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8日上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之邀，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在思想史研究室做了题为“过程哲学――世界哲学的未来走向”的演讲。

安乐哲教授的演讲是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的，他提出西方哲学近现代以来“过程哲学”的转向与中国哲学原本就有的“过程哲学”有很大的相通性，他指出，无论是怀特海还是尼采，他们的“过程哲学”的转向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完全成功的。

安乐哲教授认为，西方哲学的“过程哲学”转向始于17世纪的科学发展，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说，西方传统将对“上帝”的抽象作为唯一真实的理念，而达尔文的进化观则是对抽象的理念论的一种挑战，他把世界真实的图景诉诸于一种变化的过程。

谈到过程哲学，人们无疑会想到怀特海，安乐哲教授对怀特海所提出的“创造性”（creativity）范畴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古希腊传统以来，西方人所说的创造是无中生有的，创造更多地是归于“上帝”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creativity一词，则有一定的贬义。人的创造是一种僭越，如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巴比伦的通天塔及伊甸园中偷吃识别善恶树果实的人类的始祖。这种情况直至工业革命后方有所改变。

之所以提出“创造性”的问题，安乐哲教授认为，它是用来回答“意义（meaning）从哪里来”这个“唯一的哲学问题”的。过程哲学的转向，就是把意义归结于一种协同创造的增值过程（appreciation of co-creativity），是在相互协作关系中展现出来的过程。

安乐哲教授把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多数哲学思潮均归之于“过程哲学”，包括尼采、柏格森、实用主义、解释学、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实用主义乃至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尽管其各自的表述方式不同，但反对客观主义、基础主义、绝对主义与逻辑中心主义的目标则是一致的。

安乐哲教授认为，以怀特海为代表的西方的过程哲学转向是不彻底的，也是不成功的，始终无法摆脱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念论阴影。就这一点而言，是无法与从《周易》即开始强调“过程哲学”的中国哲学传统相比拟的。安乐哲教授列举了《论语》、《中庸》、《孟子》与《庄子》等中国早期文献中的资料进一步阐述了他所理解的中国哲学的“过程哲学”特色。安乐哲教授并以creativity翻译儒家哲学的核心范畴——“诚”，发人深思。

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张海晏、王中江与梁涛等先生就安乐哲教授演讲中所提到的问题展开了进一步讨论。最后，姜广辉研究员发言，他提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样式的哲学，反过来西方也没有中国这种样式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各自兴趣极不相同，至今为止，两者好象还是不曾相交的平行线。不能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会通看得很容易，这要假以时日。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史中，无论是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甚至兵家，本质上都是主张和平主义的。他还认为中国的“圣人”观念，也许比西方的“上帝”观念要好，“上帝”是既定的，不是可以由人去做的，但“圣人”是“参与过程”者，是可以由人来做的，当今世界问题如果由有“圣人”境界的人来处理，也许要好得多。例如美国的林肯、印度的圣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中国的周恩来等可以说是世界近代的圣人。现在我们也许应该多宣传“圣人”观，宣传“圣人”那种崇高的“民胞物与”的共生理念，除此并没有解决当今人类困境的更好办法。安乐哲教授回应说：“要解决好当今世界问题，那世界至少要出两个以上的圣人。但宣传圣人理念的事情应该由哲学家来做，哲学家不做，谁还会做？”最后姜广辉研究员代表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对安乐哲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