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增民
[摘要] “尚公”的思想，是《商君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尚公”就是强调集体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崇贵立君”；在政治思想上，反映了君主独制的整体主义政治观，最终成为专制主义政治结构的理论来源之一。“尚公”，不仅是秦国政治操作的目的，更是手段。“崇壹”、“重法”、“农战”、“弱民”、“富国强兵”既是“尚公”思想的属性，又是其理论依据和政治上的保证措施。“尚公”的政治理念与这些政策互相维系、互相发明，形成了一个“尚公”的思想体系，对秦文化的发展及秦国政治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 《商君书》 商鞅 尚公 法家
对法家“尚公”思想之推究考察，其实并非新问题，先贤时仁论之者颇众。尤其是2002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可以说是集最新成果之大成。其主要论文收录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一书。笔者也从中深获启发。然而，愚意以为，依据《商君书》文本本身，于文本内找寻其思想的逻辑性，并从中探求其政治意涵，或许能对《商君书》所反映出的政治思想获取进一步的认识和解释。本文即以此为据，试图继续推究《商君书》思想中之“公”观念。
一
《商君书》思想中的“公”及其属性
《商君书》思想中的“公”观念，是在不断祛“私”的运动中树立的。在《商君书》中，“公”与“私”截然对立。“私”是个人立场和个人利益，而“公”则是整体立场和整体利益。《垦令篇》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壹言篇》曰：“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修权篇》云：“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以上诸句，都可以分辨这两种对立的立场。
法家人物的历史观，都是持历史进化论的，认为今胜于古。《商君书》亦如是。而且《商君书》的“公”的概念，也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进化论的历史观中产生的。《商君书》的逻辑思路，是在历史进化论的前提下，在历史的演进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的排除“私”，来提倡“公”。《开塞篇》云：“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
又云：“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赢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这就是《商君书》的论证顺序，认为，“贵贵”、“立官”、“立君”是历史的发展秩序。在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由分散的个体日益走向有统一意志的整体，社会组织的整体利益开始出现。在这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排除“私”的过程，“公”与“私”日益分明。但是，在《商君书》中，权力不是从民众中自发的产生，而是来自贤者或圣人，因此，社会的组织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这就给社会设立了一个权威，从一开始，社会组织的整体利益就是由这个权威即圣人、贤者或君主代表的。
除从历史规律的角度来论证“公”的概念之外，《商君书》还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明这个一概念。《开塞篇》云：“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从这个角度看，“公”不仅仅是历史演进的结果，更是社会的内在要求。“贵贵”、“立官”，是为了寻求重建社会秩序的探求。“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即为此意。
但是，在《商君书》中，君主的立场和利益尚不尽然完全代表“公”即社会组织“整体”的立场和利益，如在《修权篇》所云“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
交，存亡之本也”等等。然而，《商君书》提出和论述“公”的观念，却始终没有脱离开君主的影子。首先，它是在君主的立场上来表述“公”的理念的，如《农战篇》曰：“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事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其次，在该书的许多论述中，君主代表了“公”的意志，很多时候君主的立场就完全是“公”的立场。这在下文的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兹不赘述。
“尚公”思想被视为《商君书》的主要内容，是因为，《商君书》语境下的“公”，有着独特的思想特质。
首先是无上的政治权威。
《商君书》“尚公”的观念是保障君主的统一权力的，以君主来控制政治及社会的一切，使百姓官吏富贵之途皆出君主之手。《修权篇》云：“权者，君之所独制也。”《算地篇》曰：“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弱民篇》曰：“主操权，利；故主贵多变，国贵少变。”
“尚公”就是“隆君”，像“民倍主俭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这样的现象[i]，是要坚决反对的。因此，“尚公”实际上是逞君主一人之私，而非社会、国家之公。《壹言篇》虽言及“公利”：“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名劝。”但正如文意所说，君主“开公利”，也正是为了控制、垄断富贵之途；而且，此章通篇始终言必谈“君主”、“君王”、“明主”，并未提及社会、国家，可见，此“公利”并不是国家之利，也非社会之利，而是“君利”。
第二，弱民。
保障君主权威，是对君主方面的要求。在保障君主权威的同时，对于百姓，仍需采用“弱民”的措施。《画策篇》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因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在这样的前提下，君主须“政作民之所恶，民弱”[ii]，民所恶者，一是穷，一是怯，所以方法就是驱民以农战，使民愚朴，“塞私道以穷其志……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iii]。“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iv]“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v]由此，可以探知《商君书》的基本的政治倾向，那就是，其所主张的政治，不是民本的政治，而是君主的政治，民众只是不过政治统治的对象而已。君主利用民众，也只是蒐集民力，以为己用。作为工具的民众，是不会也不可能有任何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君主对民众采取何样的措施，都是被允许的。
第三，思想和行动的高度一致。
《商君书》中，“壹”，是被反复讨论的命题。壹，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思想的统一，理论言谈统一于上，不得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垦令篇》曰：“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壹言篇》云：“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商君书》反对诗书，反对言谈，反对私教，反对游学，甚至提出“燔诗书”，目的就是使民众愚昧，盲目服从于君主，《战法篇》曰：“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又曰：“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思想的高度统一，也正是为维护君主的权威服务的。
再者就是政令的统一。《靳令篇》曰：“利出一孔者，其国无乱。”《弱民篇》曰：“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守一则治。”《农战篇》曰：“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又曰：“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以战者，民不勇。”《壹言篇》曰：“治国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
能壹，则可富国强兵。因此，“壹”政是君主的的重要职能之一。《赏刑篇》曰：“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又曰：“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言篇》曰：“治国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没有思想能力的民众个体，只能把自己交由君主，个人服从整体，下服从于上，在整个社会中，再也找不到单独的鲜活的个体。而且，在社会组织上，还为此思想创制了相当的制度措施。《史记·商君列传》云：“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从制度上把所有个体民众组织进整个政治统治体系，凡事皆赖于听命于上层之官吏的举办，民众没有自由，只留下附首听命了。
第四，富国强兵。
在《商君书》里，君主作为一个明主，作为一个圣人的主要标志，就是要实现“富国强兵”。《商君书》内所谈论的所有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富国强兵”这一个核心来展开的，其中论及“强国、国强、国富、强兵、兵强、无敌”的字眼贯穿始终。事实上，秦孝公及商鞅在秦国变法，也正是为了此目的。《更法篇》曰：“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是为其证。
“公”不仅仅是手段，还是目的。“尚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富国强兵”。《慎法篇》曰：“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农战篇》曰：“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画策篇》也说：“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由此看，富国强兵这一目的的达致，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果，而是与前后各个思想特质互相维系的，富国强兵中也体现了重法及维护君主权威诸原则。《史记·商君列传》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君主以战得强兵，民众以战获军功，在整个社会言战的气氛之下，秦国社会组织、思想意识及行政政策均准军事化，最终形成一个厚具有浓军事意味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对服从和严格等级成为主要特征。
第五，维持稳定。
为保障君主的地位，仍需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尚公”是政治社会稳定的保证。《开塞篇》曰：“其道亲亲而爱私，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修权篇》亦曰：“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而富国强兵则与政治社会稳定相表里的；富国强兵，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前提。而关键在于，社会及政治的稳定，不会打破当前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阶层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既得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就可得以保全。尚公，就具有尊重当前既得利益的政治意味。
从现代思想的意义上讲，《商君书》思想中的“公”观念，是先秦思想“公”观念的蜕变。《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公”则是强调“天下”之意，突破了为君主一人之私的狭隘观念。而《吕氏春秋·尚公篇》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则更是对君主专权的否定。《礼记·礼运篇》、《吕氏春秋·尚公篇》中的“公”的思想，是以天下、国家、民族立意的，有一种博大的民众利益关怀。
《商君书》中的“公”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君主本位，不是政府、民族本位，更绝非人民本位。其“尚公”的政治理念是集体利益口号下的“君利”中心说，是对民众利益以及个人正当权益的压迫，是把个体民众作为政治治理工具的理论依据。如果说，在《商君书》中，我们尚能看到“公”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点孑遗，那么，至韩非子，他在继承《商君书》的“公”观念的基础上，在维护、强化君主利益上更进了一步，形成了绝对的君主专制主义；而秦统一以后，李斯所提出的“督责之术”则更是其中的极至[vi]，法家“公”观念的演变，当另文述及。
二 《商君书》“尚公”思想的理论依据及保证措施
《商君书》之“尚公”思想，除了其历史进化论及社会角度的考虑，尚有学理上的论证。这个论证，其材料散落在《商君书》各篇章内，笔者不揣浅陋，钩沉索隐，以成其说。其“尚公”思想的理论依据及保障措施，与该思想之基本属性相互维系、相互发明，形成一个“公”的思想体系。在“尚公”的社会政治理念下，这些行政措施作为对民众的控制手段，将民众规范在组织整体之内，使其丧失了自主性，从而落入政治盲从的窠臼，直至成为专制主义的附庸和帮凶。另，《修权篇》曰：“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亦可为此论证提供线索。兹略条陈如下：
第一，君主独制。
“尚公”即为“尚君”，那么，保障君主权威也就能保有“公”。《修权篇》曰：“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
因此，“尚公祛私”，也就是“隆君”。《垦令篇》云：“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官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君、民两方面皆“尚公”为壹，那么统治的目的就会达到，即“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君人者不可不察也”[vii]。《算地篇》曰：“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壹言篇》又云：“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所以，君主的所有“尚公”的举措，都是为加强自身权力而考虑。而百姓的兴作，也不得不依违于此间。《君臣篇》曰：“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即是此意。
君主大权独制，使百姓如握掌上，“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三官无虱，国强；而无虱久者，必王”[viii]，如此，则民众之自由及运命完全操于君主之手。
第二，愚民。
愚民之举，即是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禁除游学言谈，使民众思虑单一，使思想与君主保持一致。《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究其原因，是因为《商君书》认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因此，《农战篇》云：“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又云：“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第三，农战。
若使民众思虑单一，最好的办法是使之归于农，归于战。《壹言篇》曰：“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农也。”《农战篇》云：“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畜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使民众出路尽归于农战之一途，除此别无他法，“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ix]”如此，“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x]。
农战，其直接的政治效应是富国强兵。《更法篇》曰：“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农战篇》曰：“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同时也能促进思想上的统一。《农战篇》曰：“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一。民朴一，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再者，“尚公”与“农战”是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垦令篇》曰：“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敝。”《农战篇》曰：“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于农。”《算地篇》曰：“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同时，行农战之政还可转嫁国内危机于外国。《靳令篇》曰：“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去强篇》曰：“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劳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把一切斗争的矛头指向于外。《史记·商君列传》云秦人“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又云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可见在法令及政策上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第四，以法促公。
在《商君书》中，“法”是政治生活中的最可重视的因素。《画策篇》曰：“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又曰：“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错法篇》曰：“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谓也。”《慎法篇》曰：“法任而国治矣。”
若保障“法”的重要地位，首先，法令须规定禁私行公。《靳令篇》曰：“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不以善言害法。”《算地篇》曰：“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有成。”《弱民篇》曰：“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其次，君须行法。《君臣篇》曰：“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听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修权篇》曰：“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修权篇》曰：“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再次，民务为自治。《定分篇》曰：“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轴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又曰：“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皆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又曰：“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君主臣民在各自分内守法奉公，则富国强兵，天下大治。《错法篇》曰：“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行赏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
第五，赏刑。
民之情，皆惧死，是以《商君书》重刑赏。民怯，则以刑驱之，“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又轻罪重处，“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xi]。民有功，则重赏，“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xii]”“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化成。如此，则臣忠君明，治着而兵强矣。”[xiii]刑赏之明公，“尚公”之措施即可得到保证。《算地篇》曰：“用兵之道，务在一赏。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
法是规定性的社会要求，《修权篇》曰：“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违法则重刑，曰“以刑去刑”，《说民篇》曰：“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简则刑省。民不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甚至“刑于将过”，《开塞篇》曰：“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同时，对于有功之民，则重赏。守法而赏罚分明即“信”。
在法的运用中，须奉持法信平，刑赏明公之原则。法家思想体系中，商鞅一派最贵法，其“公”观念也体现于此。《修权篇》曰：“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又曰：“明主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号令民众的基本手段是刑赏，即“劫以刑，驱以赏”[xiv]。法的精神要充分体现在刑赏上，那就是公平明确。
《商君书》中“尚公”的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其实表现出一种整体主义。其将民众个体所属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赋予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加强民众对整体的归属和依赖，使他们戮力同心维护整体的利益。但同时，它在强调整体益的基础上，崇贵重君，以君主为该整体的利益代表，视民众为政治统治工具。民众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必须服从于统一的意志，服从所属集体的整体利益要求。因为这个整体社会组织的意志代表是高高在上的君主，所以君主自上而下地专权不可避免，自上而下地组织政权同样也不可避免，秦代政治制度由此而创设，其行政集权、君主专制的色彩自然难以消除。因此，《商君书》中的“公”，并非天下之“公”，实为逞君主一家之私利，而害天下之公益。这种政治理念在秦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实践。观乎《史记》之《商君列传》、《李斯列传》及《秦始皇本纪》诸篇，秦国的政治运作与《商君书》所主张者有极大的契合之处，此皆为人所习知，兹不赘述；再参证以现今考古发现之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农战》、《开塞》、《靳令》、《错法》诸篇则历历在目，如置眼前。《商君书》“尚公”思想之与秦国政治及文化之关系，其深若此。
注释：
[i] 《商君书·慎法》，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ii] 《商君书·弱民》，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iii] 《商君书·说民》，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iv] 《商君书·算地》，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v] 《商君书·战法》，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vi] 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vii] 《商君书·君臣》，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viii] 《商君书·去强》，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ix] 《商君书·靳令》，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x] 《商君书·去强》，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xi] 《商君书·去强》，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xii] 《商君书·错法》，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xiii] 《商君书·错法》，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xiv] 《商君书·慎法》，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