现5位。[29]民国19年度三房通书的参校门人累计达398人,其中台湾累计列入的达142人,浙江有14人,余为福建各地人。而长房洪应奎迁至金鱼巷开业后,起初改自家通书累计门人的惯例,声明“本馆门人最多,篇幅不敷排列,故将远代与无新式证书者,概行删去。若要登载尊名,须向本馆注册给证,方可照例登载。即请注意为荷”。[30]如长房民国16年度通书所录的“传授普通门人”共30人,其中福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