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国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进入一个“经济爆炸”的时代，即所谓“消费时代”。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与“现代化”战略的实施，东亚地区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即所谓“亚洲奇迹”时代。而改革开放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启动，也使我国步入经济高速成长的时代。“增长”与“发展”成为全球“硬道理”。“物质的充分涌流”似乎近在咫尺。当大家都为此欢心鼓舞的时候，却未料一个阴影正在逼近且不断涨大，那就是环境的恶化和心灵的“沙漠化”，所谓“生态危机”和“心态危机”是也。弗洛姆对此有一段很精辟的评论：

“往昔，人所拥有的东西，都会受到重视、整理，只要能用，就会用到最后。购物是‘长久持有’的购物，大抵适用于19世纪的标语——‘旧即是美’。然而今日，不是保存，而是强调消费，购物变成‘用完即弃’的购物。买的物品不论汽车、衣服或小器具，稍用即厌，于是热衷于处理‘旧货’，再买更新型的物品。取得→暂时持有→使用→放弃→新的取得，将形成消费者购物的恶性循环。今天的标语正在变成‘新即是美’！”

可是，欲无止境，在“用完即弃”的“消费时代”，一个阶段的目标实现之后，更新的目标层出不穷。街上充斥着刺激人购买欲的广告，钢琴、家庭影院、汽车，还有漂亮的住宅，似乎都唾手可得。从此我们被欲望彻底地俘虏，在称呼上也已经不是平凡意义上的人，而成了一群“不知所买”的“消费者”。

我想，这时期的生产原理，从人的立场来看，并不是为人类的幸福所需而制作，而是只要技术允许，有市场需求就大量生产。产品畅销与否是成功的唯一标准。没有人去考虑这是否会破坏人生的幸福。举个例子来说吧，给孩子们玩乐的电子游戏机在市场上大行其市，作为商品，它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但孩子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害呢？没有人会去关心。

日本学者中野孝次就说：“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工业社会，但它并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富裕，让人们觉得这根本就是一种结构性的疯狂。物质的无谓浪费给人印象是荒废多于富裕。看到那些被随手抛弃的物质，不免令人心寒：我们的生活难道就建立在这些如此脆弱的物质基础上吗？”（见中野孝次：《清贫思想》，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8页）

中国经济也正处于“巨大的工业社会”，甚至“超级工业社会”的“临界点”上，中国已经10多年实现了年均8%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被称作是“世界工厂”。同时，中国的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越来越严重。据日本《每日新闻》2004年4月26日永山叶子的文章《中国高速增长的背后——环境负荷达到极限》报道：2001年全国341座城市实施的大气污染监测结果显示，有101座城市粒子状物质的年平均浓度超过了最低的环境标准。河流的污染也很严重，在全国设立的752个观察点中，未能够达到最低水质环境标准的占44%。因煤炭燃烧而发生的硫氧化物往往导致酸雨的发生，中国南方地区普遍观察到酸雨。有研究人员指出：“中国的环境负担已经达到最大限度。”新日铁环境部经理古山辉夫认为：“我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处于与日本受公害问题困扰的经济高速增长时相似的时期。”使中国环境对策加速的是“循环经济”。“循环”是21世纪环境问题的关键词之一。中国领导人业已充分认识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这种恰当回应。日本也在2000年制定出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提出通过循环和再利用促进资源的循环，并提出要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经济活动和生产方式。

中国的高速经济成长，还导致一些庸俗的人被金钱所迷惑、所奴役。经济学家茅于轼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用毁坏良心的手段去赚钱，又用毁坏健康的方法去花钱。结果金钱把他们从灵魂到肉体彻底毁掉了。”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140页）台湾学者高希均对追求金钱的现象有一段精彩的分析：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病态是：大家在追求利润和财富的过程中，忘却了生命的意义，也就糟蹋了自己的一生。那些势利的人对价格太计较，对价值太忽视；那些清高的人，对价格太轻视，对价值太计较。这两种极端的人，前者是庸俗，后者则痛苦。现代人应当要在两个极端中取得平衡，不轻视价格，更重视价值。对一般力求上进的人来说，透过书报杂志来追求知识，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不需关说，不需求情。可惜的是，一般人在旅行、娱乐、服装等方面的花费，常常不太计较价格；但在购买知识时，从缴学费到买书本、杂志时，则对价格的反应特别灵敏。对不该计较的价格计较，正暴露出自己的短视，对不该轻视的价值轻视，正显示出自己的不成熟。文明社会的病态就是短视者太多，成熟者太少。（见《读书》1995年第10期第22页）

 《往生要集》有句话可以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警世通言”：“若知足，虽贫亦可名为富；有财而多欲，则名之为贫。” 日本学者中野孝次把它称之为“清贫”思想，他热切地呼吁现代人要多一些“清贫”思想。认为“清贫”思想可作为诊治现代文明病的“清凉剂”。他说：“清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穷，而是通过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积极作用所最终创造的简单朴实的生活形态。”换句话说，就是，“对物质的占有，必须以精神的自由为前提，以创造力的扩大为基础，才能得到认可。”因此，“有必要对人的物质占有欲进行一番深刻的反省。人一旦被物质占有欲所控制，就会整天在头脑中计算，如何让财产更快、更安全地增值，人便会成为金钱的附庸，对家族亲人会变得形同陌路，对社会公益事业更是袖手旁观，绝不会主动关心。对富贵荣华愈期盼，对金钱物质的欲望愈强烈，就愈会陷入唯有财富是最高道德标准的错觉，由此欲无止境，产生了许多非人间的恶行。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繁荣期间，很多人由于追随自己的欲望而成为彻底的物质奴隶。”（见《清贫思想》，第165——167页）

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就不忘提醒和警告企业家要把握赚钱的“度”，他有一个最有名的理论是所谓“一手持算盘，一手持《论语》”。他说：

“把算盘而求富，决非坏事。问题在于置算盘的基础于仁义之上。余从事实业五十年，丝毫未离却此信念。恰如穆罕默德所言：一手持剑，一手持经文而临世界。及至今日，当一手持《论语》，一手持算盘。”（见涩泽荣一：《论语讲义》（二），讲谈社学术文库1977年版，第22页）虽然“《论语》、算盘，初看乃不相合之两物。然探究‘富’的根源，以仁义道德及正义求富，其富必将永续长久。故将《论语》、算盘本来不相合之两物，合为一体使其一致，乃当今紧要之务。”不仅东亚如此，即使西方也是如此，“英国经济学之祖斯密斯曾为格拉斯大学的伦理学教授，主唱同情之伦理。其后有刊名著《富国论》创近代经济学。……吾信‘利义合一’于东西两洋皆为相通不易之原理。” （见木昌村一：《涩泽荣一》，中公新书1991年版，第9页）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