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00BZS018）
吴少珉 赵金昭 主编
张京华 张 利 沈颂金 李廷勇 撰著
学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第一章
古史辨派的形成：时代条件、学术渊源和思想意义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潮流中，产生了一个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古史辨派。它萌生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母体，饱受了新时代丰富的精神滋养，并最终成为一个勇于打破传统的圣贤崇拜、廓清附会杜撰的古史迷雾的学术流派，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20世纪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古史辨派与五四反封建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关系
（一）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时代潮流为古史辨派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带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是传统学术无法给予的，而是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由旧转新的时代所赋予的，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为古史辨派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生于苏州。这里是东南文化名城和清代乾嘉学派“吴派”的中心，而顾氏家族也是江南颇有名气的读书之家，康熙下江南时，曾誉称顾家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顾颉刚从小就培养起与别人颇为不同的读书求学的志趣，这成为其日后从事古史辨伪的思想源头。顾颉刚很小就接受了启蒙教育，据说，他在坐“连台交椅”时祖父就开始教他认字了，3岁时其母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等书籍，6岁时进私塾较系统地学习经史知识，大部分经书都已读过。14岁时，他进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开始接受新式教育。这一时期他受到的是正规的传统教育，在祖父、叔父和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这种传统学术的教育和熏陶，直到他进入新式学堂后也没有停止。两年后顾颉刚求学于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此时，他仍继续着古典经籍的学习。每天晚上回家后，其祖父都要教他读《尚书》和《周易》，使他对春秋以前的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的认识。而新式学堂中博物理化等课程又启蒙了他的科学的观念，使他在研究学问的思想方法上得到了一定的训练。
顾颉刚少年求学时期，正是晚清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最早接触到的时代思想就是戊戌维新思潮。当时，顾颉刚的父亲参加了维新组织强学会苏州分会的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苏州分会自动解散，会中书籍由各个会员携取回家，父亲分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万国演义》等书，嗜好读书的顾颉刚尽情翻览，接触到一些世界史。其父还把光绪皇帝和康、梁及六君子的照片挂在墙上，顾颉刚“常常看着，对这一班失败的英雄致敬，因此也就痛恨了西太后”[1]。受父亲影响，尚处于孩提时代的顾颉刚关心国家和社会上发生的大事，并阅读了一些新学书籍和报刊，像梁启超在日本编印的《新民丛报》就是他的日常读物，其中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篇鼓舞着他的爱国热情。但顾颉刚此时还是倾向保皇党的，由于对革命派的了解甚少，加之自幼读经书，对古帝王古贤臣的崇拜由来已久。“要说国家可以没有皇帝，仿佛说一个人可以没有头，在我们的想象中是断然想不出来的。”[2]戊戌维新思想是以广泛地引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为基础的，它对仍以封建思想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各地的新式教育蓬勃兴起，新学得以广泛传播，近代民主思想得到了发展。因此在顾颉刚的知识领域里，既有传统学术的内容，也有新学的内容，这种知识结构为他日后进行古史辨伪打下了坚实基础。到辛亥革命爆发前，顾颉刚又经历了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看到日俄两国军官在我国境内耀武扬威的样子，以及在战争中被杀害的无数中国人民，他气愤已极。正当此时，国内革新运动勃发，少年顾颉刚“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在这种热情的包裹之中，只觉得杀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的责任”[3]。而报刊杂志上的革命宣传，更使他体会到清政府的腐败，认识到革命的必要。如顾颉刚对《国粹学报》爱不释手，据他自己讲，此学报“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借了‘国粹’一名宣传革命，洗涤了《新民丛报》给我的保皇思想”[4]。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顾颉刚“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5]。当时上海的报纸每天下午一点运到苏州，由于他身高腿长，走路快，于是常常在下课休息的十分钟里被同学们派去买报。他还参加学团和巷团，彻夜巡逻，防御土匪，置身于革命洪流中。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反传统文化的言论也随之出现，这种文化革命的思想汇成辛亥革命期间一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为后来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顾颉刚的思想受到了一次全新的洗礼，他关注国家的命运，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一些活动。1912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党，担任苏州支部的文书，热心于宣传社会主义的活动。平时常与王伯祥、叶圣陶讨论社会主义，反对孔教，认为孔子之言乃专制帝王之脚本。1913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的预科班，自此至1923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渡过，这是他学术思想发展、形成最为关键的10年。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立刻援引《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努力打破学校中的陈腐风气，锐意改革校政学风，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泛延请人才，成为当时校政整顿的关键，也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机运。这一时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职的，“《新青年》杂志的重要作者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6]，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北京大学积极宣传民主、自由，倡导新文化，同时兴起了一股批判旧的思想文化的浪潮，使北京大学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1916年至1920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本科学习，这正是发源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其锋芒直指反动派极力维护的孔子的权威。民国初年以来，从袁世凯复辟，到张勋复辟，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流十分强劲，这激起先进知识分子对束缚人们思想的儒家学说的痛击。1916年8月国会复会后讨论孔教应否列入宪法，这更引发舆论界的激烈论战。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7]等文中，指出了孔子学说的封建性质及其与共和制度的根本对立。李大钊还明确地指出：孔子被历代“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8]。于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强烈呼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碍于新思想、新文化发展的因素进行无情的批判，力图打破人们头脑中对传统圣贤、封建思想的迷信，为宣传新的思想文化扫清障碍、开辟道路。感受着这一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顾颉刚的思想才智得到了真正的解放。1918年，他参加了北京大学主张宣传新文化的一个学生组织“新潮社”，经常作文抨击旧的封建文化，阐述和介绍新的思想观念，发表在与《新青年》齐名的《新潮》杂志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其涉及的领域也从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深入到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重新审视和评判，换言之，新文化运动深入到了学术研究领域。
而胡适执教于北京大学，更对顾颉刚一生的治学乃至古史辨派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多次谈到胡适对古史辨派史学思想的启迪和指导作用。1917年胡适被蔡元培聘为教授，接替陈汉章讲授《中国哲学史》。陈汉章是章太炎的弟子，旧学渊博，他从伏羲画八卦讲起，旁征博引，漫无边际，讲了一年才讲到商朝箕子陈《洪范》，使学生不得要领。胡适与其大相径庭，他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重编讲义，用《诗经》作时代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顾颉刚曾回忆当时的感受：“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由于胡适刚留美归国，年纪轻轻，因而学生对其颇有怀疑和不满。但善于思考的顾颉刚却感到耳目一新，听了几堂课便被胡适的系统性和条理性吸引，他对同宿舍的好友国学门学生傅斯年说，胡先生“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9]。胡适虽然只比顾颉刚大两岁，但顾氏对他“截断众流”的勇气和学识十分钦佩，深受其存疑主义的启发，挖掘中国历史上怀疑古书古史的思想，在更新旧的史学观念、汲取新的研究方法上得到许多教益。胡适留美时师从杜威，并将其实验主义演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大力鼓吹，风靡一时。胡适是“新潮社”的顾问，“新潮社”的活动“很受他些指导”[10]。
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高潮中，胡适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认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他们“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他们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他们“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所以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认为对旧有的学术思想应持一种评判的态度，重新评估其价值。他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具体的步骤是，第一步进行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发生及其影响效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看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11]在胡适的具体指导下，“整理国故”的运动在学术界全面兴起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在他的旗帜下走上了这条道路。顾颉刚对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持批评的继承的态度，胡适的主张很契合他的理性，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整理国故”队伍中的积极分子，事实上，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正是在重新评判一切的思想指导下开始的。五四以后，胡适一方面重提“整理国故”的口号，一面又办了《读书杂志》和《国学季刊》两个发表辨伪成果的刊物。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基本要求是：“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但不先弄明白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12]整理国故运动不仅提出了辨伪的任务，还提供了古史考辨的阵地，有效地帮助古史辨派的先驱者摆脱儒家经学的羁绊，破除对古史的迷信，把古史和古书中崇拜的偶像，变成重新评判的研究对象，促成了古史辨派思想的酝酿和产生。整理国故运动，因其本身所具有的怀疑主义的性质，自然而然地成了现代疑古思想的原动力，对此顾颉刚曾多次谈起：“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画。我生当其顷，亲炙他们的言论，又从学校的科学教育中略略认识科学的面目，又因性喜博览而对于古今学术有些知晓，所以能够自觉地承受。”[13]正是在“此种空气之下，踊跃用命，也想一口气把中国史弄个明白，便开始从几部古书里直接证明尧舜禹等的真相”[14]。
1920年顾颉刚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编目员，这对他后来的古史疑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顾颉刚与胡适的交往逐渐密切起来，他常为胡适搜集资料，和他商榷学问，交流心得，领会其研究历史的方法，接受胡适思想的浸润和影响。如他将自己的《清代著述考》稿本送与胡适参阅，胡适看过后大为欣赏，认为“这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15]被顾颉刚抓到了。但也回信指出其中没有列入姚际恒的著作，认为姚际恒是一个很大胆的应当表彰的人[16]，引导顾颉刚标点姚的《古今伪书考》。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胡适的这一提议竟成为古史辨派产生的契机。后来胡适回忆道：“承顾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四十八个字的短信作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这四十八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然而这样‘一本万利’的收获，也只有顾先生这样勤苦的农夫做得到。”[17]顾颉刚曾复信胡适，引用《四库提要》说明姚际恒的治学，“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羲，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可见，姚君是个辨伪书的集大成者”。几天后，他拜访胡适时，胡适告诉他《四库提要》冤枉了姚际恒，并拿出张穆做的《阎潜邱年谱》给他看，顾颉刚方才知道实际情况是，当年阎若璩到杭州去看姚际恒，并把姚辨伪的结论引述到自己的《尚书古文疏证》里，而不是姚剽袭阎。胡适还在顾颉刚的旧作《〈古今伪书考〉跋》之后批道：“我主张，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18]对这一观点顾深以为然。顾颉刚曾指出：“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真不知藏垢纳污到怎样！若能仔细的同他考一考，教他们涣然消释这个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19]这与胡适的观点可谓如出一辙。胡适也曾对顾说过他的古史观：
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20]
那段时间，为了标点《古今伪书考》，顾颉刚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伪学者接触，从辨伪书转到辨伪事，并有了编辑《辨伪丛刊》的计划，决心对古书来个彻底的清理，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道路。他还经常与胡适进行书信往来和学术交流，胡适对他辨伪的思路和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在具体问题上进行指导。1921年，胡适将新买到的《东壁遗书》送与他阅读，认为其中的《考信录》有全部翻刻的价值。“我们那时便决定颉刚的‘伪史考’即可继《考信录》而起。崔述推翻了‘传记’，回到几部他认为可信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该‘考而后信’。在这方面，我们得着钱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21]胡适对《水浒》版本的流传以及故事的来历和演变的考证，把极为复杂的问题清楚地理出了演变的层次，使顾颉刚大受启发。他又联系到观看戏剧和采集民间歌谣的体会，同一底本可以演变成既相似又很不相同的故事情节，“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运用研究故事的方法。”[22]可以说，胡适“不仅从理论上为维新运动以来的疑古思潮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而且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进行了推翻伪古史的示范性尝试，为‘古史辨’学派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进行了开路工作。”[23]
为了把前人的辨伪成绩进行一番总结，顾颉刚开始编辑《辨伪丛刊》，此时他与钱玄同相识了。钱玄同是古文家章太炎的高足，后师从今文派的崔适，因而今古文兼通。但他对今、古文家都不满意，常对顾颉刚讲对他们不要盲从，两派在整理古籍上都不实事求是，都犯了从主观成见出发的错误。“今文家与古文家的说话，都是一半对，一半不对；不对的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对的是他们对于对方的攻击。所以我们要用了今文家的话来看古文家，用了古文家的话来看今文家。如此，他们的真相就会给我们弄明白。”[24]他曾写信对顾说：“我现在以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说流行，失其真相的，两者都难凭信，不过比较起来，还是今文较可信些。”[25]出于对今、古文两家的这种认识，钱玄同主张对经也要辨伪，而且在四部中考辨经书最为重要。在两人的学术交往中，钱玄同一开始就对顾颉刚的辨伪工作给予支持，他在给顾的信中说：“先生说，因为要研究历史，于是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因为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于是要‘辨伪’。我以为这个意思是极对的。我并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26]这位在新文化运动中勇猛地批判封建文化的斗士对顾颉刚的影响很大，为了表示对信古思想的强烈不满，钱玄同不仅自己改了姓，自号“疑古玄同”，还屡屡说起经书及其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顾颉刚感到经部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不久顾颉刚研究了《诗经》，发现前人所作的经解十分支离混乱，对此，钱玄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鼓励顾还原《诗经》的真相。在钱玄同大胆的疑辨精神的鼓舞下，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将辨伪思想的触角扩展到经部方面，他决心打破经学上的偶像地位和威信，立志要澄清谬妄的经说。顾颉刚曾说：“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27]总之，在胡适、钱玄同这些良师益友的启发和鼓励下，顾颉刚终于突破“愚者信而不疑，智者存而不论”的思想禁锢，高屋建瓴，振臂一呼，创立了震动一时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再一次吹响了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号角，具有反封建的重要意义。
顾氏本人一再强调其古史辨伪思想是五四时代思潮的产物，打破旧思想的明确意识正是在此时形成的，他说这一时期“我的一向隐藏着的傲慢的见解屡屡得到了不期而遇的同调，使我胆壮了不少。以前我虽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思想的压迫，心想前人的话或者没有我所见的简单，或者我的观察也确有误谬。……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28]。旧的传统观点一向认为：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统一国家，甚至认为尧、舜时代已经是统一国家，唐尧、虞舜是至圣之君，上古是黄金时代，以后世道浇薄，国家难治，遂形成千古流传的复古思想。而且从尧、舜这些古圣王起，经过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成为神圣的“道统”。对于记载这些“道统”的经书只能顶礼膜拜，不能有所怀疑，由此形成为封建制度、秩序服务的顽固迂腐的意识，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思想革新、反对复古主义、重新评判传统文化的进步思潮的激荡下，在胡适提倡的存疑主义的诱发下，顾颉刚等人鼓起推翻传统观念的勇气，对一切旧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自觉担当起了打破传统偶像、批判封建史学的历史重任，当此时“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使得我又欣快，又惊诧，终至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29]。可见顾颉刚的考辨古史、推倒千百年来的经学偶像无疑是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这项工作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30]而以古史辨派为核心展开的疑古辨伪工作“是在五四运动后发生反对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怀疑封建社会所传说的古代史，本身也就构成反封建之一环！”[31]总之，顾颉刚既有传统学术的知识基础，又得益于新时代所赋予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他能够冲破封建文化的藩篱，大胆地对传统和圣贤进行怀疑，在中国学术的新旧转变过程中起到一种继往开新的作用。如果没有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全面求新的发展趋势的激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熏陶和影响，没有师友们的启发和引导，顾颉刚的学术研究就很难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正如他本人所述：“予若不处五四运动时代，决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决无人信，生不出影响也。适宜之环境，与少年之勇气，如此真可宝贵也。”[32]
（二）在西方近代科学观念与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古史辨派成为中西学术交融的产物
从整个世界范围看，19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其科学观念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的整个学术界。人文学科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纷纷与之看齐，学者们竞相采用自然科学方法于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对于处在民族危急关头的近代中国，不少有识之士也试图以科学救国、振兴实业来普及和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开展科学研究。这些探索和努力，对人文社会学领域起到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使这些学科步入追求科学化的道路。
20世纪初，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下，“科学”不仅被视为中国的自强之本，而且被认为是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顽症的良药。此时，一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如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他们原本学有根柢，眼光敏锐，又将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带回中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革命，使西方学理的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反映在历史学上，表现为对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观等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以近代的科学理性观点为思想和理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科学”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共同信仰和中国史学的主流，这种“科学之威权万能”的观念影响力极大，由此“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个笼罩全局的科学主义思潮”[33]。史学家们都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素质为己任，力求把历史学推向真正具有“科学”品格的轨道。1902年梁启超兴起了倡导进化论、批判旧史学的“史界革命”，提出新的历史观念，为闭塞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近代西方史学的科学信息，使我国读书界“粗闻西洋近世新史学之要义”；而进化论在当时本身就是一种最具影响力的科学观念，被作为科学的主要内容。1914年任鸿隽、赵元任等人在美国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以“提倡科学、振兴实业”为宗旨，为中国科学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在人们心目中，科学的关键是看有没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真理者，绝对名词也。此之为是者，必彼之为非。”
“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曰‘求真’。取广义言之，凡方法之可以致真者，皆得谓之科学的方法；凡理说之合于事变者，皆得谓科学之理论；凡理论之不根据于事实者，而根据于事实而未尽精切者，皆科学所欲去。概言之：曰‘立真去伪’。”[34]这些思想把中国传统学术中所孕育的求真精神，由一种隐形状态和自在的水平，提升到显形状态和自为的水平。即在科学精神中，求真是至高无上的，不能因致用而损害求真这一神圣的追求目标，这种思想观念对历史学家的治史宗旨有很大的影响。如王国维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35]他强调学术只是为了求真理，而不是管它有用还是没用。不要因一些基本理论似乎没有用就不去研究，现在没有用，以后或许有用；对事物不论大小、远近，都应研究。傅斯年更认为“好谈致用”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弊端，结果乃至一无所用。这种以求真为最高目标，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精神无疑使顾颉刚产生了共鸣，他说：“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36]具体地说，科学精神有五个特征：第一崇实。科学是建筑在事实基础上的，所以先要确定所研究的事实。第二贵确。贵在精确，对于所研究的事实要使之精确。第三察微。对人们不注意或者忽略的，要予以重视。第四慎断。对没有足够论据或没有搞清楚的，不轻下论断。第五存疑，即把所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暂且放置，保留怀疑，有待日后的再研究。总之，要讲求科学，就首先必须有科学精神，而顾颉刚的古史考辨无疑是汲取了科学精神的成果：他以“存疑”和“察微”为起点进行研究，发现了我国古史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所在，以“崇实”和“慎断”的态度客观地分析史料，进行立论，以“贵确”的标准认真考察，前后论证。可见，正是在五四时期科学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顾颉刚才成就了他的古史辨思想。
除了科学精神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最深刻的影响，就在于提倡以近代的理性观念为思想和理论基础的自觉意识，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判，破除陈旧的学风，振兴中华学术。顾颉刚青少年时代在苏州上过新式高小学堂和中学，已经初步接触到一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如矿物分析、化学试验和分析之类。在北京大学读预科和本科的七年中，处于五四时代潮流的核心，在思想解放的自由空气里，他接受了《新青年》等报刊中新学理的灌输，学习了逻辑学课程，读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学术著作，坚信“理性原则”是治学的唯一标准，其理性思想得到充分发展，特别是又从胡适的讲课和论著中掌握了西方科学方法的要领。那么什么是科学方法呢？科学方法是从实际出发，以求真为目的，以实验推理等进行分析、综合，探讨客观世界的通则。胡适受詹姆士(William
James)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一生提倡科学，他认为科学方法就是实验室的方法，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后来胡适又将其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37]，以此作为整理国故的重要方法。这套以实验为中心的方法，完全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结果，深受当时自然科学观念的影响，与自然科学家认识物质世界的观念和方法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种典型的以经验性、实证性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方法。胡适留美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直接传输西方的治史方法，对中国的古史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古史辨派就将这些方法引入了历史研究。顾颉刚说：“西洋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的价值。”“我生当其顷，……能够自觉地承受。”[38]他考辨古史经常采用的假设、求证、以历史演进的方法考察古史传说的演变等，均直接受到胡适的影响。而与顾颉刚“埙篪相应”的知己好友傅斯年更是个“科学迷”，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垂青于“科学”，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由他和罗家伦等主办的《新潮》杂志，就以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批评中国近代学术及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为主要内容。在该杂志上不仅经常刊登“纯粹的科学文”，还开辟了“故书新评”栏目，介绍读书入门的途径，宣扬治学方法的重要性，对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进行分析和批判。他在1918年发表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39]一文中，指出要根除中国学术界的谬误必须提倡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位中国史学科学化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认为，要研究国故必须引进西方的“科学的主义和方法”[40]，他对科学的重视无疑也感染了顾颉刚。1921年顾颉刚在给友人王伯祥的信中说：“我自知于哲学文学都是不近情的，我也不想做社会改造运动家，我只愿一生读书，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41]1920年傅斯年到西欧留学七年，曾学习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化学、物理学、高等数学等课程。在德国，他深受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的影响，对兰克的治史原则十分推崇，对西方科学和科学方法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后，1927年傅斯年回国受聘于中山大学，又与顾颉刚等人在该校创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希望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以成就科学的史学之事业。
20世纪初，科学的发展、甲骨文的出土和研究以及考古学的成就，使古代社会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此时，西方的科学思想，尤其是进化论的广泛传播，西方史学理论、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理论的传入与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论发生了冲突；而批判、审查史料的方法，重视逻辑、系统和“历史演进”的方法的引入，进一步促进了中西学术交流，认识上突破困境的要求产生了强烈的怀疑精神。这恰与顾颉刚自幼萌发的对旧学的不满及大胆疑古的精神相吻合，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是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智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42]于是，在追求民主科学和史学走向科学化的时代，在中西学术交融的氛围中，以冲破旧思想的热情和辨伪观点为基础，以西方的科学观念为动力，顾颉刚进一步搜集、掌握最具关键意义的资料，扩大辨伪领域，磨砺和推进他的研究方法，逐步确定了古史辨伪的总计划，孕育、形成了其独特的古史学说。
注释：
[1]
顾 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5]
顾颉刚：《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见《中国哲学》第九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18页。
[6]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页。
[7]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7页。
[8]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0页。
[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6页。
[10]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见《出入史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11]
胡 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32－533页。
[12]
胡 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存》二集，第3页。
[1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78页。
[1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15]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一册，第4页。
[16]
胡 适：《询姚际恒著述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1页。
[17]
胡 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见《古史辨》第二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页。
[1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4、12页。
[19]
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13－14页。
[20]
胡 适：《自述古史观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22－23页。
[21]
胡 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见《古史辨》第二册下编，第336页。
[22]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40页。
[23]
杜蒸民：《胡适与古史辨派》，见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24]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第二学期讲义序目》，见《古史辨》第五册上编，第259页。
[25]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30－31页。
[27]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80页。
[2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5－36页。
[30]
白寿彝：《悼念顾颉刚先生》，见《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页。
[31]
杨向奎：《中国古代史论》，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04页。
[32]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九，第6616页。
[33]
张书学：《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见《东岳论丛》1997 年第6期，第75页。
[35]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3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25页。
[37]
胡 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第93页。
[3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77－78页。
[39]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见《出入史门》，第1－11页。
[40]
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见《出入史门》，第13页。
[41]
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36页。
[42]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