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听了前面几位先生的发言，觉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是逐步想到一块儿去了，说出了我也想说的话。刚才陈明说的非常对，我们先把目标预定好，就是说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经典？我们今天讨论中西哲学时，好像总是在为自己争辩，总是处于一种被动、尴尬的局面。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哲学发展的不平衡。西方的哲学传统从柏拉图开始是一直延续下来的，今天当代很多著名的西方哲学家是回到他们的传统，但他们回到传统的时候，又创造出自己的哲学体系，标志着时代特征的新的哲学体系。正是因为这样，西方哲学的发展有它的延续性，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我们中国哲学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从近代以来，真正称得上是哲学家的或称得上是新的哲学经典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传统文化的时候，动不动就回到孔子那儿，孟子那儿，把他们的经典拿来注来注去。我们什么时候创造出我们今天的哲学体系，写出我们今天的哲学经典，那就不会出现葛兆光先生所说的那个伪问题了。那样的话，我们想的就是如何通过中国的哲学智慧，来为人类的哲学提供财富了。当然这个工作非常艰巨，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需要经过长期的探讨和准备。现在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认真研究、了解我们的传统和经典。近些年学界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尝试创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表达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和内容，这个工作应继续下去。二是要以敞开的心胸去借鉴、学习西方文化。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融合的问题，借鉴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我们以前简单地以西方哲学的模式切割中国哲学的内容，特别是四九年以后，以唯心、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为模式研究中国哲学，任何一个思想家都要拉到这个模式中来，走了很多弯路，这个教训是应该汲取的。

中国哲学的重建或合法地位的获得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言两语说的清的。这里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学的特点来做一些说明。我最近参加了“中国经学思想史”的课题，在研究中发现这么一种现象，就是儒学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对经典解释的传统。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谈到孔子“晚而喜易”；在这次上博简里边，公布的第一本里有《孔子诗论》，揭示了孔子后学中对《诗经》的一个解释系统；包括郭店简，也有对六经的讨论。从这里，就显示出一个线索，就是在早期儒家那里，存在一种对经典的解释传统。因此，早期儒学实际是一种双重结构：一方面是六艺之学，另一方面是社会人生之学。六艺之学是关于《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的学说，包括文本的整理、意义的阐释等等，属于孔子的学术思想。六艺在孔子之前已存在，孔子以后也不为儒家专有，如墨家也常称引《诗》、《书》等，但孔子在创立儒学时，对六艺进行了系统的编定、整理和“意义”的阐释，并用来教授徒众，这样便形成儒学内部传授的一套学问。汉代以后“独尊儒术”，这套学问便称为“经学”。社会人生之学则是孔子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和看法，是孔子改革社会政教的主张和方案，是孔子的思想创造。仁在六艺中虽然已出现，但孔子却赋予它不同以往的含义，使其成为儒家的终极信念和人生理想，“孔门之学，求仁之学也”。礼也是六艺中经常出现的概念，但孔子对其作了重新论证，提出以礼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方案。由于孔子是以新兴的“诸子”身份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故他的社会人生之学又称作“子学”。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在思想上存在着联系，但在学术形态上二者又具有明显的差别：六艺之学是对经典的诠释、解释之学，突出、强调的是经典的思想价值。社会人生之学则是对人生意义、社会理想的探讨，注重的是力行实践和思想创造。在儒学内部，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也存在不同的传授，六艺的传授重师说，往往形成儒家内部的传经系统，如《史记》、《汉书》中记载的《诗》、《书》、《易》的传授系统等。而社会人生之学则重视思想的承继，如《荀子·非十二子》批评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等等。六艺中除《易》外，一般均为公共科目，个人可以根据偏好和需要进行传授。如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长于《春秋》。荀子则对《诗》、《书》、《礼》、《乐》大部分经典进行了传授。而社会人生之学虽为孔子所提出，但孔门弟子却会因所处时代及思想倾向而有不同选择，甚至表现出某种对立，如孟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等等。

我们谈先秦儒学的时候，主要谈的是子学这个系统，谈的是思想家个人的思想创造的问题，孔子呀，孟子呀，荀子呀，这样谈下来的。但是，我们这样谈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把经学系统忽略掉了。而实际情况是，通过新出土的材料来看，这两个系统是一直存在的。我以前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时候，一到汉代的时候，我就常常迷惑，因为讲汉代儒学的时候，常常讲的是诗书礼乐之学，讲的是今文经、古文经这些内容。可是讲先秦儒学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它讲的是另外的东西，讲的是《论语》、《孟子》、《荀子》，讲的是人性论、天人观、民本、仁政，讲的是这些东西。为什么到汉代就突然变了？发生这么大变化呢？这次我在研读新出土材料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在早期儒学中它也存在这两个系统。一个是它内部的经典诠释系统，另外一个是它自己的思想创造，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前者在汉代以后被称为经学，后者被称为子学。只不过在早期儒学那里，子学是一个主线，而经学或者六艺之学是一条辅线。而汉代以后推重经学，实发展孔子六艺之学，而把子学压下去了，把子学看作经学的附庸或者传记。这样以来，就使思想的创造有所欠缺了。所以，在我看来，也许早期儒学的传统更好。一方面保证了它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不妨碍它的思想的自由创造。先秦时候百家争鸣，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六经不仅仅是被儒家一家所尊，墨家也是很重视的，道家也有重视的成分。

今天需不需要经典呢？肯定是需要的，关键是什么样的经典。我们建国以后学习马列主义，今天学习邓小平理论，这些都是经典。要不断拿出经典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经典呢？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研究创造一个代表时代精神的经典？传统的经典是可以用的，但它里边有局限性。我们需要寻找出我们今天的经典来，这需要靠我们诸位的创造。但我们要回到早期儒学的那种模式中去，我们需要经典，但不要把经典定为一尊，定于一尊就把思想、方法压制住了。所以我们既要保持经典的传统，又要发扬子学针对社会人生的创造的系统，把这两个方面协调好，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就大有发展，大有希望。我就说这几句吧。

李景林：最近有一些争论，刚才诸位谈的实际上和这个争论有关系。“中国有没有哲学”的争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如何突出中国传统思想自身的个性特征，也就是如何体现民族性的问题。刚才谈到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我们人文学科的很多讨论并不一定有什么结果，但没有结果不等于它没有意义，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讨论指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使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个性化。这个问题自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来一直在讨论。那么，怎么样使中国哲学史，使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个性化？这个个性化和民族特点，就和历史、文化有关系。最近我翻了一些伦理学方面的书。我读到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在这本书里边麦金太尔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学院哲学提出一些批评。他认为学院哲学的课程和研究方式，是把哲学和历史分开，单纯做一个概念性的抽象研究。比如他讲：现在这个研究是“把柏拉图、休谟、密尔既看做同一时代的人，又把他们全看做我们的同代人。这致使将这些著作家从他们思想所生活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分离出来，所以，他们的思想史虚假地相对独立于文化的其他部分。康德不再是普鲁士历史的一个部分，休谟不再是一个苏格兰人……”等等，他有一些这样的说法。他批评说这是西方近代以来学院派哲学的一个特点。我想这实质上也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这个特点和它对学术的理解，对文化的理解有关。西方学术，很注重不同学术部门之间的区分性。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起，对学术便作出了与现代大体一致的学科分类。各门学科的界限很分明。其哲学以概念的探讨和逻辑的分析见长，与其它学术部门有明显不同的职能。把哲学作为一种单纯的概念和逻辑理论系统与变动的经验世界和具体变化着的历史分离开来，成为西方哲学在学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在西方传统里边，实质上这种分离本身并不会导致哲学的研究变成一种空头的东西，一种单纯语词性的东西。因为哲学家的研究他同时有其他方面的教养蕴涵在里头，比如说宗教的、艺术的等各方面的教养。所以，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我们看到虽然它纯粹是一种概念性的、哲理性的探讨，但它里边却体现出一种活的文化的精神。那么中国的思想不一样。中国传统的思想本来就是和历史相关的，比如像刚才梁涛讲到的经学，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他自身的思想表达方式，就是他首先得是一个史家，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没有把形上的思考从具体的历史性中分离出来，单纯作为一种概念、逻辑系统来探讨。这体现了一种很强的历史意识。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他讲：“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这就是要通过具体的史实体现其价值、伦理、哲学的理念。这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精神。但20世纪初我们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把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研究方式引入进来以后，所讲的哲理的东西，就与传统的方式完全不同了。这就是把中国思想里边的那些形上的东西、那些属于哲学的东西（“义理之学”之类）从原来活生生的历史里面抽离出来，单纯作为一种概念的系统进行研究，而忽视了前面所说中西哲学那种学术的差异性。这就导致中国哲学的研究趋于抽象的形式化、语词化，缺乏活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个性化的特色，大大削弱了中国思想、文化重建之原创性的内在生命基础。当然一开始做这种研究的人，这种语词化的倾向，这种抽象化、形式化的倾向还不是很严重。因为象冯友兰先生这代人，他们都是在传统文化里熏陶出来的。冯先生说他自己小时候原来的很多经典都能背诵，但当时不能理解，后来到了北大哲学门读书的时候才慢慢理解了。所以，虽然他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西方哲学的规范来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研究，但他并没有把它形式化。但是这种学术倾向一旦发展下去，得不到校正，就会形成流弊。尤其是解放以后，文革以后，像我们这一代人，在上大学之前，那些古书基本没有读过，那个传统的熏陶也就更谈不上。我们现在读古书，就是为了做研究，或者更窄一点，就是个职业。当我们脱离开传统的人文教养，脱离开传统学术的历史精神，简单地套用所谓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甚或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概念模式来筛选、分析、重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时，实质上已将一种作为生命整体的文化、学术精神从其活的历史连续性中抽离出来，打成碎片，再行重组。这样，一方面，它很容易使中国传统的哲学失却其文化的内涵，蜕化为一种形式性的、抽象的语词，导致其思想性、哲理性的缺乏；同时，这种文化上的“无根”亦易于造成学术研究上的随意性。这就逐渐导致了哲学的研究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语词，里边的文化内涵就没有了。中国的思想当然不缺乏哲理层面的思考，不缺乏形上方面的内容，我们称之为“哲学”，也没有问题。但是，中西思想的表达方式不同，哲学与其他学术部门的关联方式亦不同。要突出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就要注重考虑这个中西哲学在学术上的差异性。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历史意识，崇尚“通儒”精神。我们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要注意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学术史、经学史、社会史等学科的内在关联性，注意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而加以融贯。目前，国内一些大学打通文史哲，成立人文学院，这对人文学科“通性”的加强，很有好处。中国传统哲学又是中国文化的“教化”之本原。哲学人文学者也应注意不只把学术研究停滞于知识、器物的一极，而应时时对传统人文整体的教养有所体认。当然，概念方面的探讨、哲理方面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想要达到思想和历史的密切结合，那要走一个多元化的道路。我们有的人可以去做概念性的研究，其他人可以做历史性的研究，不能象过去那样搞“一元化”，大家都用一种思想方式去想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我想这是一种好的趋向，表明中国哲学学科在走向成熟。注意了这些问题，假以时日，中国哲学的个性化、中国传统思想的个性化，就会逐渐显现出来。这样，中西方哲学的交流也才会有真实的内容。我就谈到这儿。

姜广辉：上面几位先生讲的非常有启发。虽然讲的不一样，但还是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个会议的题目出的很好，开的也很及时。我想接着大家的话讲。

首先，中国哲学要适应时代需要。那么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时代需要什么？我想先把我们现在的时代背景分析一下。

近几十年来，宇宙科学、核物理学、生命基因科学的发展，已使科学开始扮演“上帝”的角色，因为科学已经具备了毁灭世界的技术和能力，也正在具备着复制物种和创造新物种的能力。以前在牛顿、达尔文、哈维等人的时代，哲学家理解一般的科学理论并不困难，包括恩格斯对他之前的一些科学所作的哲学总结，都很好。但20世纪以后，自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以来，一些深邃的科学理论只能为少数科学精英所理解，而技术的发展更转向特殊的实验性，不是一般人可以重复实验的，这时，泛泛的哲学思辨式的讨论已无多少意义，如果我们哪位哲学家去讲现代科学问题，一定不会有人听，因为你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因此，近几十年来，关于宇宙和生命本质的解答，留给了自然科学家们，自然科学家们往往会在谈论科学时讨论哲学问题，而现代的职业哲学家们，已经慢慢退出有关科学问题的概括和讨论，现代哲学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解构主义或其他什么哲学已不再对科学问题作理论概括，而是更多地着眼于人文学问题、价值观问题或知识论、方法论问题等等。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第二，从最近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来看，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分裂。这个大分裂先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有概括，后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有概括，就是由于工业化的产生，社会分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然后是冷战。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提出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整个世界开始趋向于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小的文明体系在不断消亡。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徐世璇研究员写了一本书《濒危语言研究》，他说据语言学家们的估计，目前世界上约有6000种语言，但预计在最近的一百年内，可能绝大多数的语言会消失，也就是说平均一、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很多语言是没有文字的，一种语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文明的消失。今天小的文明在不断地消失，而大的文明体系则出现碰撞、冲突、震荡。所以，关于文明的本质、文明的特点这些问题，大概是今后一段时间还要深入讨论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时代背景。

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国家这十年的情况。这十年，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在哲学上处于一个衰歇时期，它不是大发展时期，而是一个衰歇和盘整的时期。二十年前曾经讨论过，哲学好像有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社会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哲学思想反而是最活跃、最发展的时期。那个时候对于社会何去何从会有许多的焦虑和思考，而社会繁荣发展时期，即所谓“盛世”时期，哲学思想反而衰落了，比如汉代的文景时期、唐代的贞观时期、清代的乾嘉时期等，哲学思想都衰落了。我觉得中国至少在十年前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大家回想80年代，大家对新的思想、新的理论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和兴趣，可是进入90年代，不管你什么新的思想，反响不大，学问进入一种实证的、务实的阶段。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当时是提“姓社姓资”不争论，其实好多问题都不争论了。政治权威说一句话就不争论了，这是一个表层的原因，但不是深层的原因。我想当社会真需要争论的时候，政治权威是挡不住的。

我们的哲学虽然处于衰歇期，但下一步可能是信仰的兴盛期。唐代佛教、道教非常兴盛，清代乾隆以后，民间出现了很多的秘密教派和会社。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以后，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台湾是一个例子。台湾经济腾飞以后，出现了许多的宗教，传统的佛教、道教、儒学、一贯道等，都有很多的信众。我想中国大陆大概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教派都在争取信众，我预计基督教可能会先期取得成功。基督教有很强的传教意识，而传统的佛教、道教多抱持一种什么观点呢，就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除非你去找他他才会教你。所以我想这也会是一种趋势。

在上述种种情况下，哲学工作者也并不是无事可做。我们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一个新的理解和诠释。过去我们看待传统和现实有很大的张力，认为不彻底摒弃传统，现代化就不能发展。现在这种张力在慢慢消解，反而从传统里面去找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柱，去树立民族自信心。过去我们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把近现代革命传统和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对立起来。我觉得应当将这两个传统的张力逐步有意识地消解，好的传统都应该继承。我想这可能是诠释的一个向度。

中国内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将哲学分为马哲、中哲、西哲三部分。我觉得，今后在中国，中国哲学发展的潜质可能更大。首先是儒学。我最近看到美国狄百瑞教授有一本书，他把儒学称为“儒学自由主义”，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称为“准立宪主义”。乍听起来这些名词我们很难接受，但他做了一些解释。他说，在西方关于这些名词也有不同的定义。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缺少一个中产阶级，一直是一党专政，你要想搞西方式的“两党制”那样一种民主在中国不太可能。所以，他出了个主意，他说儒家传统中，孟子的“民贵君轻”，朱熹、王阳明的“书院”、“乡约”思想可以用来作为民主自治的一个文化资源，他叫做“儒学自由主义”。另外就是学校，《明夷待访录》提出一套方案来，说你就是国君，你也要定期到学校去听大学校长的教诲。他认为可以把学校作为扩大民主议政的一个实验基地。当初70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狄百瑞教授发表声明，说这不是儒学最后的结局，儒学不会就此被批倒了。90年代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论，他也认为儒学不能为新权威主义作论证。他希望从儒学传统里面生长、发展出一个中国式的民主出来。我想他的这个思路也许是一个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向度。

在中国的一般大学里，哲学系设中国哲学史学科，历史系设中国思想史学科。两者界限经常混淆。我现在试着给它做一个区分。陆九渊说过两句话：“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我觉得中国哲学史好像偏重于“六经注我”，中国思想史偏重于“我注六经”。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是相辅为用的。讲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大家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还想做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理念往往是挂帅的，但是他在解释具体的名词、概念、范畴的时候，他不能够做到纯粹地“六经注我”，他还是要考虑“我注六经”。反过来，思想史研究也是这样。讲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大家不满足于做一个思想史专家，还想做一个历史学家。他虽然是解释历史，但不能说搞思想史的人纯粹地“我注六经”，一点主体的意识、主体的理念都没有。这两种方法相互渗透，相辅为用。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具体谈一下我们这八十年的中国哲学史，也包括中国思想史，它的研究现状和今后的目标。我最近也和大家一样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刚写了一篇文章《新思想史：整合经学和子学》，我给了王中江先生（他今天因事没来）新办的一个刊物《新哲学》。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是我那篇文章一个最主要的意思：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我们应该丢掉亦步亦趋学习西方的思想方式，写出透着中国精神的思想史和哲学史。我这个意思是说，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实际的历史”和“写出来的历史”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写出来的历史，无论是中国思想史还是中国哲学史，它的模式基本是随着西方思潮转的，是随着西方话语体系转的。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实际历史中，儒家经典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古代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过去简单地把经学说成是“封建教条”，我觉得这个观念应该扭过来。这方面，台湾徐复观先生觉悟的比较早，他说，以往的经学“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所以，今后的经学研究应该注意经学思想史的研究。过去张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话我们经常引用。我套用他的话，我说应该“为哲学寻根，为经学还魂，为民族求复兴，为人类求太平。”中国学者要学会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一直在学习西方，学了八十年了，话语体系学没学会呢？我想可能还没完全学会。但我们应该学会了。这方面宋代理学家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们开始学习佛老，学了几十年以后，返求六经，创造出一整套融汇释老的儒家理学体系来。我们今天的哲学工作者应该立下这么一个志向，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最近写了好几篇文章，呼吁“开创新轴心时代”，呼吁“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展望今后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趋势，关于中国传统经典与诠释的研究有可能会成为“显学”。我主编的刊物《中国哲学》，也把“经学今诠”当作旗帜，已经出了三编，第四编也很快会出版。余敦康教授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过去顾颉刚先生编《古史辨》，十五年出了七卷九册，在学术界影响极大。他建议我把《经学今诠》系列地编下去，产生一个规模效应。这个建议对我很有启发。我想这可能是促进我们经学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生长点。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未必恰当，提出来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相关连接：“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方法和向度”学术座谈会现场录音实录（一）（发言人：葛兆光 陈明 彭永捷）

“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方法和向度学术座谈会”1月4日在京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