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黄玉顺 著

1．唯物史观派的立场

批判玄学派的“反科学”性

对于当时科玄论战中的三大派，邓中夏有相当一个典型的说法：“总括起来，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1] 此所谓东方文化派（包括玄学派）是“非科学的”，实际是说他们是“反科学的”。而后两派都是“科学的”，但也有所不同：科学方法派的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宇宙观”和“进化论的历史观”；而唯物史观派的科学则是历史唯物主义。

邓中夏把玄学派及整个东方文化派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兴的反动派”，其立论所在主要就是他们的“非科学的”即反科学的性质。^[2] 这种反科学性不仅在于其对自然科学的“反动”，尤其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唯物史观的“反动”。玄学派对唯物史观的反动，根本之点就在于他们主张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是“自由意志”，而不是“物质”、“经济”、“生产力”等等。例如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张君劢举出的九项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3] 简而言之，陈独秀所理解的“科学的”历史观就是把历史的动因归结为“客观的物质原因”；而玄学派恰恰与此相反，把历史的动因归结为精神性的“自由意志”。

但事实上，简单地说玄学派“反科学”并不十分确切。玄学派虽然确实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却不一定是反一般“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例如玄学派的代表张君劢，我们记得他并不是反科学的，而只是反对科学主义的。例如，他说：“科学这东西是十六世纪以来欧洲的产物，也是人类的大发见，……在其中发见许多的大秘密，为人类二千多年来所不能想象的事，世界人类既因科学进步而大受益处，尤其是中国几千年来不知求真，不知求自然界之知识的国民，可以拿来当做血清剂来刺激我们的脑筋，来赶到世界文化队内去。中国唯有在这种方针之下，才能复兴中国的学术，才能针砭思想懒惰的病痛。……我近来很想在欧洲各国调查其科学发展之成绩，以为我国借镜之资，在我的‘学术界之方向与学者之责任’一文中，说得很详细。”^[4] 这里，科学甚至具有作为疗救中国积弊的良方的意味。

难怪吴稚晖竟至称他为“科学大神”，虽然话说得太夸张：“及读了他的人生观，我方才微微觉着……张先生岂但不无赖，而且不单是个玄学鬼，简直是一位科学大神。所差的，他小心谨慎，不敢排斥空中楼阁的上帝，他意中定然有个‘灵魂’。”^[5] 其实不仅张君劢，整个现代新儒家都并不“反科学”，恰恰相反，他们的“反本开新”所力图“开出”的就是民主与科学。

批评科学派“科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史观派一般来说承认科学派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认为其科学性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他们的一般世界观上，尤其表现在他们的历史观上。

陈独秀批评科学派：“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这种武器，就是唯物史观。他指责丁文江：“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6] 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就是唯心主义道路——宇宙观上的不彻底的唯物主义（丁文江的“存疑的唯心论”）和历史观上的彻底的唯心主义。例如，关于科学派在历史观上的不彻底性，陈独秀批评胡适道：“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7] 邓中夏也认为：“实验主义终是不彻底，终是没有胆子否认心身二元论。”^[8] 邓中夏对科学派的总体评价是：“他们的主张，是自然科学的宇宙观，机械论的人生观，进化论的历史观，社会化的道德观（皆见胡适之上海大学讲辞）。”^[9]

瞿秋白也批评科学派、尤其胡适“实验主义”的科学观念之不彻底性：“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及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实验主义的特性就在于否定一切理论的确定价值”；这种“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是因为“对于实验主义，不但没有绝对的现实，并且亦没有客观的现实”；“所谓现实世界只是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所以，他们实际上已取消了科学的真理。^[10] 总之，唯物史观派所理解的彻底的科学，首先就是必须承认“物质”这个客观存在，否则就算不上“彻底的”科学。

事实上，科学派的哲学立场与玄学派的相去甚远，并非什么“五十步笑百步”。在宇宙观上，科学派的立场是经验一元论的和不可知论的，玄学派的是意志一元论的和非决定论的。在历史观上，科学派的立场是进化论的，玄学派的是意志论的。总而言之，科学派的哲学更接近于唯物史观派的，而不是玄学派的。尤其是在“科学性”问题上，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是相当一致的，这突出表现在把科学意识形态化、信仰化上。只不过科学派更注意自然领域，而唯物史观派更注意人类社会历史领域。

宣传真正“科学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派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才是真正彻底的科学“人生观”。

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的彻底性，就在于它承认“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11]“‘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12] 陈独秀认为这种唯物史观是一种“社会科学”，并且是“最主要的”社会科学；种种“如此不同的人生观”，“本是社会科学可以说明的”。^[13] 为此，他对这种“社会科学”进行了如下说明：

第一，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第二，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质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世界上无论如何彻底的唯物论者，断不能不承认有心的现象即精神现象这种事实；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14]

总之，他主张以经济来说明制度、宗教、思想、政治……的“一元论”，而反对将经济与宗教、思想、政治……并列的“多元论”。^[15] 陈独秀还借反驳张君劢所列举的九项人生观问题的机会，详细地正面阐述了如何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说明人生问题。^[16]

瞿秋白也对唯物史观作了阐述：“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精确些说，是生产力（包含‘自然’，‘技术’和‘工力’三者）。社会现象变迁的程序大致可以说明如下：一、生产力之状态；二、受此等生产力规定的经济关系；三、生长于此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直接受经济现象的规定，别部分受生长于经济现象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规定之社会心理——（社会的人之心理）；五、反映此等社会心理的种种性质之‘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家之理想）。”^[17]

应该说，他们对唯物史观的阐述还是比较完整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唯物史观”中具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即物质决定论与意志决定论的紧张：一方面，他们相信决定社会历史的乃是一种物质力量，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另外一方面他们相信，用这种“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来“教育”广大群众乃是社会进步的保证。而实现这两者之间的连结的，正是他们的科学主义倾向，其突出特点，是充分相信“科学教育”对于改变历史的决定作用。所以，胡适曾讲：“其实独秀也只承认‘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革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如果独秀真信仰他们的宣传事业可以打倒军阀，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国际资本主义，那么，他究竟还是丁在君和胡适之的同志，——他究竟还信仰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事业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18]

唯物史观派思想中的这种内在的紧张，本属一种正常的情况，甚至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固有的内容，那就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问题；问题在于，当时他们对此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充分的说明，乃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内在的紧张。结果意志主义事实上是逐渐占了上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甚至强烈地感到，这种“科学教育”观念跟中国传统的“圣人教化”哲学有某种内在的关联。

注释：

[1]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

[2] 同上。

[3]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4] 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原载1934年《东方杂志》；收入《中西印哲学文集》，今收入《百年中国哲学经典·新文化运动卷》。

[5]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6]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7] 陈独秀：《答适之》，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8] 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今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

[9]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

[10]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今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

[11]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12] 陈独秀：《答适之》，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13]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14] 陈独秀：《答适之》，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15] 同上。

[16]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17] 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今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

[18] 胡适：《答陈独秀先生》，收入《科学与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