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锟

按照“苏格兰启蒙学派”人物休谟和佛格森（Adam.Ferguson）的观点，社会的形成和转型是人们“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现代政治民主是文明逐渐演进的产物，它是由社会各种因素在一定的时间内整合而成的。现代民主政治除了政治--法律的制度化框架外，后面还有一套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资源。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民间社会、公民道德与公民文化之上的。

一

市场经济要求有严格清晰的产权观念和民事主体，其本质是私性经济；现代政治文明奠基于市场经济就是指它的“合法性”源于保护私有财产。

西方现代型的政治思想家大都纵论过私有财产与人权、国家的关系。洛克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有产方能有自由”。洛克把财产权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认为人有权保护自己，但人为了保护自己，就要一些基本条件，其中财产权是最重要的。洛克指出，财产权是人们自保的重要条件，是自由的基石所在，人们拥有私有财产不仅符合上帝意志，而且人们相互订约结成政治社会或建立国家，根本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保护了私有财产就是保护了人自己，所以洛克认为，人们在财产方面的最高权益，非经同意不可剥夺。休谟也曾经指出过，社会文明依赖三条基本的自然律，其中前两条是讲私有财产的。这就是：（一）任何人的财产，不可由任何力量侵占或取消；（二）财产的转移必须经由财产所有人自己的同意。休谟把私有财产的稳定性看作保障个人自由和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自然律，着实强调了私产对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性。

对私有财产和现代政治社会（或国家）的关系作系统讨论的人是康德。康德认为，人的基本人权就是公民的“独立性”或“自主性”。所谓 “独立性”或“自主性”就是他或她必须是自己法理上的主人，也就是公民作为立法者的独立性，而且这种独立性表现在立法或选举过程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投出一票。康德强调，要成为主人，公民必须享有某些财产（这里的“财产”除常识意义上的财富外，还包括康德所谓的“任何技能、手艺或美术或科学”），可以养活自己。康德认为，仆人很难有独立性，是因为仆人没有财产，他本人不能养活自己，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听从主人的命令。所以仆人在投票中很难自我做主、自我抉择。康德把公民的独立性和投票权及财产联系起来，强调财产权在人权中的先决性地位。康德指出，人民进入政治社会或法治国家就是为了使“我的东西和你的东西”得到保护。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的私有财产不会被他人损害，只有这样，个体自由赖以产生的条件才能得到保障。

卢梭曾激烈谴责过私有制以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社会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但他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要摧毁财产权，而是认为“财产权是公民社会的真正基础”。他批评私有财产，实际上就是要“防止财富的过分不平等”，“确保每个人生活在和平与富足之中”。也就是说，卢梭的观点旨在提醒统治者应注意社会的整体福利和穷人的利益。马克思讨论私有财产和国家关系的看法，同上述思想家相比较没有太多的差异，只是他乐观地认为，当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人民的道德水平极大地提高后， 分清“你的东西和我的东西” 已没有实际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不看重私产，共产社会就会实现。

一句话，市场经济就是人们利用资本和才能在市场上追逐利润的机制，所以，使人们的财产和合法收入保持稳定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国家健全市场体系的实质就是利用法律保护人的财产和合法收入，为每个有能力、有愿望发财致富的人创造进入市场的平等机会。即康德所说的：“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能达到自己的才干、自己的勤奋和自己的幸运所能带给自己在共同体中的（一个臣民所可能达到的）任何一级地位。而他的臣民们却绝不可由于一种继承的优先权（作为某中地位的特权）而妨碍他。”因此，现代国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就是保护人们的合法财产以及保护人们在市场中公平、自由地取得财富。换句话说，现代政治民主是以真正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二

现代政治文明的社会基础就是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都是社会功能分化和市场经济分工的产物，它们与政府之间相互关联又存在着某种紧张机制，这种机制是现代政治得以顺利运转的重要保障之一。

“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这几个词汇，最近几年在汉语学术界里频繁出现，由于翻译的不同，给人们的理解带来了困难。实际上，这三个名字都是 civil society的不同翻译。

公民社会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古希腊的城邦与公民社会的范围相同。从政治的观点看，雅典是城邦；从社会的观点看，雅典是公民社会。政治问题是这个社会的公共问题。雅典的每个自由民都参与政治过程，解决和决策公共问题。雅典的公民社会呈现着强烈的公共性格，公民社会在思想上的最好表达，就是亚里斯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斯多德以参与公共政治作为界定人的本质标准，就像后来的康德用公民的立法权和选举权界定公民一样。所以公民社会既指涉古代希腊的城邦社会，又指涉现代公共社会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决策，反映了公民参与政治过程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标志。

市民社会从思想上可追溯到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论认为，组成社会的每一分子让出自己的权利，把它委托给政府，这就在理论上形成以社会为一方，以政府为另一方相对立和制衡的可能。社会与国家分开以后，国家无法涵盖社会，而由具有人权的“原子化”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来涵盖国家，并监督政府的行为。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力量看，按佛格森、马克思和M∙韦伯的观点，市民社会是随着近代欧洲“自治城市”经济的兴起而壮大，与地产贵族相对的城市商人、实业家和手工业者——即社会学家所谓的“‘旧中产阶级”，在市场中合法、自由地谋利，其实力不断壮大并成为与传统贵族和教会鼎足而立的“第三等级”。在近代政治社会转型中，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逐渐成为牵制政府的重要力量。

民间社会则典型地表现于现代欧美社会，它是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营企业、私立学校、独立媒体、自治工会、教会、职业社团以及志愿者团体等各种社会设置的总称。现代民间社会事实上可以追溯到它的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祖先，它具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功能和特征。现代民间社会几乎囊括大部分社会学所谓的“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它是现代社会中间阶层整合的地带。它们的一部分就是政府的公务员（即制度内的中产阶级），而制度外的中产阶级（相对于制度内的政府公务员而说）在现代社会阶层中的比重大小，是现代民间社会成熟和扩展的重要标志。

必须指出，现代民间社会要真正成为促进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它必须进入政治过程。现代民间社会进入政治过程须有公共性格，也就是说每个具体的公共社团，不是由少数人把持并实行“家长式”管理，而是按照真正民主的程序和“游戏规则”来运作，即社团的领袖由社团成员通过投票来选出，社团内的重要决策必须经过公共辩论后再投票通过等。更重要的是，像工商业公会那样的社团，除了维护行业福利与做好行业自律外，还要在公会内部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公开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形成压力团体，通过法律的途径介入并影响政府的经济和工商政策。教师公会和律师公会也得如此这般运作，才能通过参与政治，促进法律和政策的改革。现代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培养良好的民间社会，促进民间社会的公共性格，让它们合法参与政治过程是现代政治的根本条件之一。

三

现代政治文明不仅需要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更重要的是把与它们相关的观念、制度“内化”为公民的公共性格，形成公民道德和公民文化。

休谟的文明的“三个自然律”的最后一个即：必须遵守诺言。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要遵守公共契约。只有遵守公共契约，才能涵养公民的正义、责任心和信用意识。市场经济的生命是公共契约，而公共契约说穿了就是诚信。如果人人不讲信用，不遵守约定，不遵守公德，那么市场经济就难以维持，社会难以整合，政治文明更无从谈起。

民主政治同样也需要公民道德。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敬重雅典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出现的特殊的公民精神。根据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的伯里克利的演讲，雅典公民强烈关心和参与公共事物，并具有勇敢、坚持正义、自豪、有创造和独立性的品质，这些精神正是使雅典强大和繁荣的根源。在哪里，修昔底德还不无赞尚地指出：民主已深入雅典人的血液中。19世纪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也强调公民道德对民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正如美国社会那样，民主说到最后是要建立在每一个公民的心灵中，使它“深入到人们的习俗、思想和生活方式”。 柏林（I.Berlin）很重视公共道德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公民道德是指“勇敢，在横逆中的坚强，为完成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公共范畴内的秩序，以及个人在群体中所应有的自我肯定（独立性）与完成这些肯定所需的知识与力量。”他很好地概括了公民道德和文化的内涵。

必须看到，公民道德和公民文化虽然重要，但它们在公民社会中常有堕落的危险。佛格森早就指出了市民社会的“吊诡”，即一方面市民在市场中合法、自由地致富，增加了人的物欲，而物欲反过来侵蚀公民的道德，使市民更加趋向物质享受，损害了公民的道德品质。受佛格森的影响，黑格尔也指出，由于出现贫富分化，消费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最终会使市民社会分裂，市民道德受到影响。

托克维尔在19世纪已敏锐地指出了民主潮流带来的两个“吊诡”：一是平等的大潮使更多的人们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这势必需要庞大的官僚系统，并且为了管理势必要采取标准化、形式化的管理方法，这些都使官僚系统膨胀，侵占了原来的社会领域，压制了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二是平等一方面要求人们自己给自己做主，另一方面社会平等的趋势却摧毁了传统的权威，当人们真正要自我主宰、自我选择时，人们由于没有传统价值的依靠，无法真正自我做主，反而随波逐流，形成社会的同一性，使社会失去了多元和丰富性，最终威胁到个人自由。这些思想家提出的市民道德和文化的“吊诡”，实质上就是现代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所批判的“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宰制，也就是由于物质消费至上，以及技术理性的宰制，使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单极化”而最终沦为“物质人”、“组织人”和“技术人”，从而可能使现代民间社会的主流——中产阶级很有可能丧失 “格式塔”人性，丧失了公民社会应有的道德和精神，最终失去了人的个性和自由，摧毁现代政治文明的精神基础。

民主在政治学意义上，它代表一种制度，一套政治运作方式；在伦理学意义上，民主是一种讲公德的生活方式，要过这种方式的生活却需要真正的公共道德和公共文化。然而遗憾的是，公共道德和公共文化在市场和技术理性的双重夹击下，容易被侵蚀。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大部分社会思想家的回答认为还是必须回到民间社会中，通过重建、增强和发展现代民间社会（而不是恢复私性色彩浓厚的传统民间社会），在不同的民间社会中，如民营企业、私立学校、独立媒体、自治工会、教会、职业社团以及各种志愿者团体，接受职业伦理的规范，发展公共性格，培养参与意识、责任心、讲信用和遵守秩序的观念，以此涵育公民道德和公民文化，以便为现代政治文明提供深层的保障。

现代政治文明正是奠基于市场经济、民间社会和公民道德之上，它反映了现代政治文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心理之间是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也就是说，任何不合法保护个人财产、只有传统的“私性”民间社会和“半吊子”的中产阶级、以及缺少公民道德的社会现实，很难说具有能生长出现代政治文明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