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00BZS018）
吴少珉 赵金昭 主编
张京华 张 利 沈颂金 李廷勇 撰著
学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第三章 古史辨派与20世纪学术史：几种视角的考察
第三节 疑古与考古的互动：顾颉刚对考古学成果的运用
关于古史辨学说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虽然从表面上看古史辨学说的提出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似乎走着对立的两途，但是众多学者仍认为古史辨学说的兴起实际上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同时也强化了中国考古学更多注意文献学的特点。从简帛大量出土的70年代以来，李学勤等人逐渐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意见，但同时也更加注意了考古学与古史辨派的互动关系以及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紧密结合[1]，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由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的发展而言确实如此。但是在古史辨派方面，其主观目标并非仅对考古学给予批评性的刺激，就顾颉刚个人的学术历程而言，他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之初开始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疑古辨伪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中国考古学“在学术界中的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的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仍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学术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所提出的问题也足以引起中国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于顾颉刚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问题，以往学者曾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为许冠三提出的顾颉刚“一生不走‘二重证据’路线”的观点。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说道：“至于王国维，虽然顾氏曾一再表示爱慕之忱，但王氏对他的影响，其实是有极限的。例如早在1924年，他已在日记中称王是他‘学问上最佩服之人’。1922年七月，因马衡之荐初谒王国维于沪上。王对他的印象是‘沈静有学者气象’，‘能用功’，‘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1927年六月，王自沉于昆明湖后，他又在追悼文中以王氏对他的影响与康有为的相提并论，说王教他‘怯’，教他‘细针密缕’；康教他‘勇’，教他‘大刀阔斧’。又说王的古史学与崔述、康有为不同，‘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古史’。而死后才发表的晚年回忆录更宣称，在二十年代中，他‘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又抱怨‘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他‘和胡适的往来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他‘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的影响之深’。细校此文有关王氏的其他陈述，颇疑此稿原文曾经改窜。除引王为导师一节外，言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在几年里’便‘写出几部民族史，疆域史等著作’等语，亦不似顾晚年应有之笔。按王氏在清华国学院任教先后仅两年一月有余（1925、4—1927、6），何以此处作‘几年’？又在这两年当中，王氏所撰史学论文可考者名为十二篇，实得十篇，其中最长的是《鞑靼考》，连《年表》在内，亦不过一万六千字左右。《金界壕考》，只七千五百字左右，何来几部之说？顾氏虽不以谨严称著，然晚年之作何能有此浅显错误。惟据此文中之其他误字推想，前述伪误亦可能出于手民误植或校对疏忽。不过细读顾氏述作的人都能指证，心仪虽为实事，引为导师之说却是虚言。他一生不走‘二重证据’路线，极少利用王氏赖以成名的文字遗迹与实物，便是显证；更不用说他甚少‘细针密缕’之作了。唯一的例外，或许是在《尚书》研究领域。”[2]
虽然许冠三此书专论顾颉刚的一节题名为《始于疑，终于信》，但由他对顾颉刚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学理关系的分析，特别是怀疑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原文曾经改窜来看，似在强调顾颉刚与考古学的隔膜。
另一代表性的观点为王煦华提出的“三重论证”的观点。他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可见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顾先生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出土古物所透露的古代文化的真相，可以用来建设真古史；而它正好又反映出古书中所写的古史是幻相，所以又可以用来作为破坏伪古史的工具。”……“从上述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和形成来看，他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疑古辨伪思想无疑地是继承了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的疑古辨伪工作的成果，用历史进化论、社会学、考古学等的科学知识联系成的一个系统。”[3]在为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所作的导读中，王煦华又说：“所以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用的是三重论证：历来相传的古书上的记载，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和民俗学的材料，比王国维又多了一重。因此他的疑古辨伪是既大胆又严谨的。”[4]则是确认顾颉刚对王国维及其“二重证据法”有所继承，而且疑古学说当中也包含了考古学的知识。
王煦华的说法实际上来自顾颉刚本人。顾颉刚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的《自序一》中曾说：“中国的古史，为了糅杂了许多非历史的成分，弄成了一笔糊涂账……我们现在受了时势的诱导，知道我们既可用了考古学的成绩作信史的建设，又可用了民俗学的方法作神话和传说的建设，这愈弄愈糊涂的一笔账，自今伊始，有渐渐整理清楚之望了。”[5]
据王煦华1992年为此书所写的重印后记，1950年顾颉刚在日记中曾说：“我在燕大时，曾用‘嚼饭哺人’的方法，把史料融化了写出来，成了两部讲义：一是《中国古代史》，二是《汉代学术史》……至于第一部，则是混合考古学与古籍研究写的。”[6]在顾颉刚所作学术笔记中也曾说道：“我懂得一点粗浅的考古学和社会学。”[7]抗战前后，顾颉刚发起成立“边疆问题研究会”及“中国边疆学会”，在川陕甘云各省进行实地考查，成果撰成《浪口村随笔》。1940年，顾颉刚在成都担任过齐鲁大学的“古物古迹调查实习”课程，1947年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担任过“考古学”课程。[8]1945年顾颉刚在方诗铭、童书业二人协助下编写的《当代中国史学》，中编专门论述《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上编和下编论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和后期，又有分出的章节论述金石学和甲骨文。1966年顾颉刚为何启君讲述《中国史学入门》，也专有一节《史料学与考古学的结合》。足以证明王煦华及顾颉刚的这一说法。
笔者认为，王煦华及顾颉刚本人的“三重论证”之说是可以成立的，只是在很多情况下，同样的文献材料或者考古材料，各家仍可以有不同的论证方法，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学术方向上，顾颉刚谙熟考古学的每一步发展状况，并适以为疑古之资。这一点与考古学者认为疑古学说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恰有一形式上的类同。
（一）提出“层累说”与古史辨派创立时期
（1）《古史辨》第一册中的讨论
顾颉刚从1920年开始与胡适、钱玄同通信讨论古史问题，1923年正式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1926年将讨论结集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了古史辨派的诞生。在古史辨派诞生前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30年间，也正值中国考古学的创立时期。其间的学术大事主要有：
1、1899年，河南安阳甲骨文被发现。
2、1900年，甘肃敦煌石窟文书壁画被发现。
3、1899年以后，俄国人D·A·克列缅茨，瑞典人斯文·赫定、安特生，英国人斯坦因，德国人A·格林韦德尔，法国人伯希和、桑志华，日本人鸟居龙藏等先后到中国考察和发掘。
4、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论述考古学。
5、1917年，王国维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6、1920年，胡适预言“将来考古学发达以后”，要“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7、1921年，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人”遗址，在河南渑池发现“仰韶文化”遗址。
8、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1924年又成立考古学会。
9、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做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
10、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袁复礼发掘出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为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后至1930－1931年，李济、梁思成发掘了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出版的《城子崖》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
11、同年，梁启超做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讲。
12、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学组，汇集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自1928年至1937年，对安阳小屯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
13、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分别设立考古学组。
14、同年，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前二个发现被学者称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9]。在安阳进行的中国学术机构的首次科学发掘以及一系列研究机构的成立，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0]。
1920－1923年2月，在《古史辨》第一册上编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的讨论中，只有胡适说到了金石学、考古学。就“疑古”与“走出疑古”一条线索而言，胡适“先缩短、后拉长”的构想恰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学术演进的完整概括。笔者认为，胡适此语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极为优秀的指导性意见载入中国考古学史。
1923年2月，顾颉刚在其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由讨论《诗经·商颂》而引用了王国维《说商颂下》的意见。《说商颂下》后收入《观堂集林》（乌程蒋氏刊本始刊于1921年），其中使用了甲骨文的资料。这当是顾颉刚首次在自己的文章中间接地涉及到考古学内容。
稍后，1923年5月刘掞藜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中说到：“《尚书·尧典》所记‘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11]1923年6月胡堇人在《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后》中说到：“司马迁在烧书以后，还能保全一部分史料，作成《史记》。他所叙商朝事实，和新近出土的甲骨文大致差不多相同。商代如此，夏代便也可知。”[12]二文均在1923年7月出版的《读书杂志》第11期上发表，至1926年顾颉刚又将二文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中编，也间接涉及到考古学内容。
1923年6月，顾颉刚在《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中，说到他有用甲骨文比较《殷文存》的计划。[13]顾颉刚大概以为《殷文存》是一种传世古籍，实际上是罗振玉所作的商代青铜铭文汇编，1916年在《广仓学宭丛书》的《艺术丛编》中出版。同月，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颉刚引述了胡适1923年5月30日信中所说的“对于古史的大旨”，即商代“应该向‘甲骨文字的系统的研究’里去寻史料”，夏代“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顾颉刚说胡适的意见“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14]
从一手材料看，在提出“层累说”及编辑《古史辨》第一册时期，顾颉刚与考古学的关系还较为间接。
但到1926年为《古史辨》第一册作《自序》时，顾颉刚多次追述了他与考古学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四事。
（一）1915年，在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以后，顾颉刚曾批评章太炎古文家派的不足，说：“他在历史上，宁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却鄙薄彝器钱物诸谱为琐屑短书；更一笔抹杀殷墟甲骨文字，说全是刘鹗假造的。他说汉唐的衣服车驾的制度都无可考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图画与明器中还保存得不少。”[15]这段批评看来不是当时已有，而是出于后来的追述。
（二）1920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时，对考古学的专门知识有较多接触，对当时“四壁排满了书架，看书比图书馆还要方便些”的情景，有一大段叙述：“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叔蕴先生在日本编印的图谱，静安先生在广仓学宭发表的篇章，为了价钱的昂贵，传布的寡少，我都没有见过。到这时，研究所中备齐了他们的著述的全分，我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我始见到这二十年中新发现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简的图象，我始知道他们对于古史已在实物上作过种种的研究。我的眼界从此又得一广，更明白自己知识的浅陋。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我读了他们的书，固然不满意于他们的不能大胆辨伪，以致真史中杂有伪史（例如静安先生《殷周制度论》据了《帝系姓》的话而说‘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下’，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但我原谅他们比我们长了二三十年，受这一点传统学说的包围是不应苛责的；至于他们的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这是以前的史学家所梦想不到的，他们正为我们开出一条研究的大路，我们只应对于他们表示尊敬和感谢。只恨我的学问的根柢打得太差了，考古学的素养也太缺乏了，我怎能把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都亲切地承受了呢！从此以后，我的心头永远顿着一笔债，觉得在考古学方面必须好好读几部书。但境遇的困厄，使得我只有摩挲了这些图籍而惆怅而已！”[16]
这段话与《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所述大致相同[17]，但后者补述了“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一段话，以及他写信给胡适，请他见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延聘王国维到研究院任导师一事，其中引用了他1923年3月6日和1924年3月31日的日记及《悼王静安先生》一文。
当时正是考古学兴起之际，有关研究成果传布不广确是事实。虽然王国维等人关于甲骨文的研究已持续了很多年，但考古学最初由古物收藏、古器物学、金石学转化而来，必定充满贵族气派，书价昂贵。王国维最富创见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殷周制度论》都写于1917年，起初即收入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广仓学宭丛书》的《学术丛编》内单印发行。幸而在1920年，借助北京大学研究所的便利条件，顾颉刚阅读到了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并且还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可能还阅读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见下文）。
据上所述，顾颉刚虽然表示要在考古学方面“好好读几部书”，但是考古学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并不仅是读书，而是暗示了一系列古代制度、古代现象的真实可信，如钱穆所说：“司马迁为《殷本纪》，序列自契至汤十四世，今安阳出土甲骨颇多为之互证者；马迁《夏本纪》又载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与自契至汤相当。马迁论殷事可信，何以论夏事不可信？马迁记殷事有据，何以记夏事独无据？马迁之所睹记，其不复传于后者夥矣，若必后世有他据乃可为信，则是马迁者独为殷商一代信史以掩其于夏、周之大为欺伪者耶？”[18]相较之下，顾颉刚对考古学的“第一印象”就是有所保留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刚一接触到罗、王的金石学、考古学成果时，顾颉刚已能对之进行批评，“不满意于他们的不能大胆辨伪，以致真史中杂有伪史”，范围包括了《殷周制度论》这样的名篇。批评都是围绕着顾颉刚自己“疑古辨伪”的思考进行的，反馈回来的结果就是为疑古辨伪提供动力。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文中顾颉刚明确说到：“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是因得到了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智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19]这样一种做法从一开始就确定为顾颉刚与考古学关系的“终生模式”。
（三）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0]
这段话非常重要，它说明在顾颉刚本人看来，他之所以提出“层累说”的大胆假设，前提就是考古学的“刚才动头”，也就是说考古学还没有能力做上古史的研究。
（四）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以后，顾颉刚在考古学、辨证伪古史和民俗学三个方面同时开展研究，其中之一是考古学的研究。
顾颉刚说道：“十二年秋间，我到北京来，地质调查所的陈列室已经开放；我进去参观，始见石器时代的遗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铜器原是由石器时代的东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变相，璧和瑗就是石环的变相，铜鼎和铜鬲也就是陶鼎和陶鬲的变相。那时河南仰韶村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发见不久，灿然陈列，更使我对于周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作了许多冥想。”……
“就在这年八月，河南新郑县发见大批古物，江苏教育厅委托我和陈万里先生前往调查。我们在开封见到出土古物的全分。器物的丰富，雕镂的精工，使我看了十分惊诧，心想掘到一个古墓就有这许多，若能再发见若干，从器物的铭文里漏出古代的事迹，从器物的图画里漏出古人的想像，在古史的研究上真不知道可以获得多少的裨益。我们又顺道游洛阳，到魏故城（通称金墉城）中，随便用脚踢着，就可以拾得古代的瓦当。心想自周代建了东都以后，累代宅京于此，如果能作大规模的发掘，当可分出清楚的层次，发见整批的古物。去年，万里游敦煌归来，说起陕西甘肃一带有许多整个埋在地下的古城，正待我们去发掘，使我更为神往。”……“近数年来，国立学校经费愈窘，研究所中考古学会在十分困难里勉强进行，时有创获，孟津出土的车饰数百种尤为巨观。我虽没有余力加入研究，但向往之情是极热烈的，倘使在五六年前见了，我一定要沈溺在里边了。现在既深感研究学问的困难，又甚悲人生寿命的短促，知道自己在研究古史上原有专门的一小部分工作——辨伪史——可做，不该把范围屡屡放宽，以致一无所成。至于许多实物，自当有人作全力的研究，我只希望从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里得到些常识而已。在研究古代实物的人，我也希望他们肯涉猎到辨伪方面。例如章演群先生（鸿钊）所著的《石雅》，不愧为近年的一部大著作，但里边对于伪书伪史不加别择，实是一个大缺点。他据了《拾遗记》的‘神农采峻锾之铜以为器’，《史记》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说中国在神农黄帝时已入铜器时代；又据了《禹贡》的‘厥贡镠铁银镂’，《山海经》的‘禹曰，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说三代之初已知用铁。这种见解，很能妨碍真确的史实的领受。若能知道神农黄帝不过是想像中的人物，《禹贡》和《山海经》都是战国时的著作，那么，在实证上就可以剔出许多伪妄的证据，不使它迷乱了真确的史实的地位了。”[21]
陈万里曾亲身参与敦煌的考察，著有《西行日记》，对当时情况极为熟悉。章鸿钊的《石雅》末篇附录的《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论及铁的起源，是丁文江1924年2月11日《论禹治水说不可信书》转告顾颉刚的，信中同时提到的还有李济的人骨研究。按照顾颉刚所说的情况来看，当时考古学的重大事件和最新发现，他都有所了解，在新郑时，他还为出土器物“照了许多相”（见丁文江信[22]）。特别是对考古学的“建设”性质表示明确的承认。但是，顾颉刚仍然对章鸿钊的《石雅》提出了批评，正像他对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批评一样。
与《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的追述相对应，1924年3月26日顾颉刚制定了一项《我的研究古史的计画》。计划从1925年开始，到1945年，共分为6个学程。其中第四学程，从1935年到1937年是研究古器物学。计划中说：“古器物学的常识是前几年早应备的；到这时，书籍方面既经整理好，实物方面就更当着力研究。我觉得中国的古器物学虽已研究甚久，但所定的器物的时代还不可靠。例如商器，通常都将文字特异的，日干纪名的归入；其实文字在秦以前原未统一过，不妨有特异的字体，而日干的纪名在周代还是行用（如齐之丁公乙公）。所以我很想在研究的时候，把传世的古器的时代厘正一过，使得它们与经籍相印证时可以减少许多错误。”[23]
从顾颉刚制定“研究学程”，以及自己有可能“沈溺”在考古学中的情况来看，他对当时考古学的发展动态是有把握的，只是态度上仍有所保留。
“层累说”提出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考古学者的注意。1924年12月，李玄伯（李宗侗）在《现代评论》一卷三期上发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把研究的材料分为二种，一种是“一切纸片的记载”，称为“载记”；一种是“直接出自古人”的考古实物，称为“遗作品”。文中说：“顾颉刚、刘掞藜两先生所争论的‘禹的存在’，两造所引的书籍皆是那两句，实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并且预言：“现地中藏品，除为商贾盗发者外，大半仍未发掘。设以科学的方法严密的去发掘，所得的结果必能与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这种是聚讼多久也不能得到的。”[24]
李玄伯对考古学的肯定，以及他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乐观预见，今天看来基本不误。但到1925年2月，顾颉刚在《现代评论》一卷十期上发表《答李玄伯先生》，反对李玄伯的观点，前提是考古学材料“缺得太多”，因此提出“载记”是研究的基础，“遗作品”是研究的参考。他说：“我们现在研究古史，所有的考古学上的材料只有彝器文字较为完备，其余真实缺得太多……现在正应该从载记中研究出一个较可信的古代状况，以备将来从遗作品中整理出古史时的参考。若我们轻易跳过这个阶级，那就失去了研究的基础了。”[25]顾颉刚还提出：“从此以后，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不立一真，惟穷流变’。”[26]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4年4月柳诒徵发表《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以后，1925年12月，钱玄同以“疑古玄同”的署名写了《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
1926年1月魏建功写了《新史料与旧心理》，容庚写了《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三篇反驳柳诒徵的文章都发表在1926年1月27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文中围绕许慎《说文》一书展开讨论，都引用了甲骨文和金文作为论证，提到了吴（大徵）、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容（庚）的古文字学研究。[27]顾颉刚将三篇文章都收入了《古史辨》第一册的下编，同时于1926年1月27日，自己也写了反驳文章《答柳翼谋先生》，作为付印之后又临时增加的篇幅收入《古史辨》第一册[28]。文中引述钱玄同的话说：“《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提出：“要从文字研究古史，也应以甲骨文金文为正料，以《说文》等随便凑集的书为副料。”只有这样才符合“二十世纪”“学问界的水平线”。[29]但其注重甲骨金文的表述正与李玄伯十分相同。在此我们看到了顾颉刚以金石学、考古学助成疑古理论的又一处显例。
1926年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正是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主持首次田野考古之年。然而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顾颉刚并没有沿着以“正料”为主的“二十世纪水平线”的路径发展，而是走了“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道路，其主要原因仍然与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悲观预见相关。“因为古代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30]
1923年7月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颉刚将古史研究划分为“建设信史”与“推翻非信史”两个部分，隐含了他后来辨伪学与考古学“分工”的观点。他最终选择了“推翻非信史”的道路，在他是一种自觉的自守。只是由后来的实际结果上看，顾颉刚的这一选择是越来越远离了考古学的进展，越来越限定为“以古书论古书”的模式。
顾颉刚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31]“我的辨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32]“我对历史的观点不在于它的真相而在于它的变化。”[33]这一点被胡适评价为“这是顾先生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34]。作为一种治学方法，这无疑是最为优良的一个主张。但是，“层累造成”说、“惟穷流变”说是将成书年代与书中所载古史或古史观这两个序列相互比较，从形式上看它似乎是独立的，与金石学、考古学的研究无关。但它假设古书是历史事实的主要载体，假设古书为后人造伪而成，并由推翻古书中的古史或古史观系统，否定历史事实的存在，从而走向极端。顾颉刚的治学进路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战国时的古史观》→《战国以后的古史观》，以及《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35]……“某书中的古史”[36]。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种“以古书论古书”的模式，并不是脱离考古学参照的结果，而恰是对考古学极为了解的自觉选择。
正是在对考古学极为了解的情况下，顾颉刚的治学态度有了三个倾向：（一）考古学中也存在真伪难分的不足；（二）考古学不但不对古籍辨伪构成冲击，甚至可以对辨伪提出佐证；（三）辨伪学与考古学应当分工。
（2）《古史辨》第二册中的讨论
《古史辨》第二册是顾颉刚认为“编得不好”[37]的一册，实际上仍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关于考古学内容的讨论较它书为多。该书上编讨论古史问题，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顾颉刚提到的他所写的篇目只有《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发表于1926年6月。文中提出“三代的国境只在黄河流域”。[38]其中论述商代时，引用了考古学的研究，说：“淇县北面的安阳县发现了商末的甲骨卜辞，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国土是河南的中部，北部和山东的西部。近来考古学家从出土的铜器上研究，知道他们已经游牧到直隶的保定了。《孟子》上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商颂》上说，‘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可见他们的国土都是不大的。”[39]所说近来考古学家的研究，指王国维的《商三句兵跋》，中有“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40]等断语。
顾颉刚关于商及三代疆域的估计是过于保守了。不过，当时考古学界的估计也都偏于保守，甚至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还认为：“盘庚以前的五迁，隞、邢滨大河，相、庇、奄皆在大河之南，它们的范围是河南之东部、西部、鲁南和皖北，当经度112°—118°之间，纬度35.5°—33.5°之间。传说上契至汤八迁中的蕃、商丘、相土之东都和亳也都在这个范围以内。”又说商殷的疆域北界为约纬度40°以南的易水流域及其周围平原。但是，从方法上说，顾颉刚的推论也还存在问题，由此导致了张荫麟、傅斯年等人的批评。《古史辨》第二册上同时收录了傅斯年和张荫麟的批评性评论。傅斯年《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指出了“小节之错误”12条。张荫麟《评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指出了“数大谬误”3条，说顾颉刚的文章于《古书》“未能通其义”，“实乖历史常识”，“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41]傅斯年还非常细致地提出顾颉刚所说“知道他们已经游牧到直隶的保定了”一语的错误：“此句似应于‘他们’下加‘至少’二字，因为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42]。这二字之差看似细微，实际上却反映了二人勇于疑古与慎于阙疑二种治学方法的差异。
与《古史辨》第一册中钱玄同对顾颉刚的支持策应形成反差，《古史辨》第二册最引人注目的是张荫麟等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在1925年4月发表的《评近人对于中国古书之讨论》文中，张荫麟指出了顾颉刚超过限度尽用默证的“根本方法之谬误”[43]。
在被顾颉刚称为“仿佛是一个杂货铺”的这一册中，特别不同的是收入了一组考古学者的文章，马衡的《中国之铜器时代》和缪凤林的《评马衡〈中国之青铜时代〉》。
马衡主张“书籍苟出自后世所追记，必非当时社会之真实状况，犹之汉画像中所图之三代故事皆为汉代衣冠也……是不得不征之于铜器之本身。”论定中国“始入铜器时代之时，至迟亦当在商初”、“中国之铜器时代，必数商周二代”。[44]这个估计比胡适曾经引用、顾颉刚间接引用的安特生的观点，认为商代还是石器时代的晚期，已有很大进步。（关于安特生的观点，同书收入的陆懋德的文章也有专门的反驳意见。[45]）
缪凤林不同意马衡只依靠考古材料的观点，引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考古文物过于零散，还不足以单独描述出古代史，古书中的材料只要没有证明，就不能加以否定。马衡的文章本为在日本的演讲，所以缪凤林的文章还特别提到要慎重估价中国传统典籍：“日人轻视中国学术界久矣……愿国人之参与国际学术事业者慎重立言，国家之地位，个人之荣誉，均利赖之矣！”[46]
这一册中收入的曹养吾《辨伪学史——从过去说到最近的过去》，在考古方面也有很多涉及，其中节录了容庚的《甲骨文字之发见及其考释》、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序》、樊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陈万里的《西行日记》等著作。
这一册还收入了周予同和陆懋德的文章。周予同比较注意研究的方法和考古的成果，但是他将顾颉刚的失误归因于考古学的“幼稚”。他说：“《古史辨》一册，有方法，有意见，而未得确据。”[47]“我们要考证古书的真相，逃不了两个方法：一，实物考证法；二，记载考证法；而前者方法的价值实远胜于后者……‘拿证据来！’这是研究古书真相的秘诀，也是治一切学术的惟一法门。”“颉刚……在这方面所用的方法并不见得十分的成功。但是这不能疵议颉刚的，因为这完全是受中国考古学过于幼稚的障碍。”他建议顾颉刚：“用研究故事转变的方式来研究古史……比较地容易有成绩。我并不以为考证古史的真相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我只以为在现在考古学这样幼稚的时候，所得的结论究竟不容易有力量……在现在要考证古史真相，有时不免总要‘碰壁’；而研究古史的转变，则以颉刚的学力与眼识，自能轻车骏马款段而行。”[48]
陆懋德的意见与周予同较为相似，说：“夫所谓尧舜禹者，实皆西人所谓‘历史前的’人物。此当属考古学之范围，并须发掘地下之证据以定真伪，非仅凭书本文字所能解决者也。及余披阅顾君之书一过，甚服其读书之细心及其疑古之勇气，然亦惜其惟知作故纸堆中之推求，而未能举出考古学上之证据，故辨论数十万言而未得结果也。”[49]陆懋德预见考古发展的趋势说：“原书二二面引胡适之君曰，‘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此语亦非余所能赞成……考古学之研究愈深，地下之发掘愈多，则文化之上溯亦愈远，故治古史只有延长之势，并无缩短之理。”[50]此语实为对胡适的误解。
但是，他也将顾颉刚的问题归因于考古学的“不良”，建议他专门从事古书的研究。说：“在西国，凡研究上古史事，纯为考古学家之责任。历史学家不必皆是考古学家，故作上古史者必须借用考古学家所得之证据。今顾君仅作文字上之推求，故难得圆满之结果；然此因吾国考古学之成绩不良，不足以为顾君之资助故也……顾君所标之治史方法虽极精确，然如尧舜禹等均为历史前的人物，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实不能凭借书本字面之推求而定其有无者也。余甚愿顾君能用其方法以治周以后之史事，则其廓清之功有益于学界者必大成于此矣。”[51]
《古史辨》第二册编辑出版的1930年前后，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已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安阳小屯殷墟遗址和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北京人”遗址的发掘，有更多的学者参加到考古学的领域中来，或者对考古学有更多的关注，其中包括胡适的弟子、顾颉刚的同学傅斯年。顾颉刚从一开始就对考古学的进展非常熟悉，胡适和傅斯年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在经过了更加频繁的讨论之后，顾颉刚看出了即使站在考古学的立场上进行分析，结论也是很不一样的，这就使他可以从容地面对赞成与批评两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顾颉刚的为人可以包容各种反对意见，同时又并不采纳这些意见。他只是将这些意见搁置在《古史辨》各册之中，而完全回避发表看法。这一做法也在主编《古史辨》第一、二册期间基本养成。
（3）《古史新证附跋》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1925年12月22日，顾颉刚选编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的讲义《古史新证》的第一章《总论》和第二章《禹》，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下编，并在文后加了一段《附跋》。
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二文后于1925年9月被改编为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古史新证”课程讲义的第三章，讲义手稿共59页。
讲义的第二章《禹》，举出《秦公敦》和《齐侯镈钟》二种金文证据，证明“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52]
讲义的第一章《总论》是直接针对辨伪讨论而发的，其中说到“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文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53]
文中开列的纸上的材料共10项：1、《尚书》；2、《诗经》；3、《周易》；4、《五帝德》及《帝系姓》；5、《春秋》；6、《左传》、《国语》；7、《世本》；8、《竹书纪年》；9、《战国策》及周秦诸子；10、《史记》。地下材料只列出了2项：1、甲骨文字；2、金文。对传世古书作了较多肯定。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在他去世以后，发表在1927年10月《国学月报》二卷八九十合刊的《王静安先生专号》上，1935年北京来薰阁书店曾出版了手稿影印本，印数只有200多册，所以一向难于见到。《古史新证》第二章所举出的二种金文，又见于容庚1926年1月13日写就的《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一文，陆懋德曾指出这二种铭文是王国维“已先言之”[54]的，但在《古史辨》的排序上，讲义排在了容庚文的后面。容庚当时正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做研究生，是王国维的学生，后在燕京大学任教，所以这份讲义可能是由容庚介绍给顾颉刚的，顾颉刚作了标点整理。
王国维与顾颉刚二人同以春秋古器推论上古史事，但二人观点不同，前者倾向于肯定，后者倾向于否定。王国维所抱持的“肯定”的态度与顾颉刚完全不同，正如曹养吾所理解的，王国维是“他老先生不特知道辨伪，更进一步而向建设的路上猛跑”[55]。《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1926年11间，王国维在写给容庚的信中曾说“今人勇于疑古”，自己“不敢赞同者也。”[56]
李学勤曾说：“王国维先生所以叫《古史新证》，就跟《古史辨》之名有关。因为你是叫《古史辨》，我是叫《新证》，这正好是一个补充。”[57]从时间上说，王国维编写《古书新证》讲义在前，顾颉刚主编《古史辨》在后，《古史新证》的得名不会是由《古史辨》而来，但确与顾颉刚等人经常说起的“古书辨伪”一语相针对。
顾颉刚在王国维的讲义后面附加了跋语，说他“很快乐”，王国维证明了他“那时（春秋）并没有黄帝虞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的假设。《附跋》说：“颉刚案，读此，知道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而所说的正与宋鲁二国的颂诗中所举的词意相同。他们都看禹为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汤与后稷）是承接着禹的。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可见春秋时人对于禹的观念，对于古史的观念，东自齐，西至秦，中经鲁宋，大部分很是一致。我前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那时（春秋）并没有黄帝虞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我很快乐，我这个假设又从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里得到了两个有力的证据！”[58]单从逻辑上说，顾颉刚确实可以把王国维的反驳意见反过来当作他的证据。
一年以后，顾颉刚开始写《〈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这是顾颉刚学术研究中具有较高的水准，同时也是当时甲骨文研究中起步较早的一篇重要论文。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主要是以甲骨文核实《古本竹书纪年》和《山海经》，也兼及《史记》、《汉书》、《世本》、《吕氏春秋》、《楚辞》等书。顾颉刚的文章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目的在于说明《易传》晚出，《易经》早出而非儒家经典。为了证明这一反题，顾颉刚在卦爻辞中挖掘出了五个失传的故事。在第一个故事中，顾颉刚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首先列出王国维在《山海经》、《竹书纪年》和《楚辞》中的三处资料以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两段原文，然后以自己所发现的《易经》卦爻辞大壮六五“丧羊于易”和旅上九“丧牛于易”的两段资料相佐证，并有“欲质正静安先生”、“请益无由”的夹注。
在《古史辨》第三册的自序中，顾颉刚曾说明“其编纂的次序，以性质属于破坏的居前，属于建设的居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在《古史辨》第三册为上编的第一篇，应当是“性质属于破坏”的。但是，顾颉刚又说：“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59]《〈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无疑可以说是这种“一事的两面”的最佳典型。
（4）上古史的“真空”状态与辨伪学、考古学的学术分工
在探讨顾颉刚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过程中，可以发现顾颉刚自觉地将他的治学领域定位在辨伪学、文献学的范围之内，且与考古学拉开距离，并不是由于他对考古学的隔膜，而正是出于他对于考古学的熟知以及对于其中一些关键因素的判断，这就是上古史的“茫昧无稽”。
上古史的茫昧无稽问题最初是由康有为提出的，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之前，曾受到康有为的启发。顾颉刚说：“《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极惬心厌理。”[60]又说：“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61]
甲骨文的发现在当时就引起学界的极大震动，特别是在王国维等人对于商代世系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史记·殷本纪》的信史地位重新得到了肯定。但是，由于甲骨文的断代是在商代后期，加之它所记录的历史内容有极大局限，所以欢欣之余，也有不少学者对甲骨文持保守态度，其中包括留德时的傅斯年。尤其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见的最早文字，那么对于《史记·夏本纪》等诸多传世文献中所记录的商以前历史，特别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历史，如果要取得直接材料的印证，就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设想，即使发现了夏代的文字，但是在夏代之前还有五帝、三皇，总之在传世文献所记载的上古历史传说中，总有一个极早期是没有文字可以印证的，而以现代科学观念重新印证历史，正是现代史学得以确立的必备前提。这样，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就似乎遇到了一种“真空”的状态。真空状态是无法描述的，像夏禹其人，无论认为其为信史还是否定他的真实存在，要想获得直接的文字证据都是不可能的。
最受学界瞩目、包括顾颉刚也表示最为钦敬的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也只能坦承：在证明古史上，“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所以，顾颉刚尽可以推论说：“禹尽可以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但从春秋上溯到西周，就所见的材料而论，他确是一个神性的人物。更古的材料，我们大家见不到，如何可以断说他的究竟。”[62]单从逻辑上说，顾颉刚这段话完全正确。即使持夏禹是历史人物观点的学者，也不能否认他在西周以至春秋的文献记载中带有超常的神性的因素，而在这些记载之前，夏禹是否真实存在则完全不能判断。
对顾颉刚持批评意见的陆懋德，在评论至此时，是同样因面临“真空”而难置一辞的。陆懋德说：“禹之有无的问题，顾君就此点与其友人刘藜掞、胡堇人二君往返辨论，凡数万言，可谓极诙诡之能事矣。余独惜其至终未有结论，此皆因两方面所根据之材料均不出故纸堆中之旧文字故也。夫禹为历史前的人物，自不待言，而诸君所据以为辨论之材料，如《商颂》，《论语》，《说文》，又皆东周以后之纪载，岂能得其结果乎？”[63]在论及王国维的研究时，陆懋德以与顾颉刚同样的理由对王国维给予批评，等于在支持顾颉刚，他说：“王静安君常举秦公敦，齐侯镈钟铭文中之禹字以证禹有其人。然秦敦齐钟皆东周作品，非能代表夏禹时代之器物也。”[64]
顾颉刚在1936年发表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中，引用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的二大段话，并且说：“静安先生这段话把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由来说得非常清楚。”[65]但在1939年6月9日，顾颉刚在写给杨向奎的信中说又说：“尊论封禅，事亦可能。但鄙意，我等今日受材料限制，仅到破坏战国以下之传说阶段，即比清代学者破坏魏、晋人所作伪史之阶段进一级。以建设言，亦仅到凭藉甲骨文字以建设商史，凭藉金文与载籍以建设周史之阶段，而不能发展到商以前。商以前并非不该做，只是为材料所不许。故王静安先生诸文，说者谓《殷周制度论》写得最坏，以其中空中楼阁太多也。尊论自太古说起，以之备一猜测则可，以之做一论断则不可。”[66]其出发点正在“为材料所不许”一点。
类似的意见后至1941年《古史辨》第七册出版时仍被反复讨论着。如顾颉刚提出：“商代的文化，我们从殷墟遗物里窥见一个大略了。夏，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商以前确有这一个大国，但究竟是怎样状况，因为没有得到他们的遗物，已经‘茫昧无稽’。三王尚且如此，何况三王以前的五帝，更何况五帝以前的三皇！”[67]杨宽也提出：“述三皇五帝虞夏之事者，无非战国秦汉时书；以战国秦汉之人而侈谈三皇五帝虞夏之事，可信乎？不可信乎？”[68]
实际上古史的真空状态不只是商代以前存在，在顾颉刚对春秋战国秦汉文献的研究中仍可以明显发现，还有三处真空状态存在。在历史传说中，儒家的五经以及部分子书的来源很早，但是无论它们早于何时，基本上都经过了春秋战国时人的重新删订。那么在大规模的删订之后，这些历史文献原本是什么样子，基本不得而知。既可以认为它们保留着原貌，也可以认为经过了重新的改写。此其一。现在人们所见先秦文献，从文字上说许多都由汉初写定，师承相传的今文典籍以通行文字写定，用战国文字记载的古文典籍也以“隶古定”的形式传写。那么在大规模的写定和隶定之后，这些典籍原本是什么样子，基本不得而知。此其二。流传到汉初的文献经过“挟书令”与“时书不布”的一段时期，到东汉后期将中秘图书全部整理，缮写成为定本。顾颉刚曾说：“因为东汉学者是第一批整理中国历史资料的人，凡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先秦各家学说的人们一定要先从汉人的基础上着手。”[69]那么在东汉整理中秘图书之后，这些文献的原始面貌如何也是基本不得而知。此其三。
在对待古史的“真空”问题上，学者的做法不一。譬如王国维的做法是以商史推论夏史，顾颉刚的做法是“打碎乌盆问到底”的怀疑，傅斯年的做法则是阙疑。但是毕竟由于顾颉刚的探讨，而使古史的“真空”问题突显出来，成为学界有待突破的“瓶颈”，这一点应是他的一大贡献。
1924年1月到1926年10月，傅斯年在德国留学及在回国途中写给顾颉刚一封长信，主要是评论顾颉刚的古史研究，顾颉刚将信分为几个部分，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后收入《古史辨》第二册。傅斯年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研究方法方面的评论。他首先是在宏观上，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理论表示极为支持，称赞它是史学和考据学的“大小总汇”，是史学的“中央题目”，说：“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更没有什么有形的标准。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他的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来。”“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钥匙，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个层累地的观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70]同时在微观上，傅斯年提出在“层累说”有了“大体之结构”之后，要注意的史料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他对顾颉刚提出了批评，说：“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71]指出《孟子》中的古史本是“层累”中的一环，顾颉刚以《孟子》为依据“甚悖你辨古史的原则”。[72]
在研究方法上，傅斯年不赞同顾颉刚。但是在考古学的进展方面，傅斯年明显持保守态度，因而等于给予了顾颉刚以最重要的支持。傅斯年说：“前见《晨报》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这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73]这无疑更加增强了顾颉刚专守于古书辨伪一途的决心。
当时学术界对于中国考古学的保守态度，还可由1929年恒慕义（Arthur W.Hummel）在《美国史学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发表的文章《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What Chinese Historic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见出一斑，该文曾在1928年12月的美国史学联合会上宣读。文中在论及中国考古学时说道：“偶然的发掘，并且很带商业性质的发掘，二千年来就已进行。不过那从地下发掘起来的骨上所刻的文字，现在可以了解的还是很少。若非这些文字将来可以完全了解，并且可以很明确地断定它们发生于什么文化的中心，就算在它们求得什么结论也是徒然。”[74]
然而不久，顾颉刚和傅斯年的关系恶化。1926年8月，顾颉刚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担任国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1928年，与傅斯年一起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久退出。1929年，担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员及历史学系教授。[75]傅斯年与顾颉刚是同学，1928年，二人共同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但却屡起分歧，导致关系破裂。[76]其后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多年，长期从事殷墟遗址发掘，顾颉刚则专心的北京研究上古史。顾颉刚明显倾向于“破坏”与“建设”分开，辨伪学与考古学分开，傅、顾关系破裂再次成为不可忽视的动因。
与此同时，胡适的思想开始转变，胡、顾关系也出现危机。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重申了他用考古材料拉长古史的观点，提出“故纸的路是死路”，曾引起顾颉刚的学生何定生的不满。胡、顾关系的恶化，同样刺激着顾颉刚在辨伪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正是在这种外因影响下，顾颉刚一再提出了辨伪学与考古学的分工问题。
在1930年8月出版的《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顾颉刚说：“我以为学术界中应当分工……中国的考古学已经有了深长的历史，近年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着实不少，丰富的出土器物又足以鼓起学者们向建设的路上走的勇气，我不参加这个工作决不会使这个工作有所损失。至于辨伪方面，还没有许多人参加，头脑陈腐的人又正在施展他们的压力，如果我不以此自任，则二千数百年来造作的伪史将永远阻碍了建设的成就。”[77]“书本上的材料诚然不足建设真实的古史，但伪古史的发展十之八九在已有了书本之后。用了书本上的话来考定尧舜禹的实有其人与否固然感觉材料的不够用，但若要考明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状，书本上的材料还算得直接的材料，惟一的材料呢。我们先把书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学上的发见，这不是应当有的事情吗？……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豫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大家既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承认的根据，也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否认的根据，那么，希望在考古学上证明古史的人怎么办呢？难道可以永远‘存而不论’吗？”[78]“所有我的工作，在消极方面说，是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使得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在积极方面说，是希望替文籍考订学家恢复许多旧产业，替民俗学家闢出许多新园地。”[79]
很显然，在顾颉刚看来，辨伪学和考古学是非常不同的两个领域。考古学的研究是有局限的，在某些方面，例如三皇五帝的事迹，考古学就永远不可能找出证据。而辨伪学的研究是可以独立开展的，在某些方面，例如尧舜禹的事迹，辨伪学可以拿出唯一的证据。辨伪学是基础，而考古学是第二位的；辨伪学可以不依赖于考古学，而考古学却一定要依赖于辨伪学；要先有辨伪学的成就，然后考古学才能获得成就。
（二）提出“战国秦汉造伪说”时期
（1）从“古史辨”到“古书辨”，从“破坏与建设”分工到“破坏就是建设”
《古史辨》第二册中篇讨论孔子，第三册讨论《周易》和《诗经》，第四册讨论先秦诸子，第五册讨论两汉今古文经学和阴阳五行说，第六册继续讨论先秦诸子。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六册来看，古史辨派从古史讨论变为古书讨论的倾向已很明显。在第四册《顾序》中，顾颉刚说到他有编《古史材料集》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三编：甲编——旧系统的古史；乙编——新旧史料的评论；丙编——新系统的古史。其中甲编题名《古史考》，包括：（一）《帝系考》；（二）《王制考》；（三）《道统考》；（四）《经学考》。[80]据文中新系统、旧系统之语可知，子题目中所说的《古书考》仍只是对于传世典籍的整理。同书中罗根泽的《自序》中也有一个写《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计划，包括五个题目六条子目，即：（一）人的研究；（二）书的研究：（1）文字内容的研究（校注、通释、标点、索引4种）；（2）著作年代的研究；（三）学说的研究：（1）侧重人者（个人的研究、派别的研究、历史的研究、比较的研究4种）；（2）侧重学术者；（四）佚子的研究；（五）历代人研究诸子的总成绩：（1）子学考；（2）历代人眼光中的子学。[81]从中也可印证出这一倾向。
《古史辨》的第三册主要讨论《周易》和《诗经》，是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所编。顾颉刚曾说：“这一册书的根本意义，是打破汉人的经说。故于《易》则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于《诗》则辨明齐鲁韩毛郑诸家《诗》说及《诗序》的不合于《三百篇》。”[82]并且表示：“燕大的待遇很优……可以每日埋头写作……所以第三册编得较好，有一贯的精神。”[83]其中在涉及到考古学的问题时，顾颉刚有一段比较重要的话，重申了他先破坏后建设的观点。他说：“近来有些人主张不破坏而建设。话自然好听，但可惜只是一种空想。我们真不知道，倘使不破坏《易十翼》，如何可把《易经》从伏羲们的手里取出来而还之于周代？倘使不破坏汉人的《诗》说，又如何脱去《诗序》，《诗谱》等的枷锁而还之于各诗人？如不还之于周代及各诗人，则《易》与《诗》的新建设又如何建设得起来？”[84]
顾颉刚又说：“这一册里，十分之九都是讨论《易》和《诗》的本身问题的，关于古史的极少。也许有人看了要说，‘这分明是“古书辨”了，哪里可以叫作“古史辨”？’……这些工作做完的时候，古史材料在书籍里的已经整理完工了，那时的史学家就可根据了这些结论，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许多发见，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上古史》了。所以我编这一册书，目的不在直接整理古史。”[85]到了80年代，顾颉刚并追述说：《古史辨》第三册“是专门研究《易经》和《诗经》的。其中心思想是破坏《周易》原来的伏羲、神农的圣经地位，而恢复它原来的卜筮书的面貌；破坏《诗经》的文、武、周公的圣经地位，恢复它原来的乐歌面貌。有人因此说‘古史辨’变成‘古书辨’了，是一种怯退的表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古书是古史的史料，研究史料就是建筑研究历史的基础。由‘古史辨’变为‘古书辨’，不仅不是怯退的表示，恰恰相反，正是研究向深入发展的表现。”[86]等于是接受了古史辨派所作的研究工作就是“古书辨”的说法。
其后的表述，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在最后部分讨论自己的学派时，正是划分了“《古史辨》与古史传说的研究”和“《古史辨》与古书的研究”二节。刘起釪则是将古史辨派的学术研究分析为“疑古”与“辨伪”二个部分，以“疑古”对应“古史”，以“辨伪”对应“古书”。刘起釪说：“在《古史辨》中，体现出顾先生一生治学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即：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考辨历史地理（《禹贡》学研究），以及作为考辨古史的辅助和佐证而进行的民俗学研究（民间故事、歌谣、神道、会社、风俗等）。”[87]
将“古书辨”视为“古史辨”的“深入发展”体现了古史辨派的一种研究趋向。顾颉刚虽然承认考古学在编撰新的《中国上古史》时具有“加上许多发见”的意义，但实际上仍是认为从典籍中重新整理的古史材料就是“正确的《中国上古史》”的“基础”。书史不分，考古学的实物印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与此同时，顾颉刚又提出了古书的“移置法”。他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88]对顾颉刚的“移置法”学界曾有高度的评价，笔者认为顾颉刚将古代典籍整体“移置”的做法是可以商榷的，不过此处所要指出的是，通过“移置”的概念，顾颉刚所常言的“破坏与建设”的分工就变成
“破坏就是建设”了。因为按照顾颉刚的说法，破坏并非销毁，只是移置，而移置就是建设。
因之在稍后不久，1933年出版《古史辨》第四册时，顾颉刚就有破坏与建设是一事之两面的说法了。他说：“所谓考年代，也就是辨去其伪托之时代而置之于其真时代中。考年代是目的，辨真伪是手段……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89]这样一来，从逻辑上就可以认为，考古学是建设，辨伪学也是建设，从而改变考古学主于建设、古史辨主于破坏的一般看法。考古学的意义完全落空了。1934年，在《古史辨》第五册的《自序》中，顾颉刚甚至开始以当代考古学的发现作为例子来假设汉代刘歆的伪造古文经，并说考古发现一定要有经典上的印证才会有“大价值”。他说：“若在那时，单说‘古东西，好材料’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拍上一个偶像才能收号召的力量。例如殷虚甲骨，不要说时代待考，须要说这是武丁举了傅说之后，祭祀上帝祖宗，傅说亲手刻上去的；新郑铜器，不要说是从无名氏的墓里挖出，你不妨说这是子产死了之后，家人把他日用的东西拿来殉葬的：那就有了经典上的大价值了。”[90]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前提下，顾颉刚开始撰写以战国秦汉学术史为中心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篇长文。此文从整体上提出战国秦汉曾出现“造伪运动”或流行造伪的“时代思潮”，进而得出“古人缺乏历史观念”、“二千年来学术界乌烟瘴气”的基本估计，形成了顾颉刚的“战国秦汉造伪说”。
在这篇长文的《附言》中，顾颉刚解释说，在1921年古史辨派产生时，考古学还只有一点点；到1935年“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时，他仍然可以自守“中古期的上古史说”一个家派而不受影响。“中古期的上古史说”是“移置法”概念下的一个术语，意谓以往所认为的上古时期的上古史，经过“移置”之后，都只是中古时期的上古史。因之这一概念在时间上就涵盖了上古和中古两大阶段。顾颉刚说：“以前中国的上古史材料只限于书本的记载，记得我在幼时就把马骕《绎史》看作上古史的全部，恐怕那时存在这心理的不止我一个人吧。我开始辨古史是在民国十年，那时中国的考古工作只有地质调查所做了一点，社会上还不曾理会到这种事，当然不知道史料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时唯物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我在那时，根据《六经》诸子，要推翻伪古史而建设真古史，我自己既觉得这个责任担当得起，就是社会上一般人也都这般的承认我，期望我。从现在看来，固然可笑，但论世知人，知道了那时的环境是怎样的，也就不必对于我作过分的责备。其后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我常想，也常说，我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我只望尽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91]
1935年前后大约是顾颉刚最感自信的时期，这一年在他与童书业合写的《夏史三论》中，他以辨伪学决定着古史研究的气概，指出考古学是依照无谓的传说做遗址的发掘，断言考古学不可能找出真实的证据。其中并有辨伪学“使他们难过一回”、“请诸君原谅了”和“惭愧我们不是艺术家”等语。文中说：“近来曾有人对我说，‘你们再不要考古史了，给你们一考什么都没有了！’料想这文发表，又要使他们难过一回。我们除了抱歉之外，再有什么话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罢！若是你们所有的也是书本上的材料，而且是战国以下书本上的材料，那么除了用这样方法整理之外是没有更适当的方法了。除非你们说历史的目的是不在求真而在求美，才可保留着这些有趣味的故事给人们欣赏去。惭愧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不肩着这项任务，只得请诸君原谅了！”[92]
1936年，顾颉刚与杨向奎的合著《三皇考》又发表了。顾颉刚在《自序》中为自己最初的“破坏”重新作了注解。他说：“我因为自己觉得把这件事认识的真，所以民国十一年就在《努力周刊》附刊的《读书杂志》里对于三王的第一代（禹）和五帝的末二代（尧舜）下一番破坏——其实不是破坏，乃是把关于他们的传说作一番系统的建设。”[93]
（2）以考古成果证成“战国秦汉造伪说”
1937年1月，《古史辨》第六册出版时，冯友兰作《序》说：当时“颇有人以为疑古已不合潮流”，但他“希望疑古一派的人仍然继续努力，作他们的审查史料的工作”。至1959年，吴泽将冯序所说的“潮流”解释为“考古工作也迅速地开展起来”的“舆论压力”，并认为顾颉刚“在这附言中，流露出退却的情绪”[94]。
笔者认为，在顾颉刚提出“战国秦汉造伪说”时期，他对考古学的进展仍保持了敏锐的感觉，但如说他已有退却的情绪则未必。因为就在1935年，在考古学界具有盛名的郭沫若仍不能对殷商以前的历史作出积极的估计，只是说：“照现在由地底发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学上所得来的智识而论，大抵殷商以前，只还是石器时代，究竟已经有没有文字还是问题。”“（《尚书》中的）夏代只是笼统地说一个大概……我们要断定夏代还是传说时代，可说是不成问题的。断定夏代为传说时代，并不是说夏代没有，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95]所谓夏代为“传说时代”及“笼统、大概”、“有是有的”、“一点史影”等说法，极为模糊。
而到1938年，杨宽所作《中国上古史导论》，也对虞夏古史继续置疑，说“迩年吾国考古之学，已由试探工作而进于研究，殷商文字已得实物之证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累年发掘殷墟，所获甲骨文字至夥，而虞夏之文字迄今未有发现，殷商以前为先史时代，已为国内外一般史学家所公认，是不特三皇十纪之古史传说来源为可疑，即五帝虞夏之古史传说，亦同为可疑矣！”[96]杨宽甚至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也提出了置疑，同时对陈钟凡、丁山、徐中舒等人给予了批评，说二重论证法“惟殷史因殷墟卜辞之出土乃得为之，夏以上则病未能”，陈钟凡《中国古代艺术上的图腾》及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以山西西阴村为夏民族遗址，徐中舒《由陈侯因▇▇（造字4）铭黄帝论五帝附记》以虞夏为彩陶文化期，太皞、有济、少皞为黑陶文化期，是“实近武断”，“比拟不伦”[97]
与此同时，另一考古学者陈梦家也对殷商以前古书完全不能确认。在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文后，附录《“说夏”补》一文之前，有一段顾颉刚所作《附记》，其中说：杨宽“否认夏代之存在又不期同于陈梦家所论（陈说见其所著《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二十期）。陈先生主夏史全从商史分出，因而不认有夏之一代，取径虽与杨先生有异，而结论则全同。按商之于夏，时代若是其近，顾甲骨文发得若干万片，始终未见有关于夏代之记载，则二先生之疑诚不为无理。”[98]
实际上，顾颉刚在撰写《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长文中，不但没有受到考古学界舆论压力的影响，反而更加自如地引证了许多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来证成他的“战国秦汉造伪说”。以下试举二例。
（一） 依据殷墟发掘论证武王克商时周人没有历史观念
文中说：“当他成功之后，《史记》上说他‘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周本纪》），《逸周书》上说他‘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以及麋鹿牦豕等约一万头（《世俘》），他掠夺的只是些鼎彝，宝玉，牲畜，而不是殷商的历史材料。固然这种传记百家之言也许是靠不住的，武王也许肯不注重实利；可是现有的证据已足够证明这些记载了。安阳的殷墟，在三十年中发现了四五万片的甲骨卜辞，近年经中央研究院大举发掘，连宗庙宫室陵墓的遗址也找出来了，然而地下挖出的遗物只有大量的甲骨和瓦片，而铜器和玉器乃至少。这不是铜器和玉器已全被抢光了吗？因为周人有致用观念，所以把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又因为他们没有历史观念，所以想不到开办一个‘故宫博物院’。”[99]像“铜器和玉器已全被抢光”以及“想不到开办一个‘故宫博物院’”这样的推论，无疑是考古学者始料不及的。
（二）依据甲骨文论证古代不是黄金时代
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发表之后4个月，1936年1月，顾颉刚与杨向奎合写的《三皇考》一文也发表出来。顾颉刚在《自序》中再次使用考古学的资料来证实古代没有黄金时代的观点，依据殷墟甲骨文资料，得出了“那时的产生只是牧畜，渔猎，那时的文化只是祭祀，占卜，他们的地域是这样小，他们的社会是这样简单！”的推论，进而反驳“《商书》，《商颂》、《史记·殷本纪》及《竹书纪年》等书”是“想像中的商代”，“岂但‘传疑’，直是作伪！”他说：“最使人们的古史观念改变样子的，是考古学，他们挖出许多地下遗物，从古人的用器来证明当时的文化，更使人没法反抗。我们说古时是黄金时代，但他们偏偏把蛮野的古代显示给我们看，于是原来的古史立刻改变了样子。”[100]“康（有为）、夏（曾佑）二氏立说后，为什么没人理会呢？政治关系固是一端，而另一端则因没有考古学的辅助，力量不厚。自从清末发现了殷虚甲骨，到民国初年罗振玉氏大加鼓吹，集合了许多拓片，著作了许多论文，于是大家认识了商代的文化。本来我们所有的商代历史的智识是从《商书》，《商颂》、《史记·殷本纪》及《竹书纪年》等书里得到的，想像中的商代，虽没有周代的‘文’，一定很像个天朝的样子。哪知拿甲骨文字来看，那时的产生只是牧畜，渔猎，那时的文化只是祭祀，占卜，他们的地域是这样小，他们的社会是这样简单！就在这个时候，地质调查所发掘了仰韶遗址，出了不少的彩陶，没有一个文字，随着挖出来的没有一些铜器，这文化是我们在古书里完全没有瞧见过的，又是一种面目。大家说，殷虚是铜器时代的初期，而仰韶是石器时代的后期。这样一再的大发现，就把我们从向日的儒家道家的历史观念里托了出来，知道书本的记载确是大有问题。岂但‘传疑’，直是作伪！”[101]
（三）建国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早年共同创立古史辨派的胡适和顾颉刚，中经变革，值其晚年，一人以数十年之力校《水经注》，一人以数十年之力译《尚书》，其归宿虽不必相同，其用心则确然相似。
许冠三曾比较顾、胡二人学术风格说：顾颉刚“他的晚年著述仍时有胡学烙印出现。即使是在颇有王风格的《尚书》诸篇校释译论中，《尔汝篇》的影子也是依稀可辨。《盘庚校释·二》从文字文法语义上考证今本《盘庚》非商代原文各节，尤为显著。”又比较顾颉刚与王国维二人的治学成就说：顾颉刚“最后二十年的工夫，则完全以立为宗，已发表的《尚书》诸篇校释议论和待印行的《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造诣之高，无论就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许冠三并由此提出，顾颉刚是“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
徐复观的评价恰与此相反，他一方面继续古史辨派对《周礼》一书的辨伪，一方面又“完全建立新基础”，对顾颉刚晚年的考信提出批评。1980年，在其晚年所作《〈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一文中，说道：“去年十一月，看到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六辑，第一篇是顾颉刚的《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的文章。顾氏这篇文章写得比较平实，可惜他所下的工夫不深，材料的把握不够，对材料的条理不密，运用的方法更不周衍，尤其是对许多与他的结论不能相容的具体材料，仍然使用疑古派‘悬空断案’的传家法宝。”[102]
笔者要说的是，就顾颉刚一生治学路径而言，晚年有较大变化是可以肯定的。不过，即便顾颉刚在对待《尚书》、《周礼》等重要典籍的态度上观点已有较大折中，他总体上的疑古倾向其实并没有改变。据钱谷融根据选自顾颉刚读书笔记主编的《顾颉刚书话》，其中建国后所作的一条《〈尚书〉学工作计划》，所列计划共有8项：（1）《尚书今译》；（2）《伪古文尚书集辨》；（3）《尚书余录》；（4）《尚书学书录》；（5）《尚书集解》；（6）《尚书文字合编》；（7）点校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8）点校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103]总体而言，仍以辨伪性质居多。近年有学者提出，顾颉刚虽然放弃了20年代曾引起轩然大波的“禹为虫”的假设，但在50年代所作学术笔记中，仍有“禹之为虫，又得一证”的思考，“顾颉刚对‘禹’的怀疑至死也没有放弃。”[104]笔者同意这一看法。
在顾洪据顾颉刚读书笔记选编的《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有《科学思维与宗教、神话之联系；向新的知识领域探索之不易》一条，说：“四十年来，为予辩论古史，不知中了几多明枪暗箭；前数年中被批评尤甚，假使予自信力不强，真将被迫作全部否定矣。其中当然有若干假想，但古史本属破甑，不作假想就联系不起；至于其中之科学成分，乃可一笔抹杀乎！‘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之言洵有人间经验在也。”[105]反映了他坚持疑古，“历劫终教志不灰”的精神倾向。
建国以后，古史辨派顿失主流位置，经过50－60年代农田水利整治过程中的考古文物集中发现，特别是70－90年代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考古学的前沿作用已为学界广泛认同。正如郑良树所说：“就古籍辨伪而言，竹简帛书出土所带来的震撼，恐怕与古史辨学派新说的震撼不相伯仲。”[106]
在新的学术趋势下，顾颉刚对于《尚书》学的关注是有所期待，还是有所创新，抑或是出于自守，就目前已发表的资料而言似尚难以判断。在50年代，当古史辨派受到政治性的批判时，顾颉刚曾极力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当时学术界包括顾颉刚部分好友在内的积极努力，是将古史辨派的“上限”提高到史料学的层面，而顾颉刚自己则也将古史辨派的“下限”降格到史料学层面，这种史料学定位一直持续到1980年顾颉刚逝世，其中除了学术评价以外，不无对古史辨派予以政治保护的含义。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古史辨〉与史料学》一条载有方诗铭对古史辨派的评价：“诗铭云：‘史学该和史料学分开。在建立新史学上，《古书辨》固然负不了这个任务。但在建立史料学上，《古史辨》仍然有它的需要。’”[107]顾颉刚称此语“似颇公允”。据方诗铭所说，当时对顾颉刚的评价尚有属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买办资产阶级之说，相比之下史料学的定位已是十分宽容的了。又据《顾颉刚书话》中与上文蝉联的《考据学为史料学基础》一条：“诗铭又云：‘凡是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发展出来的，新史学自当由旧史学中发展出来。而旧史学之方法为考据，故考据亦当批判接受。’”顾颉刚在引文后加按语说：“考据学者，史料学之基本方法也。”[108]可知当时他自己也是使用的史料学术语以自道。
1956年11月，胡绳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所谓‘古书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虽然整理文献的结果会有助于了解古代历史，但是当然不能把上述命题当做古代历史本身的规律。《古史辨》的编者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古史辨》第3册顾颉刚自序中指出，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其实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这只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这个意思我们以为是对的。）”[109]到1993年5月在苏州召开的“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胡绳又重申了这一观点。
在这样一种“守势”状态之下，顾颉刚对于考古学的看法大体没有改变。
在上引《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的《〈古史辨〉与史料学》一条中，顾颉刚说：“《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一方面，将来地下发掘工作一定大发达，也必须将古史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实物和书籍记载相印证，从两重证据法上作确实的考定。”[110]说明他一方面预见了考古学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又坚持了先考辨古书、后考古发掘的两阶段观点。同书中《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一条说：“现代学者，无论治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皆欲跳过经学的一重关，直接从经中整理出史来（如王静安先生即其最显著之一例）……然此不可能。”[111]同样坚持了疑古辨伪为考古学服务、考古学不能脱离疑古辨伪的观点。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有《夏族起源与发展》一条，记载顾颉刚曾有夏陵的建议，说道：“夏代历史，除《史记》所载王名外，竟是一片空白。予曾与考古家夏鼐同志言，《左传》有‘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之语，最好将此陵发掘一下，或可得些实物证明。以予推测，三代惟夏称‘夏后’或‘夏后氏’，而在甲骨文中，‘后’字为‘毓’，毓像妇人产子，或夏尚为母系社会，即使不然，此名亦是母系社会之所留遗。”[112]发掘夏王陵墓的建议始于陆懋德。陆懋德在1926年在《清华学报》三卷二期上发表《评顾颉刚〈古史辨〉》一文，提到“禹藏会稽已见《墨子》《吕氏春秋》等书，而至今浙江会稽县有大禹陵，若有人起而掘之，有所发现，则是大有功于古史矣”。[113]文章曾由《古史辨》第二册转载，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又曾提及此事[114]。不过陆懋德当是的用意，是希望以此证实古史的真实可信，而顾颉刚则是要证实疑古派的结论。
在此情况下，顾颉刚在他有机会接触考古学最新进展的条件下，往往表现出不应该有的冷漠态度。以下仅举二例。
（一）关于五六十年代的考古收获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载有顾颉刚在1962年的一则笔记，题为《新出土文物与文献之结合》，说：“沈从文同志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有年，深慨文献与文物之未能结合，因言解放以来，至今1962年，发见古物已逾400万件，整理作报告者已难其人，欲其作专题之研究以充实史学者更属绝无仅有。而今日已有之资料，足以解释《尔雅》、《考工记》，纠正《三礼图》者，不胜枚举，长此耽搁，可惜孰甚。并谓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又云：《列士传》、《列仙传》诸书，向以为非刘向作，而今日汉墓所出石刻画像，足证诸书实成于汉代。予谓诸书为汉人作是一事，诸书非刘向作则为另一事，即刘向实为之，亦不能保无后人之羼厕，犹之年鉴、手册、字典之日在迁变中也。”[115]
建国后至1962年是考古学总体上有较大发展的时期。有大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特别重要的是1954年春，文化部主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展出各时期出土文物3700余件，翦伯赞为此撰文，提出“考古事业的新时代来了，我们将以最大的注意应接新的发现”[116]。1959年，徐旭生率“夏墟”调查组在豫西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1961年，夏鼐主编了《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顾颉刚的笔记记录极为翔实，由沈从文所说400件文物的总量以及墓葬、石刻画像来看，说明考古学的研究在礼制等制度史研究方面已开始有所突破。但是，对于这样重要的成绩，从顾颉刚的态度来看，是比较冷漠的。比起他早年批评章太炎“说汉唐的衣服车驾的制度都无可考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图画与明器中还保存得不少”[117]的情况，其学术敏感已有所减退。对沈从文“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的意见，他没有给予评论。对《列士传》、《列仙传》诸书实成于汉代一事，他认为即使为汉人所作也不一定非刘向所作，即使是刘向所作也不一定没有增删，态度上明显偏于消极。所谓“犹之年鉴、手册、字典之日在迁变中也”的说法，已没有多少建设性的意义。与此相关联的尚有《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一条：“战国时有伪撰神农、黄帝书者，西汉时自会有伪撰周公、孔子书者。不必为刘歆，在此大潮流中之作者固多矣……各时代各有其需要，即各有其托古，本是一长流，不能但指其一节。康氏但斥刘歆，钱宾四等但为刘歆辩护，皆非也。”[118]在假设汉代有一造伪潮流前提下，认定即使刘歆未曾造伪也必有其他汉人造伪，以此为刘歆遍伪群书之说辩护，而并没有考虑到吸收考古学的成果。
（二）关于《孙子》的辨伪
《顾颉刚书话》中载有一条重要笔记，题为《剑桥格芮菲司来询〈孙子〉书之年代》[119]，时间为1972年，当时顾颉刚已80岁。这一年，英国剑桥新学院教授格芮菲司（Samuei
B.
Griffith）因为翻译《孙子兵法》，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询问有关《孙子》书的年代等共6项问题：一、几世纪来的中国学者，除掉极少数的例外，都承认《史记》里面的《孙子传》是正确的，《孙子兵法》也是可靠的，这个意见现在怎样了？二、在过去700年间，中国史学或其他学术刊物，有没有孙子或他的《兵法》的研究？假如有，是何刊何期，怎样能得到这些材料？三、关于《孙子兵法》中“彍弩”和“发机”的问题。四、关于铁制兵器使用的年代问题。五、关于马车在战争中的使用方法问题。六、关于毛泽东等人对《孙子兵法》的引用和评论问题。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来函上作了批示，除第2项问题外，共5条：一、《孙武传》不可靠，是小说。《孙子兵法》是战国时书，作者不知何人，是否即孙膑也难定。《韩非子·五蠹》篇有“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足见流传甚广。二、弩在古代用铜制，不必涉及铁的问题。三、铁兵的使用是在战国末期。铁的使用可以提前，作为耕具，在战国相当普遍。春秋时的铁器尚未从地下发现。四、驷马之乘可以用作战车，也可以用作普通的乘舆和打猎，殷王打猎用两马拉的车子。五、毛泽东和其他将军们在文章中偶有《孙子兵法》的引用，但没有专门的研究性评论。
在作出这5项非常具体的批示以后，郭沫若安排顾颉刚书面答复格芮菲司的询问，实际上主要是在第一条批示的指导下，回答第一项问题。根据顾颉刚的治学风格，虽然已有郭沫若的批示，他也一定会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真实看法，所以这封答复应当视为史观派的郭沫若与古史辨派的顾颉刚合作的一项共同成果。
郭沫若的第一条批示实际上回答了三个问题：一、《史记·孙武传》不可靠；二、《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是战国时期；三、《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否孙膑，难于确定。
顾颉刚在20天后作出了答复，结论部分说：“从以上诸证看来，《孙子》决不作于春秋时。既不作于春秋时，即与吴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孙膑杀庞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但何以说他和吴国有关系？书中已两次提到越人，我们可以猜想：前三四一年，齐伐魏救韩，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其后田忌奔楚，楚封田忌于江南，江南即吴境，说不定孙膑跟了田忌去，就在那里写出他的兵法。后人弄错了时代，说他是春秋时人，另外造出一个帮助阖闾伐楚的孙武来，这故事就为司马迁所采取了。”
顾颉刚的这项结论也可以分析为三项：一、《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二、《孙子兵法》决不作于春秋时，而成书于战国时期；三、《孙子兵法》的作者猜想是孙膑。
在此之前，《古书辨》7册中没有讨论孙子的专门文章。梁启超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有简短的考证，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七为《孙武辨》，第八十五为《田忌邹忌孙膑考》，梁、钱二人都断定《孙子》为战国人伪托。在作出结论之前，顾颉刚所征引的“以上诸证”有11家，较钱、梁二人都详。其中自宋代以后有梅尧臣、叶适、高似孙、陈振孙、胡应麟、姚际恒、全祖望、姚鼐等8家，日本斋藤拙堂、武内义雄2家。最后一个结论注明出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田忌邹忌孙膑考》，共11家。归纳起来这些考辨有如下论点：1、《左传》述吴国事甚详，而不载孙武；2、《国语》也述吴国事甚详，而不载孙武；3、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也很少记载孙武；4、《孙子》所述为战国战术，非三代战术；5、《孙子》讲权诈，与春秋时讲礼义不合；6、春秋时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吴国不可能兴师十万；7、春秋时各国都由卿率师出征，没有专任将军的，孙武事与春秋制度不合；8、孙武以妇女实验兵法不可信；9、春秋时大夫的家臣称大夫为“主”，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以后称谓没变才称国君为“主”，10、《孙子》中称国君为“主”，说明此书作于战国时；11、《孙子》中载“越人之兵虽多”，说明此书作于越强于吴之后；12、《孙子》中载“吴人与越人相恶”，说明此书作于吴越相仇之后；13、《孙子》内容与《战国策》中所载孙膑之言相似，说明孙子即战国时的孙膑；14、《孙子》有《势篇》，而《吕氏春秋·不二》说“孙膑贵势”，说明孙子即战国时的孙膑。再加上这次询问中所涉及的一条：“弩”的使用大概在前400年左右，而《孙子》中正有“弩”的记载。
这总共15条论证，从逻辑上确有令人信服的推论，给人以《史记》的记载不可信的“印象”。然而，就上古史的研究方面而言，逻辑上的推论即使可通，仍然含有危险性。现代人按照自己的经验推导出来并认为没有逻辑错误的推论，并不一定就是对的，这一点已为不止一件事例所证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笔记的末尾，顾颉刚写道：“闻今年山东某地出土木简《孙子兵法》，视今本倍多，不知何时可见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陈金生君来谈及。”
因为整条笔记没有注明时间，这段话不知是否出于补记。如果这段话是补记，按文意前面的部分也应写于当年。而补记中所说出土木简一事，正是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的大事，完全推翻了宋代以来对《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及《史记·孙武传》的种种怀疑。这次考古发现（同年出土的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与顾颉刚的上述考辨在同一年发生，正可看作古籍辨伪与考古发掘两种研究方法的明显差异，而顾颉刚一生所从事的古史辨和古籍辨伪工作，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亦正可谓失之交臂，无疑便成为20世纪学术史上最令人惋惜的一件憾事。
注释：
[1]
参见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走出疑古时代》、《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点说明》、《谈“信古、疑古、释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等文。
[3]
王煦华：《试论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见《中国哲学》第十七辑，岳麓书社1996年。
[4]
王煦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导读》，第5－6页。
[10]
知 原：《面向大地的求索——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94]
吴 泽：《五四”前后“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见《历史教学研究》195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