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 曦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形式之一,
由于中国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所以,
中医学的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就自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自为的中医学形式的关系所作的研究,
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文化上的基本意义。所以
,中医学在内容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应当说,
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的人、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因此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的人,
就应在对《周易》、《道德经》和《内经》的研究上下功夫,
舍此并无其它。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
就是上述研究方式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在形而中的统一,
那么,
中医学本身在形而中的形式中其具体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及其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
这将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
一、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
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 所以,
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 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因此,
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
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
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
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
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
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
在这一研究进路中, 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
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
也可以这样认为, 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 ,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
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
论世间事迹, 褒君子, 贬小人, 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
医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辞》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 医经与易经, 体同而用异, 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 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
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 假年学易, 不闻学医,
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 不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
犹先于大道, 何故 ?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 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
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
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
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
──“保性命者, 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
其表明, 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 对应和中者,
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 以藏象论之, 脾胃也 ,以五行论之,
中土也。以三焦论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体健康之象也 ,而离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 辨证者,
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达者; 中者, 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 皆生五, 其气三, 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 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
时空对应之机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 动静之机。”（吴谦: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 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那么, 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
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 培养在中, 发用在上。”（郑寿全:
《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
萌牙于肝, 培养于脾, 积贮于胸中为大气, 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气充足, 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
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
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肾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肾者也, 气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
全身水道, 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
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则万化安,
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胃受司受纳, 脾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
以章虚谷为要, 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 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
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
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
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
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
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
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因此, 医易相通者, 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 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 因此,
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
中医学在当代发展方向的问题, 宏观而言,
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 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
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
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
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
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
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
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
但是, 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 笔者认为,
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
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
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
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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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规律（形式及产生形式的逻辑与逻辑及产生逻辑的形式是统一的）,
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
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
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
才有可能完成,
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⑵
形而中论是以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而对人类的哲学所作出的哲学概括,这使之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的本质性在主体的形而中性──即形而中者之谓人的明题使主体的存在方式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统一中得到证明。这也为中医学的哲学思维找到了根据。
有关形而中论的论述, 请参考拙作:“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载段长三主编:
《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599页。
另可参考拙作: “易医相通和生命哲学论略”一文,
载于《亚州医药》杂志, 1996年10月增刊第19页。及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杂志1998年第2期第15页。
⑶ 关于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和进步,
是以中医学自在的本质性所决定的,
有其与中国文化统一的规律。关于中医学自身的发展问题,
我在“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载陈佑邦主编:《中国道家医学文化研究》黄山书社出版,1997年10月第1版第1页）一文中提出了基本性的探讨,
请参考。
1998.10.北京“第三届全国传统医学、
传统生命科学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
“第6届中医文献与临床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