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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哲学


鞠 曦

存在之为存在及存在的本质与本体始终是哲学的终极关怀。这一问题是所有哲学都必须回答的问题,然而,这通常被称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哲学中直至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终结以后,对形而上学研究的没落和进而拒斥形而上学使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停滞不前。在中国,自从接受了西方哲学的辩证法以后,中国当代哲学和西方哲学一样对形而上学采取了拒斥的方式。可是,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困惑还作为问题摆在哲学面前,形而上学就是哲学不可能回避的重要的本体论问题。所以,真正的哲学研究所进行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反思当代自然科学的认识形式以其对存在的物质性认识,进行对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问题的全面的形而上学思考以回答存在的终极问题就是可能的,并且,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在历史上没有出现的诸多的问题,尤其当发现这些问题都与存在之为存在问题的迷雾所造成的哲学的误区有重要的关联时,进行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就必然是现实的和重要的哲学研究。

形而上学作为哲学问题的问题,我在《人类的形而上学和周易哲学》一文中结合《周易》的形而上学原理作了一般性的说明(见《羑里易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18页)。本文是对哲学的形而上学进行哲学本体论的考查,以证明和解决形而上学的几个重要的基本问题。

但是,由于在哲学史中把形而上学问题肢解的支离破碎,造成相当的理解上的困难,以致于在论证所有的哲学问题时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反思,这就决定了反思的哲学思考的形而上学之本质,这一自在的形而上学的统一,决定了反思后的结论也将是形而上学的哲学。所以,我把这一反思的本论文的题目称之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哲学。

一、哲学的形而上学

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有其在哲学史中的起源。当哲学作为对知识的反思在古希腊成为知识形式以后,由于所形成的哲学决定于其思维方式的对存在之为存在的形式化的理解---对追寻独立于人的客观基本存在的目的而导致对存在之形式的研究不断深入,尽管柏拉图曾告诫应注意理念的作用,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还是把存在归结于形式并以此使哲学集于形式化之大成,建立了持久影响西方哲学进程的古希腊哲学体系。这一把存在形式化的思想,始终推进着西方的哲学的研究,直至当代的西方哲学。把存在形式化必然把精神也作为独立的形式与之区分,这一在亚力士多德隐含着的还没有明确二元论思想,在实现了文艺复兴对上帝的否定从而使笛卡尔把存在与思维作了明确的二元分离之后,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就在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化的西方哲学中为发现存在与思维的形式并力图使之同一,就成了西方哲学家千秋百代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

当文艺复兴产生了唯理论和实证论的哲学以后,以形而上学作为区别科学的哲学形式开始使用。从此,哲学从古希腊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为形而上学,物理学也从这一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为自然科学---随着对存在的形式化的哲学不断的形式化使自然科学的形式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当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以致于当自然科学以牛顿物理学体系的成功并在之后把以进行物理实验的技术手段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时,这时,伴随着生产力的解放而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利益产生了科学主义的思想,一方面唯科学是从的价值观开始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存在之为存在的形式化自律的本体论困难使形而上学受到疑难。从此开始了在哲学史上不断发生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潮和从而导致的形而上学形式的不断改变,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笛卡尔---培根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而创知性论形而上学,黑格尔在康德对知性批判的基础上反对知性论形而上学而创辩证法形而上学,当代的科学唯物主义和实证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这说明,形而上学不断被新的形而上学的形式所更替,旧的形而上学被新的形而上学所取代,它们在变换着形而上学的形式,却无法改变自身的形而上学的本质。

西方哲学史表明,在对世界的存在有可能以实证的方法进行认识时,实证的内容和实证的形式的区别导致(知识)对存在的形式化,把存在的形式化,使亚里士多德对哲学作了相应的形式的区分,产生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形式,即把存在形式化了的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传统。亚里士多德把对存在的形式中发生的内容的研究称为物理学,把对存在的形式自身的研究称为在物理学之后,他这种把物理学和哲学分开的方法,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形式对应于物理学的形式化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形式上的对应,使形而上学不断接受来自于物理学的批判,也使物理学不断的接受形而上学的反思,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这一对应下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不断从形式上完善。作为对形而上学知识形式之可能的反思,导至了形而上学形态和内容的不断变化,在不断反思物理学和力图证明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证实以证明形而上学存在的必然性时,物理学本身的内容已成为不可脱离的形而上学性质。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这与任何所谓专门学术不同;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它们把实是切下一段来,研究这一段的质性;例如数学就在这样做。现在因为我们是在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明白地,这些必须是禀于本性的事物。若说那些搜索现存事物诸要素的人们也就在搜索基本原理,这些要素就必须是所以成其为实是的要素,而不是由以得其属性的要素。所以我们必须认清,第一原因也应当求之于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一版第56页)。该段论述还有另外的不同的译文:1,“有一门科学,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借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底月新1版第二者234页)。2,“形而上学是这样的学科,它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按其本性来说属于存在的属性”(《自然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61页)。

显然,作为存在之为存在和存在的属性是一切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尽管西方哲学在古希腊哲学阶段就已明确的提出这一问题,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西方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终结于存在形式的非确定性,从形式的存在到存在的形式的对称性与形式的存在到存在的形式的对称性破缺使西方哲学的进程得以终结。

西方哲学把对存在成为存在的形式化的不断努力和成功的解决了存在与其表现为形式和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此认为是科学以后,对何以存在成为形式和形式之间的关系的科学本性尤其是当存在不以形式作为存在时所产生的哲学问题使西方哲学无所适从。

这就说明了一个本质的哲学问题,存在的本性即存在的本体和人类的认识的本体论关系是怎样的关系,以及人类应怎样才能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存在,这是我们基于西方的形而上学对存在的形式化的终结而作出的反思。

反思的结果表明:由于对时空的理解的形式化,从而完善时空的形式化,以此自在的时空成为认识的生成关系形成对存在的形式关系,这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方法和结果。所以,不同的对时空的理解,是造成不同的形而上学的原因。以时空为意识的起点,对存在形象的形式化,和追查存在形式的基本性,以形式的不断数学分割为基础对存在进行形式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分割并形成形式之间的时空逻辑关系,这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的思辩方法。

自然科学的理想就在于不断的完善对存在的形式化和完成对形式的自恰的逻辑证明(由形式化带来的数学的不断完善和不断完善的数学加据了形式化的过程)---以寻求形式化的极限为己任。当形而上学的形式化和由形式化产生的科学从而把对形式化的证明这一任务交给科学以后,科学对存在的所能部分的形式化的成功,使科学企图把自身的形式化的形而上学基础排异,从而完全的取代形而上学,这不但使西方哲学从近现代开始据斥形而上学,而且,哲学出于对科学对存在的形式化的成就的羡慕,哲学开始充当科学的辩护士。这表现为哲学的失落和失落的哲学的有关问题,我在《哲学的失落和生态危机》一文中有所论证,在此不再多论。(见《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理论研究》黑龙江科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36页)。

存在的形式化是主体形式存在的统一结果,承认主体的存在形式,是确认主体存在的基点,以此出发,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将哲学导入了形式化的轨道。由于存在本体的形式化,时间和空间进入了存在形式,并且,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对存在形式的支持,使存在的形式随着时空形式的主体形式的极限,存在的形式和主体的形式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形式,作为生成形式的基本性,是把时间和空间作为把握存在的形式,即人类所经验到的存在是时空形式的存在,只能在形式的前提下理解存在,当存在不能以时空的方式表现为存在的形式时,人类把握存在的时空方式的形而上学的时空转换的存在,是人类将要完成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的终极结果。

所以,存在的形式化,是能完成形式化的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形式化的终结最终将使形式化的科学认识的终结,时空所表明的形式性将进行时空方式的形而上学还原,以时空方式的对存在进行方式的把握,人类才能最终完成对存在的认识,并使人类作为存在的主体在时空方式的自为方式中,完成自为而自在的时空形式的转换。

二、反形而上学的误区

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拒斥,无论现代哲学还是当代哲学都是作为区分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之不同以及在哲学观的变革和哲学的起点的不同时作为哲学进程的方法。以其反形而上学的形式看其本质,仅仅是哲学不同形式之间的批判,以完善哲学的形式化并使其自恰。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上有所谓的不同的形而上学的形式及其之间的批判。例如:当对知识的可靠性与否成为经笛卡尔、休谟、康德的认识论对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进行的反思时,所说明的是形式的自在性和自为性的关系,形式的客体性和形式的主体性的同一性的困难使之形式的自为和自在二元分离,形式化的存在的本体性被不可能认识的结论所取代,在经过柏拉图到康德的漫长的哲学思考之后,理念并没有被形式论的任何自为的证明所取代,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和理念的形而上学理想在康德的“批判”中,黑格尔把形式的自在性和自为性用主体自为的辩证法进行了统一,完成了西方哲学的最高的形式化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了突破哲学的形式化的本体论困难,他在康德对知性批判的基础上,认为知性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方法使之知性成为孤立的、静止的因此是有限的方法。与康德把知性的有限性归结于主观思维之必然不同,黑格尔认为其有限性是知性本身的性质所具有的抽象的同一性所形成,黑格尔企图用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内化的具体同一性的辩证发展关系达到本体,虽然在克服西方哲学的存在形式化上有所突破,但由于辩证法的推演关系不能完全脱离诸概念范畴的形式基础,所以,辩证法最终无法完成世界存在与绝对理念的同一性---解决世界存在的形式化和绝对理念不可被形式化因此不可能同一的本体论问题,使他的绝对理念和康德的物自体同样陷入本体论困境之中。这说明,由于形式化的西方哲学传统在黑格尔那里还没有突破,实际上也不可能突破在他所继承的并所运用的形式化的思维方式,思维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同一性的本体论思想是他和所有的西方哲学家的理想,由于同一性理想的破灭,他的形而上学的理想被他的后代哲学家所解体,从而开始了在西方哲学中的形式化的进一步分解。当哲学的形式化对存在形式的解构与科学的形式思维的哲学统一性所决定时,实际上使哲学的形式化与科学形式无法分离,哲学必然成为科学的附庸并甚至使哲学没落到丧失掉自身的形式。

在当代的中国哲学中所谓的反形而上学,则与西方哲学不同,其中的意蕴在于表明科学的作用将取代形而上学,其经典作家的表述仅仅使辩证法作为一切科学的(本体论)方法,因此批判所谓的形而上学,其目的在于用辩证法的科学本体观取代哲学。在列宁那里,则使这一摘掉哲学外衣的科学观重新披上哲学的外衣。因此在它们的表述中只是把哲学外衣下面的形而上学形式换上科学的形式而已,在科学的形式化的形而上学形式的哲学基础性上,科学观的方法论实质上并没有脱离形式化,因此并没有脱离形而上学。他们所能作到的也只能和那些以一种不同的形而上学形式取代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形式一样,而且,他们没有做到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把本来是形式不同的形而上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割裂开来。正如牛顿的机械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能逻辑的割裂开来一样。

把哲学和科学割裂开来,把科学等同于真理并以此据斥形而上学,是中国当代哲学的主流。对问题的分析表明,实际所发生的是主体的真理观的形式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真理和真理的形式的混同,即把真理的形式误认为是真理或者把真理排除于形式之外。真理的形式本身不能成为真理的自为的方式,任何真理都必然是真理形式的他在,真理自在的方式是自为方式的形式过程,因此,真理不能形成真理的自身,任何真理都是它在方式对其形式的自在。所以,真理自身的自在并没有任何真理的意义,表现为真理的意义通常是对应下的自为所赋与其真理的表现形式。显然,使用真理自身的自为所赋于的意义为真理的自在进行辩护,实质是对真理自身意义的否定。例如,用科学的世界观进行对其它知识形式进行的批判,其毫无价值的表现就是上面所说的过程,科学自身以真理自居的方式实质上是对真理的终级价值的否定。简而言之,真理不能成为真理的工具,成为工具的真理就不是真理,所以,我们要问,对科学而言其究竟是认识真理的工具,还是科学即是真理,科学如果是认识真理的工具,科学就不能代表真理,科学就应与其它可以认识真理的工具在认识的价值意义上是同等的,科学并没有任何的优越性,如果说科学即是真理,那末,对产生科学形式的方式却不是科学自身的形式,所以,科学真理将被自身形式的产生方式所否定。所以,科学并不是真理,仅仅是一种对真理认识的工具,并且,科学也没有排除其它认识工具而独以代之的任何优越性。因此,任何科学都是形而上学的形式---形式的形式化的结果。

相对论指出,所谓的存在形式只是自身的时空的参照系所赋与的形式,对其所作的全真的判断只是这一参照系所存在的,对其它的参照系而言,其结果是不适用的。这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绝对优越的时空参照系,因此,所有的真理的有效性都将只对应产生真理的只身的时空参照系。所以,科学的结论只是它自身的时空参照系的产物,爱因斯坦之所以最终追求统一场论,其目的就是要用一个统一的时空参照系使所有的物理存在的形式统一,然而,这种统一的时空参照系对应于各向同性的人择原理则是不存在的。因此,从对相对论中的时空问题的研究可能归结出的时空的层次性和递进关系是存在形式的演化关系的能量形式的哲学根本问题,是我们所追求的。

但是,我们看到,通常把称为客观性的存在作为据斥形而上学的理由。由于客观性与自在性的关系在哲学史上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所以,客观性的迷误是形成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把客观性---排除主观的自在性的纯客观性作为实在,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基础,客观性的唯一标志---形式,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当一切反形而上学开始的时候,只是企图改变客观性或主观性的形式,所以,反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

当把主观的观念形态被理解为或者是客观性的形式---“唯物”、或者是主观性的形式---“唯心”、并以此界分认识的来源正确与否时,我们不仅要问,主体的主观的认识能力是不是客观的呢?即人的认识是不是有一个客观的自在的基础呢?如果有,那么,从这一自在基础上产生的观念形态就是自在的,因而是客观的,哲学所追寻的即是这一自在的究竟,以确定自为与自在的统一性。这种对形而上学的误解导至的所谓的唯心和唯物之争实在是形而上学的悲剧。而现在是结束这种悲剧的时代了,这种结束只能是在形而上学哲学的新起点上开始。

把自在的存在误以为是形式化的必然,实际上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特点。当西方哲学把科学的形式误认为是对存在完善了的形式时就忘乎所以的开始反对起产生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据斥形而上学。

西方的反形而上学有着特定的形式,其表现的反形而上学的方法的主要原因是在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之后,这时,由于由于人的解放和对世界的发现,以笛卡尔的唯理论哲学和培根的实证论哲学为代表,把在古希腊哲学传统中继承过来的对存在的形式化的思维方法进行了把形式自在(形而上)的哲学思维和形式自为(形而下)的存在形式进行了二元分割,并以此种研究形式对古希腊哲学进行了判定,以此与哲学的历史相联系,所以,在这种方法下才有了把亚里士多德的“在物理学之后”称作形而上学,这一形而上学的哲学名词的变革,是亚里士多德意想不到的,但是,却是把存在形式化之后的由于对存在的能进行形式的分割的科学产生以后的必然结果。

然而,作为区分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以这一新的名词出现之后,实质上是把科学的对存在的形式分割的方法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使本来在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中哲学包容科学的哲学形式进行了二元分割,使此后的哲学不再包容自然科学,哲学只身以形而上学的面目出现,从此以后,哲学开始了她的形而上学的形式。由于在形而上学何以为可能,即对存在的形而上的证明、在形而上学的本体性上,就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形式化困难,所以才有了休默的怀疑论,企图为形而上学正名的康德的理性批判而认为本体的不可知论,最终导致形成黑格尔的重新把科学溶于形而上学的科学之科学的形而上学,由此完成西方哲学的形式化之大成。

我在上面仅仅是说明西方哲学的发展的内在原因---哲学的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形式化分割,以及形而上学的自在性和形而上学的困境---把存在形式化是西方哲学的主要方法和由此产生的关于存在的科学形式的内容,正是这样的方法论形式,使西方哲学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形式的建立的古希腊哲学阶段;形式的完善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主客体不分时期);形式的自然科学产生使哲学和科学分割并把哲学称为形而上学以区分哲学和科学的唯理论(笛卡尔)和实证论(培根)的(主客体分离)的近代哲学;对形而上学何以为可能的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怀疑的休默哲学;肯定形而上学的科学性,并证明了实践理性和道德理性是形式之所以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排除了由形式而出发的纯粹理性对本体认识的可能性,认为本体是不可知的)而开古典哲学先河的康德哲学;把存在的形式和原因统一于绝对精神的形式是在辩证发展的因而把科学重新统一到形而上学之中的、由于这种统一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困难---形式的证明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的不可知性---从而反映出的形式化的认识论西方哲学的必然困境而最终解体的黑格尔哲学;从此才开始了由于形而上学对形式的本体论证明的无力和自然科学对形式的发现的进步的完全主体性的反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阶段,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是在对存在的不断的形式化的过程中行进的,随着对存在的形式化的自然科学的兴起,纯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显得无力,据斥形而上学是形式化而科学化的哲学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不是据斥(包容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而是据斥(把哲学和科学作了分割后的)没有科学的形而上学---从休默开始怀疑的形而上学。

把存在形式化的哲学方法,其形而上学的危机在哲学的二元分割时就暴露出来,从主体形式的自律的困难---“我思故我在”,到不可知论,一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和形而上学的形式化的同一性困难,形而上学已不可能成为对形式化了的存在进行认识的有效的方法,形而上学就随着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没落了,而后发生的旗织鲜明的反形而上学就成为西方哲学的必然趋势。

形式的产生和(层次性的)完善和其原因的思考,构成了西方哲学形式的主要构架h和发展脉络,所以,当代西方哲学最终发现形式是主体的“模式”、是主体的“构造”时,对形而上学的形式性的本体论困难就显的更加无能为力(这是黑格尔哲学之所以解体和解体后所带来的哲学问题的问题),当最终发现其形式的本体论的依据是难以确定而使形式的自在毫无意义时,西方哲学就一反其哲学的根本方法,把哲学的形而上学作为无意义的哲学问题而加以据斥,以此形成了现代和当代的哲学思潮。

综观西方现代哲学,可谓思潮泉涌、流派繁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实证主义,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新黑格尔主义,实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存在主义等,它们都在(明确提出而自为的或从根本上避开而自在)的据斥形而上学的思潮中应运而生,这种使自身的方法论形式对应于存在的形式之间的主体论的即只服从于主体形式的哲学因其并没有脱离存在的形式性,因此并没有脱离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反映出西方现代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本质。

关于在我国的当代哲学思潮中的反形而上学的问题,究其原因,并没有超出上述的关于西方哲学的据斥形而上学的原因,由于中国的当代哲学是(从五.四开始的全盘的对西方哲学的引进的)西化了的中国哲学,因此,对于认识中国当代哲学中所发生的反形而上学(所谓的孤立、静止、片面的研究方法)哲学问题,也使我们必须深刻的了解西方哲学并归结于与其一致的原因。

但是,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的反形而上学的问题,则应归结为政治学中,不是哲学研究的内容,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

三、形而上学的哲学

在当代的哲学环境中为形而上学正名显得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显得困难重重。这主要是由于从近代哲学开始的对形而上学的据斥和科学主义的滥殇所形成的对形而上学问题理解的混乱。虽然形而上学在历史上多次受到批判,但是,从来也没有象当代这样对待形而上学---无论中外哲学都对形而上学形成了严历的批判和据斥。可以说,形而上学被康德在她的古典阶段证明了是一种科学的形式而后被黑格尔完善为古典形式的形而上学大成以后,形而上学的哲学前途被人类的意志取消了,形而上学的前途被科学的前途所取代。但是,正象我们看到的科学在当代所经历的那样,当科学本身的形而上学本质逐渐暴露出来,对科学的本体论反思发现它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以后,以至于它的发展及其需要形而上学的哲学的支持时,形而上学的哲学复兴将是一种历史的和理性的必然。

只所以形而上学在哲学中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在哲学中,“存在”是一切哲学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它是所有哲学都在回答却始终存在的问题。随着理性的进步,应该认为存在问题是哲学应回答的最大的哲学问题。“存在”究竟怎样存在,或者说应当怎样存在是我们的当代的哲学要回答的。人类的知性能否认识存在,以及认识的存在是否就是存在的自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的过程构成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形而上学在证明着存在的形式化,以形式作为把握存在的方法---从存在到存在形式的思维形式构成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不能引导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时---当存在的形式出现了形式化的困难之后,当代的哲学必须首先对存在何以为存在的问题给予回答。

但是,我们在回答存在问题之前,首先要考查主体自身的存在,这一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的形式问题,由于人类对自己的存在---形式的自在从来都没有被怀疑过,这就引起我的怀疑,这一问题就是:人怎样证明自身的存在。我的研究发现,西方哲学除了把人的存在作出形式化的证明之外,即人具备的时空形式和人以自身的时空形式所进行的思维以外,没有对存在和存在的形式化给出更为可靠的证明,由此,我提出的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人类怎样证明他所存在的时空形式的本质和所据有的本体论关系和他所运用于思考的时空形式的自在性,这构成我的全部的形而上学的思考。

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哲学---形式化的形而上学的对存在的结论,这种哲学的所有证明,都是所有存在的形式---必然的由主体的形式化过程,存在的形式化一旦随着主体的形式化的时空限定性所出现的困难,存在的存在形式也必然被时空所限定,时空的形式化受到主体的时空限定性所呈现的时空方式化,存在的存在形式被存在的时空关系所呈现出非确定性,所以,存在形式的本体论关系理应受到怀疑,存在的存在形式的主体性使存在的本体论关系理应使我们的哲学重新受到考查,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西方哲学或者完全排除存在的可能性,或者力图证明存在形式的科学化,以此寻求存在的本质,使哲学始终追寻的本体论问题由于形式化的方法导至西方哲学的困境。西方哲学的近代和当代的哲学史表明,据斥形而上学的结果使西方哲学在最大的形而上学家黑格尔哲学之后没落了。中国哲学的反形而上学的结果也同样形成与西方哲学相同的结果。

所以,在西方哲学的理性范畴中,即在西方化的形式的理性规范中,无论是科学主义和形而上学都面临前途中的实际的困难。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形而上学必然的终结,已是哲学的扬弃之路。

在西方哲学的进程中,意识到存在的本体不同于形式的、高于形式的主要有两个人,这就是柏拉图的(认为现实存在的形式仅仅是理念的摹本的)理念论和康德的(现象的存在形式之上的主体不可知的)理念论,这是在他们的的哲学传统中力图从更高的即从本体论的层次上把握存在的思想,但是,正如我们在西方哲学史中看到的那样,他们的这一不同于一般存在形式的本体论,在他们的后代哲学家的努力中,完全以形式化的结论使他们这一闪光的思想熄灭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次使形而上学完成百科全书式的形式化,使存在归结于存在的经验形式或形而上的神和上帝的形式。在康德之后,则由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把康德的形而上学理念的不可知的本体在认识论的形式中中得到统一,以此使本体论的问题终结于认识论的形式之中。

在本体论被扬弃的西方哲学中,实际上包括了这一必然,即时间和空间被形式化因此使存在形式化的哲学和科学之路。时间和空间是存在的形式与时间和空间是思维的形式的时空(在一定的时空限定性中的)统一性,使时空是形式所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时空生成了形式的现象,这只有在人的主体的形式即是存在的现象形式又是存在的对象形式的统一中,才能使对存在的认识在主体的理性中完全形式化而使存在成为形式。这一在哲学中把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化的传统,在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之后,西方的近现代哲学在这一基础上,更进一步把对形式化的完善作为目标,或者以语言概念分析的方法,或者以数理逻辑的方法,或者以科学主义的等方法使存在的形式化方向上更为精细。最后,当时空的限定性不再支持存在所能表现为形式时,哲学的没落的原因终于被发现。

因此,把所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归结于时间和空间的哲学问题是我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的开始。问题开始于时间和空间的本质性的问题。在康德的先验的时空观中,认为时间和空间是(非经验的,先天的)纯粹直观形式,被主体所运用为知识的形式的来源,而时空绝对没有客观的实在性。这就是说,时空的主体运用不是时空的本质,时空是不存在的。而人类的实践表明,至少在人类所能经验到的那一尽管是存在的微不足道的方面,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的成果还是证明了时间和空间的对存在的不可排除的客观作用。

时间和空间是哲学的最重要的问题。显然,康德在他的所发现的时间和空间的(在剥离了一切的存在的现象以后)纯形式性,实际上是西方哲学到了康德时期所形成了的被康德所发现的时空的形式性和时空所赋于现象界以形式的原因。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时空对现象界的作用如不具有本体的作用,将在科学的形式上首先遇到挑战---科学形式的时空作用是不可怀疑的。显然,时间和空间将是哲学的最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科学的形而上学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我的《相对论和哲学本体论》一文(见《武钢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82页)。

时间和空间是一切知识形式的起源,时间和空间在主体的运用中所具有的认识论作用和主体的时空构造能否具有存在的本体性,从而考查主体所认识的可靠性,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对时空的认识---对时空的所产生的形式的作用,从而被人类主体知性的形式化,都是一脉相承的。柏拉图认为“形”是“物”的基本存在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质料”依靠“形式”而存在,牛顿则进一步认为时空是绝对存在的独立于一切存在的存在,康德则认为这种绝对存在是一种先验假设,黑格尔则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绝对精神的表现形式。西方哲学发展到现代,在对主体的形式(及所创造和运用的知识形式)和客体的形式(包括自然科学的形式体系)的两个方面,都几乎是运用了一切人类的理性给予了更加确切的论证。但是,由于对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解决是西方哲学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哲学必须给这一终极关怀给以关怀),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化的时空限定性导致的形式化的极限,这一存在的形式化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带来了西方哲学的困境:表现在科学哲学中的反实在论和人本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

西方哲学中发生的问题表明,人类认识的一切存在的形式性和时间与空间的形式性是互为依存的,单独的谈论存在和单独的谈论时空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依据时空的形式而存在,时空依据存在的存在而生成自身的形式,先于意识的纯粹存在,和先于存在的纯粹意识,由于时空的无形式性,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不可能的。这一无论是来源于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本体论考查和来源于精神和物质的认识论考查,因而把哲学基本问题归结为上述关系的结论只能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和对存在形式化的原因。所以,我在这几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存在和被存在的关系问题(以此引出西方哲学的对存在的形式化是问题的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形成,我认为是人类哲学的基本问题所引起---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哲学的基本问题,由此出发,人类的哲学将呈现给我们的是由(把时空的形式化的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到(把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化作为)形而上上学的必然之路。

这一哲学的必然之路将形成以下的研究过程:时空作为后天的经验形式和时空的纯粹的先天形式的统一性如何成为可能、及后天的经验形式的时空与纯粹的先天形式的时空的关系是怎样的,实践的时空形式和存在的形式是怎样形成的。时空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当存在的时空形式受主体的时空所限定时,存在的形式被时空的形式的改变而改变,这时,时空只是存在的方式而已,时空是存在的形式失去了本体论的意义,这就说明,作为时空的形式和时空作用于存在使存在具有形式,仅具有主体的认识论意义,即主体在作为现象的对象和对象的现象时,时空是存在的形式,当主体受时空的限定,不能作为现象的对象和对象的现象时,存在将改变自身的形式,而主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时空作为方式---把握存在的方式,这一对存在和存在方式的把握,是我们的形而上学最重要的部分。

在我看来,使西方哲学达到辉煌的成就和使其终结的原因,无论从本质上和现象上还是逻辑上都必然是同一原因,而这一原因的寻求是我们的哲学研究的第一步,因此,我认为,正是把存在形式化而导致的与主体形式化的对应,使存在的形式得到长足的认识,但是,当存在的形式以不能给与其继续的不断的形式分割,实际上是主体的形式的时空限定时所作用时,西方哲学出现的困难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必然。因此,西方哲学的所有问题的关建所在都是由于它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化的努力所形成。

所以,寻求存在何以为存在,并且这一“何以为存在”问题又将是中国和西方哲学所面临的问题的共同方式,所以,这个问题是人类哲学的关健所在。这就是我所坚持的“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原因。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形式,存在之为存在即时间和空间是世界的存在形式,人类的生成形式和世界的存在形式的统一和由此解决产生的问题,我们在西方哲学中可以看到大至的过程。但是,由于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时空的生成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同一性问题,使西方哲学必然产生认识论的困难。

当我们把时空的本体论问题作为所有问题的焦点,这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的始点,这除了使我们把时空的哲学史和科学的时空观作为历史的反思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把中国哲学中的时空观作为重要的参照系。关于此项研究,我在最近几年的关于《周易》哲学的论文中多有论述,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那么,中国哲学能否提供走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圈套”的方法呢?通过努力,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对中国哲学的任何形式化的简单搬移和粗糙的运用,都将扼制哲学的进步,此外没有任何作用,正如我们看到的把辩证法强加给中国哲学那样。对此,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中国哲学不是把存在进行形式化的哲学系统(而辩证法是把存在形式化的逻辑方法)。我认为:在对人类的理性的形式化所造成的困境作出深沉的反思之后,于此发生的人类哲学的革命必然到来。

人类的哲学表明,真正的哲学只能形而上学。在我们对形而上学作出公正的评价之后,我们将看到,在对形式的本体作出正确的认识之后,人类的哲学将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发展为形而上上学。所以,形而上学不但不能据斥,还要加以肯定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形式的扬弃。那么,形而上学与形而上上学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形而上上学的哲学形式是怎样的,限于本文的体例,这里只能作一简单的说明。或许,这里借助《周易》中的几句话,可以理解这一问题:“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在形而上上学的层次上:是故,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人。这样,通过形而下的(形式)的时空通过人的中介转换为形而上的(方式)的时空,人类将发现,存在之为存在的时空方式而超越存在之为存在的时空形式,在此基础上,人类将扬弃自身的存在形式,以把握更高的时空存在方式为人类的生存目标,这才是形而上学真正的消亡,而形而上上学只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哲学。

结论是: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作为生成方式的基本性,是把时间和空间作为把握存在的方式,即人类所经验到的存在是时空形式的存在,在经验的基础性上是时空的方式性,这就是说,对本体而言,只能在方式的基础上理解存在,当存在不能以时空的方式表现为存在的形式时,人类把握存在的时空方式的形而上学的时空转换,是人类所能的哲学的形而上上学的终极结果。

四、目前要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已经基本上说明,哲学的形式化的形而上学随着它对形式化的极限而终结;哲学的形而上学将以时空的形式性而转换到的时空的方式性而使哲学产生形而上上学。

所以,形式和方式的研究、时空的形式和时空的方式的研究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性问题。然而,对于形式和方式的哲学研究,尤其是对于形式与方式的关系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史中可以看出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然而,形式的发生和方式的运用,却包括了主体对客体的所有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关系。

当我们讨论存在,当启及存在是什么---以及由此必然回答存在是怎样存在时,这一逻辑的思考过程必然使思考进入存在的形式上,这一必然的逻辑过程仅仅由于思者在先的逻辑所形成。可以说,形而上学的所有问题,都是思者在先的结果。

思者在先的基础是思者形式的时空自定性,思者自我的时空自定性的自在,决定了存在者成为思者在先的逻辑原则,这使得思者在先的形式成为存在的条件,存在被思者的时空自定性的量纲形式使存在成为存在的形式,由此,存在的形式化在思者主体的时空限定性之内,建构到了极限,本体论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疑难问题由此发生。

然而,本体论关系的形而上学研究在近代被科学取代以来,存在的形式化得到不断的证明,以之于在存在的时空关系不能以形式的状态存在时,科学的形式必然表现出正如它所表现的那样软弱无力。当理性的思维出现这种状态时,理性的重担就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形而上学身上。

但是,哲学所能进行的只能是以思维对思维的反思,哲学的这种形式的唯一性和与其它知识形式不同之处,就是她的形而上学的学科本质,所以,形而上学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人的理性所必需的。

显然,思者在先的形而上学性,以这一不可怀疑的形而上学出发点去思考主体所理解的客体,客体就完全依靠客体自在的形式,所以,离开了主体自身的存在形式的自在性,就不能确证客体自在的形式。这就是说,客体自在的形式与主体自在的形式的统一使主体得以认识客体的存在。所以,被主体所认识的客体只是与主体形式相统一的存在。离开这一相统一的形式、或者客体没有呈现为与主体相统一的形式,主体对这一客体的认识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在方式上把握客体。由此可知,方式是在客体没有呈现为与主体相统一的形式时的认识客体的所需要的唯一的方法。那么,对于方式能否正确的认识客体,使之所认识的内容与客体统一,就必须使所使用的方式与主体的自在形式和客体的本在形式统一,对于方式与形式的关系的研究,以使主体确切的把握客体,这形成了所有的形而上上学的研究。这就是说,形而上上学的目标是追寻方式对形式的可靠性,以发现思者主体从形式向方式的转化中从本体的方式上把握的存在,从而使主体的存在在方式的把握下,使自身实现方式上的转化的超越之路。正是由于这一目标只能属于哲学,所以,哲学的本质就是形而上学。

客体自在的形式的确证,自从有了哲学这门知识形式之后就始终成为历代哲学家研究的内容,即使在科学技术已成为认识的主要方法时,哲学家还是在不断的考查主体自在的形式的同一性以使主体得以认识客体的存在本体。

方式的自我形式的自在与客体本在的方式的自为,使本在在方式中呈现出形式的统一性。这就是说,方式所呈现的形式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形式,才能保证本在的自为形式的统一性,也就是说,方式的正确性与否,是哲学达到正确目的的唯一方法。

这就要求哲学所建立的方式在自为的程度上与自在统一。为此,哲学的形而上学把可通过实验验证而与形式统一的方式定为物理学[科学]。所以,所有的科学形式都是也不可能不是形而上学的形式。然而,科学的形式仅仅是对本在的主在性统一,以发现本在的存在。对于其形式的本体论证明,形而上学的科学形式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实证的方法仅仅适用于与主体统一的形式,即能发生相互作用的自在。对超过这一不能以实证方法验证的自在,只能使用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去寻求存在的自在的方式。

方式的设立和确证方式的本体性,即存在的本质性是形而上学的也只能是形而上学所能完成的理性任务。所以,对于形式的本体性之确证是形而上学的结果,因此,对于一切知识形式的反思也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哲学能够完成。因为,方式的形式与形式的方式是形而上学哲学得以产生的原因,形而上学的哲学的自为的形式是方式所自在的过程。显然,这仅仅说明,形而上学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关于时空的形式性,当西方哲学把时空拆解为时间和空间从而使对存在之存在的形式化的认识成为可能时,沿着这一目标前进的西方哲学使我们看到了它的成就和(出现的形式化的极限)所面临的困难。当我们深切的了解了这一本质性的问题是由于对时空的形式化所形成时,对问题的反思使我们深切的焦虑时空的本质。

面临这一方向的前途虽然是光明的但却是充满荆棘的。并且,这些荆蒺是那样根深蒂固的生长于人们的头脑中,我深切的了解,要割除这些荆蒺,带给我们的工作将是沉重的,这将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是我这些年所作的一部分)工作:

1,关于研究哲学对存在的形式化(和自然科学的形式化)的一部西方哲学史。

2,关于形而上学和形而上上学的哲学导论和哲学。

3,关于为新形而上学提供参照系的(源于易经)的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属于哲学方面的工作在当今的文化氛围中来完成是相当的困难的,在这方面,南开大学教授辛立洲先生在他的《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天津社会科学出板社1994年4月第1版)一书中对人类文化的全方位的考查和反思,认为必然发生的人类文化的第三次大繁荣和由他近几年所作的率先工作所带来的启动作用,将以文化上的新姿态迎来中国和人类文化的新世纪。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的突破性进展,将无疑会给哲学方面的研究带来有利条件,由此可以相信,能够预见到的哲学大繁荣的到来,已经为时不远。

注:本文写于1984年5-6月,改于1995年11-12月,在本网站首发。

2001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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