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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失落和生态危机


鞠 曦

前 言

  自从罗马俱乐部向人类发出关于生态危机的警告以来,人类的大部分成员都作出了积极的反映。然而,我们发现,从全球的整体利益出发从而解决人类普遍存在的生态问题,仍然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人们已经在其熟悉了的文化氛围中生活,对于自身的满足从而不管危及他人的道德观念在现实中普遍存在,表现出生态恶化的地区性转移在世界上时有发生。政府部门关于生态维护和治理的政策性制定和实施与社会普遍的要求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稳定的发展需要形成相当大的反差。积淀于人们心中的物质需求的增长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作为价值的异化表现出来。使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与持久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因此,反思这种现象的出现,就要求从更加深入的程度上寻求原因。因为,我们发现,之所以生态问题的危机出现和持续,是由于从它的发现到治理都是由人们对宏观的文化现象研究所做出的,对于微观的和微妙的那些心理作用下的人与环境的存在关系虽然是最为具体的,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仅从文化上着手的研究显然不够,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以寻求人类生存的发展趋势,要求从更加本质的方面去研究这一问题,这使得我们不能不从哲学角度入手,去反思造成生态危机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原因。

  我们之所以认为生态危机与其所形成的一系列后果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看到了之所以发生这种问题,表面上是由于文化问题引起——人们生存的文化氛围造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导致的错误行为所形成。然而,真正本质上的方面却不能不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文化氛围的文化基础和结构中去寻求答案,这一反思使我们必然追寻人类为什么要去创造这样的文化基础和结构,而不是其他的基础和结构,这一事实的必然性的基本原因的研究使这一工作回到哲学方面,哲学观念所造成的这一文化现象的必然性使以往的哲学观念成了我们关注的重要之处。

  应当指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首先开始掠夺自然而造成自然的生态破坏的。这源于西方哲学的现代和当代的没落,一方面,哲学只注意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而成为所谓的科学主义,另一方面,只注重人的存在——人的利益而成为所谓的人文主义,这两大哲学思潮实质上都在人类向自然索取能量的基本原则上推波助澜,科学转化为技术使物质转化成人的需要,人文主义关于人是第一存在及其实用主义思潮又使这一倾向得到发展,社会制度和经济机制都在这一原则下运转,使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这与他们的哲学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对西方近现代哲学拒斥哲学本体论进行反思就会发现,西方哲学在本体论中得到的支持是极其微弱的,这一哲学思潮的发展,使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分离成为必然,其结果使人的精神成为实践中的本体。所以西方哲学的物质的科学性和人的精神性的二元分离失去本体的支持是基本原因。但是,如果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独特问题,只归结于他们的哲学是无可非议的,而事实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也相当严峻,所以,反思我们的哲学,也就成为寻求原因以走出生态危机所必须的基础性工作。

一、改造自然还是利用自然?

  在我们的哲学世界观中已经渗入到意识观念中的,以唯物主义的实践出发莫过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而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然”,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已远远地从认识角度进入到方法——改造自然。这源出于对人的能动性的唯物观从根本上排斥了由价值观所导引的能动性所最后达到的目的,从而忽视了人的行为方式的另外一面——服从自然规律的制约最终产生被自然规律所制约的后果。

  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哲学观在生态危机已威胁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的时候,在为其走出危机所制定的法典“环境保护法”所阐释的文献中,仍根深蒂固地左右着人们的思维,请看:“人类能通过劳动、社会性生产活动、使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手段,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环境,使其更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水平、规模和步伐,随着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步而提高。尤其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类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对大自然进行改造。这就使自然环境进入了在人类干预、改造下发展的新阶段”(1)。由此可见,人们到现在为止还认为,“改造自然”是天经地义的,“改造自然”是作为自然界万物之灵的人的必然表现。然而,实践带来的后果,证明这一观念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来源于人的主体能动性由自为的方法改变了自在,而人的生存实在性恰恰是大自然自在的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人的自为已改造了自在以后,那怕仅仅是改造了一部分,人的自在也将受到大自然自在的约束,这就是说,大自然包括着人而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以其固有的自在的规律维系着整体的平衡,而人一旦以自己的行为力图使自身的自在改变(享受更多的更高级的物质水平),那么,自然界的整体平衡将由于失去被人类掠夺的部分而破坏,进而危及人类自身。终于使生态危机做为文化问题上升到人类的日程。南开大学教授辛立洲先生在最近他所写的一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问题在当代之所以被提出,究其根源,源于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把人类与自然双方割裂与对立起来,并且自封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而可以向自然界‘索取,索取,再索取’。这种延续三百余年的人类无限索取的结果,把人类也送到了坟墓的边缘”(2)。显然,人认识自然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那么,改造自然就是妄图改变自然规律。然而,规律就是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在认识了自然自在的规律以后,只是仅仅以自为的方式去适应规律,决不可能改变规律。人的自为的方式之所以破坏了生态平衡,是因为人类在适应了规律的同时,使用物质规律的可转换部分,从自然界索取物质,通过人类自为的机械结构,使物质自在的可转换部分转换为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自为,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能够转换的物质自为越来越多。然而,自然界的物质自在却是一个整体平衡所制约的自在,一旦人类的物质自为超越了物质自在的限度,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就势必遭到破坏,这已被事实所证明。

  这种不正确的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产生于我们哲学中的关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不正确的结论,即认为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的精神面貌与伦理道德水平提高的基础,物质的极大丰富是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社会制度的必然的基础。然而,我们在对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中发现:由于人的物质自为性仅仅表现为对物质自在的时空转移,人类的自为根本不能创造物质,只是在物质自在的时空转移中提取自身所需要的能量,以提高自身的生存水平。目前人类的认识能力进行的物质自为依靠物质自在的决定性,使物质自在适用于自为的那一部分越来越少,物质自为产生的废物又重新被返回自然从而污染环境。人类的物质自为发展的结果,不但物质自为的无限增长成为一种泡影,连现实的这种生存状态能否维持都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已从现实中清醒的看到,关于物质增长与人的精神关系的哲学观念应该进行那些必要的反思从而得到修正。例如:我们的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较之建国的前三十年有了空前的提高,人民的政治民主也有了空前的改善,然而,我们的社会上也出现了西方社会制度出现的“托克维尔效应”。也可能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物质还没有极大满足所造成。但是,看一看世界上富有远见的思想家还在我们进行那场动乱的时候就已给全人类敲响了的警钟,我们是否应从过去的观念中清醒过来,以纠正我们的失误(我们的失误,在错误的哲学观念指导下出现的可谓不少,难道我们应当忘记建国初期对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之批判吗?)。以正确的哲学观念对待物质增长,以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一个长久生存的美好的自然环境。

  在人类普遍受到生态危机的威胁时,西方社会的思想家就十分敏锐地洞察了造成的根源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汤因比说:“人类的物质能力现在已经增长到足以使这个生物圈变成不可居住的地步,如果地球上的人们现在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协作来制止由于人类短视的贪婪而使生物圈遭受的污染和掠夺的话,那么,人类的物质能力事实上就会在可以预见的时期以内,导致这种自杀的结果。另一方面,尽管我们自己不去破坏它,但人类的物质能力也无法保障生物圈永远是可居住的;因为生物圈虽然是限定的,但并不是自足的”(3)。詹奇说:“实质上,全球人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地球这颗行星只能够为我们提供有限的吃、穿、住资源。当我们谈论世界人口或自然与人类的平衡时,实际上我们是在讨论如何摆脱困境。我们发现,不仅性情平和的黑猩猩在关进拥挤的笼子里时会开始相互斗打,相继死亡,人类在人口过多时也会而且已经出现相同的情况。这是些普遍的、急迫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使用老方法,无论是共产主义的还是西方的,来加以妥善解决。必须将人类和其环境看成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一个系统,其中每一部分的变化实际上都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冲击其他部分。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情形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及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之间,是互相依存的,我们人人都是我们兄弟的保护人”(4)。对于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还有多大的可能性,詹奇指出:“就全球的生存来说,已不可能将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西方国家现在享有的标准。认真思考一下美国的统计数字吧,美国人只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却消费着世界资源的百分之四十。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按美国人的标准消费资源,世界资源的消费量将增加七倍。这会立即引起大灾难。由此,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西方国家必须停止经济增长,而且还必须采取许多倒退的步骤,比如降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减少消费,从世界资源中领取更为公平的份额。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结论。这对西方各国政府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而人民更加难以忍受”(5)。

  因此,从物质自在的存在使物质自为有一个极限是不容我们怀疑的。人类的存在之物质生活水平被物质自在所限定从而有一个限定更是一个事实。然而,要想使人类从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观念中自拔,以新的哲学观念从本质上认识人的本质及其对物质的作用从而使人类选择新的方法论,是当务之急。对此,詹奇认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我们一直所走的方向错在哪里,然后才能讨论人类情形的道德问题。显而易见,在许多重要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动机将我们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就对增长的观念来说吧,人们一直认为经济增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这由此引起的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都是好事,都应提倡,对此我们从未提出怀疑,而这正是制造灾难的一贴良方。我们已经到了增长的极限,经济再也无法继续增加多少,地球资源的消耗及开发也不能无限增加。所以,我们当务之急是坐下来重新思考。这时,我们感到我们迫切需要新的价值观念及新的方向。比如,我们不得不自问:竞争及增长的风气是否应该让位于对人类负责的精神?从地球表层挤走最后一寸有用土地和最后一滴净水的争斗是否应该让位于对人类社会、科技、自然四者之间的总体生态平衡给予应有重视的观念”(6)。詹奇的观点的确令人深思,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作为现实中的一切只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发生的生态危机的原因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对物质的需求都不是最基本的原因,原因只能归于引导发生这一事实的哲学。因此,反思哲学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与人的物质需要的观念也许能有助于我们对生态问题的理解。

二、哲学的失落

  对于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强调了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是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然而,对于造成只顾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管其对人的本质作用与否使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却是自然科学自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能转到哲学方面,我们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始自于哲学本体论失落所造成的哲学失落。所以,危机真正原因的哲学反思使我们回到造就自然科学技术的时代。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的哲学精神表现出与自然科学精神的一致性而失去哲学的主导地位,这是问题的根本原因。

  正如辛立洲先生指出的那样:许多研究者在指出了自然与人对立起来并强调人要主宰自然的错误之后,甚至连池田大作、Aurelio Peccei、Alvin Toffier、Tohn Naisbitt这样一些著名的学者们,在其著作中也忽略了对这种错误来源的追究,或者是认为没有什么必要。我们则把这种认识来源列为工作任务之一,因为这一系列类似问题的这种研究,将导致我们发现一种文化发展轨道,有益于指导今天的人类文化建设,提高工作的自觉程度。

  “文艺复兴,被历史学家赞誉为‘世界的发现’ 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两种发现,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解放了中世纪神学对于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扼杀,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对于科学的压制;解放了人的个性使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无限前景,推开了近代科学殿堂的大门使其迅速登殿升堂”(7)。“文艺复兴首先是解放了人,依靠这获得了解放的人从教皇那里夺回来地球、宇宙和万物,便大踏步地向自然进军,进而便企望以所创造的科学统治自然了”(8)。

  西方哲学史向我们表明,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哲学发展,从笛卡尔——培根开始转入了认识论的研究。当时,由于自然科学逐步成熟,伽里略——牛顿力学体系初步建立,培根倡导的自然科学方法以实验、定性和归纳作为认识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之上,机械力学得到飞跃的发展,由于实验带动着技术的发展,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由这时开始,人类便开始显示自己对物质的自为程度,这种物质自为的目的由于适应了人的需要而增加了自为的程度。人类由认识物质是适应物质规律而变成索取物质进而发展为掠夺物质而最终不能自拔。

  古希腊罗马哲学,在呈现存在与思维的哲学研究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抽象为哲学范畴,然而,从其思想深度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哲学已在探讨思维可否正确的认识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的关系。古希腊时期的自然科学[物理学]仅仅作为认识世界的手段,是对实在的物理方式的探讨,因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物理学],正象亚里士多德的落体定律被伽里略用实验所否定那样,只重视理性推论,而不重视通过人所设计的技术程序去验证自己的推论。所以,这一时期的物理学被包括在哲学之内,而“在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才是“第一哲学”,显然,物理学被置于次要的地位。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哲学已在探讨存在的本质性问题,例如:泰勒斯的“水”,德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毕达哥拉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和“奴斯”,恩培多克勒的“四根”,留基伯和德漠克里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伊壁鸠鲁的“原子”等等。这些被抽象出来的范畴,被确定为离开人的意识的独立性,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一大贡献。这种贡献表现为哲学对这些存在的物理学转移而发展出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然而,做为人类认识过程的一种必然,在这种贡献下面却隐含着哲学必然失落的危险。因为,一旦人类能够以自身所创造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去检验存在的时候,自然科学就将做为人的理性之证明取代“第一哲学”,哲学就又能剩下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而且,哲学剩下的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自然科学的思维及其规律,哲学史表明,正是这一原因,导致西方哲学离开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本体论,而转入了认识论的哲学研究。这就是说:把自然科学做为哲学的本体,而真正的本体——宇宙的本质在哲学研究中的失落最终必然导致哲学失落。

  表现于认识论哲学的发端,是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笛卡尔一方面承认物质世界的机械运动,承认物理学规律的确切性,另一方面,又把精神的独立性做为确实的存在,这样,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分离成为以后哲学研究的两种不同的断然分明的观念,所谓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皆有此论而出现。笛卡尔把精神存在做为“第一哲学原理”始终影响着后来的哲学,因为,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和可靠性用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已被确切的证明,自然科学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又推动着精神去享受这些物质利益并促进着精神的独立。这说明,科学在其起源时期,即亚里士多德之前物理学,是作为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一种手段,并不涉及这种手段可能获得的利益,因为,那时的科学远没有转化为技术,自然科学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是以科学转化为技术作为开始的。于是,人类开始以精神的独立和物质世界最终分离,人类的物质存在的基础被精神所取代。因此,我们说与自然界的对立就是在这种二元论哲学的导引下开始的。直至今天,人类的哲学仍然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中纠缠不休,人类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正是这一哲学原因所酿成的悲剧。在生态危机所造成的压力面前,恐怕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持有人应该具有对自然的主宰性的观念,否则,前面提到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去理解世界,从而取代哲学本体不能不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工具,自然科学成为认识的存在而只能被哲学所认识。所以,近现代哲学表现为自然科学的奴仆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对于自然科学的本质的认识,由于哲学方法论被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所限定,到现在为止,哲学无力去完成应该由她完成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本质的认识。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自然科学的本质作出哲学的——本体论哲学所能完成的反思。如果承认自然科学的规律是人的发现,是人用自己的思维(或者精神)对物质规律的发现,那么,怎样才能证明思维的规律与物质规律的同一,却是自然科学自身所不能证明的,而哲学力图完成这一证明,仅仅依靠认识论也不能完成,必须依靠本体的支持,因此哲学只能在发现了产生思维规律的本体与物质规律的本体并确证两者之间的联系之后才能最终完成。

  我们发现,尽管世界上一些知名人士也都在相关的领域研究自然科学的本质,然而,都是基于科学的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现象的认识从而不能最终发现人类所以依赖自然科学的本质性。否认哲学的这一作用在西方社会中所出现的论点屡见不鲜,例如,J.D.贝尔纳说:“科学显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会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决不单单是由于对智力活动的任何估价而产生。科学现在肯定不是直接用于造福人类的。我们有必要去查明,科学实际上被用于什么目的。这项研究属于社会和经济性质而不属于哲学性质”(9)。

  从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西方社会的思想家都是从历史、社会和经济的角度去发现自然科学的作用,而没有从哲学角度作出关于自然科学本质的认识。下面摘录的论述将表明这一点。池田大作说:“近代以后的文明,即所谓科学技术文明或工业文明,是在以为自然是为人类服务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企图通过理性把复杂微妙、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自然现象分割开来,从那里抽出可以按数字处理的事象,发现普遍性的法则。技术则是应用这种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对自然发挥和利用其部分的力量,并通过这种力量来改变和破坏自然,或者制造出自然界中本来不存在的东西”(10)。J.D.贝尔纳说:“今天的科学的渊源和很多特性都恰好来源于物质建设的需要。它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批判式的,其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实验,亦即实际验证。科学的真正积极部分,即科学发现,是不在科学方法本身以内的。科学方法仅仅是为科学发现作准备并确定科学发现的可靠性”(11)。“促使人们去作科学发现的动力和这些发现所依赖的手段,正是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和物质观(12)。“我们还必须期望创造出新的美好的事物,更美好的,更积极的和更和谐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到现在为止,科学还没有触及这些领域。它把科学昌明以前时代的粗糙原望承受下来,而没有试图加以分析和提高,象研究自然界那样去研究人类,去发现社会运动和社会需要的意义和方向,这便是科学的功能。人类的悲剧往往恰恰就在于他成功地达到了自己想像中的目标。科学由于能够向前看并且能够同时理解一个问题的许多方面,理应能够更清楚地判断什么是个人和社会愿望的现实的成分,什么是幻想的成分。科学可以即通过说明某些人类目的的虚假和不可能,又通过满足其他人类的目的而带来力量和人类解放。由于科学变成物质文明的自觉的指导力量,它应该越来越渗透到一切其他文化领域中去”(13)。科学即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的需要(14)。显然,以上的论述乐观地指出了物质需要及其科学对其产生的支持,认为科学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份。作为科学学之父的贝尔纳,在写上面的论述的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没有作为问题暴露出来,他的思维显然受二元论哲学的影响而把科学作为孤立的方式加以研究,忽视了自然科学所能产生的物质作用与自然整体的关系。而这是哲学失落产生的必然现象。奥锐里欧.贝恰说:“人类要想能够从这种致命的障碍中解放自己,综合地评价人类过去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能够作客观的自我剖析,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必须从陶醉于物质革命的状态中清醒过来”(15)。我们发现,在奥锐里欧.贝恰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表述着人类认识的障碍,是属于物质需要。但是,仍然没有从哲学角度发现最终的原因。因此,我们的工作不能也没有必要去批判自然科学对人类物质需要所产生的对大自然破坏的消极作用,限于篇幅,在这里也不能去分析他们的观点正确与否,这里我们要论证的是,产生的一切,——发生的问题和问题的原因的反思,发现人类需要物质的必然和由此怎样去限制人类的物质需要,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而要做到这些,就只有从复兴哲学开始。

三、哲学的复兴

  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困扰使哲学作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以期望哲学能认清种种困扰的来源和提供解决的方法。然而,哲学在当代所表现的困境正是由于其失去了这种力量。由近代哲学的失落所导致当代哲学的困境的原因是一脉相承的,即,本体论的失落造成的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分离是最重要的因素。把生态危机做为一种现象进行哲学反思,那么,将发现诸如科学的哲学问题,人的伦理道德的哲学问题,社会发展的哲学问题等等问题的出现则表明时代呼唤着哲学。笔者认为,时代呼唤着哲学意味着哲学的复兴,而哲学的复兴就是复兴本体论以寻求宇宙存在的本质,从而建立正确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以使人类从自己造成的迷误中走出来。限于本文的主题,本文只能从生态哲学问题上去讨论这一问题。

  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使我们十分明确地知道了人只能依靠自然界存在的能量作为自身能量转换的来源来维持生存。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的能量都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决定着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说,对人的主体而言,自然界对人有意义的是其不可再生的能量,不可再生的实质是再生被时空所限定。因此,自然界生物圈是以能量的时空方式所限定。人类只有理解这个限定的意义——自身的存在被时空所限定的本质性,才能重新确定自身的正确的行为方式。人不能离开地球这一人类所诞生的时空而到另外时空中生存,除非人类的能量转换的手段通过自为的手段适应于另外的时空,然而,人类已经产生的近300余年的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技术远远还达不到这一要求。这就是说,人类被地球的时空所限定将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继续存在的事实,甚至永远。

  由于人类的主观意识对时空限定性的理解,要求时空自由性的能动方式产生出自然科学技术。自然科学技术无不表现出在突破时空限定性所做出的贡献,自然科学技术无不时时刻刻使人的生命活动被时空所限定决定着人类自我的价值取向。所以,时空限定性和时空自由性作为人的主观意识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我们看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随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存在着与机械力学阶段一样的本质——以尽可能的使人用最简单的行为去取得最大的能量。方法的创造和运用,表示着一个人类以往的一个基本法则:“时空简单性”,这被称为时空简单性的思维法则与时空限定性的认识和时空自由性的价值取向共同决定着人类的行为,简单讲:我们把这一方式称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和方法论组织结构。

  宇宙本体的表现我们已经从自然科学为我们确立的模型中看到,由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与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的时空本体支持着自然科学的整个框架,其中表现的物质规律,随着时空的参照系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物质规律。所以,我们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宇宙的形成方式。换言之,时间和空间是宇宙的本体。从时空是宇宙的本体到人类生存的大自然的时空限定性,使我们在面临的生态危机面前反思人类的行为所造成的原因是人的时空简单性和时空自由性去进行的克服时空限定性所造成。由于人的时空限定性决定着人不能创造物质,人只是宇宙本体时空所展示的能量时空的一个物质层次的物质现象,这种物质与其它物质不同的仅仅是具有精神从而认识自己的时空限定性,以此出发,在克服自身的时空限定性以取得时空自由的努力中从而破坏了自然的时空限定,最终自然的时空限定又加剧了对人的时空限定,人类能否长期居住在地球的生物圈中这一问题被以时空限定的方式提到了人类的日程。

  这从哲学上向我们说明了时间和空间是统一于一切物质的方式,一切都将被时间和空间所限定从而具备物质性和精神性,时空的统一决定着宇宙的统一,任何企图克服时空限定的努力终将被时空所限定。本文不能全面展开时空统一的哲学模式。(有兴趣者可参考笔者的有关文章)(16)

  时空简单性是导致人的行为出现异化的原因。在时空简单性和时空限定性的共同作用下,例如,笔者生活的长白山,春天的“薇菜大战”和秋天的“松籽大战”及偷猎行为,使长白山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临着已被破坏的严竣局势。以最简单的手段,以最低的能量输出获得最大的价值成为人的经济原则。最终结果导致薇菜干年产量逐年下降,掺地瓜梗以假乱真。“松籽”的发芽率降到20%左右,自然保护区内横遭破坏。使国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再如:吉林省露水河林业局1994年的林木资源生长量为279,630立方米,而实际消耗蓄积299,544立方米,资源在逐年减少。(17)

  自然的时空限定性,要求我们给予重视和自为的加强这一限定,从生态角度看,除了国家加强立法作为强制手段保护生态平衡,还应把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课程写进我们的中小学课本已属必要,从人们的知识构成中就把“时空限定性”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平权性作为原则教育下一代,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把自然科学对物质需要的贡献的重要作用有所揭示。时空限定性的存在要求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应该自创自然科学伦理学作为规范来指导人类的科学研究,以确保自然科学能保证成为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统一和谐的工具,以保证人类的长治久安,对此,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我重新是个年轻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买的小贩”。(18)

  爱因斯坦还说:“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是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您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19)

  人类是一个整体,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确立人类的统一意识,确立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意识,是人类共存和发展进步的关键。许多有识之士都指出了这一点。在中国的古老文化中,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应对我们当代的哲学思维有所启悟,尤其应当指出,中国的道家哲学,对于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更有极重要的启悟;对此,李约瑟曾指出“简单地说,道家确信人们在更多懂得自然运行的规律之前,是没有能力真正治理好人类社会的;道家有两条有名的格言:‘自然’和‘无为’。自然即事物依其本性自然地发生发展;“无为”即不要强制而要允许事物依基本性按自己的规律发展,丝毫也不要违背自然意愿。他们甚至这么认为:如果人们任其自然,遵循自己本性的支配,那么,一切都会和谐地相处。强迫人们做他们所并不真正愿意做的事情,就有可能使他们受到损害和屈从于压力。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就会有一种自然的合作,自然的幸福,那么世界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活乐土”(20)。道家的确是人类目前豪奢生活状态下返朴归真的参照系,道家不损害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直至刻守俭朴的生活,从另一方面提供了我们的哲学反思——人的本质和时空限定性。中国文化是一个人类思想的宝库,在人类走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国的学者应当肩负这一历史重任,去挖掘中国文化的精华贡献于世界,这一工作成为哲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份。

  总之,人类的发展及时代要求都使哲学的复兴成为重要的日程,相信,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哲学将在不久的将来,恢复他在历史上曾出现的光彩,从而把自己的智慧贡献给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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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瑞林《环境法——大自然的护卫者》,时事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4?页。

(2)辛立洲,《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1页。

(3)汤因比:“生物圈”,节选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187页。

(4)阿尔温.托夫勒编《未来学家谈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218页。

(5)同上,第221页。

(6)阿尔温·托夫勒著《未来学家谈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218页。

(7)辛立洲《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32页。

(8)辛立洲《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34页。

(9)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5年6月第1版,第45页。

(10)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185页。

(11)同(1),第546页。       

(12)同(1),第40页。

(13)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5年6月第1版,第545?46页)。

(14)同上第408页。

(15)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176页。

(16)请参阅:①鞠曦:“略论周易哲学的现代意义”载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78页。

②鞠曦“周易哲学的整体观与时空观” 载于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92页。

③鞠曦“周易哲学与哲学问题” 载于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30页。

(17)摘自《露水河林业局1994年资源统计》。

(18)《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10月,第1版,第325页。

(19)同上,第73页。

(21)约翰·默逊编《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17页。

 参考文献

  1、全增遐主编《西方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

  2、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6月第1版。

  3、埃伦·G·杜布斯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8月第1版。

  4、李烈炎著《时空学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5、陈元晖著《康德的时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6、[苏]A.M.莫斯杰巴宁柯著《宏观世界、巨大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空间和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

  7、[美]F·因曼·米勒著《今天的物理学》,科学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

  8、倪光铜、李洪芳著《近代物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9、《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895年11月第1版。

  10、《人类处在转折点——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

  11、黄麟雏、陈爱娟著《技术伦理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注:本文原载叶平住编:《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理论研究》,第36页。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200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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