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清

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相伴而生、如影随形的、最为根本的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因此不仅是受到从古至今的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也是阶级产生以后社会统治阶层、特别是决策者们所慎思明辨力践于行的大事情；从制度经济学派成为战后经济学界的新宠，到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原计划经济国家自我革新和谋求发展的主要手段，历史为此提出了绝好的证明。

然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当世显学——制度经济学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派能否具有应对挑战，以至于接受自我更新建言所应有的宽容；亟欲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以确保高速发展的经济本身的可持续的决策者们，是否有时间倾听来自文明历史源头和流径的辩章与考镜叙说所必具的雅量，似乎仍然还是个问题。但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才是真思想，明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方可谓之大学问；况且，屡建奇功、频摘大奖的显赫之学，也不妨广开言路，完善自身以确保辉煌可再；日理万机、喜获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之伟业的决策者，也可以博采众家之言以求发展的可持续，这也许就是刘涛最近推出的《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初衷和旨趣所在。本人在认真阅读了该书一后认为：该书提出了社会经济供给与制度成本之间的“均衡”理念，另辟经济学研究的辩章文明史源头和考径其路径的方法，从而得出关于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本质关系的相关结论，构成了该书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价值。

1、    关于“均衡”的理念

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二者间关系的本质，究竟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还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抑或只是相涵互容关系？古典经济学家认定，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乃是基于“理性人”假定之上的必然结论。亚当·斯密甚至将非正式规则（制度）如伦理准则和道德观念等纳入自己的视野，从而既著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又有《道德情操论》之作，然国人急欲凭籍外援以致富而*****译前者、即严译《国富论》而对后者置若罔闻；卡尔·马克思则认为：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是经济基础（包括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上层建筑（包括各种制度建设）而不是相反。这对于作为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国富民强的共产党人而言，理所当然底将之作为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制度经济学派，尤其是其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新形式——新制度经济学派，重新思考了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至于对非正式规则（制度）倾注了更多的热情。

历史尤其是经济思想发展史类似循环往复的思想变迁，给我们以启迪：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二者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相对相关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进一步言，深入制度的结构内部，还存在着另外一层相对相关和相互作用关系，这就是正式规则，即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与非正式规则，主要是指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信念、法理精神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对关系和相互作用关系。将这两个层次相对的对应关系和相互作用关系所规定的机器错综复杂且具体而微的情形，仅仅抽象地定为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于反作用，甚至相涵互融关系，似乎失之简单化，尤其是很难为经济或制度建设本身提供指导，更无法切入理论向实践转化的操作层面。“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日渐淡化，以至于在一些人的脑海中已经成为模糊的历史记忆甚至是集体无意识，就可悲地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研究和讨论制度与经济关系问题，已不再是时代的要求？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悄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从承包经营责任制到现代企业制度，从住房制度改革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尤其是新近推出的土地收购储备制度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为政府盘活土地资源，发展城市经济提供了新生长点。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出发，可以说，改革开放实际上也就是通过一系列全方位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以推动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过程；而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修改、制定和完善原有的规章制度，以实现于之相应的制度供给、制度维护和制度变迁。因此，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辉煌成果以及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拓展，首先应归功于且依赖于制度变革、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

当然，我们在肯定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应看到，不仅“制度的演进需要相应的经济供给支持”（《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第139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而且，“制度的烟花和制度结构中存在交易费用，并且交易费用的存在影响和制约着制度的演进”（第143页）。因此，不论是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创新，都不可能只是一种良好动机和善良愿望驱动下的主观想象和任意妄为，而只能是一种受到社会经济供给和制度成本双重制约的理性选择，从而也决定了“制度的烟花和制度结构中存在一个社会经济供给和制度成本的均衡”（第143页）。

“均衡”理念的揭明，首先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制度设定和制度安排的达成总是有成本的，这以成本的高低，总是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经济供给和制度成本的均衡模式选择，业余制度建设的取向有关，如非正式制度建设较之正式制度建设需要较低的成本；复次，制度创新有利于提高社会制度供给能力，而“较高的社会经济供给能力支持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带来的较高的制度成本，使社会经济供给和制度成本能够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达到均衡”（第183页）；最后，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则是绝对的。在绝对的运动过程中保持社会经济供给与制度成本之间的动态均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均衡”理念的阐释，确实更加切近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正是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的相对关系和相互作用关系的本质；它不仅有力地诠释了相关双方间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关系以怎样的方式实际发生，从而在理论上证明了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乃是一个社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且也明确的揭示了相关双方间良性互动综合创新关系以怎样的方式实际去做，从而在实践上提供了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可着手处和可立足点。

诚然，通过“均衡”理念的理论阐释所揭示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制度创新与发展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本质关系，还只是为正确理解和合理处理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正是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的相对关系和相互作用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和清晰的思想理论平台和考量视界；如何实现和确证这一本质关系，还需要构建一个可理解和可把握的实际操作平台且提供具有彻底性从而具有说服力的证明。因此，从人类文明、尤其是具有代表性且绵延于当下的古希腊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华夏文明三大文明体系的文明史原点和路径即其“世界观设定汲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第2页）的辩章和考镜，也就是必要和重要的了。

2、    关于辩章原点与考镜路径的方法

作者认为，“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和发展中，一个既定文明的世界观及其考察与分析问题视角的设定，规定和影响了其方法论体系的演化和发展方向，并在其向社会问题的引申中规定和影响了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的设定。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作为制度概念内涵的源泉”（第53页），内在地规定了制度安排的内涵、方式及其演化途径。作者通过对三大文明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路径的逻辑分析（第一章），以及关于“制度”的文字训诂和概念属性解析、特征研究（第二章），从而得出结论：“古希腊文明、华夏文明和犹太——基督教文明在不同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上选择了各自的制度设定的初始路径。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和发展中，不同文明体系沿着各自的制度（设定）初始路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特征，并贯穿了文明史始终”（第62页）。

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分析，在这种方法的本质要求就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它使人从极其错综复杂、动变不已的历史现象中得以窥见层次分明、程序井然的逻辑理路，使人得以在冷静缜密的逻辑推理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雄厚的历史感的客观存在；其次， 这种方法，也是具体与抽象的统一。具体到一个字或一个词，如本书作者着以重墨的“政”（第55页）等等的文字考订和字（词）源解析，抽象到三大文明体系发端地原点及其路径演绎的逻辑分析和概括；通过微观地文字训诂以揭其所蕴涵地哲理，以宏观的理论概括再现其丰富多彩的表象，并以中观的逻辑推理和理论建构一以贯之，给人以具体而微、显微无间的整体印象；最后，这种方法的实际运用，也给研究者（当然也包括本书的作者）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具备多学科知识的长期积累及其整合能力，而且要求全面把握不同领域的不同对象且跨域逾层以融会贯通。诚如作者所言，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演化路径地考察，“整合了现代科学领域的哲学、社会学、法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从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及其对生产、流转、分割与配置的考察，整合了现代社会科学领域范畴的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等学科领域”（第296页）。

无庸讳言，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分析以揭明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间的本质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创新方法，确实给人以“另类”的感觉，而作为文明史或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又难免使人产生似是而非的印象；以至于只看书名，很多读者如经济学专业工作者很可能望而却步，了无兴致，而另一些读者，如文明史与文化史专业工作者则可能因浏览目录而大失所望、悻悻而去。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另类思维和交叉方法，也许更富有激活想象、启迪心灵的独特功能。具有理论思维特长、更富思辩能力的读者，可能对其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分析方法更感兴趣，进一步的阅读甚至可能因其对于文明历史发展相关要素及其意义的揭明而有所认同，或因关于路径依赖分析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当下而形成共识；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则可能对其关于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间相对相关和相互作用本质关系的揭明而有所启迪，深入地思考甚至可能因此而拓展思路和开阔视野以重新审视不断加速进程的全球一体化的当今世界；至于大专院校的学生，尤其是学有专门的研究生们，则可能由于关于经济思想史的别样写法的领悟，而调谐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拓宽自己的知识积累。也许，正是这种“另类”经济学或文明史学，既可以为经济学研究的拓展视野和更新方法，又可以为文明史或文化史研究更加注重经济因素的基础作用从而建构整体系统的理论思维平台，提供思想理论资源和北京文化支持。各美其美且两全其美，庶几美不胜收，各得其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辩章原点、考镜路径以求其是，即通过文明史演化的路基分析和历史考察以揭明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质，既不是引导人们回归原点或全盘西化或保守国粹，抑或中体西用，也不是规劝人们听命路径依赖或随遇而安或任其自流抑或埋怨祖宗，而是倡导这样一种精神：既不妄自菲薄也非抱残守阙，而是充分汲取和弘扬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和思想精华，从而能已在人类文明的良性互动中综合创新。作者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而潜心地钻研和从事本书的写作，从而得出一系列颇具说服力且不无启迪的结论的。

3、    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本质关系的相关结论

通过关于“制度”一词的字源考据、词性检索和概念分析，作者指出：建立在权力主导认定基础上的“制度”，即制度经济学派所谓“正式制度（规则）”，并非一种单纯的理性选择，更非空穴来风，而“首先受制于相应文明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影响与制约，他们规定了制度演进的程度和方向。其次需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内认定人与自然环境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次由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设定形成的风俗、习俗、信仰、婚姻和道德价值观，在本质上具有其制度内涵的社会认同属性”（第65页）。由此可知，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仅表现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而且也表现为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及制度本身内在深层结构的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任何单一现行或非此即彼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僵化凝固或大而化之传统观念，都无法全面、准确和完整的理解和把握相关双方二者间的本质关系。

众所周知，制度经济学派，尤其是其发展了的形式新制度经济学派，特别重视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但是，基于“理性人”假定地制度概念不仅因此而被赋予过多的主观色彩，而且总是被限定在诸如“合约”、“交换”、“成本”等经济学范畴内，从而限制了“制度”概念的内涵及其作用范畴而有违其初衷。作者因此提出对上述尤其是道格拉斯·诺思的“制度”进行修正，“将非正式制度界定为：源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和社会个体之间相适应、相协调而产生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一社会价值观基础之上的社会（或部落、地区）行为准则中，还没有被权力主导（国家或地方当局）正式设定为强制约束力的制度构成部分，如风俗、习俗、婚姻和道德价值观等。将正是制度界定为：权力主导（国家或地方当局）设定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社会价值观（如宪法）和社会行为准则（具体法和规章）以及罚则”（第68页）。诚然，以是否“被权力主导正式设定”作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划界标准，显然还是可以商榷的，如新近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按照上述划界标准应属于正式制度，但却无强制约束力且属于“道德价值观”而与法律无关。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把“制度”范畴限定在经济学领域确实过于狭窄和短视。作者挑战诺思的勇气固然可嘉，但是，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建基于更加深远而且广阔的历史/现代界面和理论/实践平台之上的“制度”范畴，它的供给，维护和变迁，以及必然通过修改，创新、确证和完善的与时俱进，应当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于一个民族永葆活泼生机的不竭动力。

归根结底，探索和研究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最终必然诉诸实践、尤其是通过政府（“制度主体”）鉴古察今、博采兼收的制度建设以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可持续。因为，“在人类文明史中，政府对本民族传统和其他文明的思想文化资源的配置和取舍（形成交易费用）、制度设定与制度供给的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防范所形成的制度成本，和政府制度供给所覆盖的地理空间内所形成的相应社会经济供给均衡的调整和影响，构成了一个既定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府能否稳定延续的最基本条件。这是本书的一个基本结论。”（第298页）。本人认为：这一结论寓意深远，一语中的。自从朱镕基总理宣布以“科教兴国”作为本届政府的主要任务和使命迄今，科学技术和教育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对于我国社会进步的贡献令世人耳目一新；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作为政府制度供给和维护治国方略，也正是为了适应世界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尤其是我国成为“WTO”正式成员过后制度创新回应的根本国策，表达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以至于社会进步本质关系的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和全面实现，也是借鉴西方文化的法制传统和中国文化的德治传统的经验和教训，捕捉当今人类文明进化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史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洞察世界、总揽全局的创新之举。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是目前人们一直接受的社会目标”（沃勒斯坦语），以经济发展的理解和应用研究为己任的经济学却不能把自己限定在“经济”里。后现代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布和达利，在其代表著《为了共同的福祉》（Darly,Herman and Cobb, John,1994,For the Common Good, Boston:Beacon Press.）一书中主张经济学应从理财学（Chrematistics）向“Dikonomia”转变，即由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向一种关注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需求和作为整体的社会福利的经济学理念转变；如果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能以与之形成共识，那么，《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也就不是唯一本值得一读、不无启迪的探索之作。 

《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刘涛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18.00元，（现代经济哲学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