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波
一、 走出“中西哲学”关系的误区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正在悄然地发生着从“专门性”研究向“普遍性”研究的转换。也就是说，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已不仅仅是属于特定领域的“专门性”问题，而是蕴含在整个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和“普遍性”问题，是当代中国哲学界思考一切哲学问题的思想前提和理论背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互为关联的事实：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哲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以西方文化与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有鉴于此，当代中国人要想保持自我，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能不去比较研究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文明，特别是彼此的哲学。
这样看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主题与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表面地讨论“中西哲学”知识性的“异同”或“相通”，而是要从根本前提出发探讨与反思“中西哲学”各自的理论性质、思维特点、思想个性及其“长短”；发现与评价“中西哲学”各自的人类性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人类新哲学的理论前提和思想资源。
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根据和标准为前提才能真正地比较研究“中西哲学”？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界，从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可能会以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思想资源来回答这一问题；然而，无论是从何种视角触及这一问题，都应该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主题、目的及其前提性问题有深入的理解和自觉的意识。这不仅是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和方向，也是我们反思以往人们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主题、目的及其方式与方法的根据。
中国哲学界几代学者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成果上都是颇有建树的。然而迄今为止，复古的“中国化”与崇洋的“西方化”这两种“单一性”的思想倾向，一直都在困扰和影响着我们对“中西哲学”进行真正的比较研究。复古的“中国化”与崇洋的“西方化”这两种哲学倾向究竟是在何种背景与何种前提下形成的？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和扭转这种倾向？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亦是关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性质、方向和目的的前提性问题。
复古的“中国化”倾向，实质上是一种否定西方哲学的虚无主义与保守中国哲学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哲学观。拒斥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盲目自信是这种哲学倾向主要的思想前提。在这种哲学观看来，西方哲学的局限性与片面性迫使它退出世界哲学中心，中国哲学取而代之的时代即将到来。这种思想倾向否定西方哲学对人类及其世界哲学特有的意义和价值的虚妄态度，不仅消解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也不可能真正发现和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性质、个性特征及其对人类与世界哲学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能切实地生成和保有中国哲学独立的自我。这种思想倾向主要存在于“港台”“新儒家”的观点中，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学界也有所传播、有所影响。
与复古的“中国化”倾向相比，崇洋的“西方化”倾向之影响与危害更为广泛和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在“港台”的“新生带”学者中普遍存在，“言必称西方”亦成为中国大陆学界的“主流话语”。这种“西方化”的倾向，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哲学观。盲目崇拜西方的文明、文化以至于哲学，对中国的文明、文化及其哲学丧失自信心，是这种哲学观的根本前提。在这种哲学观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以西方哲学的概念、逻辑、观点和理论为标准来比较中国哲学的范畴、思路、学说和思想。这种观念和方式使得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诸如西方哲学所具有的内容中国哲学有没有；中国哲学有哪些范畴和思想能与西方哲学相对应等问题上。从本质上看，这种研究思路的主题和目的是追求哲学的“西方化”，或者说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尺度与标准来认识、理解中国哲学，并且把中国哲学“融合”到西方哲学中去。这实际上是在“中西哲学”没有平等地位，甚至是在置中国哲学于丧失独立性的前提下来比较“中西哲学”的，是没有发生“比较”的单一“西方哲学”的研究。这种事实上是在消解“比较”的思路和方法，不但远离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真实主题，不能达到进行比较研究的真正目的；而且势必导致以西方哲学“吃掉”中国哲学的后果。如此“比较研究”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法是应该质疑和反思的。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是中国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自我，寻求生存与发展新理念的哲学追寻。要想真正地认识和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哲学，就应该真诚与谦恭地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哲学传统，正视自己的哲学与他人的哲学所具有的性质、特征与“长短”。
这是我们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应有的理论态度和思想品格。然而，“复古”与“崇洋”的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足以令我们担心和忧虑。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观念扭转这种倾向，其后果不仅是中国哲学没有希望，而且中国也是没有希望的。为此，我们应该反思“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从哲学观上解决思维方式与价值倾向的根本问题。
二、理解中国哲学的“元问题”
“复古”与“崇洋”之哲学观的虚假性，关键在于其“前提”的不真实。
在哲学研究中，“前提”是生成思想的理论“根据”与“硬核”。“前提”作为思想的根据在形式上是假设的，但这种“假设”作为“理论硬核”，却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前提”的这一性质和特点表明，它虽然是经过人们的思想假设的，但它却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实的；因为“假设”的实质是人们有意识、有批判地对真实性的“选择”。也就是说，真正的前提源于人们主动自觉地对最为可靠的事实的判断与选择。
作为基本的理论观点，“前提”在形式上是抽象的。然而，就像任何真正的理论在内容上都是具体的一样，真正的前提在内容上也必然是具体的。当然，前提的具体性不存在于“逻辑性”的概念体系，而是存在于“前提性”的根本问题中。
前提性问题是一些“原生性”的问题。思考这样的问题，根本的办法是“笨想”。所谓“笨想”，也就是“真想”，即面向事实本身追问真实之理的思想方法。倘若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找到前提性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找到了事实本身的真实之理。其实，这些答案或真实之理的总和，也就是我们比较“中西哲学”之研究的“前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应该深入地思考下述主要的“前提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是在面对何种问题时才开始去比较研究“中西哲学”的？
这是一个蕴涵“命运性前提”的问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西哲学”之比较研究主要是中国人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进行真正意义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在此以前，虽然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彼此的哲学都有过一些了解，但就中国人而言，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始比较彼此的哲学。因为在此以前，中国和西方的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以至于两种哲学，就总体而言是各自独立地存在和发展的。因此，中国人没有对彼此的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和必要。
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人在19世纪中叶开始去比较“中西哲学”的
呢？这并不直接是哲学本身的问题，这其中根本的原因不在哲学里面，而是根源于中国人生存的危机和命运的不幸。那时，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攻击，在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上暴露出致命的弱点，致使中华民族在内外交困中陷入深重的生存危机与不幸命运。正是这种生存与命运的压力，促使中国人去审视中国与西方，在比较中研究西方与自己。
中国人对中国与西方的比较研究，其过程从总体上来说是按照政治、经济、军事之比较，然后是文化之比较，再后是哲学之比较的次序进行的。这一次序表明两个事实：一是“中西哲学”之比较有着特定而深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绝不单纯是哲学研究自身的事情。二是“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从根本上比较中国
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以至于文化的重要层面和基本路径。由此看来，“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一开始就是针对着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性问题的，就是从生存和命运的意义上关怀着中国人的危机与前景的。这种情形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现实性，因为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无论是从过去还是从今天来看，“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直接说来是哲学问题，但不仅仅是哲学的问题，尤其不是一个局限于哲学理论的“知识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何以一定要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
这是一个蕴含“生命性前提”的问题。人如何认识、理解、把握和完善自身的生命，是人类世界全部文化与文明的根本问题。就哲学而言，这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存在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人能创造和生成自身的生命。人类生命的这一本性，是何种人有着何种生命、何种命运的终极根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需要通过哲学去认识和理解人性，以某种特有的方式自觉主动地生活，从而把握自身的生命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样看来，哲学是人类用以安顿自身生命的学问。在这个判断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人与哲学之关系的双重内涵：从人来看哲学我们就会发现，人有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以及何种命运，就需要创造何种哲学；从哲学来看人我们同样也会发现，人们拥有、信奉、创造何种哲学，他们的生活、生命以至于命运就会受到这种哲学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不仅要通过哲学反思生活、生命和命运，而且要反思哲学本身；不仅要反思自己的哲学，而且要反思与自己的生活、生命以及命运密切相关的他人的哲学。这种以人的生活、生命以及命运为核心与主题的哲学反思，其实质是真正地认识自己，深入地理解自己的生存方式及其问题，合理地改变自己的文化心理“成素”及其结构，从而升华自己的文化传统，获得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和掌握命运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力量。
人与哲学关系的这个一般性道理，更为适合于中国人及其哲学。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及命运历来多有危机、多有不幸；因此中国哲学也就以其特有的忧患意识强调“生命精神”，具有关怀生命体悟人生的特质。《易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名言，集中而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这一精神特质。就此而言，中国哲学在其本真的意义上是起于危机、效法天地、修持德性、内圣外王的生命哲学，具有个性特征。
这种哲学为中国人注入了顽强的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但就像任何一种哲学都注定要带有特定的片面性和缺陷一样，中国哲学也存在着过于“内求”、缺少“外展”的弊病。这一缺陷正是中国人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身处困境的精神根源。与此相反，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正是西方哲学的优势所在。这两种哲学内在的反差，构成了比较“中西哲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由此看来，对于中国人和中国哲学来说，所谓“中西哲学”的比较，在其实质上是借鉴西方哲学来反思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批判传统的哲学，创造更为完善的中国哲学。
第三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对“中西哲学”的那些内容进行比较研究？
这是一个体现“传统性前提”的问题。对于哲学来说，人的生命本性以及文化传统是全部哲学的基本根据或主要前提。人的生命本性是哲学永恒的主题，是所有的哲学都要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哲学并不是以同样的面孔和眼光面对人的生命本性；恰恰相反，人们总是通过不同的哲学问题、解释原则、思维方式、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来把握自己的生命本性。这些“个性化”的哲学内容，是构成某一哲学传统最为主要的因素，从而也就形成了各种哲学的基本性质和特点。按照这个道理去感悟和理解“中西哲学”，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把握这两种哲学的性质、特点和“长短”。
西方人“惊异于世界”与中国人“注重于生命”的哲学问题；
西方人为世界秩序立法之“理”与中国人为自己安身立命之“道”的价值取向；
西方人追寻“终极本体”与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原则；
西方人善于逻辑分析与中国人长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
西方人“爱智”与中国人“修心”的哲学理念；
西方人概念明晰与中国人话语隐喻的哲学表达方式。
……
“中西哲学”这六方面不同的性质与特点集中地体现了“中西哲学”各自的传统，是我们应该加以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各种具体内容尽可归结于其中。
当我们对以上内容进行比较研究时，不仅要注意“中西哲学”不同的性质与特点，更要注重这两种哲学由于性质与特点的差异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优长与缺陷，特别是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生命和命运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四个问题：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思维方式比较和研究“中西哲学”？
在这个问题中，隐含着哲学观意义上的“思维性前提”。一般说来，在哲学中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一词，往往体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就某种哲学而言，思维方式是这种哲学在思维上总的特征与模式；另一种是就某种或某些哲学思想、哲学理论的研究而言，思维方式是人们进行特定的哲学研究所选择和具有的思维类型或思维模式。当然，这两种情形是彼此相通的，因为人们总是以某种哲学的思维方式为思想资源和哲学背景去进行哲学研究的。
根据以上情形，我们有可能具体地讨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首先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事实，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已经存在着传统的思维方式了。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注定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在以往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体现为单一、直接地把“中西
哲学”的思维方式作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一种情况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去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另一种情况是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去比较研究“中西哲学”。
以这两种思维方式来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都是应该质疑的。无论是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问题、目的、意义来说，还是从这一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来看，单一、直接地把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当作“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都是不合适的。
具体说来，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是以“西化说”为前提的。这种思维方式中“西式”的解释原则、概念框架、逻辑体系和价值标准，一旦成为“中西哲学
”比较研究的原则、框架、体系和标准，不但无法真正地比较“中西哲学”，反而会导致把中国哲学归结为西方哲学，从而使中国哲学和比较研究都被消解。与此相类似，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是以“中体西用说”和“中国哲学中心说”为前提的。这里且不去讲“体用说”的自相矛盾与保守，“中心说”的一厢情愿与虚妄；着重强调的是单一地把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直接当作“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根本无法理解和借鉴西方哲学，无法真正实现比较研究的初衷与目的。在当今“西方千纪年”占优势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思维方式的保守性并不能使中国哲学保有自己的独立和个性；至于使中国哲学成为“体”与“中心”的想法更是缺乏社会历史与哲学本身之根据的。
我们必须分清楚某种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对某种或某些哲学进行研究的思维方式。在这其中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已经“形成”的，后者是我们所要“选择”的。我们绝不应该以“形成”的代替“选择”的。此外，我们在“选择”思维方式时，还应该改变以往长期影响人们的狭隘的哲学观念，以保证我们在比较“中西哲学”时，不仅要对其予以批判和反思，更要充分地尊重和学习西方哲学及其传统的精华，坚定地保有中国哲学及其传统的独立与个性，并且使之得以完善和升华。
究竟应该怎样选择“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呢？我们认为，应该选择“大哲学”和“类思维”作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
“大哲学”与“类思维”，其要义与实质在于强调“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要大其宏观综合的全貌，大其人类性之精义，放宽思维的视野和意境。“大”与“类”的关键在于面向人与哲学内在关系之真实，批判和超越“中西哲学”“种”的片面性与局限性，生成与选择人类性意义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如此意义的“大哲学”，是既包含又超越“中西哲学”的“人类性哲学”。同样，“类思维”也是既包含又超越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和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人类性思维”。
三、中国哲学的生命与活力
思考“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始终会遇到哲学性“前提”与“归宿”
（意指目的、意义与价值）的相互缠绕。当我们追问与思考“前提”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归宿”可能就是“前提的前提——终极前提”；当我们玄想、假设、憧憬哲学研究的“归宿”时，又不时回过头去，审视和追寻真正的“前提”。这种思想的过程与事实，使得我们不能“知性”地理解“前提”与“归宿”。如果我们在“前提”之外去追寻“归宿”，或者是在与“归宿”无关的情况下去追问“前提”，那么这两种努力都是徒劳无效的，也是无根无意义的。其实，相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这个具体问题来说，“前提”与
“归宿”在其真实性上是互为蕴涵、互为规定、互为内容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东西。这样来理解。是对“前提”之意义的一个补充性的论证与深化。
前提之谓“前提”，归宿之谓“归宿”，这又表明它们有差异的。“前提”关涉的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理论的总和，即“理论硬核”。对于“前提”，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以及“如何”去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与此不同，“归宿”则关涉的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目的、意义与价值的总和，即“理论成果”。对于“归宿”，我们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我们究竟在追寻什么？
“前提”是尚未展开的逻辑起点。在前提中，潜在地蕴涵着逻辑的全过程及其终端。可以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蕴涵着尚未展开的全部逻辑。“归宿”则不同，
它是前提及其全部逻辑展开的方向、目的与结果。可以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归宿”，应是“前提”的逻辑性实现。
“前提”是“先在”、“己在”的事实，或者是当下应该拥有的根据。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前提”是我们应该依凭的真实根据。它们隐藏在纷繁复杂的思想现象背后，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把握。与此不同，“归宿”是“后在”、“未在”的目的、意义与价值，或者是尚未实现的存在。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真正的“归宿”不仅仅是我们所追寻的哲学意境，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与命运本身。它存于现实、复杂的生活关系中，需要我们艰辛、不懈地去追寻和创造。
这样看来，我们反思“前提”的归宿或目的并不在于“前提”本身，而是在于呼唤哲学关怀人的生命与命运。在这个意境上理解与把握“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哲学问题及其真实的意义，才能为中国人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注入生命的活力。这应该成为我们自觉的哲学理念和思想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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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载《恒道》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