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菲
四、“变文”，即唱导化俗的“谈辩”、“应变”之文
"变"和"变文"，作为一部份敦煌卷子之原题，自被发见之日至今，其意向未有确训达诂(52)。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以进一步展开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以期逐步趋向真理性的认识。
敦煌遗书中，原题为"变"或"变文"的，我之所见，有如下一些卷子：
斯五四三七封面题作《汉将王陵变》；
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邵洵美先生旧藏卷封面题作《汉将王陵变》；
伯三六二七后题《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
斯四六五四前题《舜子变》；
伯二七二一后题《舜子至孝变文》；
北京图书馆云字二十四号背面《八相变》；
伯二一七大前题《降魔变神押座文》、后题《破魔变》；
斯四三九八前题《降魔变》；
斯二六一四前题《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后题《大目犍连变文》；
斯三四九一前题《频婆娑罗王后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因缘变》；
北京图书馆盈字七十六号背面原题《目连变》；
又：伯三零四八《丑女缘起》最后有"上来所说《丑变》"语。
这些卷子均为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故而有人便以"变文"之名作为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概称，甚至进而把它作为所有敦煌讲唱作品（包括只说不唱、只唱不说的讲唱作品）的统称。对此，向达先生早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
说者亦谓俗讲话本应一律称为变文者，试加复按，可以知其不然。《目连变》、《降魔变》、《王陵变》、《舜子至孝变》等多以变文名，固矣。然《季布骂阵词文》固明明以词文或传文标题矣。而所谓押座文、缘起，以及敷衍全经诸篇，非自有名目，即体裁与变文迥殊。今统以变文名之，以偏概全，其不合理可知也(53)。
向达先生以及后来与向达先生持同样意见的一些人(54)，在这里仍是把"变文"视作某种特殊文体的称谓。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敦煌遗书中标有其它文题的卷子（且不论那些原无文题的卷子），其体裁并不完全"与变文迥殊"。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在敦煌遗书之中并非为"变文"所独有。所以，我认为，"变文"之"变"，当有非文体概念的其它含义。
《高僧传》卷一三《唱导第十·论曰》有言：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故道照、昙颖等十有余人，并骈次相师，各擅名当世。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后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昔草创高僧，本以八科成传，却寻经、导二技，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条，足成十数。何者？至如八关除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帷清耀，四众专心，叉指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复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感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迫怀抱载盈恋慕。当尔之时，导师之为用也。其间经师转读，事见前章。皆以赏悟适时，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称，故编《高僧传》之末。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缪；其中传写讹误，亦皆依而唱习，致使鱼鲁淆乱，鼠璞相疑。或时礼拜中间，忏疏忽至，既无宿蓄，耻欲屈头，临时抽造，謇棘难辩，意虑慌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后言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时节，列席寒心，观途启齿，施主失应时之福，众僧乖古佛之教，既绝生善之萌，秖增戏论之惑，始获滥吹之讥，终致代匠之咎。若然岂高僧之谓耶？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它全面地论说了"变文"的功能、特色和效用，也揭示了"变文"的历史渊源。然而，这段文字，向未有人完整引述、综合研究。故，其中贮存的历史信息，至今尚未能真正纳入当代的通讯系统。
路工先生《唐代的说话与变文》一文(55)曾说：
变文就是佛教徒宣讲教义的一种文体。
他说《高僧传》卷一三《唱导第十·论曰》"凡此变态"之"变态""就是变文的'变'
的意思" (56)。并又推出一个新的定义：
变文是僧徒 -- 职业的唱导者宣唱的记录本(57)。
应该说，路工先生的文章已经触到了问题的本质。然而，就上所引之两个定义而言，第一个定义虽已超出了"只在艺术形式的区分"(58)之着眼点，但仍视"变文"为某种"文体"的称谓。而实际上，就"文体"而言，敦煌遗书中一方面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并非为原题为"变文"或"变"的卷子所专有，另一方面在原题为"变文"或"变"的卷子中，体裁也不尽划一(59)。路工先生的第二个定义，则失之于太泛。如果要说"职业的唱导者宣唱的记录本"，则又不限于"变"或"变文"了；据《高僧传·唱导·论曰》而言，"其间"亦有"经师转读"之事。再如路工先生一方面认为：
变文与宝卷一样，不论宣唱民间故事、或历史故事，总离不开宣传"因果报应
"的教义的目的。（《唐代的说话与变文》）
另一方面又说：
（《汉将王陵变》）描写王陵母亲是一位有胆有识忠于汉王刘邦的贤母，暴露了性格粗暴、刚愎自用、必将失败的项羽。项羽的故事，是自汉至唐在民间流传中形成的。这个故事内容与佛教一点联系也没有。题目称作"变"，我认为"变"字的意义，是区别于经文的意思，是僧徒们抄录的话本，为跟经文区别，所以写上"变"字，其实并不是宣传佛教的变文。（《唐代的说话与变文》）
其实，《汉将王陵变》者，正是《高僧传》所谓"采撮书史"、"兼引俗典"的一类"变文"，也即路工先生本人所说之宣唱"历史故事"一类的"变文"，它并未离开"宣传'因果报应'的教义的目的"。《汉将王陵变》之末唱道：
呜呼苦哉将军母，
受气之心如辛苦，
寡人何幸得如斯，
常得忠臣相借助。
是时王陵哭母说，
遥望楚营青郁郁，
昨日投项为招儿，
天下声名无数众。
王陵在后莫须忧，
必拜王陵封万户。
这不正是"征昔因则如见往业，复当果则已示来报"之意吗?路工先生以今人臆断，否原卷之"变"题，而且为了自圆其说，将原先认《高僧传》"凡此变态"之"变态"，"就是变文的'变'的意思"的看法，修改为"'变'字的意义，是区别于经文的意思"
。这不仅于事理不合，而且就方法论而言，也缺乏理论的一贯性。以上种种，说明路工先生虽已触及"变文"问题的本质，但仍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之中。
向达先生早已有言：
唐代俗讲话本，似以讲经文为正宗，而变文之属，则其支裔。换言之，俗讲始兴，只有讲经文一类之话本，浸假而采取民间流行之说唱体如变文之类，以增强其化俗之作用。故变文一类作品，盖自有其渊源，与讲经文不同，其体制亦各异也。
我以为，所谓"变文"，即唱导化俗的"谈辩"、"应变"之文。其理由如下：
1，古文"辩"与"变"通假，在我看来"辩"、"变"二字，皆含箴（针）砭过失之义。所谓"辩"，王力先生《同源字典》博引群典而言：
辩，别也(60)。
其实，"辩"之本义，与"别"有异。《说文解字》有言：
辡：辠人相与讼也，从二辛。凡之属，皆从辡。
又说：
辩，治也，从言：在辡之间。
"辡"、"辩"二字从辛，古音为"府蹇(方免)切"，正是"砭"之引伸。《说文解字》说：
砭：以石刺病也，从石丏声。(方验切)
《山海经·东山经》说：
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
郭璞注云：
可以为砥(砭)针治痈肿者。
《素问·异法方异论》亦说：
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
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时有言：
箴(针)所以刺病也。古谓砭石，即石箴(针)也。古者攻璃则有砭。
纳西族《创世纪》唱道：
肿吗还是不肿，
我帮你放血；
痛吗还是不痛，
我帮你针砭。
中国古代这种"攻病则有针砭"的传统医术，已有地下出土资料左证。一九七三年河北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第十四号墓葬中发现了西侧二层台上一具长方形漆盒内的砭镰一具。北宋《圣济总录》卷四《砭石》条说：
扁鹊有云："病在血脉者治以砭石"。是故一切肿疾，悉宜镰割。
汉画象石上，恰正发见了扁鹊以针砭攻病的图像。这些，皆可作为"砭"字的的注脚。
"谈辩"之"辩"，正是"砭"字的引伸。"辩"：从言，从二辛。所谓"辛"，据康殷先生说：
辛()本象刑刀之类，后又转锥、针、凿等小型锐器的泛形符(60)。
"辛”()之所象，康殷先生谓之"刑刀"，实际上，即是"砭镰"。"砭镰"所攻，乃生理之疾病。"谈辩"所攻，乃心理之疾病。开心之钥，是谓之"言"。故"辩""从言"，而在二辛之间。《墨子·耕柱》有言：
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
《礼记·儒行》有言：
其过失可微辩，而不可面数也。
可见"谈辩"之功用，在于针砭过失。此"谈辩"之"辩"；又作"变"。《文中子·述史篇》有言：
非君子不可以语变。
此所谓"语变"，即"语辩"。君子者，有过必改，故可以微辩其过失。此所谓"响鼓不用重槌敲"。"非君子"者，数落之，语辩之，又有何用?故，《文中子·述史篇》特发此言。"辩"、"变"二字通假，又有《九辩》常作《九变》一例。《山海经·大荒西经
》载：
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
晋·郭璞注引《开筮》说：
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为《九歌》。
《楚辞·离骚》也说：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宋玉有《九辩》一章，《楚辞·九辩》注云：
辩者，变也。谓陈说道德以变说君也。
此所谓"辩"者，从言，从二辛，是"砭"字的引伸。此所谓"变"者，原本作"燮"
，从言，从二火，是""字之引申。康殷先生说：
：
象手执燃烧着的辛、针。把针加热之状(61)。
""之所象，正是针灸之术。针灸，原是疗治人体生理疾病的医术。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剂），和之所宜。
""为火针之象，正可以和理阴阳。"燮"（变）字，正是由此""字引申而来，以和心术之阴阳。"燮"，而后更形近而讹作"變"（变）。在先秦典籍中，""、"燮"、"變"三字，常常通假互代。如《周官》中"燮理阴阳"之"燮"（读作"和"
），本应作""，但却作"燮"。又如《礼记·檀弓》"夫子之疾病矣，不可以變（变）"，也本当作""或"燮"（变），而形讹作"變"（变）。此""、"燮"、"變"三字，皆含"针砭"之义。故《诗经·大雅·大明》有"燮伐大商"之句。此所谓"燮伐大商"与"肆伐大商"之句意正相类。朱熹《诗集传》训"燮"为"和"，与文意完全相背。
先秦之世，微辩过失之"隐语"（隐书）、"廋词"。今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有《箴》、《变》（即《辩》）二种文题的名目。其所调"箴"，即"针"，其所谓"变"（"
辩"），即"砭"。"箴"、"变"二者，原意本在讽谏，正是由"针砭可以攻病"之意引申而来
。《国语·周语》载：
故天子听政，使工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国语·楚语》亦载：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髦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进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载：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
《吕氏春秋·达郁篇》说：
是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正谏，好学博闻献诗，矇箴，师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后王斟酌焉。
《淮南子·主术训》说：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论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
《贾子新书·保傅篇》说：
于是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
《汉书·艺文志》则说：
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德闻其过失也。
《附书·经籍志》亦载：
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
这些史料说明，"箴"之本义，正是讽谏"尽戒"(62)之义。
现存之"箴"，已经很少了。《春秋左传·襄公四年》载有一首《虞人之箴》：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思原，敢告仆夫。
此外《荀子·赋篇》之中，亦有《箴赋》一篇。这些，都是"微辩"、"说君"之辞。
"箴"之文献，今日已很少见。"变"之文献，则有《诗经》之"变风"、"变雅
"，以及《楚辞·九辩》等一系列作品传存了下来。朱熹《诗集传》说：
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十三国为变风，则亦领在乐官，以时存肆，备观省而垂监戒耳。
又说：
（《大雅》、《小雅》）及其变也，则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
据朱熹所言，所谓"变风"、"变雅"，在声调上与正风、正雅并无不同，只是"事未必同"，"备观省而垂监戒耳"。此正如《毛诗序》所说：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此所谓"变"，正是国人疾而刺之之意。这个意思在《诗序孔疏》中也有明确的阐述：
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复之，故执彼旧章，绳此新失，觊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变诗作也，以其变改正法，故谓之变焉。
又朱熹《诗集传》说：
程元问于文中子日："敢问《豳风》何风也?"曰："变风也。"元曰："周公之际，亦有变风乎?"曰："君臣相诮，其能正乎?"
还有上引《楚辞·九辩注》的说法等等。所有这些，皆是就内涵而言，而非就形式而言。换言之，也就是说：所谓"变"，即针砭过失，规箴讽谏之意。除此而外，并不及其它。
这种"箴变"（针砭）过失的传统，晋南北朝时，仍有一脉传存。《宋书·乐志》载：
六变之曲，皆因事制歌。
阴法鲁先生曾说：
南北朝时期的清商曲中有一种《变歌》，如《子夜歌》、《子夜变歌》、《欢闻歌》、《欢闻变》。歌词都是五绝，没有什幺不同，那末，所谓"变"就应当是表现在曲式的区别上(63)。
其实，"六变"之曲与其它清商曲辞之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事制歌"、"事未必同"，而并非有曲式或音调的差别。观《乐府诗集》所载之《子夜变歌》：
人传欢负情，
我自未常见。
三更开门去，
始知子夜变。
正是疾刺负心情郎之曲。又如《欢闻变歌》，有"中夜来相寻，唤欢闻不顾"等句，其意旨亦同于《子夜变歌》。再如《长史变歌》：
出侬吴昌门，
清水绿碧色。
徘徊戎马间，
求罢不能得。
口和狂风扇，
心故清白节。
朱门前世荣，
千载表忠烈。
朱桂结贞根，
芬芳溢帝庭。
陵霜不改色，
枝叶永流荣。
《宋书·乐志》曰：
《长史变歌》者，晋司徒左长史王廞临败所制也。
此亦是"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一类，箴诫后人要尽忠报国的诗篇。凡此种种，皆是《诗经》"变风"、"变雅"之遗绪。
此规箴谈辩之风，唐代亦然。《唐摭言》卷十载：
《大水辩》（又作《大水变》），皇甫松着《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辩》，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玳瑁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
与此同类的有《后土夫人变》，《后山诗话》说其：
以议武后尔。
这些都说明了"变"之意义，在唐代依然与"变风"、"变雅"之"变"相同。敦煌唐人写本的"变文"，正是此中国本土固有之《箴》、《辩》（《变》）一类针砭过失、讽谏谈辩之文章的流亚。
2，佛徒唱导化俗、谈辩劝善之唱本之所以题名为"变文"，尚有一义是谓之"辩出不穷，言应无尽"。《高僧传》卷十三《唱导第十·论曰》此言，是《荀子·非相》"应变不穷"的进一步发挥。《荀子·非相》早已言及：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徒，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檃括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
《荀子·非相》又说：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夫是之谓为能贵其所贵。
在荀子看来，圣人之辩，不仅"言仁"(64)，而且"与时迁徒，与世偃仰"，"应变不穷"
，故其说"常无不受"。此所谓"辩"者，亦含"变"之一义。"谈辩"之文，亦即是"应变不穷"之文。此"谈辩"之文，"指事适时"(65)，应变不穷，故其咏唱之事，虽有佛教经典但并不限于佛教经典。此正如陈思王曹植《七启》所咏：
夫辩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仆将为吾子说游观之至娱，演声色之妖靡，论变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丽。
今见之敦煌所出之唐人写本"变文"，正如此说。正因"变文""言仁"而"应变"，才有"天花落座"之效果。苏联东方研究所藏Φ
-- 96号唐人卷子《佛报恩经讲经文 ·双恩记第三》有言：
或有能杨（扬）邪辩，击论鼓而魔党倾心；也有妙运法音，说志理而天花落座。
今之成语"天花乱坠"，正是由此演化而来。然此"邪辩""正变"（法音）之分，亦脱胎于《荀子·非相》。《非相》说：
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
又说：
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
此所谓"魔鬼倾心"之"邪辩"。敦煌"变文"之名，与楚汉辞赋之渊源关系，于此也可窥见全豹之一斑。
敦煌"变文"，是"赏悟适时，拔邪立信" (66)的 "言仁"之文。此唱导化俗的谈辩、应变之文，"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此"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的唱导化俗之文，具有"辩口适时，应变无尽"(67)之特色。这种"应机悟俗"(68)的特色，并
非"源出非远"(69)，而正是源自于"纵横之气骎骎0乎入于说术"的楚汉辞赋。立意谋篇甚或遣词造句都与《荀子·非相》相同之《高僧传》卷十三《唱导第十·论曰》，前言"非辩则无以适时"，而后"适以人时"云云，又接之以"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之语，更继之以"辩出不穷，言应无尽"之说。这"辩"、"变"二字之间，既通假而共义，又微别而互补。故，敦煌所出唐人手书之唱导化俗的谈辩底本，便以一"变"字，而兼及"辩"、"变"二义。此正研谓"变文"之"变"。故，"变文
"者，即唱导化俗之"谈辩"、"应变"之文。此以一"变"字，而兼示"谈辩"、"应变"二义之举，完全是自觉的行为，故而，"后代传受，遂成永则"。
《荀子·非相》有言：
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徒，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
今日所见之唐入手写"变文"、"变"之卷子，正是"士君子之辩者"。这不过是"变"
之末流而已，"若然岂高僧之谓耶"?统观今日所见唐人手写"变文"、"变"之卷子，应是属于《高僧传·唱导论曰》所说之"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之"旧本"一类。其中"传写讹误"，"鱼鲁淆乱，鼠璞相疑"之处亦不在少数。古无录音、录像技术，我们再也无法亲闻亲见当时被崇高的宗教热情激发之释门高僧"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之"变"了。然千载之下，仍使人"怀抱载盈恋慕"!
注释：
1，郑振锋《中国俗文学史》，见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90、191页。
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陇菲按：只所以如此，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大陆一些治文化艺术史的学人，只看重民间大众的原始创造力，而不看重庄子所谓“先陈人一步”之社会上层人文进化先锋的创造对民间大众的示范作用。因此，每逢遇到一种自己以前有所不知的似乎是“新兴”的文艺体裁，总是立即埋头于所谓的“田野作业”，以求其“源头”。而一旦这种“田野作业”并无所获，便只好宣布此问题“无解”。其实，孔子早就说过：“礼失求诸野”。所谓“野”者，有许多不过是原先社会上层文明的遗存。就“有册有典”的中国而言，许多似乎已经“失传”的文明，都在历代经史子集中留下了蛛丝马迹。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学者能不能以文化人类学者的眼光，在经史子集的“田野”中做一翻认认真真的“作业”。
3，8，王厌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原载《新建设》1957年3月号。
4，9，冯宇《漫谈"变文"的名称、形式、渊源及影响》，原载《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60年第1期。
5，10，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原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1963年7月。
6，11，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页。
7，12，语出刘熙载《艺概》。
13，参见《左传》、《国语》。
14，语出《札记·文王世子》。
15，语出刘向《烈女传》。
16，费秉勋《论屈原的悲剧性格和（离骚）的悲剧结构》，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7，18，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19，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版第73页说："这些赋以四言韵语为主，亦杂有散文形式。"
20，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月新1版第91页说："《诡诗》……其中也杂有许多散文的调子，似乎是一种诗赋混合的体裁。"
21，按：《论语·泰伯》有"《关唯》之乱"语。
22，谭介甫《屈赋新编》（上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14页。又按：至今兰州以及两湖之地的方言，仍不分"来""泥"二纽。
23，参阅冯宇、程毅中之论文。
24，［日］羽田享《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页。
25，语出《资治通鉴》。
26，语出《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
27，语出《高僧传》第十三《唱导第十》。
28，蚁蛭《罗靡衍那·童年篇》，季羡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29，郭沫若《蒲剑集·屈原的艺术与思想》说：“讲到这个‘亂’字，事实上本就是‘辭’字，是汉朝的人读错了的。古金文中凡是司徒、司空、司马的司字都作‘’。从文字的构成上看来，即是治丝之意。故而为司，训为治，并引申为‘辭’。被汉朝的人弄错了，‘’字失传，‘亂’字弄反，古书中每每有训亂为治的地方，后人莫名其妙，竟生出‘相反为训’之例，其实是以讹传讹罢了。《楚辞》各篇，落尾处多有‘亂曰’（即‘曰’），正是《楚辞》的命名之所由来。又，贾谊的《吊屈原赋》的落尾处作‘讯曰’，其实也是‘词曰’的错误。”（《沫若文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0页）
30，语出敦煌遗书《新集时用要字壹千三伯言·音乐部》（斯零六一零）。
31，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下册）附录三《道乐考略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00页。
32，同上，第293页。
33，语出北周《笑道论》。
34，《礼记》，脉望仙馆《十三经注疏》本，卷三十七。
35，语出《楚辞·大招》。
36，谭介甫《屈赋新编》（上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5页。
37，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页。
38，语出《宋书·乐志》。
39，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10页。
40，语出清·李渔《闲情偶寄》。
41，《高僧传》卷十三《经师第九》："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迭娇弄。"
42，见《维摩诘经讲经文·持世菩萨第二》（北京光字九四号、伯三零七九），《维摩诘经讲经文》（斯四五七一），《秋吟一本》（伯三六一八）。
43，见《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伯二一二二）。
44，杨荫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页。
45，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475页。
46，见《秋吟一本》（伯三六一八）。
47，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一文认为："六朝唐初人言'送'，既与'断送'同义，则唐五代人言'断'，或亦与'断送'同义"（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按：至今口语中仍有"断送他人前程"之说。
48，任二北《敦煌曲初探·王文才（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15页。
49，50，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476页。
51，按：清·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早已有言："唯同州腔有平侧二调"，（《小惠传》
）。孙楷第亦据此而言："然则调分平侧，秦陇之音今古所同。"（见《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我只不过更进一步地从音乐学的角度，说明了如上的论断。
52，参阅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箱出版社1982年版。
5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俗讲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6页。
54，如周绍良、路工、张鸿勋先生等。
55，原载《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56，57，路工《唐代的说话与变文》，原载《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58，挚谊《关于唐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原载《光明日报》1965年7月4日。
59，参阅关德栋《谈"变文"》一文，原载1946六年《觉群周报》二卷一期至十二期。
60，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4页。
61，康殷《文字源流浅说》（释例篇），荣宝斋1979年版，第563页。
62，语出《国语·晋语》。
63，阴法鲁《唐代的音乐和曲子词》（下），原载《词刊》1982年第3期。
64，语出《荀子·非相》。
65，语出《高僧传》卷十三《唱导第十·释道照传》。
66，语出《高僧传》卷十三〈唱导第十·论曰〉。
67，语出《高僧传》卷十三《唱导第十·释昙宗传》。
68，69，语出《高僧传》卷十四《序录》。
附录《说"文并"》
敦煌遗书《秋吟一本》（伯三六一八）中有可疑为文体之名的"文并"一语。我以为，"文并"即"并文"，亦即"骈文"。在《秋吟一本》中"文并"其下，是典型的骈骊之文：
□□□成渐退，凉气频施，孤鸿叫鸣噎之声，寒雁□□□之韵。蝉吟历历，岂闻于公子楼前，砧响令令，偏□于侣（旅）人坐侧。风高月冷，露结霜凝，秋天写一色之清（青）屏，□□坠数般之碧彻。洪钟暮击，声声而引碎乡心，画□□□，伯伯而伤残侣（旅）梦。
此"文并"一名的发现，使我们对唐代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与楚汉辞赋之间的邅递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胡毓寰先生曾说：
汉司马相如之赋，已有对偶之痕迹；至魏曹植作《洛神赋》几纯以排偶行之(1)。
这种肇自汉魏辞赋的文体，昌炽于晋南北朝时期。六朝称为"今体"、"丽辞"。柳宗元《乞巧文》说其：
骈四骊六，锦心锈口。
至此，遂谓之"骈文"。在"古文"运动的打击下，此运用于辞赋之中的骈体散文，虽已式微于中原，但仍延留一脉于古凉州之地。敦煌遗书之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其散文部分，常可见到这种骈四骊六、锦心锈口之文。受此影响，直到明代，院本宾白仍有"尽用骈语"(2)之例（见《玉合记》。
"文并"之"并"，是"骈"字之简体。《说文解字》释"骈"为：
驾二马也，从马并声。
此"骈"字，《石鼓》文作""。《石鼓文·丁鼓·》有"徒孔庶"之句；《石鼓文·戊鼓·霝雨》有"徒汤汤"之句。其字，都是驾二马之意。""字，从马，从。""是"再"的意思，一举二为再。故训驾二马为""。此""字，与"骈"字音义全同。
由上《说"文并"》而及的，还有如下之见：
《石鼓文·乙鼓·汧沔》中有"黄帛其"之句。古华山馆《石鼓文定本》说：
从，古文丽，籀文作。……《周礼》"丽马"注云：丽，耦也，两相坿，则为丽。《易》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离卦》之"一阴丽二阳"是其义也。
然而就其字形而言，""从二丙，音义当与骈相似。因此一些说者又谓“”、“”、“”、“骈”这三个字，不仅均为比并之义，且同为"并"声。
就""字从""（古文"丽"）而言："丽"有并耦之意，是来源于上古时代的农耕生活。徐中舒《耒耜考》说：
［商代甲骨文中的"丽"字］象两耒并耕形，古者耦耕，故丽有耦意(3)。
在先秦文献中，"丽"与"离"通假。《礼记》所谓：
离座离立。
正是"丽座丽立"、相并而座、相并而立之意。"骈四骊六"、之"骊"，"丽辞"之"丽"，皆为"两相比并"之意。(4)
所以，我认为《离骚》之"离"字，也当作如是解。刘熙载《艺概》有言：
太史公《屈原传》曰："离骚，犹离忧也。"于"离"字初未明下注脚。应邵以"遭"训"离"恐未必是。
然而王逸《楚辞章句》："离、别也；骚，愁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的说法也"未必是”。据司马迁："离骚，犹离忧也"之言，"离骚"二字，当理解为"优愁不打一处来"之意。这里，"离"当作"并"解。楚言"离骚"又作"劳商"，后世传作"劳骚"，亦是满腹怨言，气不打一处来之意。
晓此道理；便会懂得古文献中，每每以"骚"独称《离骚》一类的文体，是自有其道理的。(5)所谓"骚"，《说文解字》说：
扰也，一曰摩马。
就字形而言，"骚"字古文作：
。此字从马，从手(6)，从虫；恰似为马除虫之意。故此"骚"字，就其内涵而言，与针贬攻病的"变"字是可以相通的。后人学"骚"，而"终莫敢直谏"(7)，便已失去原旨。"变文"之所以采用楚汉辞赋之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因此解而又多了一层关系。
注释：
1，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年版。
2，沈景倩言，转引自清·姚燮《今乐考证》。
3，徐中舒《耒耜考》，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部分，第13一14页。
4，陇菲按：我以为《诗经·小雅·鱼丽》之"丽"字，亦当作两相比并之意讲。
5，如刘勰《文心雕龙》就有《辨骚》一章，梁昭明太子《文选》亦有"骚"体一名。
6，陇菲按：据字形推测，手中似持有一篦子一类的器物。
7，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后记
此文原是拙著《古乐发隐》之一节。现据原稿，重新改写。新获之资料，新得之管见，遂补于其中。
兰州《敦煌学辑刊》创刊号（总第4期，1983年8月发行）第23－49页，署名：牛龙菲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