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平

柳存仁先生的大名，是在北大时知道的。1998年他应汤一介先生的邀请，来北大参加“第二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我是在幽静的农园（中国文化书院）见到柳先生的。柳先生身材矮小廋俏，虽说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可是，气色不错，行动也不算迟缓，他特别不愿意年轻学生去搀扶他。据他自己讲，动行坐卧学思念想，无时无刻不是练功的机会，就看自己如何把握了。他一直都保持练功状态，故而身体保养的很好。和柳先生谈话，发现他特幽默，好开玩笑。他说自己到现在还老不死，老不糊涂，还坐飞机满世界跑不怕掉下来，得福于道家仙术。所谓老之将死，其言也衷。

后来找到柳存仁的《道家与道术——和风堂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出版）阅读毕了，竟然感慨人老到没有老糊涂的地步，实在不啻是上天的偏爱。要是老到更加聪慧睿智，以至于有点狡黠、鬼滑头的地步，就属上天的格外造化了。

在1999年6月写于南溟的堪培拉的该书《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没有资格研究kamigakari,虽然知道‘石不能言，或冯（凭）焉’是我们的《左传》里师况早就讲过的话。但是我不能否认刘献廷‘卜筮祠祀为《易》、《礼》之原’的观察，并且承认他这话的重要。因为古老的历史告诉我们大传统的粱柱如果弄歪了会亡国；小传统失了均衡，也可以把世界弄得天翻地覆。一百年前的义和团，附体的神灵里不是就有《西游记》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么？”——p10.

就这么一段话，让我对老头从心底产生佩服。

关于“道”，仅我知道的解读就有二、三十之多，将人容易搅糊涂的是“道”在概念中互相兜圈子。看了柳先生的解读，才发现轻松的笔触，简洁的口吻，幽深的致思，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道是一种思想、见解、主张的原理，是理论。要是讲的完全是玄渺的、空虚的话，它就只可以说是道，没有什么术可言。因为术是方法，它是帮助把理论付之实施的具体的步骤。先秦以至秦、汉间各派的思想家都有理论，用我们今天的说法这些思想家都可以说是“有道之士”。他们的道和术，几乎是离不开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术几乎成了道的一部分。那个广义的道是一个有两方面的具体物(entity)，一底一面，具体的术都是可以实行的，连纵横家的书像《鬼谷子·抵巇》所描写的“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谋，皆由抵巇。抵巇隙为道术”的道术，都可以算是道术。汉初贾谊的《新书》有《道术篇》分析得很清楚，他说：“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施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最后的一句话，说的就是广义的道的意思。因为道是广义的，所以《庄子·天下篇》才说道术“无所不在”。天下打乱的时候，学者们“不幸不见天地之纯粹、”，所以又说“道术将为天下裂”。

狭义的道家，指的是先秦思想家里特别以一种独特的主张为他们的道术的人们，这种道术，不是一言能尽的。归在这名下的，他们就是我们常说的黄、老或老、庄这些人。黄帝是很悠远的古帝王，质实地说他的实际也许很像初民社会里部落的大酋长，所以记载上或实际上我们现在还见得到的实物，例如近年才发现的《黄帝四经》这一类残存的材料，我们多数人都想它们恐怕是战国时期所谓“晚出”的材料。对老、庄的看法，我们当然可以说得略为质实一点，即使对他们或他们的书还可以有争论，在理解上却觉得他们的思想总比较有系统些，好像也比较跟我们接近一点。其实，关于他们的记录，也是很不周全的。《庄子·天下篇》议论关尹、老聃、和后世汉代人的说法比较，它没有能议论到老子的全面。《荀子·天论》里对老子只有一句话，自然更不周全了。P1-2.

大家的高明就是如此。由此我相信，讲中国哲学完全可以用“述”的方式，难怪孔子“述而不作”呢。几十年来学着西方圣哲们的架势在那里玩概念套逻辑的学人们，钻进套子里出不来的，不是多如牛毛么。谁都知道他们在那里自话自说着什么，可是像我等慧浅智低之辈却怎么也搞不明白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

迄今为止，看到有关“礼”的解释，让我脑袋不犯晕，最清楚的，大概算柳先生的“述”了：

“三礼”是《仪礼》、《周礼》和《礼记》这三部书。把它们放在一块儿合称做“三礼”，是东汉末郑玄开始的。我们看《周礼》，虽然它也曾提到过吉、凶、宾、军、嘉这些礼仪的项目，也有婚、冠、宾、射、饗（飨）、燕这些节文，它这六官中央和地方的组织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创制性的极精致、极细密的政典，大概只能说是战国到秦汉间一部理想的书，在性质上更近于唐玄宗时讲职官的《唐六典》，却不同于《书仪》、《家礼》那样的礼书。孙怡让作《周礼正义》，不愿意正面推翻它说它不是周公的体国经野的大著作，也曾从侧面说它在周王城二百里之内就有三百七十所间学校，教育真是发达极了，这恐怕就是寓怀疑于赞美之意了。（看孙怡让《周礼正义·序》，《四部备要》本）但是他的确曾用了很大的气力，用礼经（《仪礼》）和《大小戴记》的材料去解说这“三礼”之间不是没有沟通关系的；这一点仍然值得我们寻思。《仪礼》十七篇照《汉书·艺文志》说它是鲁高堂生所传，原是“士礼”，后来汉宣帝时的后苍等说礼，就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其实我们把现存的《仪礼》检查一下，就知道它虽然有士这一个阶层所应守的冠、婚、丧、士相见这些仪文，但是也有记天子、诸侯、卿大夫他们的制度。若讲文字，有了前人的考释，《仪礼》并不一定难读，却难于怎样能把它说的各种仪节、行为形象化（visualize）。古人也懂得这个观念，所以宋代早有《仪礼释宫》、《仪礼周》这类的著作。（李如圭是南宋绍熙间（约1194）人，和朱熹晚年同时。他有《仪礼集释》和《仪礼释宫》。因为他曾和朱熹商讨礼书，所以《仪礼释宫》曾误收入朱熹的集子内。这书清代又从《永乐大典》中钞出，收入《四库》。杨复是南宋理宗时人，《仪礼图》有绍定元年（1228）序，《四库》也收这书）现代人为它做研究，有了细心的考证，应该摄制电影，那么什么宫、室、堂、房、厢、夹、序……这些建筑，以及衣饰、器具，进退揖让，都可以明白。自然这样做法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和筹划。

 “三礼”之中，小戴《礼记》是一部应该细读的书，因为它实在可以引起我们真正介入古人的生活里面的兴趣。这因为它是一部讲礼意的书，不止告诉我们在那个封建的、宗法的社会里许多生活细节，还告诉我们这些细节背后的理由。什么是封建、宗法？我们说周代是封建国家，这是中国式的封建；最初国君派子弟或亲戚带了军队征服了一块地方，扩展了他的疆域，便把这块土地封给这个子侄或亲戚去管理。这块征服了的地盘就是一个受封的国，它也有国君，例如鲁国的周公的儿子伯禽，齐国的姜太公，他们这个“公”，就是这么来的。诸侯的下面有卿，有大夫，帮助他做事，他们在那个地方性的国家，也有自己的土地，这个更小型的国，就是卿、大夫的家，所以古书里家和国有相同的意义。他们的家也有城，也有护城河，有点像香港新界锦田的什么园那个样子。但是他们的城池规模上有一定的限制，违背了那个限制，就有要造反的嫌疑了。所以孔子帮助鲁定公治理鲁国，要“堕三都”，所争的就是要把违制的建筑或城堡去掉。这是封建的要义，一下讲宗法。封建国家的君一定要一代一代地去承袭，承袭也会有争端，所以最后就决定一定要传给娣子，就是国君家主的大太太生的儿子，妾媵生的不算；娣子之中又要长子，老二老三不算。这个娣长，在宗法制度里就是大宗，他叫做宗子，其他的都是小宗。姨太太生的儿子叫做庶子。《礼记·内则》说庶子“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室“。古代的房屋，进门有宾阶和阼阶，宾阶在西，是让客人走的，主任自己走东阶，就是阼阶。可是《郊特牲》说君主来了，主任却让他走阼阶。为什么呢？这是主人表示他的一切都是君主的，君主才是他的家真正的主人。大夫的家里有家臣，是他的仆从。但是家臣见大夫行礼并不叩头，因为叩头――古人叫做稽首――是最重大的礼，这个隆重的礼就要留给国君去享受；如果家臣向大夫叩了头，那么国君来了怎么办呢？这都是礼的考虑细微处。中国古代又最重丧礼，特别是孝服。今天虽然大家在这方面都不那么讲究了，丧服都由殡仪馆预备，也很少人穿三年打折扣，就是二十七个月的孝了，但是香港、新加坡有钱的人家在报上刊登讣文，还有“泣血稽颡”、“抆泪顿首”那一套；这也是宗法社会当时关系最大的一件事。因为有资格穿孝服的人，就是在“五服之内”，是会得到遗产，或家族的照顾，是有好处的。“五服之外”就是外人了！

什么是进得去出得来？什么是深入浅出？什么叫做言简意赅？如斯便是。

文集里有篇1996年十月十五日在香港浸会大学《潘重规先生学术讲座》讲辞，他最后一句话似乎轻描淡写，可是意思却非常深远：

我们要想多知道一点传统的事物，是想多知道一点我们自己。我们要想多知道一点过去，是想知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