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海峰

80年代的“文化热”复苏了中国大地沉理已久的理性主义的激情，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法治化等，受到了高度的礼赞，对科学的无限企盼和神圣依归也延接了“五四”精神，并且加重了“赛先生”之信仰对象的色彩。新启蒙和现代化成为具有某种终极意义的最高诉求，向发达的西方看齐，一时间成为无可置辨的唯一选择。到了90年代，“国学热”骤然兴起，打破了“全盘西化”思潮独领风骚的格局，使一种多元化的、现代与传统交织、激进与保守共荣的复杂文化景观重又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经过“五四”暴风雨洗礼之后的民国时代的学术图像恍惚间又依稀可辨，这种相似性确也激起了一片“追忆”之声，在一阵深挖猛掘之后，有价值的资源绝大部分又得见天日，大布于天下。梁漱溟的风骨，熊十力的深邃，汤用彤的精湛，以及陈寅恪及近神化的高超学识等等，这些经过重彩浓墨着力渲染之后的图像，差不多重又完成了一种楷模式的塑造，在当代读书人的心中也联缀起了一幅新的知识典范的图景。但是，思想淡出之复归性的纯学术化指向已经遭到质疑，面临着强大的反弹；一浪高过一浪的后现代喧嚣似乎也预示了新一轮西学思潮猛烈冲击的到来。我们当下的境遇是，再沿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轮回式的轨迹重来一圈，用“前现代”的设准替代“封建遗毒”的名号，将中国文化再涂污一遭？还是别有蹊径、避免再次地落入这循环的怪圈？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当代定位和价值诠解又一次处在了巨大的困境之中。

后现代语境的浮现对于所有传统文明来讲都是一次极大的挑战，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图景将遮蔽掉区域文明沿袭久远的地方化色彩，在全球日渐紧密的联系网络之中，普世化的格调将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五四”以来比较中西文化所惯有的分界心理和地方意识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被逐渐消解掉，强调特殊性的文化观照方式也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化对于当代中国来讲，已不是隔岸远观的浪潮，而是已经渐次靠近、微澜乍起，激荡起欣喜同时也开始产生焦虑而有了切肤之感的即在现实。这样的场景，不但“五四”时代未曾有过，就是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也不甚明朗。近几年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社会转型，撩起了面纱，打通了隔阂，使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中国对于世界而言已真正进入了一种“在场”的状态。在这样的情景下来思考中国文化，我们不仅要超越“五四”，我们也要超越80年代。今天，离开全球化背景，已经无法说明中国文化的即在性和当下意义，而对它的价值诠释也需要围绕着现代性的问题来展开。

作为全球化的基本表征之一，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社会化的制度层面上，它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包括具有世界性的、建立在机器生产过程中的、一整套的普遍性操作制度与行为模式，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的生产体系，以及具有强制监控能力和垄断暴力手段的“民族——国家”这一独特的现代社会形式等。现代性与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化概念有着明显的关联性，但又不完全相同，现代性问题显然要比现代化观念复杂得多，它的丰富内涵更具有阐释性和论说的意义空间。按照吉登斯的描述，推促现代性生长和发育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存有形式中的时空分离，即时间与空间的“虚空化”。将具体事实的场景实施时空的抽离而给以重新组合，跨越了时空的限定性、一维性和力学性，由此创造出一系列的普遍化观念和不可思议的超越时空距离的组合形式。如“2000年”这样一个预期的时间概念，竟然可以抽离化为许许多多延伸性很强的意向，变成全人类认可的一个特殊标志。二是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抽离化机制具体表现为两种类型：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这些“抽象系统”往往是疏离实景的，甚至反过来运用自身的机制来控制和调节现实，改变生活的真实感。如庞大而精致的货币经济越来越趋于虚拟化、符号化，不但远离了生产过程本身，而且逐渐脱开所有的实物化形式，变得越来越抽象。三是其内在的反思性。现代性在实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具有反事实的品质，对理性的不断质疑和知识确定性的阶段性突破，使之趋向于非理性主义。其反本质的颠覆性和修正的敏感性，使得理性主义时代的许多信念遭到了瓦解，而科学主义也已成为明日黄花。

现代性的动力因素异常的复杂，早已超越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些我们惯熟的解释程式所能涵盖的范围。从现代性来看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一种当下的解读，我们再也不能回到“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封建主义”等简单化、脸谱化、魔咒化了的术语套路当中，用绝对的历史还原的时空定格方式来评说这一切，而将传统的流淌性、活转性，以及文化存有形式的时空分离特征和抽离化机制等，通通抛开不顾。中国文化既是一种悠久的历史积累的产物，有较强的传统性；也是一种即存的活的形态，有明显的当下性，这当下性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它的现代性。也许有人不承认这一点，即不承认中国文化有现代性，可是我们不要忘记，100多年来的急速发展和变革，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从物质形态到精神状况，从制度结构到思维方式，如果说中国还没有被完全西化掉，如果还承认有一个现实的中国文化存在着，那么这个当下的中国文化就一定关联着现代性，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至于此现代性是传统自身转化的结果，还是为西方濡染所致；此现代性是否就是西方的现代性，两者是否可以通约，这些问题又得另当别论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文化当代价值的显豁越来越有赖于对现代性问题的阐发，因为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一切，使在场的和缺场的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背景和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甚至模糊了历史的和即存的界限，所有的存在——实体的和观念的、传统的和创新的——都在被吞噬、拣择和重塑。现代性的全球蔓延已将民族性和世界性、地方化和普世化这样一些传统的分际有机地整合为一体，使得离开全球化来谈本土化，离开世界的普世的价值取向来谈民族的区域的文化意义，几乎成为不可能。在这样一种普遍关联的场景之中，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需要有新的视野；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论说，一定要打破某些惯常的程式，努力走入新的语境。在这里，我想提出三句话，尝试作 为今后阐释的方向，即当下的谈而不是历史的谈，在场的谈而不是缺场的谈，生命体验的谈而不是逻辑推论的谈（实然而非应然）。所谓当下，重视的是即在性，避免唯物史观的滥用而坠入绝对的历史还原主义、历史实景主义，以为时空的抽离组合提供可能。所谓在场，强调的是关联性，反对将中国文化隔离化的任何企图，而与全球化的浪潮相应接。所谓生命体验，突显的是个体化历程，永不停歇的生命跃动孕育着任何可能性，避免独断（诸如绝对真理之类）的多元主义价值观也才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