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平
在北大读博期间，甚为“方法”问题苦恼，一度不知如何下笔。有次和一同学聊起此事，他是搞西哲的，刚刚从哈佛做访问学者归来，对欧美哲学比较熟悉。他提到不妨看看列文森的书，说了句：“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话。当时，我没有找到中文版的译作，便从他那里借到英文版的。由于忙着写博士论文，只是随手翻得看了看，没有感受到他说那话的含意。
2000年的秋季，毕业后一身轻松的我，再次步入风之松书店时，看到了列文森的书已经有译作。书名是《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
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里面有郑家栋教授的《代译序》。我认认真真的读了此书。阅毕，竟然产生今生如能早点认识此人就好了的念头以及为其英年早逝的喟然长叹。
好多从事哲学教学、研究的人并不聪明，我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我自大学哲学系毕业以来将近用20年的光阴从事哲学教学研究后得出的刻骨铭心的结论。古希腊的“pholosophia”追求智慧，到我等之辈已经演绎成为为糊口谋生的基本生存本能。至于大禹的：“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也飘落为望洋兴叹了。那点闪现人性灵光的智慧，早已在食的追逐、色的恝置、性的喧豗、名的谑浪、利的啙窳、情的谩诞中化作缕缕青烟，不知何时何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也许剩下来的只有“照着讲”的工具本事了。用一头浆糊来比喻现时状况的我一点也不夸张。
可是，joseph R.Levenson (1920—1969)确实是有智慧的。
郑家栋在《代译序》中说：“《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视野广阔，慧思独运，在揭示儒家文化内在特制方面着力甚深，但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一个“传统”与“近代（现代）之间的问题。”郑先生的褒扬旨在肯定列文森卓越的智慧。
列文森是这样剖判明代官僚的：
占据高位的官僚们－－统治阶级中的佼佼者－－从来不是某种专家。学者的那种与为官的职责毫不相干、但却能帮他取得官位的纯文学修养，被认为是官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它所要求的不是官员的行政效率，而是这种效率的文化点缀。
当官职被用来象征高的文化、知识和文明的终极价值时，做官就明显地要优越于其它社会角色，其他任何一种成就（如商业的、军事的、技术的或其他成就），只要被认为是靠某种专业知识而获得的，其荣誉就不能与获得官职的荣誉相比。
他们是全整意义上的“业余爱好者”，和人文文化的娴雅的继承者。他们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能参政，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则有一种“非职业”的偏见，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统治。
好像用“官本位”界定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是许多学者熟谙的。可是，我的确是第一次从列文森这里得到有关职业与学问、官员与职责的现代连贯概念的。
当我们至今还被束缚在“唯物主义立场”、跋涉在
“客观辩证法”的思维泥沼不能被放逐出来时，忽然看到也有人能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来客观分析历史。列文森用放火队、消防队形象地比喻了近代西方在中国干的种种坏事：
据说古代罗马执政之一的凯撒拥有一个私人放火队和一个私人消防队，他在如何使这两方面很明智地相互配合问题上费尽了心机。在一定的程度上，过去一百年间，西方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重演着凯撒的故技。只有当中国政府忙于救火时，西方国家的物质似乎才有完全保障，而这种国内造反之火至少一部分是由西方鼓动起来的。因为在这样一种危险的形势下，无论中国统治者是多么地希望拒绝西方国家的权益要求，但为了获得西方的援助从而挽救他们的国内统治，他们不适不得不进一步的确认，对于双方来说，这一套保护体系的正常运转需要一个条件：中国政府在它的国内对手不能变得如此无能，以至于它所要求得到的援助超过了西方的承担能力，或者过度地使西方国家受到拖累。前者不会花费比他的赌金所得赢利更多的钱，而后者也不会支持超出他负担之外的任何费用。
或许我过去看到的对西方列强的谴责材料太多的是情绪上的，过度渲染了社会政治革命的情感色彩，总有置身其中的煎熬。而今看到有如此超然冷静的“隔岸观火”模式，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直到现在为止，我等上课满嘴都是新型的具有西方现代化意蕴的语言、词汇。偶尔拉扯出来的中国古贤圣哲的格言名句，也得大费口舌、心机隐讳的予以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如此彻底的思想观念的改造，成为现代中国颇为自豪壮观的一道风景。可是，当列文森道破了谜底时，我已经不是倒吸一口冷气，而是浑身战栗。
中国和欧洲汇合的结果在本质上对双方都是相同的，因为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欧洲和中国一样都接受了对方的一些思想观念。语言的含义就不可抗拒地表明：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
在20世纪之前西方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以及历史上中国和日本对西方的影响的所有事列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共同特征：这些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而不适社会上的。观念融合的结果，新的思想环境的混乱程度，似乎并不取决于脱离实际的抽象思想的性质，而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们生活于中的社会连同他们自己接受的外国影响。只要一个社会在根本上没有被另一个社会所改变，那么，外国思想就会作为附加的词汇，在国内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一个社会的语言变化，从客观方面看，它是在外国全面入侵，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思想渗透的背景下做出的新的选择；从主观方面看，它是在日益增长的思想紧张的背景下做出的新的选择，这是一种迫使外国思想本土化和本土思想理性化的强大力量的努力所造成的紧张，一种在普遍的理性要求和特殊的理性要求之间永远存在着的背离所造成的紧张。
这种比喻性的描述、分析应该是非常有良知、良心的。我木然地发呆，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替我等苟且解脱大概是阿Q式的。也许灵魂深处更多的是受到寄生虫生存方式的咬噬？也许是面对上司的训斥、官员的检察、密探的寻踪，苟全性命的欲求隐没了智慧的灵光？回首检思历史上“作为君主牵制贵族之工具的官僚，作为君主牵制官僚之工具的贵族”，竟然蓦的想起亚历士多德老头子的：“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
说是列文森的诠释模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平心静气地说，我赞同杜维明的评价：“《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从中解读出列文森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特色。相反，他对传统的中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追赶着现代西方的现代化，有着淡淡的揶揄，隐隐的担心。是的，无论如何我们五十年来“只不过是在为孔子唱葬歌，将他送入历史的坟墓而已。”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