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00BZS018）
吴少珉 赵金昭 主编
张京华 张 利 沈颂金 李廷勇 撰著
学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第一章
古史辨派的形成：时代条件、学术渊源和思想意义
第四节 古史辨派与西方史学思想的传入
（一）西方历史进化论的传入，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古史辨派及顾颉刚的古史观的主要理论来源，是五四时期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进化论和实用主义。进化论的观点旨在说明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事物的演变都有它的来踪去迹，不会凭空产生。19世纪末，严复第一个把西方的进化论当作一种新的世界观介绍给国人，使之伴随着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迅速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把进化发展的观念明确引进了中国文化的全部领域，引进了精神文化、伦理道德的领域，[1]并成为破除迷信的武器之一。胡适十分推崇西方的进化论，1918年以后他连续发表数篇文章，向学术界大力宣传、介绍这一新的思想观念。他曾指出：“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2]顾颉刚也说：“过去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3]五四运动前后，历史进化观在学术界广泛地传播，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也直接启发和促进了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和研究。
顾颉刚在考入北京大学本科以前，读过严复译的《名学浅说》及《天演论》，对西方逻辑学及进化论学说颇感兴趣，而他的进化观念的形成却深受胡适的启发、引导。他在1919年1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读过胡适的一篇评论文章后的感受：“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在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4]在古代，人们缺乏进化思想，在“崇古”和倒退思想的引导下，不断附会、扩大、创造着古史，形成了一套排列完整的中国古史系统。顾颉刚曾说，他敢于怀疑旧的古史系统“就是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智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5]。这说明他用进化的眼光看待古史，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和进化的，旧的古史系统应当被破除。于是顾颉刚决心打破对旧的古史的迷信，建立一种新的进化的思想观念。1923年他提出了打破古史研究中的四种观念，就是基于进化论的思想，反对历史退化的观念，反对把古代世界说成是极乐的黄金世界，要求在历史事实基础上恢复古史本来的情形，对古史研究中树立进化的历史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此时历史进化论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所以这四个打破提出后，没有人再提出异议来和他讨论。
事实上，进化论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它成为顾氏中国古史研究中核心的指导思想。将进化论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孕育出一种全新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这是古史辨派最基本的方法论。它要求在研究历史时对有关的每一种传说和记载作严格的审查与批判，准确地把握材料的时代范围和演变状况，这无疑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按顾氏的解释：“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6]运用此方法，顾氏排了两个史书的目录表，“一个是依了从前人的方法编排史目，看书上说的什么时代就放在什么时代，……
一个是依了我们现在的眼光编排史目看它们在什么时代起来的就放在什么时代”。这两个表排好后一比较，二者的差异便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以前人看古史是平面的，无论在哪个时候发生的故事，他们总一例的看待，所以会得愈积愈多；现在我们看古史是垂线的，起初一条线，后来分成几条，更后又分成若干条，高低错落，累累如贯珠垂旒，只要细心看去就分得出清楚的层次。”
顾氏排的这两个表形象地反映了有无进化观念的差异，运用进化观使他“对于古史的来源有了较清楚的认识。”[7]再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8]。搞清楚了一件史事，在最早时是怎样的，以后又是如何变化的，就弄清了这件史事演变的经过，也就更有助于真正认识这件史事。
顾颉刚运用历史演进法显然是受了胡适的启发，他曾回忆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研究，但没有方法，也没有目标，从遇见胡适，既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也更为强烈。当年“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能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9]。1920年，胡适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水浒传》一书写了长序，对《水浒传》故事的来历、流传、变迁和成书的过程，以及版本的演变，作了层次清晰、有条不紊的剖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运用历史演进法的新模式。胡适的科学方法和客观态度点燃了顾颉刚思想的火花，使他看到小说故事的来历和演变的多层次性以及版本问题的复杂性。由此他联想到许多民间故事和戏剧，都是由同一底本逐渐演变出不同的情节和内容；又想起胡适的《井田辨》和《水浒传考证》等文，于是他对古史传说产生了顿悟：既然可以用研究历史的眼光和方法研究故事，也就可以用研究故事的方法研究历史。那么只要用角色演变的眼光考察古史中的人物，不是完全能理出他们在历史上所受的颂誉抑或诋毁的层次吗？顾颉刚后来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正是基于此种“历史演进的方法”而获致的。“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10]他用历史演进法对传说中的古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先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再比较一番，“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的文献中才有记载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11]通过历史演进法，顾颉刚进一步得出古史传说“渐次增高”的观念。总之，顾氏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后来其他学者所补充的“古史的分化演变”说，都是运用历史演进法取得的成果。胡适认为这种方法是顾颉刚“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12]。进化观点和历史演进方法的运用，不仅使古史辨派注重古代史事的变迁，还使他们认识到文献记载的历史与客观存在的历史有一定的差距。顾颉刚说：“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13]也就是说考辨古史在没有实物材料，只能从文献记载的材料入手的情况下，只有注重文献记载中史事的演变，才能使古史的考辨具有科学意义。这就提出了文献记载的客观性受主观限制，不能完全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从上述顾颉刚的言论和古史研究中，可以看到正是胡适从西方带来的“科学方法”，以及他应用这套方法所作的示范性研究，才鼓起了古史辨学者们辨伪求真的勇气，找到了辨伪求真的具体路径，诱发了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念的产生，并取得了大量古史资料的考订成果。
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由于没有进化的眼光，人们往往把文献记载的史事和客观历史等同看待，并用本时代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去解释古代的史事，因而造成了“时代愈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14]
的现象。能够明确的区分客观历史与记载的历史，是古史辨派较前人进步的突出表现，也是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然而，历史演进法重在揭示传说的演变和史料的真伪，它对古代传说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完全推倒的处理方式，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疑古过甚的倾向。传说时代的历史虽不能靠照搬传说来复原，但传说中也包含相当可信的成份，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历史的真实，研究古代传说必须持辩证的态度。显然，历史演进法能帮助人们明了传说演化的次序，却不能完全恢复上古历史的真相，如果它不与社会学、考古学方法及其他科学方法相结合，就只能起到破坏信史的作用，而不能直接从事信史的建设，发展到极端甚至对重建信史有负面影响。
（二）美国实用主义史学方法对胡适、顾颉刚的影响
实用主义(Experimontalism)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是一种应付生活环境的方法或工具，体现了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它强调哲学应以“解决人的问题”为中心，与人生的实际价值相联系。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系统学习了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和心理学，又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影响，视其为“现在实验主义的领袖”[15]。他称杜威的实用主义为“实验主义”，而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所谓的‘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天理，它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胡适还把杜威的“实验的方法”简化成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6]
1917年，胡适回国后即通过撰文、讲演、授课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实用主义史学方法，主张用“科学方法”、“实验的方法”研究历史，“科学方法”就是归纳、类比、演绎、假设方法等。他所宣扬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7]胡适指出：“他（杜威）的方法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历史的方法，我常说他是‘祖孙的方法’，……
第二是试验的方法，这有三个要点：第一点注重具体的个别事实；第二是一切学理都只是假设，给我们参考用的，却不是天经地义；第三是一切学说、制度等等，甚至真理都要经过试验。他不主张做古人的奴隶。”[18]这是胡适对杜威实用主义的概括，无论概括得准确与否，这两个根本观念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顾颉刚曾把胡适的这段演说辞抄录下来，并加按语说：“此篇演说深契于心。我以为欲救中国华而不实的毛病，只有杜威一派学说是对病药。”[19]它对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影响就是不把一切学说、学理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而视为待证的假设，“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20]。起到了打破迷信和传统的束缚以及解放思想的作用。顾颉刚曾说他的古史研究直接受到胡适的“历史的方法”的影响，“他（胡适）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21]。这些方法就包括假设、求证、历史演进的方法等等。胡适曾说：“材料的不同可以是方法本身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实验的方法也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然而因为材料的性质，实验的科学家便不用坐待证据的出现，也不仅仅寻求证据，他可以根据假设的理论，造出种种条件，把证据逼出来。故实验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产生材料的考证方法。”[22]顾颉刚的“用证据去修改假设”的方法，也是胡适提出的实验方法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
胡适非常重视假设方法，“近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渐渐的懂得假设和证验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渐渐的明白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互相为用的”[23]，这种方法直接影响了古史辨派的学者们将科学的假设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顾颉刚“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欢喜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学习、运用这些科学方法，使他“知道科学的基础完全建设于假设上，只要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24]。这种理解基本上符合假设方法的内容，也与胡适的见解如出一辙：“由几个（有时只须一两个）同类的例引起一个假设，再求一些同类的例去证明那个假设是否真能成立：这是科学家常用的方法。”[25]假设，要经过实验或实践去检证它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具有真理性，从而确定它是否是科学的规律。如果经不起验证，这个假设就不能成立。假设方法包括假说的建立和验证两个阶段，在形成假说的第一阶段中，类比和归纳方法的作用较为突出。古史辨派在建立假说时，虽然也运用了归纳方法，但运用得最多、最普遍的是类比方法，顾颉刚最重要的假说——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就是借助于类比方法，从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和戏剧故事的演变而来的。他认为，文献记载的历史与真正客观的历史也许相去甚远，文献记载的事实受到各个时代的影响，“我们对于那时的古史应当和现在的故事同等看待”。从孟姜女故事和戏剧故事的研究中，顾氏得出了故事情节会发生演变这个规律，再把它应用到古史系统上去，从模型中得到了启示，建立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假说，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许多小的假说，形成了一个假说的系统。顾颉刚还对胡适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创造和发展，更重视假设后的验证工作，更注意“求真”。在这方面，古史辨派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收集证据十分严谨、勤奋，为一条假说寻得的证据常常达数十条。他们深知弄清材料对研究古史的重要，指出若没有确实可信的史料作基础，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历史学。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考证和辨伪之中，坚持证据的客观性，大大提高了假说成为可信的结论的比率。
当然，古史辨派在运用科学方法上也是有局限性的，从一般方法论的角度看，他们的假说方法没有数字的论证，表现出经验主义的局限。同时，还大量地运用了类比方法，这种方法虽然能冲破旧的观念，给人以新的启发，但缺乏严密的模型方法，不够严谨，易于导致主观臆测，所以他们的科学方法是不完善的，他们在史学方面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可能有错误，可能被否证。然而，他们追求科学的精神，运用科学方法冲破了传统思想束缚，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风气，为建设科学的历史学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他们为史学方法论的变革所作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三）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
20世纪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大潮的高涨，实证主义开始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而受到高度重视。实证主义是西方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产物，其基本主张是提倡以自然科学依据经验事实和观察求得事物变化规律的“实证”方法，考察人类社会活动，从中揭示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和历史的演变规律。实证主义史学自20世纪初通过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节译本及一些日本史学理论和译介著作传入我国，其有关建立“历史科学”，寻求历史因果规律以及注重人类社会文明史研究等观点，曾引起学术界颇为广泛的关注。它所强调的依据经验事实或史料恢复历史真相的主张，与中国传统史学注重记载历史与考实的“求真”精神不谋而合，而其形式逻辑的归纳演绎与清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尤有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两者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科学方法派、古史辨派等史学流派。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的名学人中，胡适是最先有方法自觉的一位”[26]，而胡适一生都以倡导“科学方法”自居。其实，胡适所讲的“科学方法”就是实证主义的方法。在他看来，所谓科学，是指“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考据”、“考证”或“有证据的探讨”。有不少人把德国的兰克学派也归入实证主义史学的范畴，兰克史学特别重视原始资料，以求达到“如实直书”的目的。虽然兰克史学不以“实证”鸣世，但其强调严格按照史料，不偏不倚地反映历史真相的“客观主义”治史态度和方法，与实证主义提倡的科学精神相一致，并对该思潮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故一般也被视为实证主义的流派。
兰克史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风行于中国史坛，而最先引进兰克史学，并为中西史学的沟通与交融作出较大贡献的无疑当数傅斯年，他接过胡适的实证主义旗帜，竭力把史学研究推向科学化。傅斯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训练，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毕业后到英国、德国留学，系统地学习了欧洲现代哲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与知识，并受到西方传统史学主要是兰克学派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论的深刻影响。他对兰克等人的治史原则十分推崇，曾反复阅读兰克史学方法之大成的伯伦汉编著的《史学方法论》一书，以至于翻烂不得不重装。兰克治史十分崇尚史料，他认为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凭藉这些可靠的材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主张用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傅斯年服膺兰克的这种主张，深谙兰克学派的史料互勘与比照纠误之道。留学期间，傅斯年与顾颉刚常有书信往来，向顾氏灌输兰克史学标榜的“史学旨趣”，探讨历史问题。1927年傅斯年归国后，受聘于中山大学，不久与顾颉刚等人在该校创办了语言历史所，欲“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傅氏还把史料归纳为八对十六种，同时引进兰克的一套治史方法，再摄纳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在引入兰克史学的基础上，傅氏明确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俨然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分支，他本人亦被称为“中国的兰克”。这一主张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声称：“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得着的史料。”[27]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重申“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思想：“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兰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28]根据他的理解，正是以史料学为内容，使得近代史学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史学。他所说的“近代史学”，就是指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逐渐趋同的实证主义史学。在他看来，史学的起点在于收集资料，史学的发展在于扩充新史料和寻求新工具。如他肯定了顾氏关于“古疆域小的一个中心思想，自然再对不过”。同时也指出，对某些古史问题，“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29]。不能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凭主观臆断得出结论。
傅斯年像兰克一样，不辞辛劳，多方寻觅史料，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所谓新工具，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现代的历史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方法之汇聚。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提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在傅斯年看来，只要能做到材料与工具兼备，历史学就能成为一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实际上，这两项主张都有片面性，但在当时又有其积极的意义。对于历史学来说，史料无疑十分重要，不考辨出史料的真假，立论可能有误，不去发现新史料，历史学不能前进。但是史料的整理、考订、扩充等等属于基础性工作，历史学家还应进一步去说明以往历史的真相，尽可能客观地说明以往社会演进的历程和道理。所以不能将史料等同于史学。在当时，傅斯年强调史料的重要，强调史学的实证性、客观性，其意义在于清除旧史家任性褒贬和有些人存在的凭主观论史的弊病。此外，欲建设可信的科学古史体系要靠考古工作和发现其他史料，而傅斯年强调史料和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对于推进历史学和救弊纠偏也是有明显意义的。因此，“史料即史学”的主张是典型的“片面的深刻”。一方面，强调历史学要建设得同地质学、生物学一样，抹煞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有严重的片面性。另一方面，这一主张的提出在当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使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空前密切，自然科学的方法得到了尊重和应用，因而有利于中国近代史学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顾颉刚是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以及与师友交流的过程中接受实证主义的。胡适的一句口头禅是“拿证据来”，傅斯年更是强调，“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份材料出一份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30]。正是由于他们的诸多努力，中国近代新史学走上了一条注重实证、反对主观、讲究严格的史料辨证和考订的道路，并使顾颉刚真正接受了实证主义思想。他认为：“过去的哲学的基础是建设于玄想上的，其中虽有许多精美的言论，但实际上只是解颐之语而已，终不成以此为论定。”[31]他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传统哲学的知识基础和认识方法进行了批判，力图以科学代替玄想，批判思辨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观点。古史辨派的怀疑方法也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他们对于全部的古史，甚至对构成古代文化的全部文献都进行了考察。他们考信的标准是证据，胡适指出，证据将我们引导到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顾颉刚强调研究工作“只凭收集到的证据说话”，证据是对任何假说证实或证伪的根据。周予同说：“‘拿证据来！’这是研究古史真相的秘诀，也是治一切学术的惟一法门。”[32]这种重事实、重证据的实证精神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古史辨派科学方法的基础。然而，实证主义反对讨论宇宙本体，排斥世界本原问题，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但是，实证主义根植于近代自然科学之中，尊重观察和实验的科学传统，有着不少的积极意义。古史辨派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中受到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对于推翻传统古史的迷信与传说，对于用科学方法建立科学的古史是有一定贡献的。
注释：
[1]
王富仁：《对全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见《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
[2]
胡 适：《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一集，第216页。
[3]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3页。
[5]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8页。
[6]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中编，第59—60页。
[7]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44－45页。
[8]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中编，第60页。
[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95页。
[1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52页。
[12]
胡 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古史辨》第一册中编，第192、194页。
[13]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中编，第60页。
[15]
胡 适：《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一集，第230页。
[16]
胡 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第98、93页。
[17]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页。
[18]
《杜威博士回国饯别·记胡适演说辞》，见《时事新报》1921年7月5日。
[19]
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页。
[20]
胡 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见《胡适文存》一集，第278页。
[2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40页。
[22]
胡 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第98页。
[23]
胡 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见《胡适文存》一集，第280页。
[2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95页。
[25]
胡 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见《胡适文存》一集，第292页。
[26]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第137页。
[2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
[28]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见《出入史门》，第88页。
[29]
傅斯年：《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见《古史辨》第二册上编，第10－11页。
[30]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傅斯年选集》，第177页。
[3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4 页。
[32]
周予同：《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见《古史辨》第二册下编，第3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