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

史学是古老而常青的学问，说它古老，因为在中国这是历史最悠久，知识最密集的学科；说它年青，因为每当社会变革之际，它都以视线的下移，不断扩大自己的读者群。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史书有神谕的性质，阅史者廖廖；孔子的《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这一部鲁国兴亡的历史，使史书从记述神事走向人事，自此以后，不论是《史记》、《汉书》或《资治通鉴》都以“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成为君主和官员、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明清以来出版了大量的改编、节选、摘抄史学著作的普及读物，讲史、演史深入到市井乡里，读者队伍再一次扩大。所以传统史学的主体虽然不脱帝王将相、圣贤英烈的窠臼，但从神谕、资政到教化民众，史学功能逐步社会化，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转型，史学发生革命性的变革，20世纪初由梁启超揭橥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这是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研究视线从上层转移到下层，这对中国传统的旧史学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有“史界革命”之誉。

这百年来为建树这样的新史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又有一些偏失，以与民众生活最密切的社会史来说，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名为社会史的研究，关注的是社会性质和生产关系，强烈的政治性和观念性冲淡了社会史的平民色彩；五十年代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宣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对研究者来说是视线的大转移，然而农民起义是处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这是历史发展的特殊年代而非常态，很难设想缺乏对农民日常生存、生活状况的了解能准确把握战争时期农民情绪和行为的变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述，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成就了新中国史学的辉煌业绩。然而由于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成阶级斗争史，所谓史学界“五朵金花”的五大热点，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问题的展开，对学科建设有重要作用，可论题的内容却与民众相距甚远，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 作为主流社会的精英意识与民众的文化心理又是怎样相互影响和制约?种种贴近平民的课题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因此当我们追溯祖先的生活状态时，往往模糊不清或者语焉不详。毫无疑问的是，这已成为新中国史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改革开放打开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在中国出现的文化热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和社会文化史的崛起。它们都以前人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由于贴近民众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认为这仅仅是商业运作，那就低估了史学功能在新世纪的又一次重大变化。

21世纪的到来使人文学科面临一次新的挑战，这不仅要继往开来，发展既有的成果，更要面对信息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作出应有的回应。高科技愈发展，愈要呼唤人文精神，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说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主流。这一主题与史学研究天然合拍，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历史传承的载体，历史研究的终极对象是人，人的本质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人也是大自然的选择，是生物进化的最高级动物，所以人的实质又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两者相加，而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融合，感性和理性的互相渗化。所以人是有观念的生物，人的素质的提高，不仅是道德修养，知识储备，还有待观念变革，使人的潜在能力进一步释放，这也是马克思说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更高层次的人的觉醒运动，人文社会科学要围绕这一主题作出自己的贡献，就要走向民间，源源不断地开发精神资源，满足民众的需求。

当前在哲学和经济学界已经对学科发展的前景作了可观的探索。《情绪经济学》的翻译出版，反映了未来学家对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向情绪经济过渡的预测，这预示经济发展愈来愈加人性化。西方文化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生活形式”的剖析等，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自不待言。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在《现代新儒学》序言中对思想史关心“形而下”的倡导；国内哲学界倡议建立人间哲学的呼声；任继愈提出研究汉学要从生活文化入手的见解；李泽厚认为生活是本体的论题；经济学者的讲演和《经济学家茶座》获得广大读者的参预，种种言说表明国内外的学者已将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愈来愈平民化的趋势。

在人们心目中或许认为哲学是抽象、思辨的，经济是严谨、枯燥的，这几乎是难以平民化的学科，都切入民众生活的话题。本来就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科又该如何适应这一趋势? 在这方面史学工作者已经作了许多努力，问题并非是出版此类论著的多少，而是已出版的著作多停留在描述性的阐述，精品难觅，大都在低水平重复，理论滞后已成为制约深入研究的瓶颈。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在于作者，而是学术管理缺乏激励机制，有的甚至把有关生活文化的论著视为不入流的通俗读物，致使有人出版了有关著作也不愿作为学术成果申报。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研究，较之哲学、经济等学科，在与时代俱进的步伐上似乎慢了一拍，曾记得二十年前学术界流行一句顺口溜说:“ 解放了的哲学，活跃的文学，繁荣的经济学，沉默的史学。”如实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学，在文史哲经四大学科中处于滞后的状况。当前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是人文学科再一次发展的机遇，史学研究要以求真为本务，加强基础建设，扶持新兴学科，更要走出“资治通鉴”的老路，面向社会，从为管理者决策服务，转向为人民服务。

认识史学功能社会化的大趋势，调整学术管理体制已经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