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黄玉顺 著

3．“人生观”概念的二重性与一贯性

对“人生观”概念的一种解释

王星拱有一种说法，我们觉得这里可以讨论一下：“人生观这个名词，因为历史上之沿袭，也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生命之观念（Conception of life），二是生活之态度（Mood of living）。这个生活，是就普通术语中所谓精神生活而言。依科学去解释生命问题，应该叫做‘人生之科学观’，和依科学去解释宇宙问题，应该叫做‘宇宙之科学观’一样。……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1] 如果我们的理解不错，那么这里的“生命”与“生活”原是一个词，就是“人生”(life)。于是，我们就得到两种“人生观”概念：“人生之态度” ，“人生之观念”。前者是一个意向问题，在社会意识形式上的表现就是“规范”本身，例如伦理道德；后者是一个认知问题，在社会意识形式上的表现就是所谓“规范科学”，如伦理学。人生之观念可以是科学的，也可以是不科学的。人生之态度可以是受了科学影响的，也可以是未受科学的影响的。到此为止，我们认为王星拱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王星拱所谓“观念”是与“态度”相对的，显然指的认识的结果。但是，如果受科学影响甚或支配的人生“态度”，“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那么，受科学影响甚或支配的人生“观念”又叫什么？显然也只能叫“科学的人生观”。那么，所谓“科学的人生观”，究竟是指的一种人生观念（认知），还是指的一种人生态度（意向）？这就是说，王星拱的说法仍然存在不清晰的地方。

张东荪也对“人生观”概念提出了一种解释：“‘人生观’一词虽则各位先生的定义不同，然而望文生义总可以说是‘人生在世上怎样？’”“这个问题至少包括两层：一层是‘人生是什么’；一层是‘人生应怎样’”；“关于前一层的，有许多自然科学；关于后一层的，有许多规范科学”。^[2] 这里对“人生观”这个词语的两种含义的分辨是正确的；但也有问题：认为“自然科学”是关于“人生是什么”的，“规范科学”是关于“人生应怎样”的，这不确切。前者应属社会科学，虽然作为科学，它力求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后者也属社会科学，因为“规范科学”与“规范”本身不是一回事。如果说“规范”本身是个“人生应怎样”的问题，那么“规范科学”则是“‘人生应怎样’是什么”的问题，即是科学对规范的认识。

通过以上对科、玄双方对于“人生观”概念的理解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科玄论战的发生在哲学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主要在于一种近代的机械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以及对于这种二元分析方式的把握的不确定性。

“人生观”概念的二重性

以上科、玄两派对“人生观”问题的争议表明，关于人生问题讨论的前提问题——“人生观”概念之界定——尚未解决，各说各的，势必使双方陷入无谓的争论。结果我们看到的便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知识”与“价值”的紧张。

其实，上文的讨论已经表明，“人生”本是浑然一体的存在；但是对“人生观”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关于人生问题的认知，一是指关于人生问题的意向。认识的问题是“实然”、“必然”的问题，是说“人生实际是什么样子”；意向的问题是“应然”、“当然”的问题，是说“人生应当是什么样子”。前者是对人生的一种认识、理解，后者是对人生的一种意向、愿望。笼而统之都称为“人生观”，而事实上却又各执一种理解，就难免会发生混乱。科玄论战就是这样发生的，双方都使用“人生观”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各有所指：科学派指的是关于人生之实然的认识，玄学派指的是关于人生之应然的意愿，这样一来，双方如果不发生纠缠不休的争议，那才是怪事。当然，“应然”与“实然”、“当然”与“必然”是有关系的，我们先对人生“是怎样”有一个认识，再对人生“应怎样”有一种意愿，在这里，两种“人生观”概念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这种统一的前提是先有一个分辨，因为它们毕竟还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这里涉及对汉语“观”这个词语的理解。如果把它理解为“观察”或者“观点”，那就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如果理解为“观念”，那就不仅是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意向问题了。在西文里也是如此，Outlook on life（即“人生观”）具有两种含义：一指观点、看法（viewpoint），是个纯粹的认识问题；一指前景、展望（prospect），那就还有意愿的意味在内。然而科学派则只是从单一的认知意义上去理解“人生观”的。不仅科学派、就是其他人也常仅从纯粹认识的意义上理解“人生观”。例如广义“现代新儒家”代表之一的冯友兰先生，也这么看：“人生观是一种‘观’，科学是一种‘学’。就其为‘观’为‘学’说，它们都是人类对于外界的一种认识，它们是一类的东西。”至于玄学派从单一的意向意义上使用“人生观”一词，则更是不妥，因为无论在汉语还是西语中，“观”都具有认知的意义。

认知与意向、知识与价值，这是心灵或意识所固有的两个方面。所以，在哲理上，“人生观”概念具有二重性。当我们用以指对于“人生”问题进行的认知性把握的时候，“人生观”是一个关于“人生真相”或者“人生真理”的问题。在此，我们是把人生作为一种认识的对象。然而当我们用以指对于“人生”问题进行的意向性把握的时候，“人生观”是一个关于“人生体验”或者“人生态度”的问题。在此，我们是把人生作为一种意愿的对象。

这是因为，对于人生，我们是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识形式的：认知的把握，是了解人生的事实、认识人生的真相；而意向的把握，则是表达人生的态度、评价人生的意义。对人生真相的认知是有客观标准的，对人生意义的体验则是主观的或者说主体性的。你可以意向性地说：喝酒吃菜，各有所爱。——玄学派是正确的。但你也可以认知性地说：爱喝酒是什么样子，爱吃菜是什么样子。——科学派同样是正确的。这是因为认识活动产生的是事实判断，意向活动产生的是价值判断，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功能。你可以把一件事情的真相认识得很清楚，但这未必能决定你的好恶取予；有时你已经对一件事情产生了好恶，却未必已经对它有了清楚的认识（当然，这里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可见这两者是确有本质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

“人生观”概念的一贯性

话虽如此说，“人生观”概念的二重性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生观”概念却又具有意义的一贯性。所谓“人生观”概念的一贯性，是说：一方面，在心灵的“底层”上，人生观最初本来是浑然一体的直观——我们在生活实践中直接体验到的人生观就是如此；另外一方面，在心灵的“顶层”上，人生观是、或应该是对立之后的统一——作为哲学领悟的人生观就应当如此，而不应像科、玄两派那样各执一端。我们的人生观必然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这个过程符合认识的一般规律：^[3]

1．感性具体的人生观：直接体验于生活实践中的一种关于人生的“混沌的表象”（马克思语）。它的意识形式依据是心灵底层的浑然一体。体现在历史上，这是一种“前科学”的人生观。

2．理性抽象的人生观：理性的“抽象化”使我们“分析”出认知性的人生观（意识到人生观里的认知因素并形成一种知识论）和意向性的人生观（意识到人生观里的意向因素并形成一种价值观）；但由此也必然形成认知与意向的对立、知识与价值的紧张。这是近代以来的思维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科玄论战”的爆发，就是历史的这一阶段的必然表现。

3．理性具体的人生观：理性在实践中的“具体化”的“综合”，使认知与意向得到统一、知识与价值得到整合，而使我们意识到人生观的一贯性。

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我们所说的“人生观”概念的一贯性。在语言表现上，这就是既有认知意义、又有意向意义的“人生观”概念能够成立、并且为人们所习用的根据所在。在哲理上，这种一贯性乃是心灵的整一性的必然“复归”。

注释：

[1] 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2] 张东荪：《科学与哲学》，商务1999年本，第42页。

[3]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论述了辩证认识的一般过程，并把它上升为一种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