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17日，武汉大学珞珈山庄）

郭齐勇

尊敬的张世英教授、庞朴教授、陈俊民教授、陈来教授、刘纲纪教授：

尊敬的校领导----吴副校长与张副校长：

尊敬的各位师长、同行、朋友：

大家早上好！受教育部委托，由教育部人事司和高教司分别发文，由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学科点与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高级研讨班今天开幕了。我们热忱地欢迎前面介绍的专家及许苏民教授、洪汉鼎教授及来自海峡彼岸的龚鹏程教授、李明辉教授、林镇国教授、丁原植教授、欧崇敬教授来作演讲，欢迎全国各地各高校的中青年教师到珞珈山麓来切磋学问。我谨代表敝校人文学院、哲学系，代表我们这个学科点的前辈师长萧萐父教授、唐明邦教授、李德永教授向远道而来的各位致意致谢。

所谓“传统”不是“过去”，不是死的。“传统”是活着的、流动的、变化着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传统”亦包含着看似陈旧、死亡，却仍有生命力，仍需我们发掘并进行创造性对话和转化的因素。“传统”仍然有稳定的成分，在知识精英或社会大众的心理、致思、行为、价值方式上仍有深深的积淀。一定种族、族群、族类的某些价值意识有着超越时空的意义。

今天我们说的“中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或“传统中国哲学”等概念，包括“哲学”本身在内，都不能不打上西学东渐三百年来的烙印，不能不是百年来的学人以西方古希腊、特别是近代哲学的视域观照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过去的哲学的诸种新的认知、抽绎或诠释的整合。毋宁说，是近三百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综合与积累。这里面当然包含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传统。我们现在的话语方式、解读方式，基本上是融合了西方近现代哲学与近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传统的新方式或新框架。因为我们的哲学训练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或苏俄式的。当然，“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均不只有一个传统，而有着多种传统。

在一定意义上，“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二级学科，这种设置或划分是有问题与毛病的。因为这三者已经在融合的过程中了，难分难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过，这种划分，作为研究领域或对象来说，也有其合理性，所谓“术业有专攻”是也。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视野与方法去研究，去解读，去阐释这些对象或领域。

“民族的”或“民族性”，一如“传统”一词一样，也有“时间”、“空间”向度的问题。“中华民族”的概念十分复杂，“中华民族的哲学”或“中国哲学”或“哲学的中国性”问题，都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相对地把三千年来不断地吸收、消化、积累了域内外不同民族、族群哲学智慧、精神形态之精华的华夏族群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佛学和宋元明理学的思想传统，视为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从典章制度、文化建构上看，从历史上社会精英的精神取向、精神归属感及对社会下层的渗透力等方面看，儒、释、道和宋明理学仍不失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的内容，即包含着华夏族群特质的宇宙观念、信仰体系、社会理想、人生体验、生死态度、精神境界、思考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追求等等。这里有区别于其它族群的精神形态的本质特性。这些因素在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作为思想文化的土壤，在底层起着重大的作用。尽管我们今天的生存样态、思维方法、精神价值的意义世界与清代、近代以前的人，甚至与我们的祖父母、父母等前辈人有许多区别，但我们仍不难发现其中的连续性、继承性、稳定性。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的现代世界的种种弊端，面对我们人类、族群的生存危机，我们更加领悟到“中国的智慧”的魅力。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日益增多的麻烦和困扰；我们不能不承认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城市化、“现代化”、“现代性”、“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像双刃剑一样给人类、族群造成的多面的至少是两面的影响。人与终极的他者、自然的他者、社会的他者之间，人与天、地、人、物、我之间，地域、国家、种族、族群、宗教、语言、文明、价值系统、性别之间，处于冲突、紧张、割裂、肢解、异化的处境之中。

这是一个新的契机。重新反省和体认中国儒、释、道与宋明理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仍有不少宝藏可以贡献给人类社会。

首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我们华夏民族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与“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济。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即是此意。《周易》的感通的智慧，孔孟“仁学”设身处地的“推恩”、“推己及人”的方式，老庄道家的自然和谐之道，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发掘、发展与创造性地加以转化。

其次是与以上的宇宙观相联系的宽容、平和的心态，有弹性的、动态统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论，以及相互的妥协，彼此的理解与沟通。“9.11”事件过去一年多了，我们的反思与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立场恰恰不同，也与报复主义的冤冤相报的方式不同。在我们的文化源头上，有和谐、和平、协和万邦、怀柔、共处、包容的传统，有儒家的“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诚、恕之道和中庸平衡、彼此包涵的方略，有道家的“齐物”和佛家的“双遣对破”的方式，消解心灵的偏执、执著与不安。

再次，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中国哲学的源头上，中华民族与中国哲学几千年的发展中，有一种一以贯之的自强不息、创进不止的精神，能适应当今世界的时势而加以创造性的回应。穷变通久，日新其德。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维天之命，於穆不巳”，“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等等，逝者如斯，与时俱进，这种改革、创造、创新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

第四，中国哲学的境界的追求，把自然宇宙、道德世界与艺术天地整合起来，把充实的生命与空灵的意境结合起来，把儒的真性、道的飘逸与禅的机趣结合起来，有一些“德配天地”的，即与天地精神相匹配的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这些价值理念既可以安身立命，亦可以使我们华夏民族与文化可大可久，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人类进步、和平、发展的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

考察中国哲学的生存论智慧，有空间的向度与时间的向度。就空间的诸向度而论，中国哲学有关人与终极性的天、天命、天道，人与自然天地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自然生态环境，人与社会、社群、他人，人与内在的自我、内在的心性情才之间的论说，极为丰瞻，极有智慧。就时间的向度而言，中国哲学特重时间的序列，与时迁移，变化日新，又特讲悠久无疆，恒久持续，不仅重当下，尤重未来，重子孙万代的生存与发展。上述空间诸向度又与时间向度交织。

以上诸端，都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智慧，是世界级的智慧，是今天的世界亟需的精神瑰宝，仍需要我们大力弘扬，并适时加以变革，“推故而别致其新”。今天，人类的生存处境与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的辩证统合，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哲学在中西哲学互动整合的持续发展中，新的趋势将是进一步世界化与现代化，把特殊的地方性的知识、信仰与文化，把地域性的文明所内蕴的普世性的价值发挥出来，贡献给人类与世界。

中国哲学发展的新契机、新趋势还反映在出土文献方面。在20世纪初，王静安先生就说过，地下文献资料与地面文献资料的结合，使中国古史研究有别开生面的拓展。王静安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今天得到新的阐释，先秦哲学思想史面临新的挑战。

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大量简帛佚籍，尤其是楚地简帛佚籍的问世，亦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出土文献的大量涌出，极大丰富了我们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原始资料，使我们这一学科的发展有了新的生机。随着学界对信阳、武威、望山、临沂银雀山、定州、长沙马王堆、云梦睡虎地、阜阳双古堆、江陵张家山、荆门包山与郭店等地发掘的简帛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的整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的六经、诸子之学，战国至两汉的思想与社会史之研究，将会更加丰瞻。我们愿下苦功夫对勘比较地上的与地下的文献，重释哲学思想史。

就中国哲学学科建设来说，在方法论上，我们要破除传统与现代对峙、割裂的思想方法，看到彼此的接纳与互动。此外，我们现在的知识训练和话语系统是西方化与泛西方化的，这对发现与解释中国哲学思想无疑有极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也带来颇多隔碍。我们要寻找新的诠释与评价系统。源于圣经诠释传统的西方经典的诠释有西方的智慧、路径、脉络与方式，中国儒释道墨各家都有自己的诠释传统与体系，我们《诗经》、《楚辞》、《老子》、《五行》、《四书》、《墨子》等等有自己的经——传——记、经——说、经——解的系统。源于中国古代儒、道、墨、释诸家的经---传---记等等的诠释传统中的许多创识、创慧，如开放式的，人本主义的与道德中心的等等，还有待我们在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启发下，进一步发挥、发展。我们要在现代思想的多重维度上，找到解读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的创造的诠释学的多种途径，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开发出新的意义。

在方法学上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日本有的汉学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从社会史或思想史的不同角度来丰富中国文化的各种研究是必要的，但中国精英大传统，典章制度、文献典籍仍是大统，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主要在这里。中国哲学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自己的特殊的东西，但不是没有哲学，这一点要作出深入的研究。

说到语言问题，有的专家说中国哲学有一种反语言学的传统，我看不是。应当说，中国传统上的语言学传统非常丰富，同时又开发出“超语言”的传统，但不是什么“反语言学”。

例如，我国汉字符号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具有象形、形声、指事、会意等特性与功能，而且携带了大量的文化密码，包含着道德、社会、政治、艺术、宗教等丰富的内涵。我国《周易》的卦爻符号系统，与占筮、图形相联系，有象征符号的意义。我国有源远流长的言、象、意之辨，给我们民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总之，面对新时代，回应当代的各种问题，加强地下地上文献的比较研究，加强中国哲学特质的发掘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加强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探讨，是当今的前沿课题。我们对于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经典，需要有自觉自识，需要有深度的理解与沟通，否则谈不上转化，更不要说创造性的转化了。我想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大家讨论的重点。

这次高级研讨班在各位的积极参与下，一定会有所收获。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