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

历史不是小说，不容虚构，不能渲染，真实无误是它的生命，也是折服后人而葆有的永恒魅力。要求写作者用流畅的文笔、清晰的逻辑来撰写历史著述是当然之义，然而这都是对研究者的主体而言，作为接受者的客体，能不能有一种体裁便于让读者进入特定的历史时空，浓化场景意识，具体而真实地感受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氛围? 是撰写史学著作的又一思路。

中国史书有非常丰富的体裁，不论是编年、纪传、本末、会典和通志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史学体裁的多样化反映了人们对历史多种方式的理解和表述。时下通行的章节体是在近代新史学兴起和读者平民化的情况下产生的新形式，这是受西方著作影响的新体裁，比传统体裁具有跨越专题，便于综合的长处，但它并不能取代传统体裁的优点。因此瞿林东先生一再呼吁:“批判地继承(不是照搬) 传统的史书体裁，把它们和今天流行的史书体裁结合起来，这不仅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更多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有利于推动我国历史科学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前进，使其带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要说史学体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编年体最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孔子首创的中国史学的第一体裁，还由于它准确的时间定位。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它与哲学追求合理，科学注重实验不同，历史的基础是时间。没有时间的界定就不成其为历史，凡是属于历史的必定是已经过去的现象，再也不可能有重现的时刻。同一件事物放在不同的时间和方位，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和后果。自主择偶在19世纪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在现代却不足一论。所以说时间是历史的灵魂，历史是时间的科学。孔子的《春秋》被后世誉为百代不易之史法，并非因为《春秋》是怎样完备，而是按年月记事，表达了古人对历史严格的时间观念，这才是历史的真谛。

注意时间的准确性和连贯性，在中外史学都一样，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说:“历史不能只记载一个行动，而必须记载一个时期。”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年代日期的混乱和可靠编年史的缺乏，给那些试图保持一种明晰连续的叙述线索的历史学家带来了同等的困难。”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史学家，从撰写历史著作的伊始，就孜孜以求时间的精确，名著迭出，但以中国的编年史出现最早，时间顺序最明晰，这是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科学精神的体现。

历史学又是通学，作为学术研究只有纵通才能横通，纵通要依靠严谨的时间意识来连接，没有这一通，就不可能构成正确认认识历史的长链。甲骨文发现的一大功绩，是证实《史记》记载的商代世系不是神话传说，从此以信史昭示天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是要继续廓清上古的迷雾，制作有科学根据的三代年表，给古老的王朝以准确的时间定位，

时间意识实际上是历史感，这是思维方式的基础，恩格斯说: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历史感对现代读者有很强的感染力，任何人都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人的活动都在构造自己或他人的历史，所以人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人人又都离不开社会的历史，因此人类天生就有一种历史的情结，寻根意识、家园意识、怀旧意识都表现出对历史的依恋。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著名的美学命题是:“诗人、画家、雕刻家和音乐家特别爱从过去时代取材。”这类作品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正是因为唤起了人们对往事认同的社会心理。

融汇古今史学的长处对编年体推陈出新，强化时间意识，引导读者走进历史的场景，新型的编年体专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作了这样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