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超

作为中华轴心文明，先秦学术思想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意义似乎是如何称道也不为过的。这是因为，它构成了晚清以前中华学术思想的主体资源，奠定了中华学术思想的根本框架，后来的中国学术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先秦学术思想的展开或演进。可惜的是，从汉代开始学人们就对先秦学术思想中的诸多重大问题搞不太清楚，其最为直接的社会原因当然是焚书的那把秦火及钳制学术思想的那几十年秦政。这样，搞清先秦学术思想的真实面目就成为中国学人绵延两千年来的学术重任。可是由于文献不足，两千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远远不能让人满意。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由于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为人们重新认识先秦学术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尤其是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更是引起海内外学人广泛的关注，因为这为学界认识先秦学术思想提供了直接由先秦人亲笔写成的一手材料。有些夸张地说，这对于先秦学术思想的研究也许可以说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因为无论这批材料存在什么问题，但这毕竟是秦火之前的信实材料，它们的出现极大改变了先秦学术文献的基本构成。

目前学术界对于这批材料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发表了十部左右的研究专著和文集及一大批甚见功力的论文。其中，郭沂博士长达六十余万字的《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是颇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在这部书中，郭先生既对郭店竹简六种重要文献（《老子》、《太一生水》、《五行》、《大常》、《有性》、《求心》）进行了文字的考证和义理的疏通，又结合传世文献重新考察了先秦学术思想中的诸多重大史实问题（如孔子和《易传》关系、《论语》类文献的可靠性、《孝经》的真伪、子思学派的文献、老子其人其书等）。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又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先秦儒家和道家的观念世界。最后，在这部书的附录中，他还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另外，在这部书的绪论中，他还讨论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阐明了他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基本认识和估价。归纳上述内容可以说，在目前结合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学术思想（主要是先秦部分）的工作中，郭先生这部书是涉猎内容相当广泛、较具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十分明显，郭先生在这部书中提出了许多独立自得的崭新观点，而这些观点针对的都是先秦学术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我们可以大致地将这些观点分为两类，一类是某些包含相当合理性且为学界多数人所赞同的结论，另一类是引起学界热烈讨论但尚未定论的观点。下面我们从书中选取这两类观点的一些例子进行述评，以展现郭先生研究先秦学术的自得之处和贡献所在。

其一，我们知道，海内外学人研究郭店楚简基本上都是根据《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一书，但学术界对这部书的竹简拼联、文字考释等方面都有一些不同意见。比如，其中有一篇文献被命名为《成之闻之》，其篇名取自这一篇的第一支竹简上开头的四个字。郭先生经过审慎研究认为这里有竹简的拼联错误。他指出这一篇应该以开头为“天降大常”四个字的一支竹简开始，这样，依古书通例篇名以《天降大常》为宜。而有“成之闻之”的这支竹简应该拼联于结尾为“是以君子贵”的竹简之后。而且，“成之闻之”四字不是一句话，应该在中间断句，与前一简联读就成为两句话，分别为“是以君子贵成之”和“闻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对于自己的这种拼联方式，郭先生进行了文献和义理两方面较为详细的论证。从文字句读和思想逻辑来看，他的这种拼联方式无疑是十分精当的，而且也得到了李学勤教授等学者的肯认。从这一例中我们不难看出郭先生研究学术的认真态度和犀利目光。

其二，我们知道，孔子和《易传》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达近千年的笔墨官司，在宋代以前未见有人怀疑孔子作《易传》这一史实，可从北宋欧阳修到清代崔述再到近代古史辨学派都曾论证过孔子未全作或未作《易传》。对于这个相当棘手的学术难题，郭先生结合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并利用大量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极为细密的考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今本《易传》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孔子之前的周易文献，包括《彖》、《象》二传全部，《说卦》前三章之外的部分和《序卦》、《杂卦》全部、《乾文言》的第一节。第二部分为孔门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包括《系辞》的一部分，属《论语》类文献。第三部分为孔子的《易序》佚文，包括《系辞》的另一部分和《说卦》前三章。第四部分为孔子的另两篇佚文。一篇包括《乾文言》的第二、三、四节，另一篇包括《乾文言》的第五、六节和《坤文言》全部。后三部分全部为孔子易说。至于帛书《易传》，大致包括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和孔子《易序》佚文两部分（该书22页）。毫无疑问，郭先生的这种见解是目前学界关于孔子和《易传》关系研究中相当深入、相当系统的新见。在我看来，这至少在宏观思路上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这是因为从信实的史料来看，孔子学易和讲易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可见郭先生所引史料，该书第二卷第一篇）。那么，这些讲易的材料被记载为《易传》（虽然今本《易传》曾被后人根据自己的时代特点处理过）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无论从史料还是从逻辑上看在孔子之前存在一些探讨《易经》的思想学说都是正常的，而这些思想学说为孔子所引用并保留于《易传》中也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两方面看，郭先生的基本结论在宏观上是成立的。当然，对于他围绕《易传》的大量具体分析可能还有不同意见，他的一些方法和史料也未必没有一点问题。但他的结论也许是目前孔子和《易传》关系研究中最为切近可信的。当然我们应该承认，郭先生对于这个古老问题的探讨未必就是完全确定的最终答案，但他至少向真正的答案迈出了相当坚实的一大步。

其三，我们知道，孔子思想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学说，可是在近代能被确定为孔子思想确凿材料的只剩下《论语》。常识告诉我们只凭这样短短二十篇似远不能和孔子思想的影响相符合。那么，孔子思想材料何在自然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课题。郭先生结合出土文献和各种传世文献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探索。他除了指出孔子作的《易序》保留在《易传》中之外，又提出一个关于孔子思想材料的新概念--------《论语》类文献。他认为《论语》仅是孔门德行、文学两科高足所记孔子言行，除此之外其他孔门弟子应该还记有大量孔子的言行，这些言行录便是《论语》类文献。郭先生考察了《易传》、《孝经》、大小戴《礼记》、《荀子》、《孔子家语》和《孔丛子》等传世典籍中的《论语》类文献，同时他也考察了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竹简及河北定县汉简中的《论语》类文献。他认为，“包括今本《论语》在内的《论语》类文献是基本可靠的。”（该书364页）同时，他也承认将孔子言行“演绎以至以讹传讹，或将片言只语假托于孔子，在所难免。”但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个别的，与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类文献不可同日而语。”（该书364页）我们说，也许郭先生对于假托可能性的估计偏低一些，但他这里的基本看法应该是成立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孔子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表达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是必然的，即使这些思想中有一些冲突也是正常的。因为一个人一生中的思想不可能不发生改变，甚至巨大的、前后相反的变化也是可能的。那么，孔子这些不同时期、甚至有些扞格的思想被各个时期的弟子记录并流传下来是合乎情理的。而从现有史料来看，它们只能被保存在上面所列的这些文献中。实际上，只要考虑一下孔子的影响，如果只有一部《论语》而没有其它文献保留下来倒是不正常的。由于古人并没有明确的保留典籍原样的观念，却有为了自己和别人易于理解而将文献以语体化等方式处理的可能（当然，根本改变文献原意的现象也可能存在，但毕竟是少数），因此造成这些文献有后世痕迹也是容易理解的。从这些方面来看，郭先生这里对《论语》类文献的考察基本上是符合史实和逻辑的。

其四，老子其人其书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公案，汉初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只能做模糊处理，近代的胡适、冯友兰、梁启超等人也未争论出结果。在郭店楚简本《老子》出土之后，学者们多数没有以此为异、多做联想，认为这是传世本《老子》的一种摘抄本。郭先生在充分对比郭店楚简本《老子》、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和传世本《老子》等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相当独特的结论。他认为：我们常说的老子其人其实是两个人，一个是春秋末年与孔子同时而略早的老聃，一个是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与此相对应，老子其书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郭店楚简本《老子》，是春秋时的老聃撰成的；另一种是传世本《老子》（帛书本《老子》和它是同一系统），出自战国时期的太史儋。前者远比后者原始，而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进行了改造。对于郭先生的这种见解，有一些学者表达了不同意见，郭先生也曾根据这些不同意见修正过自己的结论。我们说，从郭先生的论证过程来看，他进行了大量极为细密的文献和义理分析，这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进入深度和涉猎广度是相当可观的。但是，我至今尚不敢肯定郭先生的结论就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坦率地说，我对于这种结论尚持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于反对郭先生结论的意见，似乎也不能说就彻底把他驳倒了。这是因为即使充分使用郭店楚简在内的各种文献，目前可能尚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老子其人其书这一千古难题。不过不管对错如何，郭先生提出这种见解是对老子研究的一个促进。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陷于胶着状态时，以新的见解来推动一下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而从最近学界对于老子的研究来看，还是有某些学者接受了郭先生的这种观点。

从以上四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郭先生这部书所提创见的新颖程度，而象这样的创见在书中还有许多：比如，指出《五行》和《天命》（今本《中庸》的一部分）为子思的作品，分别代表了子思早期和晚期的思想；肯定《孝经》确实是孔子和曾子的对话，并不是伪书；提出隐逸家和道家是不同的两派，其间区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要大于道家和儒家的区别；认为孔子思想可分为礼学、仁学、易学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他的早年、中年和晚年等。很明显，在这些观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发前人所未发，或者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而且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新颖观点都建基于郭先生大量文献和义理细密考察的基础上，是他长期辛勤探索的结果。我们说，即使郭先生的观点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他对先秦学术思想研究的贡献还是相当明显的。这种贡献既体现在他得出的为学界接受的一些定论上，也体现在一些虽未为学界多数人接受但可以启发人们思路的新观点上。而郭先生之所以能得出这样多的创见和他的研究方法有关。其中最为明显的特点是他从文献和义理两个层面互相配合的“进击”。一方面他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考索工作，如上文所举，他从考古学、训诂学、语言学等方面考察了大量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另一方面他还使用了大量义理分析方法，这既体现在他在文献研究中运用了大量逻辑和思想分析的方法，同时也体现在他对许多思想史问题的疏解上。虽然文献和义理并用并不是学界多么特殊的方法，但在具体运用中多数学者往往有所偏重。应该说，象郭先生这样将两者运用得较为圆熟、配合得较为得当，还是难能可贵的。应该承认，长期的学术训练使他在这两方面都具备了一定功力，而在这部著作中他的这两方面功力得到了相当好的体现。

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指出，郭先生这本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或至少我不太认可的地方。其中较为明显的地方是其论证中存在一些问题。在此，我们仅举一个较小且容易说明白的例子。在《史记》中曾明确记载关令尹喜对老子说的一句话“子将隐矣”，而这句话和郭先生书中对太史儋的论证不相符合。对此，郭先生对这句话的处理是：“如果不是后人误传的话，那就是关令尹本人的揣测之辞。”（该书523页）这里，他仅用这样一句话就将《史记》中的文字轻易否定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书中在谈到老莱子时，认为《史记》记载的“亦楚人也”的“亦”字便将老莱子与老聃明确区别开来（该书518页）。显然郭先生在这里又相当肯定《史记》文字的准确性。书中这两处在处理《史记》材料时给人以标准不太一样的感觉。虽然这仅是一件极小的事情，而且这两处也不是他想得结论的唯一证据。但让人觉得书中取舍史料的标准需要再做斟酎。坦率地说，在读这本书时，给人这样的感觉之处还有一些地方，而类似或相近的问题也还有一些。我想，这至少和郭先生急于论证自己的感悟而在史料处理时有些急躁有关。

书中另外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对于一些历史事实的推测结论过于具体和绝对，比如郭先生认为今本《老子》是太史儋所作，写作时间是公元前374年（该书522页）；郭店楚简中的《太一生水》“当出自关尹本人之手”（该书535页）；《孝经》的记录整理者是乐正子春（该书386页）；今本《中庸》中包括两部分：古本《中庸》和子思佚篇《天命》，将这两部分混合在一起的人是戴圣（该书442页）。在书中这样的论断还有许多。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郭先生的这些论断都是错误的，而是说从材料上看还远未到得出这样确定结论的时候。从学术史的演进来看，这样的论断极易被证伪，这至少这在学术策略是不太可取的。

总结郭先生这部“十年磨一剑”式的著作，从整体上可以用“白璧微瑕”或“大醇小疵”来形容和概括，其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是主要方面，其中的问题也是可以经过进一步研究加以克服的。

原载《孔子研究》，发表时有较多删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