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组织者按语：为了总结近期中国哲学研究取得的理论成就，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新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可能的发展趋势和向度，以大力推进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哲学学派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和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了“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方法和向度”学术座谈会。会议于2003年1月4日在首都师大举行。

出席会议的代表主要是来自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中国哲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向世陵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彭永捷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干春松副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葛兆光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胡伟希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方朝晖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存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彭国翔博士；《中国哲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姜广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梁涛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陈明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李景林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陈新夏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白奚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范燕宁教授、邓球柏教授；《哲学研究》副主编王生平编审；《光明日报》理论部记者、编辑薄洁萍博士；《新华文摘》杂志社编辑王善超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赵剑英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室主任柯锦华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孙麾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室副编审魏长宝博士等共20余人。首都师大部分文科师生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室主任柯锦华编审主持。首都师大政法学院院长陈新夏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赵剑英编审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欢迎辞。与会学者围绕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及发展的趋向等问题进行了自由、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现将会议发言讨论情况记录整理如下。

主持人：我先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座谈会的专家学者（略）。下面开始自由发言。哪位先生先开始？……那我就点名了。是否请葛兆光教授带个头吧？

葛兆光：今天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以哲学为中心的会。我大概是这里边最外行的一位。我本来是准备来听会的，因为我这个人好奇心比较重。不过既然坐在这里，还是免不了要讲几句。我想到哪儿讲到哪儿。

昨天晚上我重新看了一下胡适50年代给冯友兰先生的英文本《中国哲学史》写的一个英文评论，好像在我们的《胡适文集》里面没有。他讲了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用正统派的观点来讲中国哲学史。他用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个是说冯先生只用了9页的篇幅来讲道教，而关于禅宗只说了一点点，一笔带过。他认为冯先生的做法是正统派的。在冯先生和胡适的这两个倾向中，我可能比较偏向于胡适。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做哲学的，所以我更偏向于像胡适那样的历史角度。我也认为我们过去的中国哲学史，是过于正统了。就是说它把古代社会认同的那个主流思想的内容放的太大，而把过去非主流的一些东西说的太小。以致于我们的哲学史好像不大能够反映出那个时候的人所思所想的全貌。这是我昨天晚上看了胡适的文章以后的一个很强的感想。因为我自己的兴趣比较跟佛教、道教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好像要纠正一下。这是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哲学史和哲学研究好像比较远离日常生活。对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哲学的解释方面好像没有多大的力量。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的，好像是跟社会生活实际脱离的一个非常抽象的文本。可是，当它变成一个抽象的文本以后，你怎么说都可以。上次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给我发一封邀请信，想让我去参加一个会，他们会的主题就是“哲学与日常生活”。我总觉得我们的哲学在这方面是有一点问题的。当然我不是做哲学的，我对这个不能下判断。

第三个呢，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有没有纯粹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的争论。我写了一篇文章好像挺得罪人的。我用了一个“伪问题”的词，使得一些人很生气。其实不必生气。我说的“伪问题”是指，关于“有”或“没有”，争论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不如换一个方式来讨论问题。对于中国古代，如果讨论所谓哲学，我更愿意用观念史的方法来讨论，而不是先把它命名为“哲学”，然后从我们中国的文献资料里边找出“哲学”这个东西来，并把它截长去短。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最近特别关心明代中期，中国有一种现在所谓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想法，它的具体表述是从陆、王心学那里来的，就是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这个想法对于帮助当时中国知识界接受西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独立出来，去做一个观念史的研究？当我们这样研究的时候，就不涉及中国有没有哲学或中国思想里的一些观念是不是哲学这样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是把这样一个观念拿来做历史的研究，你就会看到它在宋代就已经有了，但它的意义、指向和明代中期是不一样的，到晚清的时候，它的意义和指向又开始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想这样的研究是不是可以和哲学史的研究协调起来。这样就不致于总纠缠在我们中国是不是有哲学、是不是没有哲学这样一些问题上。“有哲学”这种想法，我觉得过多地突出了“你有我也有”的这种民族心理，其实是用一种很强的民族主义的想法来表示自己的世界主义或者用很强的世界主义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这个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对于哲学，我真的是外行，语无伦次地说了这些。谢谢！

陈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很大。这些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结论，但却永远需要去思考，使我们的思维保持某种开放性。我就从最近看的一本书说起，安乐哲先生在北大的一个演讲，叫《和而不同》。他试图在他所谓中国式自我文化中心论的哲学观和西方的普适主义的哲学观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个问题很久以来就有了，至少从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时候就有人指出。好像是金岳霖先生，说胡适写的主要是“哲学在中国”，是从一种普遍主义的哲学观出发理解、裁剪中国语境中的思想文献。胡适笔下的哲学就跟物理学一样，它有确定的概念、前提和问题，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理解。因为按照这种普遍主义的理解处理中国思想总给人一种削足适履的感觉，对中国哲学或思想的完整性或自性缺乏足够尊重，所以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解，就是从中国文化的语境或中国哲学文本的内在脉络寻求某种“中国的哲学”。这样，在普遍主义和东方主义之间就有一种很大的紧张。郑家栋为《和而不同》写了一个很长的书评。郑家栋认为安乐哲的后现代方法不可取，想取一个既不偏于普遍主义，也不偏于东方主义的中道，但同时却发现这使自己陷入一种吊诡的境地。

在我看来，摆脱这种尴尬的关键就在走出知识学层面。哲学的观念在西方本身也是流变不居的，我们不能跟在后面持风系影亦步亦趋。像同讲宋儒，冯友兰套新实在论，贺麟套新黑格尔主义，牟宗三套康德，都通，但都通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都不是很通，说明这种方法都有点欠妥。怎么办？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要把对中国哲学或思想的文本与西方哲学这个学科或学术话语形式间关系的重视关注，转换为对文本与时代、社会、民族的生命之间这样一种关系的重视关注。这样把握到的意义，才是它的真谛，也才是古人的原意。毕竟，孔子、老子、朱子他们的写作都是从这个维度展开，而哲学概念的传入则是相当晚近的事。

哲学史就是哲学本身。我讲走出普适主义/东方主义悖论还暗含另外一层意义，关系到中国哲学研究的向度或者说今天的状况。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哲学”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和建构的人，或者说吃这碗饭的人，应该想一想。我个人认为它首先意味着古圣先贤的事业的担当，意味着《论语》《老子》这样一类文本的建构。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哲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给在当今情境中的民族生命给出文化上的表达式，促进其自觉意识的成熟成型。先立乎其大者，然后top-down，以此来设计我们的研究，来形成我们的问题意识，许多的问题应该会变得简单明了些。对于讨论会的大题目，我想这样回应，文本要追问意义，学者要培育使命感。

彭永捷：我想接着前面两位先生的话题，说一下对两个问题的一些想法。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哲学？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哲学？刚才葛兆光教授也说了，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是一个伪问题，我也赞成他的说法，但我认为这个伪问题的产生有它的背景，相关讨论的产生也有它的深刻原因。由这个伪问题的探讨，可能会促使我们逐渐地深入，去走向那个真问题。

“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中国哲学”产生的背景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由中西文化的相遇而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中国哲学史界重新来探讨这个问题，说明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已经到了一个可以摆脱当时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是西方文化普遍主义这种情境，重新来反思“中国哲学”这样一个问题。它意味着我们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遇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现在开这个会议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思考一下中国哲学下一步怎么走，怎么深入进行研究。

无论是当年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还是现在德里达认为中国有更高的思想，而不是作为西方哲学专名的“哲学”，都是来自从西方文化出发的思考。就目前来看，“哲学”在国际上已经从一个“专名”成为一个普遍采用的“共名”，用来表达各个民族有代表性的理论思维。我们不妨可以把哲学作为一个共名，然后探讨各个民族存在的不同形态和内涵的哲学。这个问题如果再深入一步的话，我们可以说从胡适、冯友兰这些前辈学者开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就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因为从我们现在来看，以前的所谓中国哲学史研究，除去历史学的进路之外，所谓哲学的进路，从现在来看，都只不过是比较哲学而已。也就是西方哲学有什么，然后参照西方哲学来比较一下我们中国哲学中是怎么讲的，相应的内容有哪些。所以以往的所谓中国哲学史，只不过是比较哲学史而已。

第二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哲学？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哲学研究如何使中国哲学成为“中国哲学”。我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就是说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应该像一个那些吟唱本民族史诗的吟游诗人一样，吟唱着本民族古老的哲学史诗。那么今天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只有尊重本民族的、能够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之一元的那些东西，中国哲学才有它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不排除继续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但我觉得应该至少有这样一种力求从本民族的特点来出发、来理解、来阐述本民族的哲学，以及体现它的独特形态、独特内涵这样一种尝试。现在我们人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正在讨论撰写一本由张立文教授主编的五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是原来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重写，而不是修订。在内容上，我们希望从中国哲学自身的概念、自身的范畴、自身的思维特征来重新思考和理解中国哲学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对我们所接受的某种框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哲学的，对这些框框的一个解构。当然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力图作为现代人去体会、去思考传统思维、传统哲学，用现代的语言把它说出来，从而使哲学史的研究体现出它作为哲学史、特别是中国哲学史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和内涵。

对第一个问题的探讨可以引向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哲学成为哲学。由这个问题甚至还可以引出第三个问题。我们要想使中国哲学成为“中国哲学”，有一个问题限制着我们，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当代中国的独特形态的中国哲学？有没有当代的哲学，然后以这种哲学为参考去观照古代哲学。这一点也决定了我们研究的向度和方法。我觉得中国哲学史界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很多有深厚功力的老学者开始从哲学史家走向哲学家，或者说在做这样的努力，而且不是一个人在做这样的努力，现在已经有几位在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将来使中国哲学研究真正能出彩的，能够走向一种自为发展道路的，就在于出现这种有生命力的、活泼的中国哲学。当然，这不是“哲学在中国”，而是中国自身的哲学，以中国的文本和语言为主要的哲学资源，并且借鉴了外国哲学，包括古代和当代哲学，然后以这种哲学来不断积极地吸纳、融会古代哲学，使古代哲学不再是仅仅作为一种博物馆里的展览品，而是作为一种智慧来回应现实的问题，溶到现实世界中去。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学界，也包括我们的出版界应该对这样一种哲学的到来做好准备。因为从前几年的有些大批判来说，显然是没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的。我就说到这儿。

相关连接：“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方法和向度学术座谈会”1月4日在京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