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一般解释古代氏族的特征，多归结到图腾就停止了，如以黄帝族为龙或龟图腾，商族为玄鸟图腾等等。但我常感到图腾对于中国古代先民来说，并不仅仅意味标志和禁忌，而是有其实际的作用。《尚书·尧典》所记羲和四族世代职掌“历象日月星辰”，所以是以日月为图腾的氏族，《山海经》记其形象为（羲和）“方浴日”、（常羲）“方浴月”。商族以玄鸟为图腾，王国维、胡厚宣、顾颉刚诸先生已有多篇论述，但是商族何以要以玄鸟为图腾，则不再解释。玄鸟就是家燕。周初分封燕国，燕国之燕何以得名，《史记·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说，“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但燕山何以以燕为名，仍然没有解释。今由《月令》可知，家燕每年飞到中原那一天，就是仲春的春分之日，因为这一天又是生殖的最佳日期，所以要举行高
某的祭祀。而家燕南飞的那一天，则又恰是仲秋的秋分之日。《左传》也说，少昊氏纪于鸟，“玄鸟氏，司分者也”，即职掌春分和秋分。现代物候学依然肯定家燕是一种迁徙极为准时的候鸟。那么少昊族中的玄鸟氏应该就是商族的祖先，“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是说其第一位先公商契是由有
戎氏之女以家燕之“鸟历”为指导怀娠的，而商契最初的活动地点则是在燕山南麓，燕山亦因此而得名。
因此可知古代先民制定历法是由测量日影与观察物候等多种途径综合而成的，每一种途径又是由专门的氏族世代职守。刚刚出版的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通过对考古遗址的发掘，对于古代文明由氏族、宗族逐渐发展为最初的聚落、方国的过程，有详尽的分析，也说明氏族－宗族在中国上古、中古历史上是一条贯穿始终的重要线索。而在上古时期，氏族多是有专门职守的。后班固述周秦诸子十家皆出于王官，而王官实为世官世职，至汉代门阀势族于儒家经学亦均有独传家法，正可谓有上古遗风。
《国语·鲁语》及《史记·孔子世家》有关于山川群神的记载，《孔子世家》说：“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夏本纪》也说：“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集解》引王肃曰：“守山川之祀者为神，谓诸侯也。但守社稷无山川之祀者，直为公侯而已。”又引韦昭曰：“群神谓主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故谓之神也。足以纲纪天下，谓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以利天下也。”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有《古诸侯有守山川与守社稷二类》一文，对此早有指明。顾颉刚说：“按如此说，是古代诸侯有二种，其一为守山川者，又其一为守社稷者。”
由《左传》、《礼记》等书，我们得知周代分封有畿内与畿外二种，畿内称公，畿外称侯伯子男，而“名山大泽不以封”。那么这是对上古的分封制度有所改变了。就现有文献看，上古这一类的封侯有《国语》及《孔子世家》所称之汪罔氏、《穆天子传》所称之河宗氏、《山海经》等书所称之河伯、古本《竹书纪年》所称之洛伯，等等。
山川群神就是山川诸侯，其世代职守除了祭祀山川的仪式和供应珍异土产以外，自然还要包括掌握此一方水土的地理水文知识和有效地保护其自然生态，以时采伐，不得违时。因为上古先民已经懂得名山大川能够兴云致雨，以利天下。反之，如果山川诸侯失其职守，那么名山大川当然也会兴云致雨，以惩罚天下。山川诸侯守其山川，如同社稷诸侯守其社稷，乃是本族以至天下生死存亡的重大使命，其知识承传当自有规范。《尚书·胤征》说“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是从反面说明了制度的不可违。由此来看，分封山川诸侯的制度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也是一种自然保护的重要措施。这一点对于现代的生态保护仍具有借鉴意义。
《山海经》中的《山经》五卷，按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共记载了26个山系的447座名山，占当时所知大小名山5370座的约1／12。所记26座山系的体例，都是凡某山之首，自某山至某山，其神如何，其祠如何。所谓神，或即山川诸侯。而这些群神的形象，多有所谓鸟首、鸟身者，则是这些古代氏族的图腾了。《海经》中有许多关于“动作”的记载，看来像是在描述一幅图画而使其“定格”。这些记载除上述“方浴日”、“方浴月”之外，还有“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等等许多。“方”字意为“正在”，所表述的是很短的片刻，《山海经》的作者似是在将这很短的片刻永恒地凝固住，其用意极可玩味。另外一些记载虽没有“方”字，但仍是其意，如说“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都似一固定的图画，其形象既是该氏族的图腾，又是该氏族所分掌的职守。这种情况在天文、地理、纺织等技术性职业方面，尤其突出。著名的一例如《山海经》对于东南西北四方名、四方风名以及其神曰某或有人曰某的记载，与甲骨文所见基本吻合，说明上古先民在观测四方风候一事上，也是由相关的四族职掌，与羲和四族的情况正相类似。
自王国维以来一些学者已不把《山海经》全视为神话书，其实书中所包含而未为世人认识的上古史实尚有许多。古本《山海经》是有图的（今图为晚近补绘），这些图是否即与商周青铜器上数量不少的氏族徽号相类似，值得研究。先秦古籍多有各不相同的文体，如《庄子》就是偏要用寓言而不用庄语。《山海经》将上古史实用图腾形象记载下来，这是它的特殊做法，也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佳做法。当然这种做法很容易使后人误会为怪异，但类似的情形是先秦古籍所无人能避免的，后代学术即有得意忘言、不立文字与疑古派的出现，《山海经》只是比较更难理解一些而已。西汉刘秀说《山海经》“出于唐虞之际”，不是毫无根据的。今学者多称《周易》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但由古史反观《山海经》，则知《山海经》的年代实较《周易》、《尚书》均要久远了。
（作者说明：本人草作此文，曾参阅顾洪《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写毕更得吴锐先生惠赐所作《从神守、社稷守的分化探索中国国家起源的上限（未刊稿）》。本文仅为一篇随记，姑称初论，日后如作进一步研究，吴锐先生之文必有裨益，在此特先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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