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瑾

作为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学术活动之一，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简帛讲读班于2001年4月27日上午在清华大学文北楼305会议室举行了第17次研讨会。会议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先生主持，谢桂华、刘乐贤、王志平、江山、刘国忠、王启发、崔德乡、富山一、斋藤智宽等中日韩简帛学者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十几位博、硕士生与会，日本著名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主任池田知久教授作了题为《周易与原始儒学》的报告。

池田先生指出，近年来，中国出土的大量古籍材料在国际汉学界引发了一场重构中国古代文化的风气。如何定位、处理这些资料成为学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池田先生的演讲即着眼于方法论的探讨，并以《周易》研究为例，采用一种新方法和新视角对该书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

池田先生首先以马王堆帛书《老子》与郭店《老子》为例，阐释了自己对新出材料研究方法的认识。池田先生以新出材料与传世文献的异同为标准，将前者分为三类：（1）传世本的最早文本；（2）虽已亡佚，但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者；（3）散佚，且未见于《汉书·艺文志》者。通过与传世诸版本的细致比较、分析，池田先生认为，马王堆帛书《老子》与郭店《老子》均属第一类，它们是今本《老子》古老而朴素的原型。而郭店《老子》更为迄今所见最早的《老子》版本，当时，文字还未定型。郭店《老子》逐渐发展、扩充为马王堆帛书《老子》，最终形成现在的通行本。这反映了经典由简单到复杂、由朴素到高级的历史的形成过程。面对同一经典各种版本间字句的差异，池田先生指出，这里并不存在何者更正确的问题；每个版本都是对的，文字的不同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也就是说，学者们不仅要利用出土材料对经典做文本研究，还要进行历史的思想分析，甚至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

池田先生对出土文献掀起的批判“疑古”的思潮表示赞同。他指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疑古”一词是站不住脚的：既然每一门学科都要对各自的研究对象进行检讨，研究历史的学者特别强调“疑”会带来负面效果。现代学者应该超越疑古，在本文批判的基础上准确地再现经典原文；突破道德与政治的影响，经过高等批判的再认识、再塑造来“释古”。

最后，池田先生通过引用大量传世文献及其与出土材料的对照，指出，从《论语》等古籍中可知，孔子的学说是朴素而简单的；他敬鬼神而远之，表现了强烈的理性主义。而且占卜之事也为先秦各家所批判。所以，《周易》既与孔子无关，也与早期儒学没有任何联系。至汉代，儒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周易》才据有了儒家经典的地位。《周易》最初仅记录了简单的占卜方法，与当时的《式法》、《日书》类似。简朴的《周易》只有64卦，没有高深的哲学内容，没有伦理学与政治学观念，也没有阴阳五行思想。《易传》是儒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时代的演进日渐丰富；其中的“子曰”均系假托，为后人解说的一种方式。

谢桂华先生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作为国际知名汉学家，池田先生的著作极多。今天池田先生对研究方法的精辟见解也给诸位很大启发。虽然池田先生有些观点与中国学者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同行们在学术上平等讨论，共同促进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入研究。郭店简的出土引起海内外汉学界的广泛关注，现在研究还刚刚起步，希望大家采用正确的方法推动学术的全面进步。

会上还交流了廖名春先生的最新论文《郭店楚简〈五行〉篇校释札记》。廖先生精心梳理了近年来简、帛《五行》篇的研究成果，引用了大量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并以郭店楚简《五行》篇与帛书《五行》篇的“经”文和“说”文对勘，对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7个疑难问题进行了系统考释，提出了精到的见解，对于读通简、帛《五行》篇，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