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平
每次到北图借还书，习惯先在一借、二借的文史哲书橱架浏览一遭。然后，再锁定该借的书。至于网上预定，有过那么几次，只是出于研究特定问题而做。《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就是这么被发现的。
说实话，当时一看书名（主要是人名），我确实有点懵了，一刹那间，觉得汗颜、羞惭。“罗根泽”？我居然不知道？！！于是，赶紧抽取出来，看看他究竟是那朝那代的圣哲高人。
最先看到的是相片，一精瘦干巴的老干部模样的人，质地廉价然而棱角分明的中山装庄严地套在身上，一脸严肃、庄重。可是，看了作者介绍，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罗根泽（1900－1960），字雨亭，河北深县人。无小学、中学文凭、学历。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清华的指导老师梁启超，陈寅恪；燕京的指导老师为冯友兰、黄子通。
就冲着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黄子通的大名，我拜读了这本书。知道罗先生曾经撰写过《古史辨》第四册（1932年），《古史辨》第六册（1937年）。在
《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中有“自序”，其中一段真诚坦白的自我剖析令我“会心一笑”：
回想过去，瞻望将来，渺无涯际的学术界，我这无舵的小舟，何处是停泊的地方？做考据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学吧，理智又时来捣乱。做哲学吧，哲学要有己见；我呢，觉得凡是己见，都不是最终的真理，最终的真理在若干哲学家之己见的中间；我反对己见，当然不配研究哲学。可是哲学，文学，考据学，又都在被我爱好。那末怎么办呢？经了这一次的彷徨，最后体察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没有己见，因之缺乏创造力，不能创造哲学，亦不能创造文学。但亦惟其没有己见，因亦没有偏见，最适于做忠实的，客观的整理的工作。
罗先生曾经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地欲做《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他说：
我做《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计划，拟先将中国学术思想分为四个时期：
（一）自上古至东汉之末（约西历二二○年），虽然已和印度发生了一些关系，但学术思想界并未受多大影响，可以叫做“纯中国学时期”。
（二）自魏初（约西历二二一年）至五代之末（约西历九六○年），印度学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虽然那时有人提倡三教合一或两教合一，但那更显示了三教合一的事实；新加入的印度学与旧有的中国学争鸣，可以叫做“中国学与印度学之交争时期”。
（三）自宋初（约西历九六一年），中国学与印度学由长期的争辩而趋于混合，三教合一之说由宣传而至于实现，产生了中印混合体的所谓理学。清代学者如颜元、戴震诸人，虽极力反对理学，而结果不过是理学的修正，造成一种新理学。这种理学与新理学（或称反理学）的时期，可以叫做“中国学与印度学之混合时期”，也可叫做“新中国学时期”。
（四）自清中世（约西历一八○一年）至现在，西洋学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占有了重要地位，此种“新思潮“与旧有”国故“争鸣，可以叫做“新中国学与西洋学之交争时期”。
可惜，罗先生竟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在今天的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鸿篇巨制中没有留下一丝半爪鸿印。
不过，罗先生在研究诸子学方面是有一定功底和建树的。罗根泽研究诸子的方法值得借鉴的是把“人的研究”和“书的研究”、“学说的研究”区分开来。
“书的研究”有“文字内容的研究”和“著作年代的研究”两种。
“文字内容的研究”有“校注”、“通释”、“标点”、“索引”四种。
“著作年代的研究”有“对全书作综合之研究”、“对全书各篇作分别之考订”。
“学说的研究”有“侧重人者”和“侧重学术者”两种。
“侧重人者”风为“派别的研究”、“历史的研究”、“比较的研究”。
罗根泽的导师是近现代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泰斗大师，为何他积累的学养底子没有让他在中国国学界喷发出耀眼的光芒呢？尽管他的《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曾经让他名噪一时。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三卷“历史意义”第四章“孔子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地位”中谈到“儒学精神永存吗？”，提及罗根泽和一些学者：
“即使是出于对历史的虔诚（或出于尽守职责），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接受历史确实发生了改变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仔细思考的不是披着现代共产主义者外衣的孔子理想，而是那些其著作被共产主义者允许出版发表的学者头脑中思考的孔子理想。
“根泽在论述孔子时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马克思主义似乎可以吸收儒学，那么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
“在考察了孔子编的诗歌后，罗注意到，孔子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哲学而不是文学上。他熟知诗歌具有抒情和表现的特征，但他不是从审美的角度，而是用功利主义的眼光来评价诗歌的价值，所以他想给诗歌强行注入正统的道德标准。罗讲到孔子的诗歌充满了断章取义，所以，断章取义也就被看做是儒家文学的一种传统方法。例如，《中庸》就是这样引证《诗经》的；只取《诗经》中的道德格言。对孔子而言，文学只是工具，因此，辞藻考究本身就毫无意义。所以，虽然他的‘掌握词汇’的训示对文学评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掌握词汇’的目的不是要‘校正词汇’而是要‘正名。’《中国文学批判史》上海，1957年，第39，48－49页）
“大约30年后，罗根泽才不再专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者认可的儒学主题。相反，在谈到孔子‘赋予’《诗经》的‘规范’时，他想脱掉《诗经》的儒学外衣，通过返璞归真，展现诗歌真正具有的‘民众’特性。他力图把《诗经》从纯儒学联系中解救出来，使它能为共产主义者所接受。”（见《儒
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325-326页。）
我想，列文森把罗根泽和他那一代学者的命运遭际道破了。我能从中吸取的教训就是做学问不能“随风”“赶时髦”，可能在特定环境下迫于无奈。
罗根泽的主要文章有：
《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
《晚周诸子反古考》
《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
《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
《古代发现“人”的历史》
《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
《<墨子>探源》
《与张默生先生讨论名墨书》
《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
《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
《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
《<庄子>外杂篇探源》
其他有关诸子的文章现收录在《说诸子》。
罗根泽留给我们的话题不是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而是“他力图把《诗经》从纯儒学联系中解救出来，使它能为共产主义者所接受。”这一研究方法，能否为现今嚣嚣不止的所谓要把“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或者本土化）”的理论提供参考？
李素平
2002年2月27日于大兴黄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