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摘
要]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着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建立。同年，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列举《周易》的记载认定先商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其中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结果。顾颉刚先生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所以此文实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古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920年顾颉刚先生毕业后任北京大学国学门助教，在图书馆从事编目，参加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工作。在整理和考辨古书过程中，与胡适、钱玄同互相切磋，形成了自己的古史观。他的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写于1923年2月25日，原刊于《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在1920年前后已经很明显。1926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此书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轰动，标志着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建立。就在这轰动的一年，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顾颉刚自注：该文写于1926年12月－1929年11月3日）。其中部分内容吸收在1928年的中山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和1929年的燕京大学《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全文正式发表于1929年12月的《燕京学报》第6期。1930年11月修改收入1931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三册，为该册的首篇。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列举《周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和旅上九“丧牛于易”的两段记载，认定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其中提到：“自从甲骨卜辞出土之后，经王静安（王国维）先生的研究，发现了商的先祖王亥和王恒，都是已在汉以来的史书里失传了的。他加以考核，竟在《楚辞》、《山海经》、《竹书纪年》中寻出他们的事实来，于是这个久已失传的故事又复显现于世。……如果《爻辞》的作者加上‘无悔’和‘凶’对于本项故事为有意义的，那么可以说，王亥在丧羊时尚无大损失，直到丧牛时才碰着危险。这是足以贡献于静安先生的。”下文自注：“民国十五年（1926）十二月在厦门草此文，甚快，欲质正静安先生，旋以校中发生风潮，生活不安而罢。今日重写，静安先生之墓已宿草矣，请益无由，思之悲叹。”[1]（P6－8）
文中所说“王静安先生的研究”，指王国维先生的著名文章《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此文的“写定第二稿”，据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2]完成于1917年2月28日（民国六年丁巳正月初七）。当时“罗氏读后，惊为绝作”。屈万里先生说：“卜辞之学，至此文出，几如漆室忽见明灯，始有脉络或途径可寻，四海景从，无有违言。三千年来迄今未见之奇迹，一旦于卜辞得之，不仅为先生一生学问最大之成功，亦近世学术史上东西学者公认之一盛事也。”[3]（P200－201）
同年4月，王国维先生又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初刊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学术丛编》中，1921年收入《观堂集林》第九卷（乌程蒋氏刊本）。屈万里先生评价说：“甲骨文字虽然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而用它来证史则始于王国维。……他固然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不少的错误，可也证实了《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的世系大致正确可信。这告诉人们对于《史记》所记的古史，固然不能全盘相信，但也使疑古的人们对于《史记》增加了不少的信心。利用甲骨文的材料，重建殷代的信史，王国维的这两篇文章，无疑是开山之作。”[4]
最近的评价见于江林昌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疑古思潮》，认为二文“确实开创了一个世纪的学风”。[5]二文后于1925年9月开学前后改写，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59页的《古史新证》讲义的第三章，而在讲义的第一章总论，王国维先生正式提出了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的一、二章，还被收进了1926年6月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的下编。《古史辨》第一册是按年收录文章的，下编的时限是1923年5月至1926年1月。原定出版日期恰好也是1925年的9月并已付印，后因增加篇幅而延至1926年4月发稿，[6]（自序P102）到6月11日出版。《古史辨》第一册以“禹”为讨论的中心问题，[6]（自序P21）《古史新证》的第二章正是《禹》。顾颉刚先生还在此文后面附加了跋语，说他“很快乐”，王国维先生证明了他“那时（春秋）并没有黄帝虞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的假设。[6]（P267）顾颉刚先生在他1982年所写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并曾追述说，在1923年至1927年间，“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7]（P15）由已经公开的书信资料，可知王国维之所以到清华任职，也是顾颉刚先生向胡适推荐的。这些事迹业已成为现代学术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佳话。但是，王国维与顾颉刚二人的学术见解确实是不一样的。（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有顾颉刚先生批评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杂有伪史的话，[6]（P51）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王国维先生所以叫《古史新证》，就根《古史辨》之名有关。因为你是叫《古史辨》，我是叫《新证》，这正好是一个补充。”[8]不过，从细节上说，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之名可能在“古史辨”之先已经有了。《古史辨》的主题是“辩论古史”、[6]（自序P1）“古史之辩论”，[6]（目录后顾颉刚附记）而且最初的书名是《古史讨论集》[7]（P21）（1925年夏由曹聚仁编、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顾颉刚先生称之为“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辩论古史的文字”“抢了去”的有关文章汇编也叫《古史讨论集》[6]（自序P1））。“古史辨”的书名是顾颉刚先生确定的，当时尚有与钱玄同先生争议一事，[9]（P93）但是在此之前，顾颉刚等人已频繁使用“辩伪”一词，规划编辑《辩伪丛刊》并公开讨论，所以“古史新证”可能是针对“古史辨伪”而言的。
顾颉刚先生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目的是说明《易经》与《易传》为完全不同的二种书，《易传》晚出，《易经》早出而非儒家经典。“以前的人有说孔子作《卦爻辞》的，有说孔子作《易传》的，实在都是渺茫得很。”[10]（P153）为了证明这一反题，顾颉刚先生在卦爻辞中探幽索隐，挖掘出了五个失传的故事：一、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二、高宗伐鬼方的故事；三、帝乙归妹的故事；四、箕子明夷的故事；五、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说明“《易经》（原注：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那时没有儒家，没有他们的道统的故事。”[1]（P25）在第一个故事中，顾颉刚先生借用了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首先列出王国维先生在《山海经》、《竹书纪年》和《楚辞》中的三条资料，然后以自己所发现的《易经》资料相佐证。最后做出结论说：“但《卦爻辞》虽与孔子无关，却是一部古书。它里边称引的故事都是商代及周初的，可信为西周时的著作。”[10]（P153）
顾颉刚先生辩证古史，有所谓“移置法”。就在刊载《〈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的《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顾颉刚先生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11]（自序P8）所说“移置”主要是通过挖掘其中的后世羼杂的部分而将这些经典“时代移后”，但是对待《易经》的态度则是将这部书“移前”，上推到了西周的初叶。按照“东周以前无史”的标准，这是很特殊的。因此此文虽然做的是反题，结果却包含了积极肯定的一面。
到1945年，顾颉刚先生在方诗铭、童书业二人协助下撰写《当代中国史学》（引论写于1945年，1947年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出版），在最后部分用简短的篇幅说明了自己所创建的古史辨派的成绩，题为《〈古史辨〉与古书的研究》。其中说到此文：“在积极方面，研究了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等故事；在消极方面，说明了《卦爻辞》中没有尧舜禅让和圣道的汤武革命等故事。所得到的结论是：作《卦爻辞》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后来消失了的，作《易传》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作《卦爻辞》时所想不到的，从这些故事的有与没有上，可以约略得推定《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12]（P127）所说积极是从肯定上说，消极是从否定上说。
冯友兰先生所说30年代时“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13]（冯友兰先生序）李学勤先生认为三者不是三个阶段，但“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三个阶段的意味”。又说，“‘释古’一名的提出，是为了与疑古有所区别，似是肯定疑古与释古具有前后因果关系。[14]（P342－343）又引用夏鼐先生的话说：“疑古这一派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了路。”用考古学来重建古书。“这个思想在我看，正好是由于疑古思潮的结果。”[7]他自己所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也具有时代先后的含义。李学勤先生又说：“在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实际已在开始了。我们看中国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有了新的理论观点和考古发现，而这两者都可溯源到20年代。这里当然要提到王国维先生。”[14]（P345）李学勤先生谈到疑古思潮最盛和重建古史的开始时期，都说到是在二三十年代，这里顺便补充一个细节。就《周易》、《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几部古书的研究而论，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是首先受到了王国维先生的金石学、考古学研究的启发的。
至建国以后，顾颉刚先生的研究仍在继续。据《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此书不编年，选自1990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0卷本《顾颉刚读书笔记》），载有二条笔记。一条题名为《甲骨文中之王亥》，说到：
“《大荒东经》曰：‘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初以为《海经》之图如是尔。数年前，李学勤同志示甲骨文三条，如下……此三片或称‘亥’，或称‘王亥’，亥字作‘□’或‘□’。其作‘□’者，即‘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也。甲骨文与《山海经》之关系，其密若此，非但四方风名可证也。颇疑商人与鸟夷有关，或商族本为鸟夷之一部，故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诗。”[15]（P42）
另一条题为《〈山海经〉赖〈汲冢书〉而传》，其中说到：
“《山海经》经司马迁与谯周打击之后，颇不为当时学者所信，几于失传。幸有汲冢竹书发现，而其中《纪年》、《穆传》两种大可与《山海经》相证，刺戟郭璞起而作注，注中辄引二书，遂使《山经》、《穆传》并存于世，《纪年》虽亡，亦可由是辑出若干。此地下遗物之发现竟救活了一部《山海经》，可谓幸矣。至于今日，以甲骨文字之发现，王国维取以证王亥，胡厚宣取以证四方风名，而《山经》所记又得证实一部分。……儒者不言神怪，在历史中清除神话、传说，固亦征其进步思想，然其结果，则大量之传说、神话遂被毁灭，其幸存者亦经儒者之曲解而失其真相，失去许多宝贵材料，使后人不易认识古代社会，亦其大罪戾也。李学勤君告我，甲骨文王亥，亥字作‘□’，足证《海经》‘操鸟’之说。按，此即商为鸟图腾之证也。”[15]（P216）
此时顾颉刚先生不仅仍然肯定《山海经》等传世作品为古书，而且进一步以社会学的知识思考商族与鸟夷的关系及其鸟图腾问题了。他对于儒家神怪观念的评论也是富有见解的。
王亥，《史记·殷本纪》作振，《史记·三代世表》也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世本》作核，《吕氏春秋·勿躬》作氷，《楚辞·天问》作该，《初学记》引作胲，《太平御览》引作鮌，诸书中惟独《山海经·大荒东经》及《竹书纪年》作王亥。王国维据卜辞中原字，证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所记为是，其余诸书中的该、核、胲、垓系由亥讹变而来，鮌、氷、振又由亥、胲、核讹变而来。王国维先生说：“余读《山海经》（《大荒东经》）、《竹书纪年》乃知（卜辞中之）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勿躬篇》)之氷，《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16]（P409）王亥的事迹也以《山海经》和《竹书纪年》所记最详。《山海经·大荒东经》：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戲，戲生摇民。”
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
二书中所说的有易，《楚辞·天问》记作有扈、有狄，均当为有易，有扈乃字之误。有易的地望，王国维先生考证在今河北易水流域，认为商人在王亥、王恒之世，“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丁山先生补充说：“说明‘终弊有扈’的本事，就可明白商人在史前时代曾南牧到巨野泽西岸，不幸失败了，立刻回到易水流域的老巢去。卜辞有‘贞易氏’（《甲编》2475），易氏当即王亥的故居。”[17]关于甲骨文中的“易氏”，丁山先生在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2475之外，又补充有《殷虚文字乙编》4537一条，其刻辞为“易入廿”。[18]同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也补充说《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一句，仍为记述王亥之事，夜字为亥字之形讹，所记为王亥惨遭杀戮以后之景象。[19]此后，在继出的卜辞中又发现有“高祖亥”、“高祖王亥”的记载，证明王亥为商人先公之说无误。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中先后找到了八片甲骨共计十条祭祀高祖王亥的卜辞，其中“王亥”的“亥”字上都加有鸟图腾的标记。[20]于省吾先生也认为制作“玄鸟妇壶”的贵妇为鸟图腾氏族的后裔，又举出卜辞证实商人直到乙、辛时期仍与有娀氏保持婚媾关系。[21]
王国维、顾颉刚以及后来胡厚宣、于省吾等学者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在参照卜辞重订的《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王室世系中，王亥是自契以后的第七位先公先王。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数人，王亥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卜辞中所称三位高祖之一。商人认为王亥能作祟于时王，对他的祭礼也最为隆重，祭祀时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仅《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有大约96条之多。上甲微也是一位重要的先公先王，《国语·鲁语》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即商人用禘、郊、祖、宗、报五种祀典中的报祭祭祀他。卜辞中凡是合祭先公先王的，也都从上甲微开始，而王亥正是上甲微的父亲。这段史实经“二重证据法”被证明，至少有以下意义：
第一，由王亥与“鸟”的特殊关系，就必定导致对于《诗经·商颂》中“玄鸟生商”史实的进一步肯定，得到有关先商历史的若干真实情况。
关于商的始祖契（又写作禼），《史记》、《诗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很多书中都记载了契的生母简狄因为吞下玄鸟的卵而生下契的传说。对于这些记述，历代学者多不相信。王充《论衡·奇怪篇》、王肃《毛诗驳》、欧阳修《诗本义》、苏洵《喾妃论》、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诗经稗疏》、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书，都以吞卵而孕解释玄鸟生商之说，从而论定其说怪诞不经。但是到了现代，这则“玄鸟生商”的“神话”，却得到了考古资料的有力论证。其一是在甲骨文中“王亥”的“亥”字上可见一象形的“鸟”字，其二是由王亥印证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肯定了“玄鸟妇”三字的合文。
传世的“玄鸟妇壶”最早著录于《西清古鉴》，称作周妇壶。后又著录于《陶斋吉金续录》，称元鸟壶；《三代吉金文存》，称玄(右为鸟旁)妇壶；《续殷文存》、《鸟书考》及《鸟书考补》、《正补》、《金文编》称玄妇壶。该壶有器有盖，器盖同文，左右耳并有“亚
”二字的合文。形制瑰玮，纹饰精美。于省吾先生判定玄鸟妇壶系商代晚期铜器，其合文格式在与商代晚期金文上限相衔接的中期卜辞的合文中，可以找出同样的例子。认为“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惟一珍贵史料，是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绘图文字，它象征着拥有此壶的贵族妇人系玄鸟图腾的简狄的后裔是很显明的。[21]
人类当然不能够吞鸟卵而怀孕，对于王充等人的疑问，其实可以在古代“高禖”祭祀中得到合理的阐释。闻一多先生曾接受郑玄之说，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有高禖的祭祀，高禖就是生育之神，各国各代所祭祀的就是自己的女祖先。夏人高禖为先妣女祸，殷人高禖为先妣娀简狄，周人为姜嫄，楚人为高唐神女。“各民族所祀的高禖全是民族的先妣。”[22]这是对于古代“卵生”说的正确理解。
高禖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祭祀礼仪，于每年春季在郊外进行，祠以太牢的重礼。据《礼记》和《吕氏春秋》记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高禖的祭祀仍在实行，而其起源，郑玄和毛公认为就源于简狄的吞玄鸟遗卵而生契。《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说：“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郑玄注说：“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诗经·商颂·玄鸟》毛公传说：“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
生育是上古居民极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因此以祈求生育为目的的“高禖”也就成为一年中十分重要的一次大祭祀。高禖祭祀的形式被当作典范继承下来，为了突出简狄的首创，此后“玄鸟”即作为部族的标志为契及其后人所接受。
现代学者在解释古代民族的文化时，往往使用“图腾”的术语。所谓“图腾”，就是相信自己所在的这一社会群体与某一物种(通常为动物)之间存在独特的超自然的关系。就殷商的情况来说，如果承认殷商有“鸟图腾”信仰，那也是后来的事。《诗经·商颂》传为西周宋戴公时大夫正考甫所得，从那时起它成了一种“超自然”的信仰，而在最初时期，它恰是建立在物候知识基础上的完全遵循自然规律的制度。“玄鸟生商”固然可以解释为一种“鸟图腾”信仰，但是，笔者特别想指出的是，“鸟图腾”并非单纯的信仰，也并非“玄鸟生商”的最后阐释。在殷商“鸟图腾”信仰背后，其实蕴含着有关殷商民族繁衍生存的清晰理性。
玄鸟即燕，现代学名为家燕，古代又称
。《说文》：“□，玄鸟也。齐鲁谓之□，取其鸣自呼，象形也。”“燕，玄鸟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尔雅·释鸟》：“燕燕，鳦。”毛公《诗经·商颂·玄鸟》传：“玄鸟，鳦也。”杜预《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集解：“玄鸟，燕也。”可知玄鸟即燕，又称为□，重言之为□，为齐鲁方言。□音轧，于音取其自鸣，于字则为象形，后俗又加鸟旁则别写作鳦。燕□之□与甲乙之乙音异字异，但因字形相近，自来多与甲乙之乙通用。如《大戴礼记·夏小正》“燕，乙也”，司马贞《史记·殷本纪》索隐述赞“简狄吞乙，是为殷祖”，即是此种情况。孔颖达《春秋左传》昭十七年“玄鸟，燕也”疏：“或单呼为燕，或重名燕燕，异方语也”，似玄鸟称燕亦为某地区方言，与齐人称
相同。燕与
同为玄鸟，又同为象形字，李玄伯解释说：“其形则□像侧看之形，燕像正看之形”，[23]其说可取。是否建立有较为严密的天文历法，这是衡量古代农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历法实出多元，其依据不外乎天象和物候两大类。《左传》昭二十九年：“蔡墨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国语·郑语》：“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名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胤征》：“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黎为火正，火为火星，《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行火政之政即夏小正之正、正月之正，行火政亦即敬授民时之意，可知古代祝融一族、羲和一族都是世代专工测定历法、世代执掌火正之职和天地四时之官的氏族。与此意义相同，《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少暤氏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为历正，玄鸟氏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也是以若干氏族世代执掌颁行历法的官职，通过观测候鸟而测定节候。玄鸟以春分来，秋分去，故以之测定春分秋分。伯赵即伯劳，以夏至鸣，冬至止，故以之测定夏至冬至。青鸟以立春鸣，立夏止，故以之测定立春立夏。丹鸟以立秋来，立冬去，故以之测定立秋立冬。以此四种鸟类命名的氏族均为凤鸟即历正的属官，各掌一事，这种制度与《尚书·尧典》中所说以羲和为掌天地之官，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测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定四时以成岁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上古制定历法是以多种途径互相参照的，在《礼记·月令》中，仲春和仲秋两月，正有“是月也，玄鸟至”及“玄鸟归”的记述，在《大戴礼记·夏小正》中也有“来降燕”和“陟玄鸟”的记述。就以鸟为图腾的少暤族和殷商族来说，通过鸟类测定历法可能是其最主要的途径。
玄鸟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候鸟，在众多的鸟类中极为独特。《礼记·月令》中记载二月，有一系列物候的记述，如说始雷、始电、蛰虫始动等，但是惟一可以确定在某一日的物候，只有玄鸟飞至的“至之日”。据中国科学院地理所1963年至1984年的观测结果，家燕于每年3月10日至31日始见于江淮一线，4月1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北京、石家庄一线，4月3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长春、哈尔滨一线，每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绝见。据此而言，按平均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是以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始见于江淮一线。按最上限的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可于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24]然而考虑到古代气候温度高于现代，平均高出2至3摄氏度的情况，则古代的家燕按平均数值正可于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按最上限数值则能够达到北京、石家庄一线。竺可桢先生曾经指出：“《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暤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25]殷商的做法与此正同。春秋时期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26]（《左传·僖公23年》）（昭公元年作“其生不殖”）的信念，认为春分日为男女媾精怀孕的最佳日期。《逸周书·时训解》说：“玄鸟不至，妇人不娠。”《周礼·地官·媒氏》记载说：“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会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正是商人遗留的信念。由此反观先商历史，对于殷商的文化和文明状况，其实尚可以有进一步的估量。
第二，从时间角度来看，由王亥与“玄鸟生商”事实的被肯定，可以证实有关先商的记述确有极早的来历。
商的始祖名契，在进入中原以前，从契到成汤共有十四代先公。商朝自成汤建国至商亡约在五百年至六百年之间，其中自盘庚迁殷以后的晚商期，据《竹书纪年》为二百七十三年。自汤建国至盘庚迁殷的早商期至少也有二百五十年左右。自契至汤建国之前的先商期，年代推算比较渺茫（此处采用邹衡先生的意见，将整个殷商文化划分成为三个时期，即先商期、早商期和晚商期）。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朝自禹至桀共四百七十一年，从契到成汤的年代可能要与夏朝同时。也就是说，由于王亥与“玄鸟生商”史事的被认定，中国古代可以肯定的信史的最早断限一下子就可以上推到了夏初。在那个时候，发生了“玄鸟生商”的真实故事。由《山海经》、《易经》所记载及考古资料在证实的这段史事，实可称为中国古代信史的第一页。
第三，从地域角度看，由与先商有关的有易、有娀、河伯、子姓燕国、北伯、子姓孤竹国、箕子朝鲜、肃慎、长、发等众多方国的存在可知商代北方必有一段文明繁盛的历史。
王国维、顾颉刚的研究证明了先商在王亥时期确曾在北方的易水流域活动。丁山先生也曾指出：“商代的史前时代，忽然巨野泽，忽然易水，忽然繁渊，忽然又回到易水。”又说：“以殷商后期的政治论，其文化中心在殷虚；以建筑遗址与陵墓规模论，殷虚文化的中心又在小屯与侯家庄。侯家庄在今洹水北岸，小屯在其南岸，使以河流为主，殷虚文化也可名之为洹水文化了。”[17]在先商以及商代都邑所谓“前八后五”的屡次迁徙中，大多数都邑都分布在今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地区，其中有一些重要的都邑还分布在今河北省的中部，远离黄河。这一情况和先商王亥时期的史事是相符合的，由此可知夏商之际北方地区的文明状况或许比以往的理解要高。
在商族的起源问题上，无论主张西方说(陕西、山西)、东方说(河南、山东)、东北说(辽宁、河北)或江浙说的学者，都不能回避王亥曾经居于河北易水的事实。商人是一个有频繁徙居特点的民族，有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之说，而关于商人历次徙居的地点，在学术界历来争议最大。但是以王亥所居为有易、以有易为今河北易水流域，却是其中绝少几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之一。由于王亥及其弟王恒、其子上甲微三世曾活动于今河北易水流域的史实已确切无疑，迄为定论，这就为进一步探讨夏商至周初北方有易、河伯、北伯、子姓燕国、子姓孤竹国、箕子朝鲜、肃慎以及长、发二方国的历史状况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支点。
商人的第七代先公王亥曾经在有易部落中活动，见于《竹书纪年》、《易经》和《楚辞·天问》等书。商人的女始祖简狄为有娀氏女，这个有娀部落应该就是有易。简狄的名字中“简”是其名，“狄”是其姓，也就是其所在部落之名。娀即戎，戎与狄、翟义同，所以有娀也可称为有狄，《楚辞·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有娀即写作有狄。狄、易二字古代音同可以互通。《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以及《管子·小称》、《韩非子·二柄》、《韩非子·难一》中所载齐桓公大夫易牙，《大戴礼记·保傅》、《法言·问神》、《论衡·谴告》记作狄牙。《说文》中逖字或体作逷，惕字或体作悐，均以狄、易互通。简狄之狄，《史记·殷本纪》及《楚辞·天问》作狄，司马贞索隐及《路史》注作易。索隐说：“旧本作易，易狄音同。又作逷，吐历反。”颜师古也作逷。《稷契考》又作逖，《淮南子·坠形训》又作翟。数事都可证明简狄母家的有娀正是王亥后来活动的有易。有娀的地望，据《淮南子·坠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又说：“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可知不周山在北方，且与幽都为近。
有易是契的母族，在当时应当是一个显赫的大部落，但是到上甲微以后，有易这个名字就不再被提起，其原因可能就是上甲微联合河伯对它的讨伐。《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这件事的经过，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在《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和《旅》上九爻辞以及《楚辞·天问》中，也都记述了王亥被有易所杀、上甲微为其复仇的故事。一般认为王亥被有易所杀的原因，是他行淫享乐，但是实际情况恐非这样简单。有易就是有娀，是契的母族，王亥之于有易是外孙辈。他“宾于有易”、“托于有易”，可能就是前去投奔他的外亲、诸舅。他淫于有易，可能又是商代先公自契以后原来就有与有易之女世代通婚的传统。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王亥之所以被杀，可能不在于他淫于有易之女，而是他违背了两氏族间的某些特殊的规定。
上甲微复仇时，借助了河伯的力量。河伯为氏族名，应是由于这个氏族居住在河水左近并且擅长于行船或者治河而得名。《穆天子传》中所说“河宗氏”，集宁出土高句丽《好大王碑》中所说“母河伯女郎”，都应当是此一氏族。但河伯之“河”所指并非黄河，而是滹沱河。古黄河入海处已不可考，《礼记·礼器》中说：“晋人有事于河，先事恶池。”恶池即滹沱，祭祀黄河时先要祭祀滹沱河，说明古代的滹沱河与古代的黄河可能是相连接的，滹沱河可能即古黄河故道，古黄河经由滹沱河由河北北部入海。从字音上看，滹沱急读即河。由战国时河伯娶妇的故事看，当时祭祀河伯之处仍在漳水岸边，称为祭陌、紫陌。《水经注》浊漳水过邺县西，“又北径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太平寰宇记》相州邺县条也说：“浊漳水在县东北，有永乐浦。浦西五里，俗谓紫陌河，此即俗巫为河伯娶妇处。”古代黄河经由滹沱水道入海，漳河起初由商河入海，后也改道滹沱。可知古代河伯氏族所居之河与滹沱河、漳河、商河均有关联。丁山又引证甲骨文的资料说明上甲微与河伯的史事说，《佚》八六八有“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于河”，“即于河”即祭王亥、上甲于河，可证上甲微假师河伯之说确传自商人。而河水及河伯所在的位置是在滹沱河、漳河流域，正与有易相距不远。
上甲微借助河伯的力量杀死有易之君，但是有易部族还有遗存，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他们应该是迁移了，迁移之后又重新建国，但是可能更改了部族名称。《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戲，戲生摇民。”其中“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一句，甚可玩味。王念孙谓“河”下当增一“伯”字，河即河伯。郭璞注曰：“言有易本与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贤王，假师以义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灭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潜化而出，化为摇民国。”所说有易本与河伯友善可能是事实。而有易在河伯的帮助下迁移，最可能的就是借助了河伯部族的行船技术。
《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述的西周姬姓燕国，秦汉以来文献均作写“燕”，西周初青铜器铭文则作“匽”，战国时又加邑旁作“郾”。于是遂有学者认为“匽”当是“燕”的本义，其实“匽”仅为“燕”的假借字，方濬益《匽侯鼎》释文引潘祖荫（伯寅）说“此匽当为燕之假借字”，[27]是对的。甲骨文“□贞”和金文“亚□”中的“□”字，《西清古鉴》释作虔，孙诒让《名原》释作□，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释作□，《海外中国铜器图录》释作□，罗振玉《殷墟书契》释作疑，吴大澂《愙斋集古录》释作燕。邹衡[28]、葛英会[29]也释作燕，是对的。“□贞”和“亚□”中的“□”字应是“燕”字。从字形上说，“□”是一个完全的象形字，是“燕”字的初形。《说文》燕部：“燕，玄鸟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卜辞中有作为家燕的“燕”字，写作□，正是《说文》所说的家燕的正面飞翔的象形。只是到了作为人名和侯国名的“燕”字时，字形稍有拟人化的修整，在金文中尤其突出一些。但是其与作为家燕的“燕”字同为一字，仍可明显辨认。
西周姬姓燕国的得名，张守节《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则是以为燕国之“燕”得自燕山。但燕山之“燕”又得自何处？则此问题仍有未尽。笔者认为，“燕”之本字为动物之燕的象形，因此燕国之“燕”与燕山之“燕”应是同样都得名于动物之燕。这就与“玄鸟生商”传说有关。《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古代所称燕山在今河北蓟县东南，经玉田、丰润，蜿蜒数百里东至海滨。东晋咸康四年（338年）石虎攻段辽，辽将北平相阳裕率其民数千家入燕山自固，北平郡治所在今河北遵化东。《水经注》庚水：“庚水出右北平徐无县北塞中……庚水径燕山下。”庚水也在今遵化东，所说徐无县北塞即卢龙塞。《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五代志》：“北平无终县有燕山。”秦汉无终在今蓟县，唐五代在今玉田。今青龙河古称玄水，为古濡水（今滦河）支流，玄水和濡水是自燕山山脉中段横穿而过的惟一一条大河，《水经注》濡水：“玄水又西南径孤竹城北西入濡水。”由燕山、玄水之名来看，这里大约就是殷商民族最初的发祥地。沿玄水、濡水出卢龙塞，正是古代沟通燕山南北而使用频繁的一条要道，是燕山南北的中枢。在“玄鸟生商”的传说中，各书记载都提到有一条河水。《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说“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太平御览》引《尚书·中候》说：“玄鸟翔水，遗卵于流。”所说的玄丘水应当就是玄水了。
《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大夫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中记载燕国史事不多，“燕亳”之称仅此一见，历来学者的解释因为不能肯定燕国与“亳”的关联而多以“燕”、“亳”为二地。罗泌《路史·国名纪》说：“燕，召公初封，春秋之燕亳。”他以《左传》中的燕亳为周初的燕国，是十分正确的，不过还应进一步说明，周初的燕国实即商代的燕国。“亳”这一称谓是商人所特有的，其意为京都之京，在字形上亳与京、高（郭）也都相似。商汤时有三亳、四亳之说，亳均指都邑。丁山先生指出：“凡是殷商民族居留过的地方，总要留下一个亳名，可见亳字最初涵义应是共名，非别名也。”“《春秋左传》所见的薄、博或蒲的地名，所在皆是，虽不尽是成汤故居，我认为至少是成汤子孙殷商民族所留下来‘亳社’的遗迹。”[17]这个解释应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的。燕亳为一地，在考古资料中也已得到明确印证。陈梦家释《美铜器集录》著录传世《陈璋壶》铭文，“隹王五年……陈璋内伐匽亳邦之获”，考订为齐宣王五年（前314）齐田章伐燕所获的燕器，铭文为后来所加，其中“匽亳邦”亦即燕亳[30]。邹衡先生又指出在《录遗》六十五母癸组器中，有“亚□□亳作母癸”的铭文，说：“铭中有一□
字，与甲骨文□字很相似，后者释亳，前者亦当为亳之繁体。”“此字不是人名，应属上读，这样便成为‘燕亳’二字，或者竟是国（都）名了。”[28]陈梦家并且列举了九条史料，说明燕地与殷商的关系颇为密切，以印证燕亳为商人在燕地之亳。九条史料为：1．《左传》昭公九年称“燕亳”。2．周初邶、鄘、卫之邶在涞水县。3．箕子封朝鲜。4．古本《竹书纪年》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5．有易之易即狄即翟即代，春秋时在齐北燕境。6．《路史·国名纪》引《续志》称鲜虞即中山为子姓。7．孤竹国墨胎氏即目夷氏，为子姓。8．《博物志》记徐偃王卵生、孤独母有犬救之故事，徐可能为与易水相近之徐水，偃与燕有关，孤独与孤竹是一，犬与翟犬有关。卵生故事为商族秦族及满族所共有。9．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山戎亦为子姓，由《尚书·康诰》“殪戎殷”、《国语·周语》“戎商必克”、《逸周书·商誓篇》“肆伐殷戎”、《世俘篇》“谒戎殷于牧野”可知周人称殷商为戎，而商人也自称其女祖先为有娀氏。[30]邹衡先生也认为
即燕，由玄鸟即家燕而得名，燕之称燕早在召公奭元子受封以前，至少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存在了。[28]燕亳的所在地，陈梦家认为春秋时的燕亳当指易水流域的燕下都，邹衡认为更可能是琉璃河商周古城。丁山认为燕亳应在濡水支流蒲水的源头蒲阳山附近（今河北完县北），并且认为燕亳就是商民族创始中的第一座都城。[17]这些思路无疑都是十分卓越的。
据此可知，北方商周之际实际上是有二个燕国的存在：一为商人的子姓燕国，字写作□；一为西周的姬姓燕国，字写作匽。由燕山和玄水也得名于家燕，可以推测商族的起源地就应在古代燕山和玄水一带。而商代的燕国也得名于家燕，说明它在商代各宗族与支族中，应该就是嫡系所在的一个方国，也是商人最早建立的一个方国，从时间上说，它应该是与商族的起源同时的。后来商朝的都城南迁，燕国仍然是子姓宗族所居住的中心地带。《逸周书·作雒》说商灭亡时，“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王子禄父就是商纣王之子武庚，他在商亡时向北逃奔，说明商代在北方有比在东方、南方更为强大的基础。王国维先生曾经指出：“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31]（P885）又说：“商句兵三，凡纪祖名八，父名六，兄名六。三器之文，蝉嫣相承，盖一时所铸。其器出易州，当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皆用殷制。盖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32]（P884）还说：“嘉兴沈乙庵先生语余：‘箕子之封朝鲜，事非绝无渊源。颇疑商人于古营州之城，夙有根据，故周人因而封之。’此说虽未能证实，然读史者不可无此达识也。”[32]（P884）
据此，殷商民族起源于燕地，时间约当虞夏之际，中间经过甲骨二期、商代青铜器早期，也就是祖庚祖甲时期的燕国，一直持续到商代末年，与召公奭新封的姬燕相衔接，积年相加大约已有九百六十余年之久。这是有待于考古学的进一步证明的。
此外，北方的方国尚有北伯、子姓孤竹国、箕子朝鲜、肃慎以及长、发二方国，学者多有论及，也都是可以作进一步讨论的。[33]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顾颉刚先生早年对于西周封燕一事，颇表怀疑。1930年，傅斯年提出：“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认为：“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关。郾城本括郾城、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史书许冲居召陵万岁里，则郾、召为一地，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34]
1940年，顾颉刚写了《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补充傅斯年之说，据《尔雅·释地》“燕之昭余祁”、《山海经》中的管涔山即《淮南子》中的燕京山、《后汉书·西羌传》载季历伐燕京之戎三事均在今山西境内，认为：“合此数事观之，泽以燕名，山以燕名，戎以燕名，是则太岳之北、管涔之南、汾水上游曾一度为燕之领土可知也。”提出燕国初封在今河南郾城，始迁至今山西境内，再迁至河北境。[35]嗣后，童书业、齐思和先生也都有专门的论述，认为燕国迁蓟丘为春秋后百余年之事。[36]而到1964年，顾颉刚先生重新审视商末周初北方环境，很有一番积极的描述，说：“我从1960年冬起，为了翻译《尚书·大诰》而连带研究周公东征后北方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因此从《逸周书》中知道武庚反周失败后北奔，从《史记》中知道殷后有‘北殷氏’，从《左传》中知道周初燕和肃慎之间有殷人的‘亳’，从《吕行壶铭》中知道周康王曾遣伯懋父北征，从《陈璋壶铭》中知道亳邦后属于燕，从《国语》和《书序》中知道周王朝对于肃慎的极意拉拢，又把《史记》在载的燕王卢绾受了汉高祖的怀疑而亡至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这一史实比较武庚这事，于是作出一假设：周武王封武庚于邶已在殷畿北部，当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逃奔到周人统治力所不及的地方燕之北、肃慎之南的一个地方，另建亳都，国号北殷，地点约在今的辽西一带。这个新国，周人是不愿它存在的，所以特别对肃慎表示好意（这时的肃慎住辽东半岛，与齐隔海相邻，见司马相如文）；延至康王时，伯懋父北征，联合了燕和肃慎夹攻北殷，北殷灭后加封给燕，所以燕的北境在西周初期已发展到东北。可是北殷虽亡，殷人随武庚北移的很多，他们继续留居东北，成为东北的土著，在东北各族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37]绎其文意，似已肯定周初“加封”燕国之事。
第四，它证明了在《山海经》、《周易》二书中确实保留着上古时期的真实史料。
《山海经》一书，《史记》、《汉书》均有论及，《汉志》著录在数术略形法家类中。刘歆解释“形法家”之义说：“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则是介于地理与卜筮之间。刘歆称其为“博物”之书，《隋书·经籍志》归类为地理记，其后学者或称之为“古今语怪之祖”（胡应麟）、或称之为“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称之为“古之巫书”（鲁迅）。今人多以为神话书，或列在小说家。
《山海经》旧题夏禹及伯益（又作伯翳）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三篇，不著作者姓名。刘秀（刘歆）《上山海经表》说：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何焯校为盖）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郝懿行著《山海经笺疏叙》，援引《周官》、《左传》二书，确信其事，说：“因知《五臧山经》五篇，主于纪道里、说山川，真为禹书无疑矣。……亦知此语必皆为后人所羼矣。然以此类致疑本经，则非也。”而怀疑此书的学者，则多指出书中多有后人羼杂的内容。如胡应麟《山海经考证》说：“案《经》称‘夏后启’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由其延续夏商周三代，断定为战国人杂录。与此种意见相反，则有啖助的“口传”及“祖师之目”说。啖助《春秋集传纂例》说：“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
笔者认为，“口传”及“祖师之目”说是较为合理的解释。《尚书》是虞、夏、商、周四代典籍的汇编，《山海经》可能也存在世官世畴所汇编的内容。借用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的话，“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38]（P3）由于王亥故事的被证实，《山海经》中夏商之际的若干内容已经可以断言是真实的。《易经》和《山海经》都可以肯定是历年久远的古史，《山海经》的年代较《周易》尤其久远。刘歆说《山海经》“出于唐虞之际”，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山海经》古有图，历代学者多已论及。陶渊明诗：“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郭璞著《山海经图赞》二卷，已佚。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说：“古之为书，有图有说，《周官》地图，各有掌故。”胡应麟《四部正讹》所说更为详尽：“《经》载‘叔均方耕’、‘讙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近世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意应尔。及读王伯厚（王应麟）《王会补传》引朱子曰：‘《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曰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余意顿尔释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则得其实”。现在得知《大荒东经》中“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一段记述是与卜辞中的“王□”对应着的。由卜辞“王□”进而确认了《诗经·商颂》“玄鸟生商”的记述，而“玄鸟生商”的背后又是先商的物候与历法知识以及生育原则。目前所发现古代最早的汉字是晚商的甲骨文，汉字的发明应当更早于此，不过古代先民在记录和传达重要事件时，为便于记录和保存，可能会使用图象。金文中的一些文字，既是“合文”，又是“徽号”。卜辞“王□”既是文字，也是图象。先商时的人们是将物候、历法及生育原则凝缩地表达在这个图象中了。古代先民用以记录和表达他们思想的方法可能与后世是不一样的，可以推测“图象”是他们记录和表达思想的一种有效方法。这其实就是一种语言，一种话语系统。《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王问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王□”的图象，在《山海经》使用文字记述时，就可以是鸟首。《山海经》中的人物形象，多有所谓鸟首、鸟身者。其中又有许多关于“动作”的记载，看来像是在描述一幅图画而使其“定格”。这些记载除上述之外，还有“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方浴日”、“方浴月”等许多。“方”字意为“正在”，所表述的是极短的片刻，《山海经》的作者似是在将这极短的片刻永恒地凝固住，其用意极可玩味。另外一些记载虽没有“方”字，但仍是其意，如说“欧（呕）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呕）丝”，都是固定的图象。其形象当然可以总括之为该氏族的“图腾”，但是在所谓“图腾”背后，尚隐含着重要的史实，其中多与该氏族所分掌的职守有关，特别是多与当时的天文、地理、纺织等技术性职业有关。
由此可以得知，是先有一些重要的史事，然后才有“图象”的记录和表达，以及对这些“图象”的离奇说明。春秋以后，孔子、屈原、司马迁对“古有此学”的“图象”已不能解释，因而视为怪异，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39]（《史记·大宛列传》）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像“玄鸟生商”这样的记述，对于已经不能解释的人看说，即使想要作伪也是作不出来的。当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有“神话之历史化”、[40]（P349）“纯神话变成历史故事”[41]（P5）之说。就先商王亥的史事而言，这个过程恰恰相反，不是“神话历史化”，而是“历史神话化”（关于《山海经》“历史神话化”，最近的研究有胡远鹏《〈山海经〉：从神话回归历史》，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九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主张“神话历史化”的结果，可能会埋没《易经》、《山海经》等书中的大量史实。
总之，在《古史辨》第三册的自序中，顾颉刚先生曾说明“其编纂的次序，以性质属于破坏的居前，属于建设的居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在《古史辨》第三册为上编的第一篇，应当是“性质属于破坏”的。但是，顾颉刚先生又说：“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42]（顾颉刚先生序P19）《〈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无疑可以说是这种“一事的两面”的最佳典型了。笔者认为，此文是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研究之一，这应当是不违背顾颉刚先生的研究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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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明：本文中有若干难以输入的字，暂时空出，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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