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瑾
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简帛讲读班”于2000年11月11日下午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会议室举行了第十三次研讨会。李学勤、谢桂华、彭林、廖名春、崔永东、刘国忠、江山、王子今等学者及来自清华、北大、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十几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先生主持。李学勤先生首先宣读了他的新作《再说“卜子”合文》。李先生在充分吸纳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细致缜密地分析了从商朝后期到战国时代汉字合文的出现、流变情况，总结出战国文字合文的书写、识读习惯与规律，最终认定，上海简《诗论》中的合文应作位置借用理解，读为“卜子”。
接着，彭林先生宣读了《再论郭店简〈六德〉“为父绝君”及相关问题》一文。经过对字形和文意的深入分析，彭先生认为，在古代文本中，绝、继二字的字形不甚区别，《六德》中的“绝”字仍应隶定为“绝”。进而，彭先生博采《礼记》、《丧服》、《中庸》、《仪礼》、《孝经》等文献及郭店简《语丛一》等篇的文句论证，《六德》中的“绝”字与礼书中的“绝服”相当，意在阐明同时发生同等级的丧事时的丧服原则：即有亲之服重于无亲之服，内亲之服重于外亲之服；而“杀”字应训为杀止，是指丧服的边界。彭先生的论文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廖名春先生特别指出，“杀”字的释读解决了传世文献研究中的一大难题。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李锐宣读了论文《〈卜子论诗〉“怀而明德”考》。他通过《卜子论诗》“怀而明德”句在先秦诸种典籍中的出现、流变情况，探讨了先秦《诗经》的流传脉络及儒家对墨家的影响。
廖名春先生提交和宣读了两篇论文。《郭店简〈六德〉、〈成之闻之〉新札》对《六德》和《成之闻之》篇6处简文提出了新颖的释读与理解。廖先生认为《六德》“仁类瞢而速”是说讲“仁”就类似不明“义”而重视亲情。“义，类而绝”是说讲“义”就要类似於断绝超越君臣关系的亲情。“少而多也”当读作“小而偃，多也”，即“有小罪而赦之”，宽宥、掩盖之，跟随的人就会多。《成之闻之》“福而贫贱”读为“富而分贱”不误。“富而分贱”即“富而分貧”，“贫”、“贱”义近通用。“分贱”、“分貧”都是指分财与贫贱者。廖先生强调，简帛研究要从文字疏通入手，次及义理；而且，郭店简的各篇不能孤立地研究，各篇的文字与思想有内在的关联，可以互相印证，所以要进行整体上的综合研究。廖先生的《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一文通过与传世文献的比照、分析，指出：秦简《易占》应当是《归藏》易的《郑母经》。“郑母”即奠母，奠母即尊母、帝母，即以母为尊，以母为主，正体现了《归藏》的思想与卦序，所以此文称“经”而不称“篇”。随后，廖先生引用大量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考证了4个卦名的流传、讹变情况与其含义。并根据秦简《归藏》的文例，指出了简文和传世文献的一些错误。最后，廖先生对比了秦简《归藏》、今本《周易》、帛书《周易》的卦名，认为今本《周易》的卦名距秦简《归藏》更近；帛书《周易》卦名的异文大多是假借字而非本字。
与会学者还就研究方法与上述论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谢桂华先生结合在大英图书馆研究居延汉简、敦煌文书的体会指出，从居延汉简与敦煌文书中可见，文本中的合文是一脉相承的书写习惯，判断合文为何种借用是识别的关键；李学勤先生对合文的分析是极其精辟的。此外，谢先生在方法论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1、书写符号对于隶定、释读、理解文字是至关重要的。要争取搞清楚每种特定符号的具体意义。2、图版与原物有极大的不同，学者应力争以原物作为研究基础。3、过去简帛研究的基础工作不扎实，现在讲读班应从基础工作入手，先认清文字，再理解文意。日本京都大学研讨班从事的三国吴简、三国碑刻的基础研究值得借鉴。清华大学法学院江山先生指出，儒家持一种以社会的整体和谐为最高标准的中立立场，他们意识到君权对社会的威胁，因而，至少在观念上对“尊”的权威进行了某种限制。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崔永东先生认为，丧服制度实际上反映了伦理观念，儒家强调孝的价值高于忠的价值。李学勤先生在谈到秦简《归藏》时指出，王家台《归藏》为战国作品，即后来的占卜书。汉晋人所讲的《归藏》即是指此。我们今天所见的简本仅仅是读本，其中有若干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