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渊
“孔子2000”按语：此文本站曾作为杨子彬先生的传记资料在网站发布过，今先生去矣，重发此文，以为纪念。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智慧的传播者，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他们有智慧、有识见、有思想。他们应该具有独立、民主、批判、创造精神。对现实进行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口时就出口。
杨子彬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四十年来，尽管他或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徘徊、低回，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苦读、苦思、遭受无穷无尽的批判、斗争，或在东北完达山的林海雪原中伐木、垦荒，或在敦煌中学魁星楼头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或在敦煌县良种场被吊在篮球架上、打得遍体鳞伤，尽管他二十多年都戴着重如千钧的“极右”级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他都没有停止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都没有停止对现实的批判。他的思考和批判证明，一个人的很多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都可剥夺，但思想的权利和自由却是任何制度任何人无法剥夺的。从自责到思考，从抗争到上书，从悲愤到孤鸣，杨子彬为那个时代树立了一种对祖国对人民苦恋，对祖国对人民命运深重的忧患中煎熬的不屈灵魂的典范。
杨子彬青年时代在朦胧中发出的向苏联学习将是"向一流教条主义者学习，只能造就二流教条主义者"的预言，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70年代末最终走进了死胡同的历史所证明。他从1972年到1976年五次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书陈述的治国治党的思考至今仍闪耀着真知灼见的光辉。他在上书中陈述的请求毛泽东自己尽快纠正的长期笼罩全国的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使每个中国人都尝到了恶果的味道。他在上书中痛陈利害的整党、清党、从严治党、把那些混入党内，只想从执政党地位捞取个人好处的蛀虫坚决清除出党的意见已是中国共产党常抓不懈的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他在上书中陈述的必须根治腐败，根治不正之风问题时至今日已成中国共产党肌体上的顽症并已危及到党的生死存亡。他在上书中发扬无产阶级民主的呼声到今天，我们已认识到民主不但是建设美好社会的思想和目标，而且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痛定思痛之后，我们已开始了这个渐进的过程。他在上书中深恶痛绝的人分九等的惟成分论已在1978年被永远掳弃，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预言了“四人帮”横行，祸国殃民，极左思潮猖撅，万马齐喑的那个时代的必然终结。
杨子彬是敦煌的思想者。
一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杨子彬祖籍河北省枣强县杨家庄村。他的祖父是个老秀才，为人厚道、公正，在村里颇有威望。他的父亲在县城的小学毕业后考入颇有名气的北京汇文中学。杨家当时有40多亩耕地、有两头牛，是个小康之家，耕读之家。他的伯父、叔父都在汽车行学开车、修车手艺。他的父亲在别人的商行干过办事员、会计之类的事。但他终因看不惯尔虞我诈的丑恶，就弃商学了开汽车的手艺。
杨子彬生于1932年8月。他幼年拾粪、割草、放牛，是个懂事勤谨的娃娃。他七岁进村上私垫读书、孔孟之道在他幼年的心灵里扎根很深。当时，枣强县农村是敌我拉锯区，农民要交三份子粮，八路军、中央军、日本人他都见过。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此年，杨子彬随家逃到大后方兰州定居，他进入兰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三年级读书。1946年秋，他从该校毕业考入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1949年秋，他初中毕业，各科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被保送升入该校高中部。
1949年8月26日，兰州获得解放，一个全新的时代出现在杨子彬面前。黑夜过去之后东方地平线冉冉升起的朝阳照射到每个人身上的温暖，长期受压迫剥削的枷锁砸碎之后获得翻身解放的喜悦，使杨子彬与他的同学从心底里迸发出从来没有过的政治激情。许多同学搁笔从军，跟着彭德怀、王震进军新疆，杨子彬却与众不同，捧起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联合政府》及《联共(布)党史》夜读不止。1950年秋，全国各大城市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热情犹如风起云涌。杨子彬和他的许多同学都报了名并被批准。但由于他的母亲死活不同意，军干校没去成。因此，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无颜再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读书。他远走西安，插入西安高中二年级就读，与发动“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之一杨虎城的女儿扬拯英、国民党统治时西安市最后一任市长王友直的儿子成为同班同学。可能是改朝换代的惯性，一些老师和同学歧视王友直的儿子。杨子彬此时却格外理智，他反对这种让后代人偿还前辈人政治“债务”的不公正，从各方面帮助、鼓励这位同学坚持学业。
当杨子彬还是一个初中学生时，他就立志将来报考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当县长，再找个医生做老婆。他当政，做个“青天”，老婆给百姓治病，治好一个县，推而广之，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他还是一个无知少年时给自己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为公”的“乌托邦”。新中国建立后，他觉得他看到的，听到的比他少年时代设计的理想国要高明得多。他朦朦胧胧觉得应该跟共产党走，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到高中即将毕业，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摆在他的面前。他决心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搞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究竟。而此刻他父亲为他设计的道路是学工程机械，学点本事，靠本事吃饭。为改变儿子想法，他父托人说服儿子。但，杨子彬执迷不悟，与说客虚与委蛇，不为所动。
1952年秋，杨子彬从西安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于北大哲学系，北大哲学系成为全国惟一的哲学系。当年北大哲学系招生20人，杨子彬是其中之一。此时，当代中国哲学界泰斗、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冯友兰、汤用彤及著名学者金岳霖、潘光旦、张东荪、郑昕、朱光潜都来北大任教。一时北大哲学系群贤毕至，大家云集、人物鼎盛。此时，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任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任系主任。
杨子彬执意学哲学的初衷是学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达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北大哲学系定的任务是培养高等院校的政治课教师、哲学研究人员。目标和愿望的不一致，使杨子彬常处于激烈的思想矛盾和斗争之中。在那个时代，当个人的美好、正当愿望与党的某个要求或提法上稍有不一致时，人们决不会怀疑这种要求或提法的长远合理性，而往往痛苦地自责、自虐，以求得思想上暂时的安宁。而后来人们终于发现那种过去的个人的美好愿望却与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是非常一致的。杨子彬此时把自己愿望与需要的不一致归结于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反映在什么地方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领袖欲”。他痛苦地否定了自己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一次次地自我否定，思想仍是时通时不通。他的思想深处一会儿如一池春水，风平浪静，一会儿却犹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有时，他的思想深处又犹如一锅沸水在不断地翻腾，时时处于痛苦之中。“一切听从党安排”“做革命的螺丝钉”这些做为革命者的标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杨子彬把不愿过大学哲学教师、当哲学研究人员的书斋生活，而愿到火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到基层群众中去发现真理，去创造未来看成了臭不可闻的个人主义。他批判自己个人主义的结果是想去当一辈子中学教师。他认为小学生太小，大学生思想已基本定型，惟中学生思想可塑性大，应教育青少年以自己为戒，在可塑性最大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走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路。此时，他才想到他在西安读高中时写的那首诗最符合时代要求。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人，属于阶级。阶级在斗争生命在为阶级而燃烧，爱情在斗争中开花。”
为了准备将来当个合格的中学教师，他认真阅读了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的《论教育》、《教育的诗篇》、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及大学教科书《教育学》等著作。
其实真正的“个人主义”，亦即发现个人是近代西欧现代化的三个发现、三个先导之一。从一个方面看，发现个人指个人不是肌体的细胞、不是机器的螺丝钉，而是有思考、能创造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这一思想在西方称为个人主义，它是民主制度的基础。而我们在建国早期则把个人主义与一个人的自私自利品质等同起来予以无情鞭苔，无情批判。现在看来，这纯粹是张冠李戴的误解。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的那一代人通过对两种政治制度的比较鉴别建立的政治信念，不但使那时的人激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且忘我、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然而，那一代人也过于执著，盲从、甚至驯服而缺乏质疑的弱点，使这一代人把个人命运与革命事业融为一体，进而淡化了个人的悲戚。杨子彬是这一代人的代表。
1955年，杨子彬已是北大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当时，全国各大学各系科向苏联选派留学生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重要措施之一。杨子彬所在班选了4名学生准备去苏联学习哲学，杨子彬是其中之一。但他不想去苏联学哲学。他对一些同学说:“向一流教条主义者学习，只会造就二流教条主义者。”“与其到苏联学哲学，还不如我学好中国哲学后到苏联给他们当中国专家。”在视苏联为不可怀疑的楷模、视苏联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为我们的金科玉律的时代，断言苏联是马列主义的僵硬教条，如果学此教条，只会使中国成为小教条，这一真知灼见为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所证明。经过二十多年的盲目跟进，盲目实践，在我们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我们才醒悟到我们走进了死胡同，我们把自己终于塑造成了大教条主义者的徒子——小教条主义者。
中国当代巨人毛泽东在建国初就告诫全国全党:“以苏为鉴”。然而杨子彬关于苏联是教条主义者的真知灼见仅过一年多后，就成了他的“反苏言论”。
新中国建立之初，杨子彬父亲兄弟三人经营的汽车运输行为兰州市首户，他家有4辆汽车，生意做得红红火火。1954年，全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杨子彬的父亲将车人股，参加了合作社。父亲给杨子彬写信，要求他假期回家，把自己多年积攒的100多两黄金分给几个儿子，以解后顾之忧、家产之累，一身轻松地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俗话说，佛见黄金把头低，然而杨子彬却给父亲写信说，黄金他不要，请父亲将黄金捐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他还怕父亲舍不得，又给父亲所在的单位的领导去了信。该单位的领导即拿着杨子彬的信从其父手中要走了100多两黄金。这是杨子彬在大学时代对党和人民做的一桩纯真的惊人之举。有其子，必有其父。对儿子的惊人之举，杨子彬的父亲至死也没有说过责备、埋怨过儿子的一句话。
杨子彬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孔子的世界观》。他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冯友兰教授和张岱年教授。
1956年秋，杨子彬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
二
难忘的1957年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乍寒乍暖、最难将息、走向劫难的春天来了!
杨子彬在1954年6月加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哲学研究所工作后，他任该所团总支宣传委员。他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意气奋发，在梦中都走入对明天的憧憬。
杨子彬快人快语，敢做敢为，缺乏聪明人的城府。他常常仗义直言所里所见所闻，为他种下祸根。他在北大读书时的一位同学家庭困难，其弟在北京读书无处安身。他当时独身一人，提出在他的宿舍加一张床，以解决他的同学的弟弟的住宿困难，但所办公室主任不准。他即说办公室主任有党性、无人性。他看到哲学研究所里一位转业做研究工作的高干拒绝兼任研究组部分行政工作，无所事事，他即说:“牲口多了不干活。”
杨子彬对党发出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深信不疑。同年4月，他在团支部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会上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他带头发动所里团员贴出一批名为“小辣椒”，矛头直指所里领导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大字报。他那时每天清晨早起跑步锻炼。一天他跑步回所，发现在他们的大字报的下角上贴有一张匿名小字条，上写:“怕骂的官僚，你们到门口电线杆上去上吊吧！”他即觉得这个小字条上的话不符合帮助党整风的精神，即写出声明，指出这个小字条上的话是错误的。一切都进行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大字报琳琅满目，辩论会直言国事，慷慨激昂，一伙不知轻重的青年人，大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味道。
6月，《人民日报》犹如排炮般发出“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社论。“蛇”已出洞，收拾他们的时候到了。
风向变了。杨子彬的厄运来了。从此他陷入了劫难之中达二十多年。人们给他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带头、发动团员贴名为“小辣椒”的大字报是他“自动挂帅、向党进攻”。认定那张小字条是杨子彬写的，是他“蓄意反党”的狼子野心即将暴露之时使的金蝉脱壳鬼计。
当时，要求对“右派分子”要“斗倒、斗臭、斗透”。“斗倒”，指控你“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取消你的工作权利，取消你的申辩权利，取消你参与一切政治生活的权利，形同僵尸，岂能不倒?“斗臭”，墙倒众人推，屎盆子、尿罐子统统拍到你的头上，有的人幸灾乐祸，弹冠相庆，有的人出于纯正的政治信仰，对“右派分子”横眉冷对，惟恐恨得不深、划不清界线、“右派分子”岂有不臭之理？那时，谁如果沾上“右派分子”这项“帽子”的边，他就犹如是一位患上恶性传染病的病人，很多人犹恐避之不及，离开你愈远愈好。然而，“斗透”就难了。在中国研究实事求是的最高殿堂，在中国研究逻辑的最高殿堂，要把杨子彬的几句言事言人的话，硬要哲学家们从所谓理论上、逻辑上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都使他们处于苍白无力之中。
杨子彬是哲学研究所揪出的第一个党外“右派”分子。对他的揭、批、斗却最简单又最困难。因为他最恭顺也最顽固。说他简单、恭顺是人们揭发的，他一概承认;人们没揭发的，不知道的，他主动坦白交待。就连那一组名为“小辣椒”的大字报中没人承认作者的、而他认为自己是这组大字报的倡导者和主持者，自己就责无旁贷，就全部承担了作者的责任。当时，哲学研究所有一对青年夫妇对杨子彬大包大揽的行为动了恻隐之心。妻子在家里对丈夫说现在写了大字报都没人承认是作者了，都砸在杨子彬一个人的头上，而且杨子彬都承认了。丈夫说，有一张大字报是我写的，我明天去承认。妻子说，杨子彬都承认了，你就算了吧。第二天，丈夫不仅承认了自己是那张大字报的作者，还向反右领导小组汇报了妻子阻挡自已的错误态度。反右派运动后期，这位丈夫被划为“右派”分子，妻子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他们向党献出的是赤诚，得到的却是对赤诚的践踏。然而他们都无怨无悔，对党绝对忠诚无限信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就这样把一代忠诚之士推出了自己的队伍，并使其陷入无尽的困苦之中。尽管他们被视为异类，他们仍“位卑未敢忘忧国”，忍辱负重，委屈求全，加倍努力地干着那一份似乎是什么人赏赐给的工作。令杨子彬哭笑不得的是当年那个使人噩梦不断的反右派运动过去四十二年之后，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在1998年举行百年校庆时，在母校，一位当年在哲学研究所与他同事的同学当着一群老同学的面向杨子彬道谢，说他们全家一直把杨子彬当做救命恩人，就因为他写的一张大字报杨子彬当了作者，才使他躲过了那一场劫难。
说批斗杨子彬困难、杨子彬顽固，是因为批斗开始就在小字条上卡住了。哲学研究所反右领导小组武断小字条是杨子彬写的，指控他立场反动，蓄意反党，后见大势不妙，写出小白条，又写声明、施金蝉脱壳之计，可见他不仅反动，而且狡猾，顽固不化。该领导小组还声称公安机关有检验笔迹的机器，规劝他在检验前争取主动，老实交代，以减轻罪责。杨子彬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要求立即检验。领导小组却一会儿说公安机关忙，顾不上这种小事情，一会儿又说你还没资格要求查，一会儿又逼问杨子彬:“如果经机器检验证明小字条是你写的你承认不承认？”杨子彬说:“小字条不是我写的。机器如果性能可靠、准确，肯定就会证明小字条不是我写的。如果机器检验后结论是小字条是我写的，那就说明这种机器的性能是不可靠的，不准确的。”领导小组闻此勃然大怒，在全所大会上指斥杨子彬狡猾、顽固。在私下又无可奈何地说:“到底是学哲学的。”在不讲理是一些人们特权的年代，一些人讲理的权利也就不存在了。
杨子彬自始至终不承认那张小字条是他写的。他认为就是刀架到脖子上也不能向党说假话。然而，哲学研究所反右领导小组却视这种对党的赤诚为粪土，对他的赤子之心给予了肆无忌惮的践踏，认为杨子彬立场极端反动，对党怀有刻骨仇恨，态度极端恶劣、狡猾，定为“极右右派分子。”这样，杨子彬成为哲学研究所惟一没有“斗透”的三个“极右”级别的“右派分子”之一，与哲学所另一位“极右右派分子”，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与鲁迅曾经对垒论战、建国后曾任中南行政区文化部副部长的徐懋庸并列。杨子彬此时的心态是扪心自问，反正我是热爱党、忠于党的，别人不敢提的意见，我杨子彬敢提，别人不敢说的话，我杨子彬敢说，我是党的亲儿子。说了几句错话，受点委屈，是党错怪了自己，将来事情一定会有个水落石出，那时党会更加信任自己的亲儿子。杨子彬看了哲学研究所反右领导小组给他下的处理结论，他仍认为是党错怪了他，功过是非，他心中有数。他问那个小字条咋办，那位曾被杨子彬斥责为“牲口多了不干活”的高干代表反右领导小组对他说:“组织上认为那个小字条是你写的，你这人很怪，大家都认为是你写的，你自己不承认。小字条究竟是谁写的，因为没用仪器查所以结论上不写。你就是现在承认小字条是你写的，组织也欢迎。万一小字条不是你写的，组织上也不希望你承认。将来摘‘帽子’不考虑小字条问题。”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堂堂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反右领导小组把“莫须有”这个置自己的同志于死地的古老武器已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因言定罪，因思想定罪，用“莫须有”定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此太熟悉了！
杨子彬相信自己，相信将来，相信党。他签字同意哲学研究所反右领导小组对他的处理决定。此刻，杨子彬把悲愤的眼泪咽进肚子里，把被人打折的胳膊藏进袖子里。但是，他的信念仍像永不熄灭的火焰在熊熊燃烧。
当时，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政策是把"右派分子"分为6类:第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类，保留公职，监督劳动，每人每月发生活费32元，送国营农场监督劳动。
第三、四、五类，开除党籍、团籍、降职降薪。
第六类，开除党籍、团籍，不戴"帽子"。
杨子彬是哲学研究所三名"极右分子"之一，照第二类处理办法处理。
三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
1958年3月，杨子彬同所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按第二类办法处理的"右派分子"到黑龙江密山县铁道兵农场过监督劳动的生活。这儿就是五十年来稍稍年长的人都知道的北大荒。杨子彬所在农场是853农场2分场6队。这个队有200多人，全为"右派分子"。杨子彬又开始与戏剧家吴祖光、丁玲的爱人陈明为伍。
3月的松辽平原，茫茫雪原、沼泽与蓝天白云相接，杨子彬吸着清新的空气，望着没有尽头的泥泞的道路，望着远在天边的完达山林海，顿觉原来天地竟是这样广阔。他深信，劳动改造是党对儿子的爱护。改造好了，我仍是党的亲儿子，好儿子。为响应“以农为业，以场为家”的号召，他写了一首诗:
车进完达山，踏雪直上天。今日新垦土，儿孙故家园。
此刻，杨子彬似乎还没感觉到自己头上那顶无形的"极右"级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分量。
黑龙江北大荒的春天，寒风凛冽，白雪皑皑。他们走进荒原，走进沼泽，铲雪平地，伐木，搭起东北人的马架子房，搭起大通铺。晚上睡觉，几十人平行挨排，犹如条条僵尸。他们开荒种地、割草、修渠、养猪。他们站在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总觉得自己仍是一个人。1958年冬，杨子彬与他的一伙同类奉命开进完达山的原始森林。在人迹罕至的林海雪原，他们抡起板斧，拉起大锯伐木。扬子彬当年26岁，他头上虽戴着重如千钧的"极右"级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却执着地、虞诚地自认为他是党的亲儿子，他自认为做错了事的儿子通过劳动改造可以变好。他让舅父给他寄来冬麦种子，开辟一片荒地，做起冬麦引种试验。他与几个学过物理学的同类做泥炭炼石油的试验。他干活有用不完的力量。尽管在伐木时已有自己的同类被伐倒的树木砸死，然而他仍将生死置之度外，勇往直前。他认为，党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这年冬天，杨子彬被任命为管十几人的伐木组的组长。他把老弱搭配，生手和熟练者搭配，起早贪黑，激起每个人光明就在前头的信心，全组团结一心，使伐木任务超额完成。伐木组被评为全场红旗组。杨子彬创造了用弯把锯一天伐木12.9立方米的伐木组新纪录。
1959年春节，杨子彬被连队宣布为"改造标兵"。当时，全连有5位"右派分子"获"改造标兵"殊荣。从此，他领导的麦场组面貌一新，打碾、晾晒、入库、出库，装车外运小麦、大豆，样样干在前头。200斤的小麦、大豆麻袋扛在肩上，他竟不觉得沉重。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改造好思想。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众多中国的知识精英被流放到东北茫茫的荒原上、沼泽里、林海中，年复一年地开荒、割草、修渠、春种、秋收、伐木、养猪。他们的手脚被解放了，思想却被禁锢着。据说人是生产力量活跃的因素。然而这无数最活跃的因素却被无穷无尽地消磨、损耗着。他们本来都具有一颗最发达的头脑，可以分泌出许多让中国人民享受的精神财富。他们本来又有一双最灵巧的手，可以设计工厂、设计道路、设计机器，创造出让中国人民享受的物质财富。然而，现在他们却干着最简单的活。据说，始作俑者说，这样可以改造他们的思想，改造什么思想?无非是"因言获罪"罢了。他们有的人直言国事，逆鳞而动，有的仅说了几句对所在单位小头目不敬的话或触动了这些小头目的痛处而已。他们与清朝历史上因"文字狱"而被流放到东北荒原上的"与彼甲人为奴"的"钦犯"的境遇所差无几。
悲哀啊，新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也许是感觉到了国内外的压力，也许是始作俑者夜半醒来发现了什么，也许是普天同庆的建国十周年到来，应对那些因言获罪者多少显示一点宽容，1959年国庆，中央决定对已经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此时，农场对杨子彬的鉴定为"特好"摘帽子。并给予他"改造标兵"的殊荣。他的同类也认为这一次杨子彬非摘"帽子"不可。但此时，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视察团来到密山，认为杨子彬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劳动改造，表现很好，但至今不承认小字条问题，不能给他摘"帽子"。1957年杨子彬在处理结论上签字时，哲学研究所反右领导小组曾对他说，以后摘"帽子"时不考虑小字条问题。现摘"帽子"时，承认不承认小字条问题又成了能不能摘去"帽子"的关键问题。做为他虔诚信赖的党组织，竟如此出尔反尔，使杨子彬惊愕、困惑不已，使他走入无尽的痛苦的深渊。视察团成员、密山县公安局长给杨子彬谈话，说:“你虽然劳动改造好，但对小字条问题没认识，今后要继续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杨子彬冷静地对他说:“小字条不是我写的，请组织查证落实。我宁可戴一辈子‘右派分子’的‘帽子’，也决不向党说一句假话。”此刻，杨子彬的那一颗对党的赤子之心一定已在滴血。当时，管教杨子彬的队长偷偷地对他说，“你的问题就是个小字条问题。”他即向哲学研究所写信，要求尽快查清小字条问题。但他的信竟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此时，杨子彬被农场任为副分队长，管四个组的六十多名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
1960年国庆节，场里第二次决定摘去杨子彬的"右派分子""帽子"。但哲学研究所仍以杨子彬至今不承认小字条是他写的，不同意给他摘去"帽子"。此时，那位无所事事的高干已主持哲学研究所的工作。真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同年12月，中央命令北大荒的"右派分子"不管摘掉"帽子"的，没摘"帽子"的全部回原单位分配工作。杨子彬回到哲学研究所做图书资料管理编目工作。他几次要求查清小字条的问题，所里领导回答"那是组织考虑的事。"
1961年国庆，给"右派分子"摘"帽子"这一由"鬼"变成人的好事仍没有杨子彬的份。
1962年2月，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精减下放。杨子彬被"下放"到兰州后，让他在酒泉、临洮两地任选其一。他选择了酒泉。到酒泉后，让他敦煌、金塔两县任选其一。他想到敦煌有个文物研究所。有书读，他选择了敦煌。到敦煌后，他选择了敦煌中学。他多年当一名中学教师的愿望实现了。此年，杨子彬已30岁了，仍独身一人，领38.68元生活费。
十年魂牵梦索，杨子彬当一名中学教师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走上了敦煌中学的讲台，任初二历史课老师，为准备教学，他几次去敦中图书馆借阅图书。他发现敦中图书馆的很多图书资料没编过目录，很多图书堆在地上，堆在桌子上。学生借阅图书不是先查阅目录，而让他们自己去翻找。为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让他做图书资料编目、分类整理上架工作的要求得到敦煌中学党支部书记刘学德、校长王珍同意。他一方面集中精力教好课，又利用课余、晚上、假期，一头钻入图书馆，把一万多册图书编了目录，整理上架，使图书资料井然有序。他将图书馆的一部分图书分到各班，发动学生拿出自己的书、建立班级小图书室，方便学生阅读。他动手编新书介绍墙报。他将帮助老师备课的资料和帮助学生学习的剪报资料推荐介绍到老师和学生手中。他承担起全校教科书的预订发行工作。他在各班物色确定报刊发行员，宣传、发动教师、学生订阅报刊。一时敦煌中学读书、看报、学习新知识蔚然成风。他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活。他很少晚上12点以前睡觉。他大量阅读关于哲学、历史书籍并做笔记、卡片。夜深人静时，他常常思考这个国家和人民灾难深重的根源及让祖国、人民走出苦难的道路。当时，他摆在桌上的座右铭是这样写的:"更深夜静，万籁俱寂，伏案灯下，或读或写，偶有所得，欣然忘其所以，其中甘苦，惟小猪(摆在桌上的小玩具)与共。"
他抢着干工作，抢着给自己加重工作量。他教语文课中的唐诗宋词，请美术教师画出简单的意境图。批改学生作文，他一字一句写出批语，圈圈点点，一丝不苟。他极力要求任班主任，以便了解、联系学生。他认为只有学校、教师、家长三者拧成一股劲，才能教育出德、智、体都优秀的学生。然而，"右派分子"的身份，班主任的岗位对他只能可想而不可即。敦煌中学党支部书记刘学德赏识杨子彬的才干，给他一个"副班主任"的头衔。这可能是刘学德的发明。他常想，党啊，只要您给我一架梯子，我杨子彬可给您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他经常做学生家访。他尊重学生，与学生心心相印。有的老师问:“杨老师没学过教育，为啥能赢得学生？”杨子彬说:“老师把一颗真诚的心交给学生，学生自然会把自己的心交给老师。”
1962年，杨子彬在教煌中学倡议、组织了敦煌的第一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这个小组的组长是副校长吴立彦。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教煌中学副教导主任窦侠父及朱文华、李文会等老师。杨子彬任小组秘书。小组的学习计划、安排、记录都是杨子彬做的。
敦煌的第一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竟是一个"右派分子"倡议组织的!这是杨子彬对敦煌人的嘲弄。三十多年以后，与杨子彬当年同学毛主席著作的一些同事说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是杨子彬。然而，杨子彬是个"右派分子"。
1962年国庆，敦煌中学评审"右派分子"会以杨子彬来学校时间短、对其人不了解为由不能摘去杨子彬"右派分子"帽子"。
1963年国庆，杨子彬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仍不能摘。
1964年秋，刘学德告诉杨子彬，哲学研究所党委给敦煌县委来函，说明那个小字条不是杨子彬写的。但哲学研究所党委是否提出了摘去杨子彬"右派分子"的"帽子"，至今不得而知。
1964年国庆，敦煌中学全体教师一致同意摘去杨子彬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报敦煌县委批准。可能是宁左勿右的思想已在人们的思想上作祟已久，根深蒂固，摘去杨子彬"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报告竟连续两年上不到中共敦煌县委常委会上，敦煌中学党支部委员、副校长吴立彦出于对他的同情，多次去县委催促，终不得要领。
1966年春，敦煌"四清"运动又把刚刚冷静了一点的人们卷入了极"左"的狂潮。杨子彬在教煌中学四年所表现出的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又一次被疯狂颠倒了。让杨子彬上讲台，管理图书，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是刘学德、王珍、窦侠父、吴立彦丧失阶级立场，重用"右派分子"的罪证。四年来，杨子彬辛辛苦苦向学生传播的中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点道理，历史人物故事，做学问的办法，向老师、学生介绍提供的提高教学质量的资料统统都是他贩卖"封、资、修"黑货，毒害老师、学生的罪行。
无休止的批斗、无休止的劳动惩罚、无休止的交代成了杨子彬的日常生活内容。批判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说自己的问题在1959年就解决了。"在一次批斗杨子彬的会上，工作组说:"你否认主要罪恶事实、"杨子彬说:"我的主要问题就是小字条问题，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错误，更无所谓罪恶。"此时，批斗会嘎然而止。
到了同年8月，经敦煌"四清"工作团批准，给予杨子彬永远开除出革命阵营的处分。杨子彬问教煌中学工作组组长王文佐:"永远开除出革命阵营如何理解?"王答，"就是维持。右派分子第二类处理办法。"
含辛茹苦，拼死拼活，历经磨难的十年过去，杨子彬的一切竟又回到了当年哲学研究所反右领导小组给他判决的零点!一切努力都没有被承认!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如蚁蝼?难道那些掌握人的生杀予夺大权的人发疯了吗?此刻，杨子彬的心情，笔者不敢妄加揣测。因为没遭受过那种苦难的人妄加揣测那种苦难，往往对受难者就是一种亵渎!
此后不久，杨子彬即被遣送敦煌县良种场监督劳动改造。
四
敦煌县良种场地处敦煌绿洲北缘，全场由土地改革后陆续迁来的一些农户组成。建场十几年来，场里农工、婆姨娃娃及那几位土地改革积极分子成长的书记、场长还没见过大知识分子的样子。杨子彬来场，戴的"帽子"与十年前东北北大荒时戴的"帽子"一样——"极右"级的"右派分子"，待遇也一样监督劳动，任务也一样——劳动改造。然而接触的人群却不一样。在北大荒，"咱们都一样，猪黑不要笑老鸦，一窝黑。"右派分子彼此还有喘气、松弛的机会。但在敦煌良种场，"右派分子"杨子彬的一举一动都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之下、专政之下。"右派分子"在中央文件上规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他们有选举权。但在敦煌良种场，"右派分子"却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
在敦煌良种场，杨子彬干着最重的活。他是场里每天干活时间最长的人。在参与政治学习、参与民主管理、享受公民权利上没有他的份。杨子彬就犹如是一位麻疯病患者，领导、农工、绝大多数婆姨娃娃惟恐避之不及。一年到头，只有在那例行的评审会上，人们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然而在创造历史、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上，良种场的领导和一部分农工却时时刻刻记着他的存在。农工中午收工休息后，晚饭后学习时，杨子彬必须去义务劳动，掏厕所、拉运牲口圈粪、修路、给食堂担水、打扫卫生等。凡是领导想到、看到的活，都是杨子彬的活。甚至有些农工自己的活不想干了，说一声"让分子干去"，活就成了杨子彬的。因为杨子彬是"右派分子"。"分子"是杨子彬在良种场的另一个姓名。
无休止的劳动、无休止的折磨，使杨子彬似一永动的机器。然而，人世间没有永动的机器。杨子彬随时都可能倒下去。一天傍晚，农工去学习后，耍让杨子彬去义务劳动，他拒绝了。他说:"你们需要学习，我更需要学习。"队长伙同几个农工即拿拖拉机上的风扇皮带、橡皮管子劈头盖脑抽打杨子彬。他怕把思想的头打出问题，即用双手死死把住头。为了保住头，他倒在地上，使他们打不上头，让他们打身体的其他部位，致使头、脸、胳臂都被打肿。有好心的工人偷偷对他说:"你干脆去劳改队吧，留在这儿，人家要把你往死里整呢。"杨子彬连夜跑到敦煌县公安局，要求进劳改队。但公安局不准。又一次，杨子彬拒绝晚上"义务劳动"并给他们讲道理。他说:"义务劳动，第一应该是自愿的，第二应该是为了公益的目的。而你们强迫要我做的所谓义务劳动干的活是场里分配给你们，应该由你们自己完成的份内工作，而你们不干，强迫我为你们义务劳动，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他的话使一些人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他们把杨子彬的双手绑在一起，把他吊在篮球梁上。他给敦煌县农业局写信反映他遭受的非人折磨并宣布绝食。但他又想，这里是蛮荒之地，没什么党的政策，一个"右派分子"饿死不如死一条狗。还得活。他在十多年的磨难中思考的党和国家的许多问题还没上达。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他偷偷跑到红敦公路上，扒上汽车，跑到北京，要求哲学研究所给他落实问题。哲学研究所通过北京市公安局把他送进秦城监狱，把他与盲流人员、小偷关在一起。一个月后，他戴着手拷被遣送回敦煌县良种场。
五
杨子彬每月领21元生活费。场里按定量卖给他的那一份口粮常不够吃。为了节省一点钱，他偷偷买附近农民的玉米面、麸皮掺在面粉里镇饱肚子。他年年订一份《人民日报》，买很多马列经典著作秉烛夜读的事，使场里很多农工困惑不已，也惊叹不止。
杨子彬长年累月干着敦煌良种场最重的活，忍受着一次次的毒打，忍受着大人娃娃的恶语秽言。一天上工时，一位农工骂他:“杨子彬就像一条狗，老跟在大家后面。”他说:“我如果是条狗就好了，那样狗就不咬我了。”他有时还吃着牲畜的饲料麸皮。牲畜还有歇套、吃草、喝水的时候，还有人照顾。而他，没有人照顾他，冰锅冷灶，挨打受骂，劳动不止。他不如良种场的一头牲口。那点生活费有了订报买书的，就没有买口粮的，快40岁的人了，还需父亲不时寄粮票、寄钱接济。
然而，杨子彬没有停止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他在思考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成了谁也批评不得的神?他在思考一个人的片言只语为什么能决定十亿人的命运、决定一个十亿人口大国的命运?他在思考自己的祖国为什么二十多年来政治运动不止，动乱不止?他在思考祖国的十亿老百姓为什么万马弃喑，没有一点掌握自己命运的民主权利?他在思考为什么建国二十多年之后，老百姓还过着缺吃少穿的穷日子?
在那"大批促大干"的时代，敦煌县良种场动辄对农工大批大斗。因为忍受不了大批大斗的屈辱，有的农工对杨子彬说:"实在不想活了。"他说:"要撑住，这种无法无天的时代不会长了。"他还对一些农工说:"一个政权、一个时代，如果人民对这个政权、这个时代都不说话了，这个政权，这个时代就快结束了。"杨子彬一言中的，三四年之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了。
在敦煌县良种场，一些人可以通过劳动来惩罚他，可以通过批斗来屈辱他，可以通过毒打来摧残他，但杨子彬思想的权利和自由却无法剥夺。无论夜深人静、无论在默默劳作的田间、无论缓缓行进在地头小路上，他都在思考。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但凡忧国忧民的悲剧人物。他们在摆正自己与国家、民族的位置孰前孰后时，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把国家的安危、民族的福祉摆在自己安危的前头。
"宝剑锋从磨砾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不知多少个冥思苦想的日日夜夜，杨子彬达到了人生无私、无畏、无我的最高境界。1973年8月，他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十万字的意见书。他的意见书直言国事，冲破当时中国十亿人的思想禁区，思想桎梏。
杨子彬的意见书陈述了有关党和国家的七个方面的意见。
1、在"破除个人迷信，横扫干部特殊论、领导高明论"部分，他说:"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就是对主席搞个人迷信。这有各种情况，绝大多数是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信仰和尊敬。但这种做法并不对。这不过是一百零一次地重复哲学上‘最后的终极真理’的错误。结果，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从而败坏了主席的威信。
"在1966年初向敦煌社教工作团政治部主任汇报思想时，我曾说我以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中的问题。天灾、人祸所以能起那么大的破坏作用，还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对此，主席有责任。列宁说:‘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如何领导负责，而且要对他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他有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也往往并不希望这样做，但是责任还是要放在他身上的。’再说，以林彪为接班人，影响这么大，竟不许谈论!想让群众知道，就大讲群众观点;不想让群众知道，就大讲‘我们应当相信党’。诚然资产阶级当民众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的愚钝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害怕民众觉悟了。美其名曰维护主席、党的威信，他们实际上在败坏主席的、党的威信。我看有人就是用这种主席不许批评，党不许批评，为他这‘特殊的’干部，‘高明的’领导不许批评找根据。‘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行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这才是对敌人最沉重的打击。发动群众议政，要从中央开始，从破除个人迷信开始。现在的普遍现象是，从讳言党的、主席的错误，推而及于讳言领导和上级机关的错误。"
在造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茶的70年代初，公然提出全党全国在对毛泽东搞个人迷信，提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人祸，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要发动群众议政。这在当时无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石破天惊之语。
2、在"整党、清党"部分，他说:"我们说，一切成就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个命题隐言着另一个同样正确的命题。一切问题、错误党都有责任。当前社会上许多问题根源于党未能及时消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党有2800万党员，如果其中一半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固且不要求其理论、政策水平有多高，只要是对党忠诚、老实，能有不正之风吗?这说明党内混大了大批坏人，党的吐故纳新的工作，特别是清除‘废料’的工作进行得不好。党内混进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除出去。更可怕的是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反而护短。不管什么人，只要混入党内，就被当做宝贝保护起来。谁反对他们，谁就被说成是‘反党’。"
“整党、清党就是当前的中心环节。整党、清党要用列宁在1921年亲自领导的清党的那种气魄和原则来整党清党。在整党清党时，必须严格按着党章办事，不怜惜个别人物，不管他身居什么职位，怜惜的只是事业，只是事业的利益。不能连剥削阶级的‘刑过不避大臣'都做不到。要具有十分坚毅的精神，能够无情地摈弃和枪毙一切受投机利益诱惑而从为人民奋斗的战士堕落为劫掠者的人。因为。当革命己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鬃，有的甚至为了贪图禄位。在这种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可悲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胜利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早该‘从这种可悲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了’”
“为了更好地进行这个工作，应该恢复中央监委和各级监委。”杨子彬提出了从严治党、整党、清党，我们的一切错误、问题，党都有责任的入情入理的严肃问题。直至1985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次整党。又过了14年，江泽民提出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活动。
3、在"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部分，他说:“当前政治生活中比较突出的一种现象是一般人不敢发表不同意见。这不是国家兴旺的象征。我们提倡群言堂。但如果群言堂里只有一面锣，没有两面鼓，敲来敲去还不是一个调，与一言堂何异!问题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而是不敢提。为什么不敢提?怕自己意见错了，被当作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当作批斗对象，最怕的还是当作敌我矛盾对待，两开一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毛主席在1957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说:对右派‘不予办罪’、‘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有言论自由’。这就是说允许人们有说错话的自由。实际不然，对一些‘右派分子’两开一戴，不能革命，连生活都成问题，亲属受牵连，社会影响很大，更谈不到保留意见。言论自由。有的人摘了‘帽子’，实际上还被当作‘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仍与众不同。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请求组织他宁愿服10年徒刑，不愿戴‘右派分子’‘帽子’。因为人们说一旦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就等于判了狱外无期徒刑。”
“应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和逆潮流的精神。鼓励敢想、敢说、敢干、敢创新的作风。提倡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学风。正是那些敢字当头的干部在一定时期容易犯错误。”
“另一种倾向是热衷于推行‘驯服工具论’，无原则地提倡老实，听话，工作好坏倒是其次。现在却是每经过一次运动，革命道理是知道的多了，但顾虑也多了，思想更隐蔽了。久之，在一些地方就形成没人发表不同意见的政治局面。”
杨子彬提出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最低要求，即真正让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发表不同意见，让人们有说错话的自由。然而直至今天，建设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仍是我们奋斗不懈的目标。在1956年韩素音的中国之行就要结束之前，她托人带话给周恩来总理说需要花20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的告诫不幸被言中。
4、在"关于不正之风"部分，他说:"不正之风主要指政治上物质上走后门，调动工作、介绍工作，特别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甚至解决政治问题也能走后门。这样随便地取得、夺得、捞一把是不行的。这样下去，会助长经济破坏，自取灭亡。后门就是复辟门，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离心力、腐蚀剂，是一种政治癌肿，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是社会主义铁打江山的锈。‘在口头上脚踏两只船是不难的，但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那些把不能调和起的事情调和起来的人是会成为肥皂泡的。’‘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会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内的人。’我们党现在有2800万党员，而不正之风竟能吹遍全国上下，屡禁不止，并且越吹越大，这不仅是党内混进了大批投机会子，还因为这种‘徒有其名的党员’太多了。”
杨子彬提出的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的"政治癌肿"二十多年以后，这种"政治癌肿"已发展成决定党生死存亡的部分肌体的腐败。
5、在“教育革命”部分，他说:“报考大学是否一定要有高中文化?报考中专是否一定要有初中文化?原则是应该如此。初中文化上大学，文科问题不大，上理科就有问题。高初中文化程度在一起学习，教学有困难，势必降低大学质量。否则，高中就是多余的。教育革命的目的是造就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以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是应该比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质量更高，反而可以降低，那是绝顶的荒谬，不是无知，就是阴谋。破旧立新，要有革命的创新精神，但这种精神的意义，还在于它的科学性。”
十年"教育革命"的梦吃终于把中国的元气几近糟蹋殆尽之后，终于把一代人耽误之后，1977年，中国高等学校大学考试终于恢复，这是杨子彬上书5年之后的事。
6、在"彻底改革工资制度"部分，他说:"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按劳取酬，这无疑是对的。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时期，当社会的物质财富和人的觉悟程度都不足以实行共产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按需分配的时候，暂时地实行按劳取酬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合理的，这有利向共产主义过渡。但我理解，按劳取酬就是承认差别，不搞绝对平均主义。有差别，但不能大，更不能太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的工资制，不仅不排斥奖励制，而且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在目前阶段，而且在整个过渡时期，奖励制不仅允许，而且应该;不仅应该，而且必要。它不仅运用于生产的直接参与者，而且运用于的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干不干每月几十几块半’的现象必须消除。总之，不能因为批判物质刺激而否认奖励制，更不能因为奖励制而放松了提高人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工作。实际并未让谁失去自己的什么，只是别再拿本来就不该拿的东西。就算失掉了什么，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各级干部都实行责任制，奖功罚过，不能含糊。完不成任务者降职、撤职，直至取消公职。降职即降薪。现在干部是终身制，任务完成与否，按月拿钱，所谓检讨，不过是浪费几张纸罢了。要实行选举制度，随时撤换那些资格越老，干劲越小，地位越高，担子越轻，无病呻吟，小病大养的无产阶级的食客。"
1978年以前的中国历史证明，不承认物质利益普遍原则，不愿意看到物质分配差别，用一根脐带把所有的人都连在社会主义母体上，坚持物质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最后导致的是分配绝对贫困。杨子彬在这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上是有创新见解的。他反对物质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他主张奖勤罚懒，他主张把责任和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他的主张正是我们今天的经济政策。
7、在“关于惟成分论”部分，他说，"惟成分论是对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的歪曲和破坏，是极'左'思潮的主要表现之一。任人惟亲、惟成分论、惟党唯贤论、惟听话论，这是一种不正派、不公道的宗派主义的产物。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干部政策，对社会风气、是非标准都有很大影响。它就是以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或者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是非标准，这是很危险的，在社会上起了抑善扬恶的作用。它在人民内部制造、扩大矛盾，削弱革命力量。惟成分论不仅压抑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的革命积极性，更严重地是腐蚀了广大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基本群众队伍。有的地方，惟成分论至今还误解为党的阶级政策。生产队赶马车也没有剥削家庭出身者的份，会计员、保管员一类干部就更不用说了，参军至今只限于贫下中农。我以为剥削家庭出身着可以参军，作为公民，也应该尽保卫祖国的公民义务。现在的做法是把积极因素变成了消极因素，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最大积极性。如能大胆地在理论和认识上突破、惟成分论的全线瓦解也就指日可待了。"
"只要不要让任何一个革命群众有‘二等公民’的感觉，发扬每一个革命群众的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调动其最大的革命积极性，满怀革命豪情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我总是在想，在旧社会，有很多剥削家庭出身着，在党的指引下，冲破重重障碍，走上革命道路，做出了贡献，不少人献出了生命，不少人现在还是党的老近卫军战士，在毛主席身边日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条件下，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却不能从大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着中培养出一个车把式、生产队会计、解放军战士?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必须有一个公认共同遵守的章程，不能由某些人说了算，把人分为几等，好像社会主义祖国不是全国人民的，把很多人实际降为二等公民。惟成分论是小生产者极端狭隘、落后、短视、自私的劣根性的反映。惟成分论这种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识，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
延续了近三十多年的"惟成分论"终于在80年代初被人们摈弃了。然而在三十多年中，多少无辜的生灵被摧残了!多少本可成为国家和人民的英才天折了!读杨子彬在70年代对"惟成分论"的批判，我们不禁要问:这长达三十多年的株连政策导致的"阶级压迫"难道是必要的吗?
从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的不断折腾，杨子彬回首中华民族和自己遭受的苦难，痛苦地看到正像马克思说的"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噩梦醒来，"还是那个小泥舍，还是那个破旧的木盆"，中华民族已到了经济崩溃、濒临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在哲学已误人歧途，从改造世界的武器沦为注释领袖的片言只语的经院哲学时，杨子彬作为曾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被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仍坚持对马列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对党笃信不移。在祖国和人民危难时，他没有明哲保身，没有冷漠、没有心死，从1973年8月到1976年10月，连续5次向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上意见书。饱受苦难的杨子彬何尝不知在那个时代建言国事，针砭时弊、抨击时政的后果，远的不说，张志新的下场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但一种为党为民负责的情怀却如惊涛拍岸，总驱使他愈摧愈奋，一往无前。
1976年11月，杨子彬意见书底稿被抄出，敦煌县委的一些人如临大敌，即在县城电影院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对他进行了批判斗争。在批斗会上，尽管发言者挖空心思准备了发言稿，无奈，在事实面前，在真理面前，在思想的力量面前，空话、假话、废话自然显得色厉内荏、苍白无力。
此后，敦煌县公安局即派王洪毅驻敦煌县良种场，企图深挖出一个以杨子彬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但王洪毅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驻场一个月，看来看去，杨子彬除了给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提了些意见外，没干啥坏事，不像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杨子彬周围之所以聚集一部分知识青年和农工，是人们佩服他的学问，佩服他正直，敢说真话的人格。
对于杨子彬的十万言意见书，酒泉地委认为是反革命的万言书，但敦煌县委一部分人认为是反革命的万言书，一部分人认为万言书有正确的部分。一些人想给杨子彬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因意见不一，政治大气候变了，故不了了之。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1978年底，随着党中央决定对全国"右派分子"进行改正，杨子彬20多年炼狱般的"监督劳动改造"的苦难历程终于熬到了尽头。同年底，敦煌县委摘掉了杨子彬的"右派分子"帽子"，补发在教煌中学时38·6元及在良种场时21元生活费的少发部分计1900元。此时，杨子彬在教煌县良种场被监督劳动已12年，他己47岁，仍独身一人。从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1957年秋算起，22年的岁月蹉跎，杨子彬已欲哭无泪、欲诉无言。
1979年8月，经给杨子彬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过毕业论文导师的张岱年先生推荐，他被调到兰州大学哲学系任助教。不久，他与王慕东结婚、生子。杨子彬说，称心如意的妻子是老天爷专为他留着的，儿子是老天爷对他大辈子爱的苦难的补偿。
杨子彬在兰州大学的著述有《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我的儒学观》、《孔子研究》等。他主编的《国学论衡》第1辑已出版发行。他在兰州大学获副教授职称。
1993年，杨子彬退休。然而他的大脑却退而不休。他仍在著述，仍在思想。他又为我们描绘出了冷战后的世界应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写道:"随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结束，适逢世纪之交，新千年之始，每种文化、学说、宗教，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力争21世纪成为自己的世纪或起码立于不败之地。‘请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新世纪还像过去那样仍是某种文化或某个国家的世纪吗?是否应该成为全人类不分国家、种族、信仰、共享和平、民主、平等、富足的人类世纪呢?历史上惟一没终绝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应该为人类世纪做出无愧于五千年的古国文化的贡献。"1992年6月，他在"儒学及其现代意义"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复兴儒学、振兴中华，造福人类"。在以后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又提出"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因此论，他被视为大陆新儒家的"始作俑者"之一而受到某权威的批判。他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历来认为‘天人合一’、‘四海一家’，以‘和为贵’，奉行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中庸之道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最符合人的本性、社会实际及其规律。儒学是在综合创新中创立和发展的。它一贯反对文化本位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能站在历史高度和人类立场，平等地对待他种文化和民族，能从根本意义上学习、借鉴他种文化(包括宗教)的成就而创新民族新文化，并以平等一员的身份与他民族、他文化一道共同综合创新人类新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促进多元文化的人类世纪的实现。"所以他说"复兴儒学，振兴中华"，同时就是"造福人类";"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同时就是"人类的世纪"。
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反，他说："儒学的复兴将引起第二次‘文艺复兴’。它不只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将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以及一切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而且是西方文化综合他种文化而创新的过程。第一次‘文艺复兴’14世纪从西方开始，把人类从封建专制、神学迷信的侄桔中解放出来，推动历史从封建时代进人资本主义时代，使世界连成一体，使人类成为一个整体，为人类站在人类立场考虑人类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主要是西方文化和西方同胞五百年来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但西方文化的片面性也使人类为此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历史在呼唤新的思想。人类终于找到了这种思想:早在80年代西方有识之士就有一种共识:‘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得到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其实，早在20年代初，梁漱溟先生就说‘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9页)1974年，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先生曾预言:‘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展望21世纪》294页)1990年11月冯友兰先生在临终前说:‘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1991年3月，张岱年先生说:‘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中国文化必将赶上西方步伐而且独放异彩。’1992年6月，费孝通先生说:‘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他将为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这就是第二次‘文艺复兴’，它将从东方，从中国开始，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己经从中国开始了。这第二次‘文艺复兴’将把人类从物质主义、资本奴役、西方文化本位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宗教蒙昧主义和斗争哲学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类的新世纪。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接近完成，世界已发展为单一经济空间，冷战后，自由市场经济已被公认为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惟一切实可行的基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平、人权，共同富裕是历史必由之路。人们的公众意识提高，要求普遍提高全人类，而非少数国家、人群的生活质量。只有少数政客迁就落后群众的眼前利益，以国家利益为准则，维护和扩大本国的竞争优势。不仅社会活动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家"逐渐认识并承担起"全球责任"。企业不再是只为企业主创造利润和财富的工具，而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负责。并正在形成‘沙利文全球原则’和‘全球协定’，作为企业准则。这正是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用武之地。而对中华民族来说，能否在第二次‘文艺复兴’中体面地做出无愧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贡献，这就看我们能否以传统文化实现民族统一和振兴了。这样的机遇恐怕只有二三十年，顶多五十年。”
他闲着难受，不甘寂寞。他发起组织成立了甘肃传统文化研究会，他被推选为会长。他去香港参加孔子思想国际研讨会时偶遇知音，与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他促成汤恩佳给兰州、武威、嘉峪关及教煌各赠孔子铜像一尊。他对笔者深情地说:"虽然我在敦煌过了17年炼狱般的监督劳动改造生活，但敦煌是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好人。如果换个地方，我可能早被整死了。所以，我总想为敦煌做些事情。"
风雨如磐，岁月如梭。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曾说:"我思，故我在。"中国圣贤、思想家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999年8月，杨子彬在教煌对笔者谈起往事时，几次潸然泪下。他悲枪地对笔者说:“我这个人大半辈子历经磨难，饱受痛苦，但我一直在思想，忧国忧民的匹夫之责始终没有忘记。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我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在所不惜。如果我停止了思想，我的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作于2000年元月)
原载王渊著《啊，敦煌》一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