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段正元（1864──1940），原名段德新，号正元，四川威远县望集乡堰沟坝（现镇西红林村）人。因传播、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成名，人称段夫子。段正元幼年师从家学，读《论语》等儒学典籍。曾从事农工贸等劳动，多能鄙事，深知民间疾苦。于十五岁时，师从龙元祖入峨嵋山、青城山修习儒道之学，深得先天后天、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体用合一之儒学真传，从而明心见性。学成下山后，时逢“全盘西化”、否定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段正元力挽狂澜，匡扶中国文化道统，复兴孔子儒学。于民国元年在成都创办人伦道德研究会，每周公开讲解四书五经，所讲内容皆由性分中发出，有问必答，百讲不穷。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宏扬孔子之道，段正元携弟子二上京华，历尽艰辛于民国五年在北京创办了“道德学社”。随后，段正元讲学于大江南北，南京、杭州、上海、武汉、徐州、保定、随县、张家口、太原、孝义、奉天、天津等地纷纷成立了道德学社。各地所办学社不花公家一文钱，不占国家一锥地，不受国家一名位，不向社会劝募分文，纯是弟子自由助捐，保持了民间性和独立性。“道德学社”的宗旨是：“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道德学社”以传播、复兴优秀的中国文化为己任，形成了相当影响。
段正元一生讲学不止，出版线装书、讲义等单行本三百余种。主要有：《大成礼拜杂志》、《圣道发凡》、《上帝大中》、《外王刍谈录》、《道德学志》、《大同元音》、《道德浅言》、《三我》、《乐教》、《道德和平》、《政治大同》、《大同贞谛》、《大同正路》、《克己复礼》、《敏求知己》、《天下归仁》、《居易俟命》等等。
段正元认为，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人类应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应相亲相爱相扶持而成大同世界。美、德、日等国学者慕名来访或拜门者不乏其人。德籍弟子卫礼贤（Rie
harb Wihelnn），曾将《大学心传》、《万教丹经》带回德国，译成德文，撰文介绍段夫子的思想。[1]
卫礼贤同时翻译了《周易》等其它中国经典，使儒学及中国文化在德国形成了一定的传播。
段正元于1940年1月在北京逝世，安葬于海淀善缘桥陵园，文革中龟碑、
华表等俱毁。段正元逝世后，其弟子整理其遗著，汇编成《师道全书》60册，出版了线装本，十年浩劫，多成灰烬。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尚存有部分遗著。1991年香港启明书局再版了《师道全书》。段正元的贡献，使他成为现代以来有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文献是一笔重要而丰富的文化遗产。
由于现代人类文化面临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均极待解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已日益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学界业已开始对段正元的思想进行研究。由于段正元的论著在国内版本稀缺，很难适应研究需要。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作为研究资料，笔者辑录了段正元有关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论述，编辑成这本《段正元语要》。有关段正元的其它论著，也将假以时日，陆续面世。
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的经历，可用两个字进行概括--西化。虽然不能以数理统计的方法对西化的程度进行量化，但“全盘西化”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理路，是确定不疑的。历史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受到的摧残是空前的，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彻底失落了主体性传统。历史虽然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看到，就大陆而言，作为一般国民的文化素质，提起中国传统文化，动厄会以“封建”、“腐朽”、“落后”加以拒斥。即使在学界，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只是故纸堆中的研究对象，只能作为学者的论文资料，不但不能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运用，甚至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竟然读不懂《论语》和《道德经》。绝大多数学者，也并不以儒者的情怀为崇高，失落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价值取向。应当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距离现代人们的实际生活，已经十分遥远，中国的现代文化，已经失去了自身的传统。经过一个世纪有余的文化激荡之后，中国现代文化的现状表明，中国文化既没有被“全盘西化”，又失落了自身的文化传统，陷入了非中非西的文化境地，形成了文化的异化。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作为儒家学者，其人生价值，是把自己的学问躬行实践。我们看到，现代以来，坚守儒学及传统文化的学者，为此作出了相当努力。“新儒学”与“全盘西化”进行了学理对抗，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由于“新儒学”的思想理路陷于宋儒的历史误区，而且其与西方哲学相攀援的思想方法，使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理路受到了异化，甚至令人费解（例如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梁漱溟先生虽然一度把儒学实践放到民间教育，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却因受制于社会政治而举步维艰。因此，儒学学理与躬行实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能否复兴和怎样复兴的重要问题。
诚然，中国现代史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退出历史舞台有其逻辑必然性，然而，当推定这个逻辑必然性时，不同的思想家却有其不同的思想逻辑。“新文化精英”和他们的继承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反“科学”、反“民主”，是封建的糟粕文化，因此应彻底否定。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应当进行正本清源。我们看到，自“新儒学”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能够一以贯之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者，可谓凤毛麟角。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还有许多有待开拓的领域。与“新儒学”的思想理路和学院生活之不同，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段正元夫子，以其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路和理论建构，以自己开创的实践方式，在民间传播儒学，为推动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全盘西化”的现代历史进路中，段正元夫子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学理实践，不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了与“全盘西化”的巨大反差，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也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为走出“全盘西化”的历史误区，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思想参照系。毫无疑问，段正元的思想，对于当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参照段正元的儒学思想进行理论反思，将使我们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从而更加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为复兴中国文化寻求正确的方向。
段正元的思想有如下基本特点。
（一）、中国文化是“道德文化”。“道德文化”与“道统”、“中道”和“师道”统一。
段正元认为，中国文化是道德文化。但自孔子和孟子以后，道统失落。他说：“中国有一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要继承这个正统的道德思想，并发扬光大。”（《政治大同》）“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政治大同》）因此，段正元以承续道统为己任，批评汉宋诸儒之误，复兴以孔孟为主体的先秦儒学，他说：“中国文化即在‘中道’”，“汤、伊、文、周、孔、孟，或见或闻，皆执中之实学，用中之实事，皆有师承授受。故中道之文化，即‘师道’之文化，得中道之大圣人，即文化之代表。”（《政治大同》）可见，“道德文化”与“道统”、“中道”和“师道”的统一，是段正元儒学思想的基本架构。
（二）、儒道统一的思想。
段正元认为先秦儒学和道学是统一的，儒道之学的核心内容是“穷理尽性，以至於命”，从而把体用之学一以贯之于儒学和道学。显然，对中国思想史而言，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于重新认识“轴心时期”的学术理路和文化建构、重新理解孔子和老子的思想，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要意义。最近以来，随着对新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表明春秋的儒道之学并不是汉儒所谓的“儒道相绌”，从而证明段正元儒道统一思想的正确性。段正元认为，儒道之学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穷理尽性，以至於命”，“以至於命”也就是当代所谓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
（三）、万教归儒的思想。
段正元认为儒学“任何修齐治平之经纶体用皆在其中，即任何教义莫不贯通，”（《人道贞义》）“《大学》一书，万教纲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实行实德，圣圣相传心法。”（《政治大同》）所以，就文化的教化作用，儒学思想形式是教化的主体，其它文化和宗教由于自身存在问题，不能发挥教化的根本作用。只有以儒学进行的教化，才能够解决其它教化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应万教归儒。
（四）、只有中国文化才能使世界走向大同。
段正元认为，“孔子之道一日不实行则天下一日不得太平，”（《已卯法语》）“中华治国平天下至善之道在亲民。亲民，民之本也。本立而道生，生出内圣外王治世，自然国泰民安。”（《政治大同》）段正元认为孔子之道是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根本，只有实行孔子之道，才能使天下大同。
段正元基本上是以上述思想纲领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显然，无论是面对人类文化日趋多元化，还是就中国文化西化不止的现状，就解决所存在的问题而言，作为方法论，“万教归儒”的思想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思想史表明，历史上曾有“独尊儒术”之论，但儒学虽然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但没有必要“独尊”，而且自佛教东传，儒道释始终作为“教化”的形式而三教鼎立。自西学东渐，西方宗教在中国日趋兴盛，道释二教日渐衰落，而儒教则自五四之后，被根本否定。时至今日，作为“教化”之道，西教盛兴而国民素质却每况愈下，这不能不对问题的基本原因进行反思。显然，段正元“万教归儒”的思想建构，其对儒学教化基本意义和其它宗教存在问题所作的精辟阐述，对于为什么要复兴及怎样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段正元认为，宗教虽然有其教化作用，但究其本质，却是迷信。“教者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大道不明不行，不得已而为之也。三教虽由一本发出，而行教实各有分别。教甚易讲，盖讲教都是迷信，所谓窝起舌头说话，只讲半面，遇着时机，秉着天命，各说各的，不管其他方面通与不通。如耶稣云，除我以外，别无上帝。要阐起教，使人迷信，故不得不然。儒、释、道在教一方面讲，各有至理。但遇通人讲道，则无教不可破。道是讲来四面玲珑，可言说的非道，不可言说亦非道。可思议的非道，不可思议的亦非道。惟孔子所讲是道，切实能行，故儒为席上珍”。（《道德和平》）[2]可见，“因时制宜，因材施教”是宗教教化的特点，
盖因道之不明，“不得已而为之也”。所以，讲宗教者都是迷信，是“窝起舌头说话”，是以迷信达到教化之目的，这是宗教设教的基本特点。本真的教化应该是以“道”而不是用“宗教”，“教与道之区别，教犹植物之花，道犹植物之本。花由本生，教由道发。花不能离本而生，教不能离道而存。花不能与本比好丑，教不能与道较高下。道本千变万化，圆通无碍。打破说来，令人骇闻。太上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性为刍狗。太上之道是源头，孔子之道在实行。孔子的话，无一句不可行，至平至常，至神至妙。佛家大周天界，细入微尘，以儒家之眼光观之，还在气数之内。学佛者多谓儒家不及其高超，其实误甚。”（《道德和平》）[
3]道为教之本，本立而教化，就中国文化之道而论，“太上之道是源头，孔子之道在实行”，孔子之道是以道进行的人文教化，“儒家实行人道，实行三纲五伦八德，并不离开红尘气数，而解脱红尘气数，即在其中。有父母则孝顺，有妻子则善教，有朋友则信，有国则治，有天下则平，于君子则道以德，齐以礼。于小人则道以政，齐以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任他红尘气数，有千罗万网，都能解脱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道德和平》）[4]段正元万教归儒的思想表明，其对宗教的教化作用是持批判的意见，其批评基督教迷信，批评佛教不足，肯定儒学在日用伦常人文实践中即可达到教化之目的，认为实行人文教化是儒学教化的根本特点。可见，段正元对宗教的批评能使我们正确理解宗教教化与迷信的相关性。显然，段正元对宗教的批评，揭露了宗教的本质性是迷信，从而突出了儒学的人文性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决定了儒学理论与实践的人文性质，决定了儒学与宗教迷信的本质性不同。
儒学何以能教化，何以能“万教归儒”，这决定于儒学的本体，即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本体论及由此推定的哲学思想体系。段正元说：“水必有源，而后混混不绝。木必有本，而后欣欣向荣。物性且然，况於人类。中国保有地大物博之广土，坚忍耐劳之众民，广大高明之文化，原非一朝一夕，凭空卷地而来。实远自四前年前，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孔、孟，诸大圣人，或创制於朝，或仪型於野，浸推浸长，以致有今日之盛大。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孔、孟，诸大圣人，乃中国文化之本根，民族之宗祖。犹如木本水源，欲水木之绵长，不得不培植本源，以畅其生发。欲民族之兴起，不得不表彰先圣，以树之风声。”（《政治大同》）“中国文化即在‘中道’二字，其意义极深。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尧传舜‘允执其中’，舜传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汤、伊、文、周、孔、孟，或见或闻，皆执中之实学，用中之实事，皆有师承授受。故中道之文化，即‘师道’之文化。得中道之大圣人，即文化之代表。世界学者，欲求中国文化之真相，必能尊师重道，得此大圣人执中之心法，实践《大学》修身而后可。欲求中国文化普及于世界，必得此大圣人为世界之师，以其《大学》修身之教，为世界教育之精魂而后可。”（《政治大同》）“大学之道，先天和后天之学俱全，真万教之纲领，而为吾儒性命之书也。”（《阴阳正宗略引》）关于“中道”，历代学者虽有阐述，却多有歧解。在段正元看来，“中道”、“师道”与“道统”具有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作为实践性，“中道”即“执中心法”，“执中心法”需要“师道”而明而行，以“中道”大化流行，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能否实践“中道”，决定于能否以《大学》之道修身，因为《大学》之道“先天和后天之学俱全”，为万教纲领。上述表明，“中道”是“道统”的根本，而“中道”的实践性有赖于“师道”，而“师道”的主体，是《大学》之道。“师道”以其《大学》修身之教作为世界教育之精魂，可使中国文化普及于世界。
由此表明，在段正元的儒学思想中，就儒学的实践性而言，“师道”是根本。应当认为，“师道”对当代的文化建构具有启发意义。就现代文化的演进而言，作为主导性，毫无疑问应归结为理性，而能够正确把握理性者，自然属于那些由修学成为“内圣”的学者，即拥有“师道”资质的学者。但是，由于当代文化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所谓自由和民主成为时代的主导意识，不但使文化呈现为多元性，而人的行为方式也以自由为最高价值取向。人能否以自由民主无限制的发展自身，这是人类文化进路中的一个二难问题。显然，作为文化本体，行之以“中道”的“师道”，是对自由和民主的自为限定。然而，就人的时空限定的自然属性在本体上必然限定自由和民主而论，“师道”的“中道”在本体上是对自由和民主的超越，因为任何自由和民主只是主体，而主体必须与本体统一，显然，这决定了自由和民主的时空限定性，使之自由和民主必须服从道德理性。把握并超越时空限定性使之与道德理性统一从而能被天下效法者，显然属于那些具有“师道”资质者。所以，段正元的“师道”之论，对人类社会的理性进路，具有相当的启迪。例如，黑格尔感叹哲学的没落，是因为那些本来就处于极少数的、最适合研究哲学的优秀人才没有从事哲学，而从事哲学的只是一些末流人物。以黑格尔的观点反思中国的现代教育，可以发问，中国当代师范类院校录取的学生，能否承载“师道”？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难能培养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一流学者？令人心忧。
由上可知，“师道”决定了“儒”者的社会地位，“儒者人之所需也，故曰儒为席上珍，人人可贵，人人可行。《论语》曰：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乃君子儒之分量，任何修齐治平之经纶体用皆在其中，即任何教义莫不贯通，无奈孟子以后世无真儒。世俗文章之士，名曰读书、稽古，实则流为迂酸腐败，内无智仁勇三达德之圣功，故不能发为修齐治平之王道。”（《人道贞义》）[5]
段正元在这里一方面指出了儒学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了“师道”不行的问题，“孟子以后世无真儒”，是造成中国文化失落的根本原因。因此，能否在现代文化氛围和教育体制中培养出“师道”真儒，是值得反思的重要问题。这在问题的基本性上将决定中国文化能够复兴、怎样复兴的实践性问题。
由“万教归儒”的思想理路所决定，“万教归儒”必然包括对其它宗教形式的反思批判。段正元批评基督教说：“耶稣祷告上帝，已知犹大害己，而终不能免，可见上帝不能挽回气数。耶稣更不能挽回气数。上帝于耶稣，且不能救，更何能赦众人之罪。为赦罪之说者，真是愚不不可及。”（《道语常经》）[6]
“若耶稣之死，真是替人受罪，则气数之恶，应当消除。凡信仰耶稣之地，应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乃何以信奉耶稣为国教的地方，天灾人祸，反特别之多。其新旧信徒，且互相残杀数百年。近年欧洲大战，杀人之多，损失财产之多，尤为亘古所仅见。其中大有缘故。盖耶稣所行的是教，并非全体大用的道，其流血牺牲，乃是以身殉教，并非以身殉道。道是包罗万汇，圆通无碍的。耶稣只知有己之教，一意孤行，狭隘偏激，既不广大，尤失中和。”（《道语常经》）[7]“耶稣只许行自己一人的教，不许行其他一切教，能成则惟我独尊，所以此派要打倒一切不合作的分子，铲除一切不愿留的事物。达到目的，则人由他杀，达不到目的，则他由人杀。”（《道语常经》）[8]可见，段正元对基督教的批评表明了宗教理论和社会实践的相悖性，进而证明了儒学的优越性，这对于那些企图以基督教作为现代国教、企图以基督教救国的人（所谓“基督教救国论”者）而言，无疑是警世之论。从学理上论之，“基督教救国论”无法绕过段正元的上述批评。实质上，“基督教救国论”属于“全盘西化”弄潮中的产物。
为此，段正元追根溯源，批评了“全盘西化”的理论思潮，并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论证了道之不行的基本原因。他说：“今有一部分学者，在极力鼓吹物质文明之科学，而破坏痛绝中国固有道德文化惟恐不尽。以为中国文学积虚假之弊，不如西人科学之真实。中国道德，患顽固之病，不如破坏开放之有益。是殆只知前清科举时之文学，伪儒假借之道德，而未窥透圣贤载道之经文，君子躬行之实德也。”（《政治大同》）关于“伪儒”，段正元批评说：“道德非空谈理想之乌托邦，乃躬行实践之当然。智能非浮光掠影之虚词，乃切磋琢磨所循致，正所谓实践伦理，实践科学也。汉儒训诂，有其名而无其实。宋儒理学，得其似而乱其真。至于科举文章，则更愈离而愈远，道德遂成迂阔无用之代名词。”（《政治大同》）“历来圣贤学问与事业，无一不是行有余力，然后发为文章，垂为典则，并非徒托空言。自汉儒训诂，所学非所用。宋儒理学，所言非所行。儒术空疏遂为世人所诟病。降至科举制兴，文章取士，只要文章说得有理，不问品行才干如何，旧有道德之实德实行，扫地以尽。此贪官污吏之所由来，土豪劣绅之所从出也。岂知真道德，是言顺行，行顾言，敏于事而慎于言。”（《政治大同》）可见，段正元对后儒的批评即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批判，这些思想无论对于社会廉政还是对于现代文化教育体制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段正元的儒学思想及社会实践表明，由于其把躬行实践作为儒学的价值承诺，与社会实践的统一，使其儒学思想实践必然走向民间性，而不是做学院派的纸上文章。我们看到，由儒学的思想理路所决定，孔子的儒学实践始终保持了民间性和独立性，民间性和独立性使其不羁于社会政治而保持了思想的纯洁性。显然，儒学的躬行实践决定了梁漱溟先生最终脱离政界在山东邹平创立民办教育，并在晚年创办民间性质的中国文化书院，亲自主持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使中国文化书院成为海内外有相当影响的学术机构。这些成熟的经验表明，把儒学作为民办教育的内容之一，大力举办现代化的民间大学，是复兴儒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因此，研究段正元的儒学思想，目的并不是要恢复道德学社，时代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的形式宏扬儒学。笔者认为，研究段正元儒学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由于其以道德学社进行民间性的社会实践，使之在当时影响了社会很大一个阶层的道德文化素质，这种教育形式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本质才是今天应加以认真研究的儒学主体性问题。由此反思当代的道德危机，重塑国人的道德形象和文化传统，使中华民族重新以中国文化为根本，再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业绩。
段正元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其躬行实践，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了历史借鉴。应当指出，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存在的政治架构和经济基础都与历史存在着极大差异，在中国反传统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全面失落。尤其是在商品经济面前，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与文化价值取向都呈现了群体失落，显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复兴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复兴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表面上的“尊孔读经”，而是以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承继，并发扬光大。建构中国的哲学思想体系和科学方法论，中和贯通人类所有的优秀文化，使人类文化达到大同，是复兴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段正元思想研究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学术课题，由于其儒学思想理论独具特色，与汉宋后儒及现代“新儒学”的思想理路有着根本不同，因此，对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言，其所具有的独到视野，使之在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具有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段正元思想的研究，则刚刚开始，因此，不但需要学界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且需要社会各界给以多方面的大力支持。显然，段正元著作的整理出版，是段正元思想研究课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的编辑出版，虽然是从段正元原著中辑选出来的思想精华，因此名为《语要》，但限于笔者的学力，难免挂一漏万。段正元原著版本为民国时期的竖排无标点本，为方便阅读，《语要》改为横排本，进行了分类目录，重新断句标点，补正了原版中的漏字错字。为了使读者了解段正元夫子的儒学思想和实践，书后附录了当时作为单行本出版的《道德学社访问记》，并附录了段正元著作目录。由于工作量较大，本书肯定还存在某些问题，请读者不吝指出，以便再版修订。
鞠 曦
2003年3月20日
于长白山恒道斋
注 释
[1][德]卫礼贤著：《中国心灵》。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7月第1版。
目 录
编者前言
第一章 论道
一、天道与人道
二、中道
三、黄中道理
四、道统
五、弟子问道录
第二章 论儒学
一、大学
二、中庸
三、论语
四、后儒之误
第三章 修齐治平
一、修身
二、齐家
三、治国平天下
第四章 穷理尽性以至於命
一、穷理尽性
二、以至於命
第五章 中国文化与世界大同
一、中国文化
二、儒、释、道三教
三、世界大同
第六章 行道
附录一 道德学社访问记
附录二 段正元著述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