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00BZS018）
吴少珉 赵金昭 主编
张京华 张 利 沈颂金 李廷勇 撰著
学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第三章 古史辨派与20世纪学术史：几种视角的考察
第二节 顾颉刚的上古史研究：以先商王亥问题为例
关于顾颉刚的上古史研究，首先是在研究方向上，学者多已注意到顾颉刚自己曾经表述的“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而加以强调，如王煦华认为顾颉刚的学术“是为立而破，是破中有立……在破的过程中确实颇有建树”，尹达认为“能引导人们去认识真书与真史”。有学者进而注意到顾颉刚晚年提出的“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之说，对古史辨派介于疑古与释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如顾洪认为“疑古本身就是一种释古，所以疑古与释古不可以绝对划分为两橛”，罗义俊认为“与其说顾先生的古史辨是疑古派，勿宁谓之释古派”。顾颉刚早年即对金石、考古学十分熟悉，对已故的王国维多所称道，晚年尤甚，有学者注意于此，如刘起釪指出顾颉刚“承认自己在治学上是受过王国维很深的影响”，斯维至认为顾颉刚在抗战期间写成的《浪口村随笔》“引用了少量的金文材料，也引用了民族调查材料……比《古史辨》的文章为更有价值”，王煦华进而提出顾颉刚的研究方法是“三重论证”法。其次，在具体研究上，鉴于顾颉刚早年即对《尚书》有所研究，晚年更为之穷尽精力，其丰硕成果得到白寿彝、刘起釪、王煦华、许冠三等许多学者的肯定，如许冠三称顾颉刚“一生不走‘二重证据’路线，极少利用王氏赖以成名的文字遗迹与实物……唯一的例外，或许是在《尚书》研究领域”。杨向奎还对顾颉刚的《周礼》研究给予了肯定，认为“现在颉刚先生也承认《周礼》是先秦时代齐国的作品了，而作出内容丰富的论文来”是很大的进步。[1]由于顾颉刚的上古史研究最早断限只在肯定《周易》卦爻辞及《盘庚》《大诰》等作于西周，而对西周以前上古史涉及较少，学者的讨论也尚不多见。
（1）《〈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的撰写和发表
1933年，吴其昌发表《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时曾经指出，对于殷人先公王亥的研究王国维与顾颉刚二人同具重要作用：“先师王先生原考中关于王亥一节已臻尽善尽美，吾友顾颉刚先生又于《易爻辞》中，捃拾已佚史料两条以补充之……王亥故事，至先师暨顾颉刚先生，而阐发详尽，可谓无遗憾矣。”[2]
1920年顾颉刚毕业后任北京大学国学门助教，在图书馆从事编目，参加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工作。在整理和考辨古书过程中，与胡适、钱玄同互相切磋，形成了自己的古史观。可以说，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在1920年前后已经很明显。1923年2月25日，他写出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1926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轰动，标志着古史辨派的建立。就在这轰动的一年，顾颉刚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顾颉刚自注：该文写于1926年12月－1929年11月3日）。其中部分内容吸收在1928年的中山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和1929年的燕京大学《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全文正式发表于1929年12月的《燕京学报》第6期，1930年11月修改收入1931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三册，为该册的首篇。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列举《周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和旅上九“丧牛于易”的两段记载，认定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其中提到：“自从甲骨卜辞出土之后，经王静安（王国维）先生的研究，发现了商的先祖王亥和王恒，都是已在汉以来的史书里失传了的。他加以考核，竟在《楚辞》、《山海经》、《竹书纪年》中寻出他们的事实来，于是这个久已失传的故事又复显现于世……如果《爻辞》的作者加上‘无悔’和‘凶’对于本项故事为有意义的，那么可以说，王亥在丧羊时尚无大损失，直到丧牛时才碰着危险。这是足以贡献于静安先生的。”下文自注：“民国十五年（1926）十二月在厦门草此文，甚快，欲质正静安先生，旋以校中发生风潮，生活不安而罢。今日重写，静安先生之墓已宿草矣，请益无由，思之悲叹。”[3]
文中所说“王静安先生的研究”，指王国维的著名文章《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此文的“写定第二稿”，据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完成于1917年2月28日（民国六年丁巳正月初七）。[4]当时“罗氏读后，惊为绝作”。屈万里说：“卜辞之学，至此文出，几如漆室忽见明灯，始有脉络或途径可寻，四海景从，无有违言。三千年来迄今未见之奇迹，一旦于卜辞得之，不仅为先生一生学问最大之成功，亦近世学术史上东西学者公认之一盛事也。”[5]
同年4月，王国维又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初刊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学术丛编》中，1921年收入《观堂集林》第九卷（乌程蒋氏刊本）。屈万里评价说：“甲骨文字虽然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而用它来证史则始于王国维……他固然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不少的错误，可也证实了《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的世系大致正确可信。这告诉人们对于《史记》所记的古史，固然不能全盘相信，但也使疑古的人们对于《史记》增加了不少的信心。利用甲骨文的材料，重建殷代的信史，王国维的这两篇文章，无疑是开山之作。”[6]最近的评价见于江林昌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疑古思潮》，认为二文“确实开创了一个世纪的学风”。[7]二文后于1925年9月开学前后改写，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59页的《古史新证》讲义的第三章，而在讲义的第一章总论，王国维正式提出了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古史新证》的一、二章，还被收进了1926年6月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的下编。《古史辨》第一册是按年收录文章的，下编的时限是1923年5月至1926年1月。原定出版日期恰好也是1925年的9月并已付印，后因增加篇幅而延至1926年4月发稿[8]，到6月11日出版。《古史辨》第一册以“禹”为讨论的中心问题[9]，《古史新证》的第二章正是《禹》。顾颉刚还在此文后面附加了跋语，说他“很快乐”，王国维证明了他“那时（指春秋时期——笔者注）并没有黄帝虞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的假设。[10]顾颉刚在1980年发表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并曾追述说，在1923年至1927年间，“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11]由已经公开的书信资料可知，王国维之所以到清华任职，也是顾颉刚向胡适推荐的。这些事迹业已成为现代学术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佳话。然而，王国维与顾颉刚二人的学术见解确实是不一样的。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有顾颉刚批评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杂有伪史的话[12]，正如李学勤所说：“王国维先生所以叫《古史新证》，就跟《古史辨》之名有关。因为你是叫《古史辨》，我是叫《新证》，这正好是一个补充。”[13]不过，从细节上说，王国维“古史新证”之名可能在“古史辨”之先已经有了。《古史辨》的主题是“辩论古史”[14]或“古史之辩论”[15]，最初的书名是《古史讨论集》[16]。1925年夏由曹聚仁编、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顾颉刚称之为“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辩论古史的文字”“抢了去”的有关文章汇编也叫《古史讨论集》[17]。而“古史辨”的书名是顾颉刚稍晚时确定的，当时尚有与钱玄同争议一事[18]。在此之前，顾颉刚等人频繁使用的是“辩伪”一词，规划编辑《辩伪丛刊》并公开讨论，所以“古史新证”之得名，可能是针对“古史辨伪”一语而言的。
疑古思潮产生之后，到三四十年代，学界有“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或“信古”、“疑古”、“释古”、“考古”四阶段之说，所谓三阶段或四阶段，既有平行并列的含义，也有时代先后的含义。冯友兰提出30年代时“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19]。李学勤认为三者不是三个阶段，但“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三个阶段的意味”，又说“释古”一名的提出，是为了与疑古有所区别，肯定疑古与释古具有前后因果关系，[20]引用夏鼐的话说：“疑古这一派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了路，”认为古史重建“它的基本思想是用考古学来重建。这个思想在我看，正好是由于疑古思潮的结果。”[21]他自己所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也具有时代先后的含义。另一方面，李学勤又说：“在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实际已在开始了。我们看中国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有了新的理论观点和考古发现，而这两者都可溯源到20年代。这里当然要提到王国维先生。”[22]李学勤谈到疑古思潮最盛和重建古史的开始时期，都说到是在二三十年代，追溯本源，恰又聚焦在王国维与顾颉刚二人身上。
（2）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意义
顾颉刚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目的是说明《易经》与《易传》为完全不同的两种书，《易传》晚出，《易经》早出而非儒家经典。“以前的人有说孔子作《卦爻辞》的，有说孔子作《易传》的，实在都是渺茫得很。”[23]为了证明这一反题，顾颉刚在卦爻辞中探幽索隐，挖掘出了五个失传的故事：一、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二、高宗伐鬼方的故事；三、帝乙归妹的故事；四、箕子明夷的故事；五、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说明“《易经》（原注：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那时没有儒家，没有他们的道统的故事。”[24]在第一个故事中，顾颉刚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首先列出王国维在《山海经》、《竹书纪年》和《楚辞》中的三条资料，然后以自己所发现的《易经》资料相佐证，最后做出结论说：“但《卦爻辞》虽与孔子无关，却是一部古书。它里边称引的故事都是商代及周初的，可信为西周时的著作。”[25]
顾颉刚辩证古史，有所谓“移置法”。就在刊载《〈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的《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顾颉刚阐述了许多伪材料置之于伪作的时代仍是绝好史料的“移置说”。[26]所说“移置”主要是通过挖掘其中的后世羼杂的部分而将这些经典“时代移后”，但是对待《易经》问题上，顾颉刚的态度则是将这部书“移前”，上推到了西周的初叶。按照“东周以前无史”的标准，这是很特殊的。因而此文虽然做的是反题，结果却包含了积极肯定的一面。
到1945年，顾颉刚在方诗铭、童书业二人协助下撰写《当代中国史学》，在最后部分用简短的篇幅说明了自己所创建的古史辨派的成绩，题为《〈古史辨〉与古书的研究》。其中说到此文：“在积极方面，研究了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等故事；在消极方面，说明了《卦爻辞》中没有尧舜禅让和圣道的汤武革命等故事。所得到的结论是：作《卦爻辞》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后来消失了的，作《易传》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作《卦爻辞》时所想不到的，从这些故事的有与没有上，可以约略得推定《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27]所说“积极方面”即指肯定王亥故事的年代断限而言。
至建国以后，顾颉刚的研究仍在继续。据《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载有二条笔记。一条题名为《甲骨文中之王亥》，另一条题为《〈山海经〉赖〈汲冢书〉而传》，后者说到：“《山海经》经司马迁与谯周打击之后，颇不为当时学者所信，几于失传。幸有汲冢竹书发现，而其中《纪年》、《穆传》两种大可与《山海经》相证，刺戟郭璞起而作注，注中辄引二书，遂使《山经》、《穆传》并存于世，《纪年》虽亡，亦可由是辑出若干。此地下遗物之发现竟救活了一部《山海经》，可谓幸矣。至于今日，以甲骨文字之发现，王国维取以证王亥，胡厚宣取以证四方风名，而《山经》所记又得证实一部分……儒者不言神怪，在历史中清除神话、传说，固亦征其进步思想，然其结果，则大量之传说、神话遂被毁灭，其幸存者亦经儒者之曲解而失其真相，失去许多宝贵材料，使后人不易认识古代社会，亦其大罪戾也。李学勤君告我，甲骨文王亥，亥字作‘■（造字3）’，足证《海经》‘操鸟’之说。按，此即商为鸟图腾之证也。”[28]此时顾颉刚不仅仍然肯定《山海经》等传世典籍为古书，而且进一步以社会学的知识思考商族与鸟夷的关系及其鸟图腾问题了。他对于儒家神怪观念的评论也是富有见解的。
（3）王亥史事与古史重建
王亥，《史记·殷本纪》作振，《史记·三代世表》也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世本》作核，《吕氏春秋·勿躬》作氷，[lk1] [lk2] [lk3] [lk4] 《楚辞·天问》作该，《初学记》引作胲，《太平御览》引作鮌，诸书中唯独《山海经·大荒东经》及《竹书纪年》作王亥。王国维据卜辞中原字，证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所记为是，其余诸书中的该、核、胲、垓系由亥讹变而来，鮌、氷、振又由亥、胲、核讹变而来。王国维说：“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氷，《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29]
王亥的事迹以《山海经》和《竹书纪年》所记最详。二书中所说的有易，《楚辞·天问》记作有扈、有狄，均当为有易，有扈乃字之误。有易的地望，王国维考证在今河北易水流域，认为商人在王亥、王恒之世，“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丁山补充说：“说明‘终弊有扈’的本事，就可明白商人在史前时代曾南牧到巨野泽西岸，不幸失败了，立刻回到易水流域的老巢去。卜辞有‘贞易氏’（《甲编》2475），易氏当即王亥的故居。”[30]关于甲骨文中的“易氏”，丁山在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2475之外，又补充有《殷虚文字乙编》4537一条，其刻辞为“易入廿”。[31]同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也补充说《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一句，仍为记述王亥之事，夜字为亥字之形讹，所记为王亥惨遭杀戮以后之景象。[32]此后，在继出的卜辞中又发现有“高祖亥”、“高祖王亥”的记载，证明王亥为商人先公之说无误。胡厚宣在甲骨文中先后找到了八片甲骨共计十条祭祀高祖王亥的卜辞，其中“王亥”的“亥”字上都加有鸟图腾的标记。[33]于省吾也认为制作“玄鸟妇壶”的贵妇为鸟图腾氏族的后裔，又举出卜辞证实商人直到乙、辛时期仍与有娀氏保持婚媾关系。[34]
王国维、顾颉刚以及后来胡厚宣、于省吾等学者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在参照卜辞重订的《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王室世系中，王亥是自契以后的第七位先公先王。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数人，王亥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卜辞中所称三位高祖之一。商人认为王亥能作祟于时王，对他的祭礼也最为隆重，祭祀时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仅《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有大约96条之多。上甲微也是一位重要的先公先王，《国语·鲁语》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即商人用禘、郊、祖、宗、报五种祀典中的报祭祭祀他。卜辞中凡是合祭先公先王的，也都从上甲微开始，而王亥正是上甲微的父亲。
这段史实经“二重证据法”被证明，至少有以下意义：
第一，由王亥与“鸟”的特殊关系，就必定导致对于《诗经·商颂》中“玄鸟生商”史实的进一步肯定，得到有关先商历史的若干真实情况。
第二，从时间角度来看，由王亥与“玄鸟生商”事实的被肯定，可以证实有关先商的记述确有极早的来历。
第三，从地域角度看，由与先商有关的有易、有娀、河伯、子姓燕国、北伯、子姓孤竹国、箕子朝鲜、肃慎、长、发等众多方国的存在可知商代北方必有一段文明繁盛的历史。[35]
第四，它证明了在《山海经》、《周易》二书中确实保留着上古时期的真实史料。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顾颉刚对与王亥史事相关的燕国史事的研究。顾颉刚早年对于西周封燕一事，颇表怀疑。1930年，傅斯年提出：“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认为：“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关。郾城本括郾城、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史书许冲居召陵万岁里，则郾、召为一地，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36]至1940年，顾颉刚写了《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一文补充傅斯年之说，据《尔雅·释地》“燕之昭余祁”、《山海经》中的管涔山即《淮南子》中的燕京山、《后汉书·西羌传》载季历伐燕京之戎等三事均在今山西境内，认为：“合此数事观之，泽以燕名，山以燕名，戎以燕名，是则太岳之北、管涔之南、汾水上游曾一度为燕之领土可知也。”提出燕国初封在今河南郾城，始迁至今山西境内，再迁至河北境。[37]嗣后，童书业、齐思和也都有专门的论述，认为燕国迁蓟丘为春秋后百余年之事。[38]而到1964年，顾颉刚重新审视商末周初北方环境，很有一番积极的描述。他说：“我从1960年冬起，为了翻译《尚书·大诰》而连带研究周公东征后北方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因此从《逸周书》中知道武庚反周失败后北奔，从《史记》中知道殷后有‘北殷氏’，从《左传》中知道周初燕和肃慎之间有殷人的‘亳’，从《吕行壶铭》中知道周康王曾遣伯懋父北征，从《陈璋壶铭》中知道亳邦后属于燕，从《国语》和《书序》中知道周王朝对于肃慎的极意拉拢，又把《史记》记载的燕王卢绾受了汉高祖的怀疑而亡至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这一史实比较武庚这事，于是作出一假设：周武王封武庚于邶已在殷畿北部，当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逃奔到周人统治力所不及的地方燕之北、肃慎之南的一个地方，另建亳都，国号北殷，地点约在今的辽西一带。这个新国，周人是不愿它存在的，所以特别对肃慎表示好意（这时的肃慎住辽东半岛，与齐隔海相邻，见司马相如文）；延至康王时，伯懋父北征，联合了燕和肃慎夹攻北殷，北殷灭后加封给燕，所以燕的北境在西周初期已发展到东北。可是北殷虽亡，殷人随武庚北移的很多，他们继续留居东北，成为东北的土著，在东北各族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39]绎其文意，似已肯定周初“加封”燕国之事。
在《古史辨》第三册的自序中，顾颉刚曾说明“其编纂的次序，以性质属于破坏的居前，属于建设的居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在《古史辨》第三册为上编的第一篇，应当是“性质属于破坏”的。但是，顾颉刚又说：“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40]《〈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无疑可以说是这种“一事的两面”的最佳典型。笔者认为，此文是顾颉刚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研究之一，这应当是不违背顾颉刚的研究结论的。
注释：
[4]
刘寅生、袁英光：《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97、200页。
[33]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见《历史论丛》1964年第一辑；《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见《文物》197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