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

在《“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1]一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想利用作“跋”的机会将本书中有关思想作一澄清或进一步交待。

对“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反省

首先我想说的是，本书的中心思想决不是要否定“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合法性，也不是认为“哲学”、“伦理学”、“本体论”、“形而上学”等一系列西方学术范畴所代表的学术思想中国一定不存在，而只是试图对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引入所代表的思想史问题作一反省。事实上，迄今为止人们多半是在盲目地、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学科，本书想要表达的重要观点之一是：在这种“不假思索”背后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为这种“不假思索”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惨重。

第一个重要史实是：不管中国古代的一系列学术是否可以算作“哲学”，今天我们是已经用“中国哲学史”等现代学科概念代替了曾绵延两千多年的“经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来说与对于西方的学者而言，“中国哲学史”等学科的引入，其含义是迥然不同的。对于西方人而说，这一学科的引入对于他们理解中国思想提供了一把可以接受的钥匙，这对于中国古代学术价值在西方世界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问题出在人们试图用它们来代替中国古代学术的传统。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一系列现代西方学科范畴的引进相对应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人们把过去自身完整、独立的“经学”五马分尸，把《诗经》纳入到了“文学”中，把《尚书》、《春秋》、《左传》等纳入到了“史学”中，把《周易》、“四书”等纳入到了“哲学”中，把“三礼”纳入到了“政治学”等学科中，把考证经籍义理的“小学”纳入到了“文字学”或“历史文献学”之中。你能说这些新型学科的设立是错误的吗？当然不能。然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学术原有的传统在经过这样一番“手术”之后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经学，不管是“小学”还是“大学”，是训诂之学还是义理之学，也不管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物身上侧重点有何不同，它是一个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并世代传承不息的传统；它之所以可以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不是某些人“别有用心”的需要，更不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而是因为它可以为无数人带来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归宿，更因为它是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有着生死存亡的意义。当这样一种学术传统被葬送之后，中华民族赖以维系自身的精神价值之本也就难以找到了。

第二个重要史实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一系列可以谅解的原因，中国人从来都是在用他们自身的传统观念来理解西学，引用西学范畴的时髦并不曾意味着中国人真正地理解了西方学术传统，更不意味着中国人真正地吸收了西学的精神实质。比如就拿“哲学”这一学科范畴来说，由于这一范畴含义的复杂性和历史变化的事实，人们似乎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来证明中国古代学术中的一系列成份确实可以称之为“哲学”。然而问题在于：在这样做的背后却隐藏着另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即这样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果就是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去正确认识西方历史上一直盛行不衰的intellectualism（可译为“认知主义”）传统的本质意义。所有人都承认认知主义是西方学术的主要传统，也乐意认为这是西方哲学不同于中国哲学的主要倾向之一。然而认知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认知主义对于西方文化乃至于对于人类文明来说的意义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多数中国人都倾向于从征服和改造自然、促进科学的发展等功利的角度来理解认知主义的意义，从主客分裂或主体性的建构等角度来理解认知主义的本质等。无论是现代新儒家学者还是那些反对国粹派的其他学者几乎都是从这些角度来理解西方文化的认知主义。多年来可以说很少有人严肃地思考过这类理解中存在的致命问题。我在本书“重新理解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学统’”那一篇中曾对这个问题作过较深入的讨论，并试图从“辩证法”、“形而上学”这两个学术的本义出发来挖掘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迥然不同的西方学术传统——认知主义——所代表的精神价值世界。现将其中的几段话摘录如下：

辩证法带给希腊学术的精神价值世界的主要特征是思想的自由境界，即思想无穷诘难、无限辩证、无尽探索的境界。……无止尽的否定和怀疑，无穷的诘难和追问，无拘无束的探索和发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可以不断满足自身的精神体验，一种痛快淋漓的生命享受，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在思想自由驰骋的过程中，人的精神勃发起来，生命力变得无比充沛，灵魂进行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这样一种人生，在中国古代学术中是很少见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也是很难理解的。但它确实曾是在希腊哲学赖以兴起并曾经激荡着无数人的心灵的重要原因。

在现代哲学家胡塞尔看来，

一种伟大的形而上学理想，自从古希腊哲学诞生那天起就激荡着无数人的心灵，……形而上学不仅包含着科学的精神价值基础，胡塞尔还强调，它还同时是欧洲人人性的精神价值基础。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可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样一种哲学-形而上学的理想，不仅是对知识的追求，而且意味着一种伟大的人性诉求。他们不知道，对于沉浸于形而上学的伟大理想中的人来说，“哲学”研究本身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了使人精神获得解放、人格获得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形式。

现在我想说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与引进“哲学”、“伦理学”、“本体论”、“形而上学”等一系列西方学术范畴的时髦相对应的是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这些西方学术范畴背后所包含的意义空间，没有理解过西方认知主义传统的精神实质。所以他们只是引进了这些学科或学术范畴之名，却从未真正引进了它们所代表的西方学术；他们所做的最大“贡献”也许就是用这些时髦的西方学术或学科范畴搞乱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命脉……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自我定位，一直是20世纪中国学人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发生，我认为与另外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即知识分子作为知识、文化的生产者和代表者，在他们的背后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学术传统在支撑着它。这个传统不可能由某个人或一部分人凭空想像出来，而是必须代表一种有着无穷无尽的意义的空间，值得为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为之献身、为前赴后继、舍生忘死。这里所说的“意义空间”（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丝毫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例如，儒家、道家和佛家就曾创造了这样类型的意义空间；又如，科学——特别是希腊哲学家所理想的那种广义的科学（episteme）——在过去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也曾经在西方世界代表着这样一种类型的意义空间；除此之外，各种艺术事业比如昆曲、京剧、绘画、音乐等等，也莫不代表这样类型的意义空间。人类文明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曾经创造过多种不同类型的意义空间，它们曾给无数人的人生带来意义，为无数人的生活赋予价值；然而，这些空间之所以能长存和发展下去，不仅是由于它们能为人性增添了价值，还由于它们自身所包含着独特的内在逻辑。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空间，都必须有自己存在的独立性，而他们的独立性又是由这些空间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失去它们独立的内在逻辑，这些空间就很难存在下去。例如，昆曲所遵循的艺术逻辑，与物理学所遵循的科学方法的逻辑就毫无共同之处；如果用科学研究的逻辑来要求艺术，艺术就不能存在，反之亦然。现在，我想说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所代表的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或意义空间呢？

然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刚诞生时起，就仿佛已经注定了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一方面，他们获得了“知识分子”之名，另一方面他们的心态又完全是古代的士大夫式的。这个极其特殊的角色特征，使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到今天为止从未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意义空间。本来，对于西方人来说，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后来发展成同时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传统，一直是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空间。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已经提到过的，这个意义空间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来也没有真正被中国人所真正地理解和接受过，因而成为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意义空间。这是因为中国人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从完全实用的功利需要出发来理解和接受这个西方知识传统的，说白了就是从“救中国”、“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等一系列功利需要出发来理解这一传统的，因而他们所接受的毌宁是一些知识而不是这些知识背后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对于那些从事科学研究事业的人来说，他们确实常常能够体验那种纯粹的、为了求知而求知的认知主义精神所带来的欢乐，但是他们需要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要以满足绝大多数社会公众向他们提出的种要求为目标，而不可能真正按照自己的兴趣、按照学术事业自身的内在逻辑来发挥自己人性的潜力。更何况，在日益强大的西方世界的压力下，任何一个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中国文化人都不可能不把救中国当作自己人生最主要的关怀。这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把西方的认知主义传统当作自己独一无二的安身之所，他们除此之外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安身之所。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也不可能靠回到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角色”上来定位自己。因为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知识分子完全是一个现代概念，与古代意义上的“士大夫”或“贵族”、“教士”之类完全不同。古代的士大夫或贵族、教士之流，他们的主要身份是政府官员而不是一群留在封闭的校园或其它场所里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解决专门的技术问题的教授、学者、工程师或专家。对于古人来说，即使他们现在还不得不寄居于某个以传授学问为主要任务的场所，这也决不是他们终身的或理想的目标所在。古代的士大夫或贵族，不仅是知识或文化的垄断者，而且更是政治、经济、法律等几乎所有重要社会资源的垄断者，这种垄断身份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职责以及他们所关心的主要的问题与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大不相同。这一系列古代士大夫或贵族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重大区别，充分表明了完全从古代士大夫或贵族的目光来理解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角色特征是很荒唐的。比如，有人说，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是从事社会批判。这一理解适用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发源地即19世纪的俄国，也适用于一部分现代关心社会文化建设的文化人，但是并不适用于多数现代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尽管知识分子概念的外延是个争论不清的问题，但是人们也许不会否认现代的理论科学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或工程师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等等是知识分子。不仅如此，对于具有科学技术决定论倾向的当代中国人来说，甚至可能会把这一部分人当作知识分子中的主体成份，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一部分人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主要代表。然而恰恰是这一部分人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社会批判之上，或者至少人们衡量他们一生成就的主要标准不是他们在批判社会阴暗面方面作出了多大贡献，而是在他们的科学研究或工程事业中有多少创造发明。那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成员是不是以从事社会批判为主要使命呢？我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试看大学各个系科的划分即可一目了然。哲学系里有科学技术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伦理学、美学、马哲史等若干专业，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把主要精力用之于从事社会批判，这是由他们专业的性质所决定的。再看中文系、历史系、法律系、社会学系、教育学系等各个系科的专业设置，也将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即从事社会批判决不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比妨说，总不能因为那些研究世界古代史、历史文献学、考古学、魏晋玄学的学者们，因为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社会批判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或不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吧？历史上有不少被誉为“优秀知识分子”的学术大师，从未将主要精力用之于从事社会批判。比如陈景润、钱学森之类，又比如有些专门写言情小说或爱情诗的作家等等。总之，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真正把主要精力用之于从事社会批判的人只占其中的极少数，而这些极少数也绝不能被作为其他知识分子效仿的对象，正如我们不能要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效仿京剧艺术家的唱腔一样。如果我们放眼看看西方世界，就可发现，在西方人心目中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所代表的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出于人的自由本性，有着自在的、超乎实用关怀之上的人生乐趣的群体，尽管在西方知识分子中也不乏热衷于参政议政或投身于社会运动中去的人物，但是他们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由此也再次显示，把从事社会批判当作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乃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的产物。

那么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才能走出“知识分子角色”与“士大夫心态”之间的矛盾构成的困境呢？ 我认为出路在于他们必须在“现代化”、“政治国家”、“民族富强”等一系列国家理想中走出来，在国家、民族、意识形态或者社会需要之外，建立起自身独立的的价值系统。下面让我们围绕这个问题略加展开。

现代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困境

人们也许会说，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以“救中国”或“实现中国现代化”为旨归，人为地创造出适合于他们自身的学术传统和意义空间吗？必须指出的是：“救中国”成为知识分子内在世界里的一种精神，但是它本身是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传统的。然而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很容易理解。

试想一下，所谓的中国学术，在今天无非是由各种各样的学科构成的，每个学科都可能有好多细小的专业，而专业之下又有许多领域（research field）。例如，就拿“文学”这个学科来说，大学中文系中有的人研究李白，有的人研究《离骚》，有的人研究海明威，有的研究希腊神话乃至《荷马史诗》。难道这些人研究唐诗、《离骚》也是为了国家的某种需要吗？难道让这些人为了围绕着如何使中国早日富强、早日现代化而研究古代神话以及《荷马史诗》吗？在其它各个学科领域，情况其实也完全一样，这一点只要我们稍微开动一下脑筋就能想通。比如在哲学系有的人研究亚里士多德，可是亚里士多德与中国现代化有什么联系？即使有联系，也太间接了！为着中国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他是不是应该放弃研究亚里士多德，转而研究某个与中国现代化联系更直接的课题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将来岂不是无人研究古希腊哲学了吗？不同专业的人们在研究不同的问题，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而满足人们的兴趣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人性的境界本来正是学术的根本价值；另一方面，各个专业、各个研究领域都遵循各自不同的学术逻辑，如果在学术的逻辑之外再预设一种新的逻辑，以致把国家需要看得比学术的逻辑更重要，乃至用国家标准来衡量学术，这无异于摧毁了学术本身，而这正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悲剧。

那种认为今天中国学术的方向就是使中国更加富强，或者说寻找一条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道路的人，常常会处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即一方面他们大谈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使中国学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为此大搞国际学术交流，引进了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作学术报告。可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一流水平”这两个目标其实是有矛盾的。试想一想，这些被我们请来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西方学者，他们做学问难道也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更加强大吗？比如说，如果一位美国学者做学问的目的就是使美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现代化的话，我们真的还有兴趣请他来中国吗？我们请一位日本学者来中国，难道我们同时也认为他做学问的目的是在寻找一条使日本更加富强的道路吗？我们做学问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请问我们是否同时也应该认为那些日本、韩国的学者们做学问的目的也是使日本、韩国魏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使得谁也不敢欺负他们？

也许有人会说，尽管外国学者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本国的现代化，但是他们的学术思想可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启发意义。可是这样想问题本身也是很可怪的。我们成天把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当作自己的目标，可是我们同时却没有弄清，所谓现代性本身就意味着学术的独立和自主，而不是指学术为哪个国家的强大或现代化服务。在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其实是现代化过程中关于学术的主流思想。我们在追赶现代化的同时却对这一现代性思想讳莫如深。尽管在西方近代以来也出现了一大批关怀现实问题的思想家，但是即便这种关怀也是从普遍的学术真理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哪个国家的富强或现代化目标出发的。就连卢梭、洛克这样的政治思想家，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使法国、英国更加强大，更加现代化。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为了使德国更加强大而提出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国人去信仰它了。原因很简单，如果学术不是从人性的普遍需要出发，追求人类共同普遍的真理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就必然会因局限于国家需要而大打折扣。象我们现在成天把寻找一条“救中国”的道路，把如何使中国变得更加富强、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当作学术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很荒唐吗？

解构现代化：目的、手段与意义危机

既然大家都把现代化与学术的关系看得如此密切，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下：假如这一观点成立的话，什么才是我们能够追求的现代化。现在中国人普遍地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国家目标来追求，这其中有两重心结，一是出于民族主义情怀，二是主要局限于物质的进步与发达上来理解现代化。这两个心结的产生都是可以理解的，老实说一个国家追求这些东西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同时我们似乎应该认识到，“现代化”可以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结来追求，但是现代化的落实，或者说其具体含义，却不能从国家需要或任何民族主义思想来理解。比如说我们不妨承认，对于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存在一个“学术现代化” 的问题。但是什么是学术的现代化呢？难道不应当指我们的学术制度让更多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让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思考和交流，创造更加辉煌的人性境界，从而使得学术的研究能够为更多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吗？除此之外，预设某种高于这一目标的“国家”现代化理想，真的有意义吗？因此，所谓学术的现代化（如果存在的话）应当是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国家”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的现代化包含着学术的独立和自治，而学术的独立和自治本身就意味着坚决反对在学术之外人为地预设国家需要等一系列高于学术的目标。我们不是成天口口声声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无比伟大，因为有象汉唐文化、唐诗宋词等一系列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人性境界的成就吗？难道我们说汉唐文化、唐诗宋词伟大，是因为它们把汉代、唐代或者宋代的中国搞得非常强大了吗？

由此可见，所谓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理解为一个人为地预设出来的、高于各个行业之上的国家目标，以之作为指导各行各业的标准。我们上面所讲的学术现代化的道理对于其它各个行业同样适用。例如，商业的现代化应当理解为商业活动的理性化；商业活动需要国家的调节，但是我们不能说人们从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国家目标。尽管商业的发展对国家富强肯定有利，但是商业活动的根本目的只能理解为千百万从商的人们潜能的发挥和全面发展，理解为它最终为人性的自由与价值的实现服务，而商业活动的理性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条件。对于其它各行各业莫不如此。因此，如果我们不先从各行各业自身的内在逻辑出发，而是在行业之外先人为地预设一种“国家理想”作为各行各业追求的共同目标，结果很可能导致对各行各业自身内在逻辑的抹杀，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了行业发展的独立性及其意义。

因此，我认为，在我们“追求现代化”之前，不妨对“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如下解构，即必须认识到，所谓国家现代化乃是各个行业的现代化的集合，而各个行业的现代化无非就是各行各业的理性化与自治，就是行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人的潜能的发挥和全面发展，为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而已：

现代化=学术的独立+商业的理性化+法律的自治+政治过程的理性化+……

事实上，长期以来，正是因为我们主要局限于国家需要或民族主义情结来理解现代化，并以此为基础把所谓的“国家现代化”当作了高于一切的目标来追求，才把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搞得无比复杂。可以发现，经过这样一番对对“现代化”概念的解构，现代化仍然可以作为我们追求的理想，但是其含义变得简单易明多了。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固然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但是像中国现在这样举国上下把寻找现代化当作学术研究的目的，并长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话语，这一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事实上，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精力来探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学者做学问的时候不需要也应当总是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学术价值；像今天中国这么多学者都把从整体上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当作自己的根本学术关怀的做法，实在是既荒唐又没有什么意义，举世罕见。因为现代化无非就是指各行各业的人们按照“正义”的方式把自己行业的事情做好，表现为各行各业的独立、自治与理性化。在行业的理性化与自治之外架设一个抽象的国家现代化目标，反而会导致行业的“现代化”不能实现。这就好比一个足球队，如果队员们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各自的素质和水平上，而花在抽象地、纯理论式地探讨整个球队如何提高整体水平上，整个球队的水平永远也不会得到提高。

就学术研究而言，对“现代化”概念的解构意味着：首先，人们不必把一种整体意义（国家意义）上的“现代化理想”当作其学术事业的理想，每个人只要从自己的个人兴趣出发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尽可能把本专业、本领域的问题研究得最深刻、最清楚就可以了。换言之，学术的最高境界是人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任何高于人性的东西；其次，对于任何一个热爱和从事学术的人，他在从事学术的过程中都必须无条件地把自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来对待。如果我们先预设一个学术之外的目标，很容易导致把它当作衡量学术的主要尺度，结果个人作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不是目的而成了完成国家需要的手段；其三，可以有一部分人把中国现代化当作自己终身的学术课题（既可以是纯学理式的研究，也可以是完全实用的方案研究），但是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衡量学术价值的主要尺度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能起多大作用；最后，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面貌，体现为这个国家各个学科中出现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师有多少，这个国家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处于多高层次。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整体水平是这个国家各个学科领域研究水平“集合”的产物。总之，中国学术必须在国家需要之外、从普遍的人性状况出发来确立自己的独立基础，中国学者必须重建学术自身的逻辑，建立独立的学术价值王国。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也许都会同意“学术对于人来说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个说法，但是与此同时你要他们放弃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个目标来从事学术，又是多数中国学者所极不情愿的。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似乎贬低了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其实，这种“不情愿”本身恰恰反映了当代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深刻的“意义”危机；即在一系列历史与现代历史背景的共同作用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除了国家需要这个世俗功利价值之外，难以找到层次更高的价值。他们的这种心态说明他们根本没有体验到那种纯粹的学理研究所带来的巨大乐趣，感受不到学术本身所具有的至高无尚的人性境界。他们不得不从国家理想或其它学术之外的功利价值的角度来寻找自己的学术价值，这一现象本身恰恰说明他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价值是非常缺乏自信的。他们没有认识到，恰恰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不自觉地把国家需要、把民族现代化理想当作了“中学”的最高理想，结果事实上导致中国学术长期不能与世界一流水平对话，长期不能“现代化”。

注释：

[1]此书即将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表时略加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