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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版本优劣小议


李申

《四库全书》版本(库本)之劣,自鲁迅、陈垣等先生开始,已有许多议论,并为学界广泛接受。然而鄙人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库本亦有可取之处;而学界所认可的《四部丛刊》本(刊本),则也有不少问题。由这些问题开始,笔者研究了有关资料,其心得认为值得一说。然而由于笔者所见仅是少数几本书,未能将库本与他善本逐一比较。所以只可称为小议,以俟关注版本优劣者继续研究。

库本之摈弃原则

库本之劣,主要是它有意禁毁改删原书。

从乾隆为此书发布的上谕看,整本书摈弃不收的,主要是如下几类:

(一)   琐屑无当者。

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均勿庸採取。(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上谕)

(二)   释典道经

(《永乐大典》)至儒书之外,阑入释典道经,于古柱下史专掌藏书守先待后之义尤为凿枘,不合朕意。(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上谕)

(三)俚浅伪谬者

(各地採集已多,要求)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俚浅伪谬者,止存书名,彙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四)时文

又如时文为举业所习,自前明以来,通人擅长者甚多。然亦只可听其另集专行,不并登文集。况王词之尤乖典四者乎?(四十年十一月七日)

(五)词意抵触本朝者

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四十一年十一月七日)

由于所谓“抵触本朝”而销毁的书籍,掩盖了血腥的民族压迫。鲁迅和陈垣等先生所揭露者,主要属于此类。

此类书既为库本所不收,其版本优劣可搁置不论。此处之所以要提起这些原则,主要是它们与已收版本之改删原则有所关联。

库本之删改原则

对所收书进行删改者,主要是以下几类:

(一)词涉异端者

内宋刘歧《学易集》十二卷,拟请刊刻。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意,非斯文正轨。前因题《胡宿集》,见其有道院青词、教坊致语之类,命删去刊行,而抄本仍存其旧。今刘歧所作,则因己身服药交年琐事,尤为不经。虽抄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

盖青词词涉异端,不特周程张朱诸儒所必不肯为即韩柳欧苏,亦正集所未见。若韩愈之送穷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拟托神灵,游戏翰墨,不过借以喻言,并非实有其事。偶一为之固属无害。(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二)谬于是非大义者

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帐记》,语多物颂,谬于是非大义,在所必删。(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三)称名不当者。

关帝)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有的书中对汉武帝直接称名,认为这样是错误的,并且要求)于校刊书籍内,遇有似此者,俱加签拟改。(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上谕)

(四)词意媟狎者

进呈书,有朱存孝编辑《回文类聚补遗》一种,内载“美人八詠诗”,词意媟狎,有乖雅正。……内所列丽华发等诗毫无寄托,辄取俗传鄙亵之语曲为描写。……《四库全书》,当採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

(五)伤触本朝者

若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藎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场,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剀切,乃为朝议所挠,致使身陷大辟。……(诸人)是其书为明季丧乱所关,足资考镜。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上溯到杨涟、倪元璐等)以此类推。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

(明人所编类书等,有伤)所以触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削去数卷,或削去数篇,或改定字句(四十一年十一月七日)。

(六)悖于义理者

他如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改。其书均不必毁。使无碍之书,原听其照旧流行,而应禁之书,自不致仍前藏匿,方为尽善。(四十一年十一月七日)

(《契丹国志》称谓或自相矛盾,或有“失君臣之理”,或有“灭伦被义”之论。但不必销毁此书)惟体例书法譌谬、于纲目大义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著总裁纪昀等详加校勘,依例改篡。

不论以何种理由,删除原文,都会损害书的完整,歪曲历史真象,掩盖历史真实。然而古代王朝整理书籍,原不是作为历史资料,而是为了所谓教化民众,端正世道人心。禁毁改篡之事,从来就有,不独清代为然。即如现在我们整理书籍,有些也是只宜保存研究,而不宜让它们面世;面世者,有些也要删改。不过历史发展,人们的胸怀也越来越广。清初不像秦朝采取一律焚毁的态度,现在自然会更加进步。不过即使将来整理书籍,或摈弃不收,或禁止流传,或加以删改的情况,恐怕仍然会继续存在。

至于那些所谓改篡“称名不当”或“伤触本朝”的字句,对内容本身尚无损害。如将“刘彻”改为“汉武”,将关羽谥号“壮缪”改为“忠义”,将“夷狄”、“强虏”改为“仇敌”、“强敌”之类。即如此类字句,也没有全部删改。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上谕:

(宗泽集与杨继盛集中夷改为彝,狄改为敌)夷狄二字,屡见于经籍,若有心改避,转为非礼。如论语夷狄之有君,孟子东夷西夷,又又岂能改易,又何必改易。且宗泽所指系金人,杨继盛所指系谙达,更何所用其避讳耶。

所改的,主要是明末人称清朝者。

就库本所收书来看,有所删改的,主要是文集中之个别诗文。其经注部分,原则上尚未有删改之论,史部除个别如《契丹国志》者,其他也仅是改篡称谓。子部,不收的已经摈除在外,已收者则多为原书。集部除删除者外,存留者也仅是删改“违碍”字句,对于文义,亦无大伤。这是要说明的第一层。

库本之选校较精

此外,库本的优点,主要是选校较精。

(一)选录善本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上谕,就指出“各省蒐辑之书,卷帙必多……烦复皆所不免”。因此要求廷臣加以“检核”、“鉴别”。检核不仅是是鉴别内容,其中也当包括版本之优劣。

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上谕,又要求“所有进到各遗书并交总裁等同《永乐大典》内现有各种详加校勘,分别抄录。”上谕还表扬献书者“将珍藏善本应诏彙交”。

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谕,“……各种遗书,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抄及存目三项,以广流传。”

这些校勘,当都涉及版本优劣。

(二)精加校雠

编书过程中,乾隆屡次下达上谕,要求认真校雠。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上谕道:“昨《四库全书》荟要处呈进抄录各种书籍,朕于几余披阅,见粘签考订之处,颇为详细。”因此要求编辑这些“考订”,和总目提要一并刊行。

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上谕,指出《宗泽集》及《杨继盛集》中“夷狄”二字不必更改以后,又指示:“并谕该馆臣嗣后务悉心详校,毋再轻率干咎。”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道:“进呈各书,朕信手抽阅,即有譌舛,其未经指出者,尚不知凡几。”为此处罚了有关人员,并指示:“……嗣后务宜痛加猛省,悉心校勘。”

由于严格要求,至全书告成之后,乾隆非常满意。遂于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下达上谕道:“前因卷页浩繁,中多舛错。特令总纂等复加详细讐校,俾无鲁鱼亥豕之譌。兹已厘定囗工,悉臻完善。”

《四库全书》所选是否都是善本,难以保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相信乾嘉时代儒者的认真态度和鉴别能力。其校勘质量如何?是否达到现在万分之一以下错别率的标准?尚无人能够做此评判。但从笔者偶尔所见,其校勘质量确实有优于他本,比如优于《四部丛刊》及《道藏》本者。下面即是笔者所见之一点实例。

库本校对较精之滴水实例

表一  《四库全书》与《四部丛刊》比较

书文名称

《四部丛刊》本

《四库全书》本

备注

杨万里《诚斋集》卷91《大人格君心之非论》

 

 

已去其四

已去其四

 

又《魏郑公劝行仁义论》

 

又《庸言》一

以一君臣

以一君君七

上句:众人以七臣臣一君

又《天对解》引

亦有病于难而终则易焉

亦有病于难字者耶病于难前辈与予同之初病于难而终则易焉

 

 

且不可得而言也考得而考也耶

且不可得而言也考得而考也耶

 

 

见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桂华冯冯翼翼

见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桂华冯冯翼翼

 

 

极焉加

极焉加

 

 

天维之

天维之

 

 

焉恃八柱

焉恃八柱

 

 

万熒

万熒

下略(才读十分之一)

《真文忠公集》卷四《召除礼侍上殿奏劄》

二(标题),二(标题)

奏札二,奏札三,

 

又:卷五《故事》

千里

千里

 

又:卷十三《得圣语申省状》

 

卷三十一《问仁字》

是仁之体

是仁之体

 

 

深玩而罷祭

深玩而默察

 

《孔丛子·问军礼》

主车止中门之外外门之之

主车止中门之外外门

杭州叶氏藏明翻宋本

以上诸条,笔者以为都是库本对而刊本错。特别是杨万里的《天对解》,难以卒读,所以读不到十分之一,也就罢手。不过仅就读过的这点,已足以说明库本校对较刊本优越了。

表二 《四库全书》和《道藏》之比较

书名

《道藏》本

《四库全书》本

备注

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上》

是以人的体有四

是以人的体有四

 

 

乾之爻,分而为姤

乾之爻,分而为姤

 

 

止于三十日

止于三十日

 

 

数两,

数两,

 

 

归奇

归奇

 

 

三其十二,亦六十也

二十,亦六十也

 

该书之库本和《道藏》本相比,文字互有多少,其相差往往有数十甚至百余字者。在这些多少差别之处,库本之文字都连贯可读;而《道藏》本则断缺严重,无法读通。

上表所列,仅是就二本皆有之文字比较。其总字数不到七千,其错也是信手拈出,尚未认真校对,其错别字就有七个。按现在的错别率计算,至少在万分之十以上。库本校勘之精良,可见一斑。

表三 《四库全书》与《四部丛刊》比较之二

书文名称

丛刊

四库

 

《真文忠公集》卷十三《召除户书内引劄子》

厌夷德

心厌乱

 

又《得圣语申省状》

 

以上两条,显然是四库馆臣改动了原文。而改动之处,并非“悖于义理”,而是所谓避讳“夷”、“虏”之词。看来乾隆上谕中“夷狄”无庸避讳的原则并没有贯彻到底。不过这些地方,实在于文义并无大伤。

试想古代刻书,仅凭私家之力,要想校对精良,实难做到。而《四库全书》的编纂,倾一国之力,又有皇帝亲自督促检查,其校对质量略高一筹,也就不难理解。

所以,在删略范围之外(这当是绝大多数,比如《经部》可说几乎未遭删改),库本应是比较好的古本。即在删略范围之内,仅仅改“夷狄”为“仇虏”之类,也无伤文义。

笔者所见,仅一滴之水。之所以愿贡献出来。实在是觉得此问题事关非小。读者倘能在阅读、工作过程中加以留心,把更多的本子加以比较,对库本有个较公允的评价,使这部大书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惠迪学界,当不为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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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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